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想告诉我什么？”他用严厉、粗鲁的声音说，“您想说什么？”
“这是您从我手里抢去的那封信，您认得它吗？”
“是的。”
“请拿去吧。”
他接过信拿到光线下。我留意地注视着他。几分钟后他快速翻到第四面，读了签名。我看到，血涌上了他的脑袋。
“这是什么？”他向我问道，惊异得呆住了。
“三年前，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了这封信。我猜，它是被忘在那儿的，就读了读，就——了解了一切。从那以后它就一直留在我身边，因为我不知该把它交给谁。我不能把它交给她。可交给您呢？但您不可能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而里面又是这一桩悲伤的故事……为什么您要假装——我不知道。这个，暂时而言，对我来说是晦暗不清的。我还不能清楚地洞悉您幽暗的灵魂。您想对她把持优先权，您也把持住了。但是为什么呢？为了战胜一个幻影，一个女病人紊乱失常的想象，向她证明她误入迷途，而您比她更无辜！您实现了您的目标，因为她的这种怀疑——是衰退下去的心智里呆板固定的想法，也许，是破碎的心对人间不公正判决的最后抱怨，而您与这判决是协同一致的。‘您爱上了我，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她说的，这就是她想要向您证明的。您的虚荣心，您急切的自私自利是残忍无情的。别了！解释就不必了！但是，您瞧，我完全认识您了，我看穿了您，请别忘了这一点！”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几乎不记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在门口我被奥弗罗夫、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的事务助理拦住了。
“我想和您谈谈。”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说。
我看着他，勉强明白他对我说的话。
“过后吧，对不起，我不舒服。”我终于回答，从他身边走过。
“那么，明天吧。”他说，躬身退去，脸上带着暧昧的微笑。
不过，可能是我感觉如此，这一切就像在我眼前倏忽闪过。
在磨难和爱中成长
赵桂莲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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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小组的活动，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入狱，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由此中断了持续仅仅两三年的文坛生活。这一年问世的《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就此成了其这一时期、即早期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
1846年，处女作《穷人》问世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得到一致认可，其创作前途似乎应该一片光明，但接下来的一系列创作，比如《双重人格》《女房东》《普罗哈尔钦先生》《白夜》等，不仅在当时反响平平，甚至还招致了不少的批评。批评界普遍认为，在这些作品中作家过于细致琐碎地玩味、剖析、表现人物往往病态的心理状态，因而主题思想不够明晰。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文学创作关注社会问题固然重要，但这一时期被当时同样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迈科夫定义为“心理诗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着迷于揭示“人”这个“奥秘”而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同样重要，因为有谁会不关心人究竟为何物、人的心理机制究竟如何运作、影响人心理变化的因素究竟有哪些以及诸如此类与人有关的问题呢？尤其是对那些出于种种原因而心理健康产生了问题的人来说，作为精神病理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俄国生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别赫捷列夫院士看到的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为其深化认识人的心理提供的丰富无比的资源，更看到了其创作的现实的社会效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遗产如今在哪些关系中可以发挥社会治愈、社会教育作用？”
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肯定了陀氏创作的治愈和教育功用，对于当今时代的我们来说，作家文学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更值得重视和珍惜。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力不但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的压力轻，反而大大加重了，据统计，仅我国现在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就超过一亿，重症患者超过1600万，很多病患恐怕还没被统计在内，比如隐藏在网络世界里冷血暴虐、极尽恶毒之能事，并由此得到快感的网络“喷子”，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人往往没有快感，而是无感。心理医师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患者帮助，但别赫捷列夫院士认为精神病学当时没有抵达的领域，今后也做不到完全攻克，更做不到手到病除。专业工作者做不到的事情，如陀氏这般的艺术家、“灵魂洞察者”能够辅以意想不到的帮助，帮助往往比所谓“正常人”敏感多疑得多的“非正常人”通过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入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