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二〇〇一年上海的那场演唱会,结束之后你做了什么吗?”我问罗大佑。
“我坐车回酒店,经过衡山路,听到路边有人在合唱《未来的主人翁》,非常想要加入其中。”他回答。
“我俩是在那天认识的,在那场演唱会上。”我说。
“真的吗?友谊万岁。”罗大佑说。
“友谊万岁啊。”我们说。
直到我和王鹿离开学校,才感到自己做了一场庞大的好梦。我们内心澎湃,无法平静,于是回到电台彻夜剪辑录音素材,最终剪出上中下三集节目。除了有罗大佑的采访之外,我们还将在台湾录制的素材也加入其中。那些素材里有大安森林公园里的演出片段,朋友们在排练房和露台的聊天记录,音像店里播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民谣,荒野里飞机引擎的轰鸣。等我和王鹿从剪辑室出来,清晨的马路上空空荡荡。我们在高架桥下走了一段路,没有车,工地的机器仍然在休眠中,王鹿大声唱着——
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
这期节目在全国广播大奖赛中获得了十佳节目的奖项。小皮将节目压制以后上传到论坛,在其他各个网站和论坛间被转载无数。有一间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因为从节目里听到台湾乐队的小样,通过我们联络他们,很快与他们签订了唱片合约。正好他们没能在那场重要的乐队比赛中获得头奖,与奖金失之交臂,于是干脆卖掉了摩托车,三个人搬到了北京,住进鼓楼附近的胡同,一边录制唱片,一边演出。正好我和王鹿要去北京领奖,便和他们说好在北京见面。
然而到了四月,SARS在北京全面爆发,学校停课,部分工厂停工,颁奖晚会取消了。接下来上海也受到了影响,政府借此对全市防空洞进行整治,扫除顽疾,驱逐了大量地下人口和设施。服装厂因为非法运营和劳工问题被整个端掉,一百台缝纫机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陈浩趁机用极其低廉的价格盘下服装厂被清空的几间房间,改造成排练房。他预言从现在起,直到奥运会,将迎来一场文艺复兴。
然而不久上海所有乐队的演出和排练都停了下来,不少俱乐部和酒吧因为生意惨淡而歇业,也包括潇潇工作的俱乐部。
据说日本方面已经撤资,值钱的设备被连夜运走,之前签下的乐队除了预付款之外,没有拿到任何演出费用,滞留的员工也被拖欠了两个月工资。王鹿和其他几支乐队接连几天去俱乐部催讨演出费,但老板始终不见踪影。僵持几天之后,大家撬开了酒柜,合力喝空了那里最贵的几瓶酒。
我和王鹿也失去了原本说好的广告赞助机会,但电台领导依然重视节目所得到的奖项,几次找我和王鹿交谈,数个小时,讨论未来构想。我们做出一些计划,结果却并不理想。我想,在与商业和体制的冲撞中,我们完全暴露出最软弱和虚幻的部分。不久之后,电台作出决定。首先,加大投入,将节目打造成电台青春品牌。从暑期开始,每周一三五在黄金时段直播。其次,由广告部专门负责节目的广告合作和冠名。并且,与王鹿签署正式员工合同,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位有经验和声誉的主持人与她搭档。与我的临时合约将在八月底节目改版前到期,之后我不会再参与节目的制作。在正式发布通告之前,欧老师将这个决定转述给我和王鹿。她的表达相当谨慎,不断停顿,但我感激她没有对我表现出遗憾或者同情,她的温柔和决断一如既往。
“我们其实早就讨论过关于结束节目的事情。但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王鹿说。
我和欧老师都保持着沉默。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节目凭借好运,横冲直撞,不知不觉已经穿过重重险滩。然而我们所以为的无畏无阻终究还是幻觉和扯淡。
“是因为钱的问题吗?”王鹿问。
“钱肯定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其他考虑。”欧老师说。
“什么样的考虑?”王鹿肯定不愿罢休。
“我和你一样,不认同这个决定。但我是站在节目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电台想要打造的是一个青春品牌,却在决策的过程中切割掉了青春中重要的部分。摇摆,傲慢,对具体事物的漠视,还有自蹈死地的热情。这样是不对的。”欧老师说。
“那个切割掉的部分,你说的是我吗?”我说。
“我说的是你们啊。但我想,对于你们个人来说,这样的决定无所谓好坏。你们可以再考虑一下,然后再作出你们自己的决定。”欧老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