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他们三个骑着摩托来旅馆接我们去看飞机降落。我和王鹿坐在男孩的车后面，女孩则带着一只小狗。我第一次坐摩托车，克服了最初的紧张以后，周围风景浮光掠影，感到我和朋友都像是青春片里的人。我们在松山机场后面的荒地里打转，往返几次错过极其不起眼的标志，之后经过一条颠簸的小道驶入停机坪背后腹地，直到被铁丝网和植物挡住去路。路边零零散散站着一些等待的人。风很大，把树枝、野草和人都吹得东倒西歪。他们说天不好，云层太厚。很快所有人都朝一个方向仰起头来，第一架飞机出现。先是远处云层里闪烁的机翼灯，接着飞机慢慢显出形状，不疾不缓地朝我们的方向接近，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在大风中左右摆动着保持平衡。从头顶低低掠过时，我不由自主地俯了俯身。后来我们纷纷拿出零钱来打赌，从机翼灯来判断是大飞机还是小飞机。有时一架庞大的空中客机轰鸣着降落，大家都张大嘴巴，默不作声，仿佛置身于抹香鲸的肚子底下。
晚上我们一起去了乐队排练房。排练房在普普通通的居民楼里，电梯很窄，只能面对面容下四个人，提着乐器和音箱的话就得分批乘坐。那里原本是鼓手自己家的屋子，走廊里堆满东西，得侧身挤过，窗户和门都加厚了，四面墙壁和天花板贴满吸音棉。冰箱里都是啤酒，地上都是烟屁股。我和王鹿坐在窗边，对面的楼房窗户闪烁着各种霓虹灯广告，贷款的、卖机票的、辅导功课的。他们排练的新歌和昨天在公园的演出完全不同，随手拿起来的生活用品都被当作打击乐器，相当朋克，又极其嬉皮。窗门紧闭，噪音轰鸣，我很快就热得透不过气来，并且感到整栋楼都在摇晃。等吉他暂停的间歇，我们才反应过来，外面的人已经快把门砸烂了。开门以后外面又站着一位警察。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去参加比赛？又有人报警。”警察问他们。
“下个月。放心吧，等我们赢到奖金以后就去租真正的排练房。”鼓手说。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去乐器行排练，但那里计时收费，而且还得排档期。”吉他手说。
“你们要注意音量啊，练得那么辛苦，总被开罚单得不偿失。”警察说着开出一张罚单。他们接过罚单，然后女孩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给警察，警察摆摆手和他们道别。
“我们正在准备参加一个乐队比赛，要是得到大奖，扣税以后会有十七万台币的奖金。我们每个人分一万块钱，剩下的就可以存起来当作乐队的基金。等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找到了更稳定的排练房。”吉他手转身告诉我们。
“你们好像赏金猎人。”王鹿说。
“这个称呼好酷。”女孩说。然后他们关闭了效果器，打开窗户。外面是马路上摩托车的洪流，他们在音箱里放起轻柔的古典音乐。
“我一点也不想回去。”我告诉王鹿。
“我也一样。”她回答。
我和王鹿在新年第一天离开台北，第二天回到电台开会。广播大厦门口全部都是人，保安说昨天他们也聚集在这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冷，但人群安安静静的，穿得很多，席地而坐，带着吉他、海报和花，给往来的工作人员让出行走通道。欧老师在会议开始前找到我和王鹿，告诉我们张宙的节目停播了。除了持续低迷的收听率之外，主要的原因是从今年起，所有节目都将实行广告自营，简单说来，以后只有能拿到广告赞助的节目才有资格继续生存下去。欧老师向来未雨绸缪，从索尼公司为我们和张宙以及她所负责的其他几个节目拉来第一笔赞助，但是张宙在此之前已经决意离开。我们非常吃惊，因为我和王鹿依然在等待处理结果，始终认为被停播的应该是我们的节目。
“张宙接下来要去哪里？”王鹿问。
“他要和朋友去边境办学校。但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欧老师说。
“哪里的边境？”王鹿继续问。
“我不清楚。他没有说。也可能他只是喜欢边境这个意象，他就是这样的。”欧老师说。
“外面的人是来和他道别的啊。”我说。
“没想到他有那么多听众。”王鹿感慨。
“新年夜就已经有人等在了外面，张宙的节目那天播出最后一期。但他已经走了，他早就作好了决定，之前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说。”欧老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