我有多久没见麦琪了，好像有很久，又好像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好多次我路过汾阳路三角地，路过普希金，都会想到她。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学习音乐，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人生会不会变得简单一点？好像这条路被人叫作“上海六十四条永不拓宽的街道之一”一样。即使是二十年后站在那里，我们也只能仰望它。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应该永不拓宽呢？
三月的一个早晨，我收到了五个未接电话，真是罕见。接通时，听见电话那头是个广东人，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认不认识麦琪。我问，她怎么了？他说，她在我们公司办理了网络贷款，紧急联络人填的是你，你知道这件事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没关系，你帮我们找找她吧。我才终于给麦琪拨了电话，她没接。第二天，我又收到了五个电话，说的是一样的话，所以，我又给麦琪打了电话。五天后，麦琪用语音回复我说：“对不起，我只背得出你的电话了。我要出国了，是真的，我要结婚了。对了，你还记得那首歌吗？《人在旅途》……”我瞬间把微信掐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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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安栗顺利回家工作，赶上了海归博士还吃香的年头，在高校开始了安静艰苦的“tenure-track”之旅。从外表看来，她好像就没出过国，或者，只是去了外地几年，那几年还不如留在上海赚钱，或嫁人，那样的话，现在孩子都能很大了。去英国读书这件事，在安栗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实际的光环，她既没有拿到身份，没有留在海外高就，也没有发财。好处是，也没人非找她代购。家族里的男性亲戚们从不会跟她谈论脱欧、足球、梅根和哈利王子的移民趣闻，或者哭着下台的梅姨，他们只会有意无意嘲讽她：“我们听人家说只要不在牛津剑桥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就说自己在英国读书，不然他们就会说，我在牛津或者剑桥读书哈哈哈。”舅舅们说这话的时候，仿佛跟安栗没多大关系，也不为了专门嘲讽她。他们就是要说一说，不说憋着就难受。他们既不知道安栗在做什么，也不真的想知道。她，就是一个女孩子，家里的一个女孩子，还是一个书呆子，静静地冒着傻气。平日里，安栗吃的、穿的、用的，都和四五年前没多大变化。上海房价的变化，远超过她的变化。就连母亲，在凝视她半晌之后，最多说一句：“你也有点见老哦，不过不仔细看也看不出。因为你老得也不算难看，像我。”
在现实世界，没有人知道，两年前她在莱比锡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遇到了伯乐。那位英国业界大牛看了她的研究很感兴趣，他特别喜欢中国，觉得中国人奇异，奇异又压抑。他手上刚好有一组书在编，要编很久。那个书系，后来收入了安栗的博士论文。书的封面做得漂亮，用了一张老人与天使的照片。这简直不可思议，极少有年轻学者有这样的待遇，这为安栗后来的求职营造了光环，她确实有所获得，从社交中，从研究方向里，甚至是从“亚洲”的符号里。同侪们并不那么看，他们觉得那些虽然都是她的好运，但安栗身为年轻女性的原罪也不遑多让，对猎取好运是有极大助益的。于是逐渐有传说，说安栗是研讨会花蝴蝶，人虽其貌不扬却很会跟大佬联络。也有人说，安栗英文并不好，却有人免费为她润稿，这是为什么呢？怎么会有这等好事呢？谁知道呢？还有人索性说：“她啊，早就被殖民了。”圈子很小，说这些话的人，安栗都认识，有的人一起吃过饭，有的人她陪游去参观过牛津剑桥，有的还跟她请教过投稿的问题。开始时，听到这些话，安栗是会难过的。时间久了，就习惯了。她觉得别人眼中的自己，好像要比真实的自己强大得多。尽管他们的表述，是在揶揄她“其实也没那么强”。她对自己说，同行和同性的敌意都是勋章，就好像电动游戏里的自己一样强悍、自信、藐视天地。
更多的批评来自豆瓣网，来自全球不到百人的阅读量中，她并不认识的同行。那些触目惊心的差评，就好像是命运的十字架，提醒她“好运”的背后标定着连环债务，还也还不清的。她唯有更努力，才能挽回一点点颜面。例如，每一年的发表、引用，同行只言片语的评价，研讨会的邀请。但无论如何，那些价值的总和依然超不过那本书。所以，令人悲伤的是，即使安栗一直在努力摆脱那本书，她的内心又是极需要那本书的。是那本书改变了她的命运，让她被人看到，被人批评，让她有了今时今日的生活。和她枯燥的日常生活相比，那本书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是她的理想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