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主动结束节目，总有办法继续做下去。”我说。
“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欧老师说。
“我们还没见过他。”王鹿说。
“你们见过他。在你们的派对上，那天他也去了。”欧老师打断我们。
“他来参加了我们的派对？”我和王鹿都很吃惊。
“凡是派对，跋山涉水他都会去的。他很喜欢你们，和你们各自聊了天。”欧老师说。
“我想起来了。他来舞台边找我，在京摔下来之前。”王鹿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夏威夷衬衫男孩。
“你们聊了些什么？”我赶紧问王鹿。
“摇滚乐之类的。”王鹿说。
“还有呢？再想想。”我继续追问。
“我那时在想着其他事情，没法专心和他讲话。他能感觉到，但似乎也并不在意。”王鹿说。
“你呢？”王鹿问我。
“朋友。我们聊了朋友和友谊。”我现在又想起更多。我们在水边，在浅滩上，太阳迟迟没有升起来，那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始终都在交谈，有时候是他在讲，有时候是我在讲，一点都没有厚此薄彼。水面吹过干净的风，虽然有很多云，但光线透亮。我的饼干渣都掉在地上，麻雀过来，在我们脚边走动。后来张宙说起京的跳海，于是我断断续续地说着我的朋友，怀着显而易见的骄傲和快乐，他也说起他的朋友，但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段胡作非为的被荒废的时光。
我和王鹿走出广播大厦的时候，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下班的人和放学的人，他们把包放下，坐在台阶上。于是我们也加入他们，气氛轻松散漫，不像是道别，却仿佛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场冬日派对来拉开序幕。这时有人拨开人群，张开双臂朝我和王鹿大步走来。
“潇潇！”王鹿大叫，继而跳起来抱住潇潇。天冷得要命，潇潇只穿着运动衫和牛仔外套，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一贫如洗又绝对纯洁，本该出现在美国，而不是这里。我也想拥抱潇潇，但我迟疑了，然后那个时刻便过去了。潇潇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烟分给我们。
“我那天听完张宙的节目就跑来电台了，想要当面和他道个别，但我想他应该是已经离开了。”潇潇说。
“这几天你一直都在这里？”王鹿问。
“前天来了，昨天也来了，今天刚刚过来。我想即便见不到张宙，也能见到你们。”潇潇说。
“我不知道你来上海了。”我说。
“说来话长。你们知道防风林转手了吗？”潇潇说。
“谁要接手那样的地方啊。”我说。
“有说要改造成书店，也有说要改造成游戏厅。”潇潇说。
“里面那些人都去哪里了？”我问。
“他们中间不少人已经离开南京了，而且他们总有可以去的地方。”潇潇说。“你呢？”我问。
“防风林的老板搞到一笔日本人的投资，在上海开了一个演出俱乐部，设备和技术人员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我跟着他来到上海，已经是去年夏天的事情。你走之后，我就去北京了，在那里待着等签证，但那段时间里，送到美领馆的签证整个房间都被拒签。我颓废了很久。后来就来了上海。”潇潇说。
“你早就可以联络我们的。”我说。
“我知道。来到上海以后，张宙的节目和你们的节目，我一期都没错过。”潇潇回答。
“张宙在节目里最后说了什么？”王鹿问。
“他说再见。”潇潇说。
“没了？”王鹿问。
“没啦。但他那样说，你会觉得，你们再也不会再见。”潇潇说。
“其实我们都没再继续听张宙的节目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
“那真不错。我想是因为你俩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潇潇说。
“是吗？”我问。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呢？”王鹿问。
“我嘛——我想先对生活负起责任来。”潇潇这么说，怀着乐观和忧患。我想他和以前多么不同，他在担心很多事情，但我又想，他只是在说梦话。
我们三个离开广播大厦以后一起走了很长的路，我感到潇潇走在我身边又长高了一截，也可能是更瘦了，肩膀撑住薄薄的外套，看起来像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忧心忡忡的年轻人。某些时刻或者角度，非常不像他。但我想，我不应该总是拿过去的事情作为参照物，而且我很久没见到潇潇，变得陌生，也是极其自然的。后来我们来到河边。风无遮无拦，又野蛮又刺骨。我们遇见桥就翻过去，一会儿在岸的这一边，一会儿在岸的另一边。有些地方极其破败，防洪堤底下散发着尿味，天稍稍暗下来以后，水鸟和蝙蝠便在低空徘徊。路上结冰，我们走得极其小心，而且总是被棚屋、绿化带以及突然出现的路障阻断，不得不绕过小片小片的居民区，再想方设法回到河边。河流湍急，眼睛就能看见浅浅的浪和漩涡。我们交谈得越来越投入，对于周边事物变得毫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