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我才镇静下来，更为清晰地领会自己的处境。这时候我们两人，我和阿列克桑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不在彼得堡，他去莫斯科办事了，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虽然只是短暂的分别，阿列克桑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却陷入了可怕的忧伤之中。有时她变得较为安静，但她闭门幽居，所以我都是她的负担了。此外，我自己也在寻求独处。我的头脑在某种痛苦的压力中工作着，我好像在一片烟雾之中。时常一连几个小时漫长而痛苦的沉思找上我，那时我便梦见好像有人在悄悄嘲笑我，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扎了根，搅扰、毒化我的每一个念头。我无法摆脱那些折磨人的形影，它们时刻出现在我面前，不让我安宁。我脑海里浮现出长期的、毫无出路的苦楚，殉难，以及顺从、无怨，徒然奉献的牺牲。我觉得，这份牺牲所奉献的那个人，在鄙视它，嘲笑它。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罪犯在宽恕正直之人的罪过，我的心碎裂成几片！与此同时我想尽全力摆脱我的怀疑，我诅咒它，我恨自己，恨的是我所有的信念都不是信念，而只是预感，恨的是我无法在自己面前证实自己的印象。
然后我在脑海里检视那些词句，那可怕告别的最后叫喊。我想象着那个不相称的人，我试着猜测这个词的所有痛苦的含义：“不相称”。这种绝望的告别令人痛苦地震慑了我：“我很可笑，我为你的选择感到羞耻。”这是怎么回事？这都是怎样的人？他们因何愁闷，因何痛苦，他们失去了什么？克制着自己，我勉强重新读过这封信，其中充满了那般撕扯灵魂的绝望，可它的意思那样奇怪，对我来说那样难以理解。但是信从我手中掉落了，狂乱的激动愈发攫住我的心……最终这一切必将得到某种解决，而我看不见出路或者害怕它！
我差不多病倒了，这时，有一天，我们的庭院哗啦啦响起一阵马车声，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从莫斯科回来了。阿列克桑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欣喜地喊着奔向丈夫，但我立在原地，像被钉住了似的。记得，我自己都为我突如其来的激动心情惊慑不已。我忍不住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突然如此惊恐，但我害怕这阵惊恐。一刻钟后有人叫我去，把公爵的信转交给我。在客厅里我遇见一位陌生人，是与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一起从莫斯科来的，从我听到的只言片语得知，他打算在我们这里长久居住下去。这是公爵的委托人，来彼得堡处理公爵家族的一些早就由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管理的重要事务。他递给我一封公爵的信，补充说公爵小姐也想给我写信，直到最后一刻还保证说信一定会写，可还是让他两手空空走了，只是请他转告我，说她没什么可写的，信里什么都写不出来，说她浪费了整整五页纸，然后都撕成了碎片；最后说，必须重新成为朋友才能写信给对方。随后托他转告，向我保证很快就能与她见面。陌生的先生回答了我急不可耐的问题，说很快见面的消息是准确的，他们全家人很快就准备来彼得堡。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自己紧锁在里面，泪流如雨。我打开公爵的信，公爵答应我很快就能与他和卡佳见面，并深情地祝贺我有那份才华；最后，他为我的未来祝福，并承诺做出安排。我哭着读这封信，但我甜蜜的泪水中混入了那样难以忍受的悲伤，以至于我记得当时为自己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又过了好几天。在我的隔壁，先前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的文牍员曾住过的那间房里，新来的人现在每天上午在那工作，晚上也常常工作到午夜。他们经常把自己关在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的书房里一起工作。有一次，午饭后，阿列克桑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请我去一下她丈夫的书房，问他是否要和我们一起喝茶。书房里没找到任何人，我就想，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很快会进来，便站在那儿等着。墙上挂着他的肖像画。记得看见这幅肖像时，我打了个哆嗦，继而怀着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激动心情，开始端详它。它挂得相当高，此外光线又相当昏暗，于是我为了方便细看，便拉过一把椅子站在上面。我想寻找某种东西，就好像我希望为自己的怀疑找到解答一样，我记得，最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肖像画的那双眼睛。我立时感到惊讶，因为我几乎从未见过这个人的眼睛：他总是把它们藏在眼镜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