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还记得那个得一等奖的西北男孩吗？”我问她们。
“记得啊。”王鹿说。
“有时候我遇见困难，便想象他去的地方，想象人生的其他可能性。风是怎么样的，草又如何翻滚成浪。但我现在觉得，我其实从没遇见过真正的困难。或者也有可能，最困难的时候确实已经过去了啊。”我这么说，想要安慰她们。
“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阶段性的吧。困难啊快乐啊。”欧老师说。
“是的。我明白。”我回答。
SARS的阴影消失殆尽之后，陈浩的预言得到应验。那段时间各地疯狂举办音乐节，新组建的乐队前赴后继，他刚刚改造完成的两间排练房突然档期全满。排练房虽然装修简易，但设施齐备。一部分是京留下的，一部分是从Ebay买的，都是便宜的二手进口乐器，对没有演出经验的年轻乐队来说已经足够。四十块钱一小时，学生有折扣，比在外面唱卡拉OK便宜很多。
小皮在论坛上开设了一个租赁板块，交换排练房的租赁信息，询问价格和设备。置顶的帖子里强调了排练房的规则，禁止吸烟，禁止明火，禁止私拉电线，禁止留宿。其实根本不管用。后来有昆山和苏州的乐队坐火车过来排练，一百块通宵。排练房里终日乌烟瘴气，留宿着各种流浪儿。防空洞的气氛很快变了，涂鸦覆盖了通道，更不用说遍地的烟头和啤酒瓶。有时候我们早晨回到指挥部，要穿过外面的呕吐物和烂醉的乐手。有过几次斗殴，最严重的一次从地下打到地面，招来警察和救护车。渐渐论坛里有人称陈浩为地下摇滚教父，后来大家见面都这么叫他，我们也跟着叫，觉得又好笑又讽刺。
后来有记者过来采访，拍了很多照片，让陈浩谈谈将来的规划。陈浩自嘲，说他不要做教父，他要做防空洞国王。记者也采访了其他人，但我们每个人都在扯淡。他问我们是否知道情境主义，没人听说过，以为是一种环保概念。他解释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洲，年轻人放下各种社会关系，在城市和乡村中进行漂移实践的活动——“但这里的人不是什么主义，他们只是耗着，等待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建议。”陈浩打断他。我能理解他在说什么。那段时间里我和王鹿始终回避说起与节目相关的事情，不断推迟作出决定的时间，并且不约而同地开始重听张宙的磁带。
采访接近尾声时，整片区域停电。外面哄闹叫嚣，大家打着手电，陆陆续续从防空洞里出来。我们送走记者，买了一个西瓜，坐在马路旁边吃。小皮提起她收到一份工作的录取邀请，我们都有些意外。应届毕业生受到SARS影响找工作都很困难，招聘会全部取消了，小皮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再投放任何简历。
“有几个程序员正在一起开发一个新的网站。如果真的做出来可能会非常了不起。所有音乐、书和电影，都能够在上面搜索到条目，也能够分享自己的感受。”小皮说。
“牛啊。你还迟疑什么？”陈浩说。
“因为办公在北京。过完暑假我就要去北京了。”小皮说。
“这样啊。”陈浩说。
“你还记得你和我们打的赌吗？冬天早就过去啦。”小皮对陈浩说。
“京嘛，这个浑蛋。”陈浩说。
“我也很想他啊。我们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小皮说。
“俄罗斯现在几点？”陈浩问。
没有人知道，但我们还是给京打了电话，那头立刻就接了起来。
“X。”京骂骂咧咧。
“你在干嘛？”我们问。
“我刚刚起床，在做早饭呢。”京说。
“你早饭吃什么呢？”我们又问。
“香肠、面包、腌蘑菇和酸奶油。”他说。
“那你吃完了要去哪里？”我们继续问。“我要和朋友去贝加尔湖，我们要去裸泳。”京说。
“有女孩吗？”陈浩问。
“废话。”京说。
“哈哈哈。吹牛。”陈浩说。我想象夏天的贝加尔湖，一道浪总是连接着另一道浪，感到心都要碎了。
录制最后一期节目前的一天，我和王鹿打电话给潇潇，约在人民广场见面。之后我们辗转几间大型体育用品商店，终于买到一艘充气艇，热心的店员询问我们要去哪里，又附赠了划桨和救生衣。我们从出租车下来，拖着充气艇，穿过一片建筑工地，来到苏州河拐弯处一小片杳无人烟的绿汀。时间还早，我们翻过桥到对岸踩点，观察水的流向，规划了线路，给小艇充气，然后等待天黑。水鸟也陆陆续续从四处飞回，扑进水里捕捉小鱼，站在树枝上吃，不久便纷纷消失在树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