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确实在指挥部接受了填鸭式的摇滚教育，我们有时会连续几个小时听唱片，总有人在中间急切地插话——“嘘嘘，听这里，我觉得这里是特别好的一段”——我们为了一些不知是否存在的细节把音量一再调大，再怎么噪，地面上的人也不会听见。我开始将国外音乐网站上面的资讯翻译成中文，起初只是为了在论坛和指挥部里分享，后来在欧老师的推荐下给《音像世界》杂志写专栏。我写得不好，主要是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想法，相当羞愧。但当时我和王鹿都太穷了，虽然有电台的工作，却都不是正式员工。每期节目的酬劳是固定的，一百二十八元，两个人每月一共能赚五百块。不管怎么说，写稿的收入能让我们多买几张唱片。
我们那段时间总是在讨论钱，所有事情都需要钱。有一天陈浩在轻轨下面的电子市场看上一台调音台，他回来告诉我们，他还想要配齐话筒、耳机和卡座，有了这些设备之后便可以自己录制样带，林林总总要三千块钱。他要出去赚三千块，就撺掇小皮和他一起出去赚钱。他们打了一圈电话联络朋友，没几天就找到了工作。两个人爬在梯子上画马路边的宣传壁画，五米高，每天从早画到晚，一个月以后赚到五千块。拿的是现金，装在信封里。
京每天信心十足地出门寻找机会，但我们知道他只是在游荡和结交新的朋友，他擅长与各种人打交道，过分热情，很容易被卷入各种没谱的事情，全情投入着，耗费大部分精神。偶尔赚到一些钱，他便毫不在意地挥霍，他买昂贵的日本牛仔裤和乔丹球鞋，也买二手的进口乐器。全部都是一时兴起。指挥部里有很多他的东西，他买了放在那里，不久就忘记了。他最有钱的时候买回一台最新型号的苹果电脑，我们十分震惊，因为他根本不用电脑，而且指挥部也没有网络。我们有时候用那台电脑打游戏，但很快就没人再愿意打开它。后来机箱发霉了，被当作茶几，放烟灰缸和杯子。
情况最严峻的是王鹿，她即将毕业，没法再继续住在宿舍里，看了几处房子之后索性放弃，开始像筑巢的鸟一样，不时搬运一些东西到指挥部，不知不觉地在指挥部住了下来。然而我们有一段时间谁都没意识到王鹿住在指挥部，她几乎没有生活必需品，也不占据空间，而且不久之后，她在京的介绍下加入一支乐队担任键盘，很快因为技术出众而声名在外，被好几支乐队争抢。于是她同时加入了三支不同风格的乐队，从一个排练房赶往另外一个排练房，迅速建立起另外一种我所不了解也未曾参与的生活。接着王鹿跟随乐队去北京、南京和西安演出，我们在录音室见面，她常常从很远的地方回来，风尘仆仆，神采奕奕，在节目里讲述山脚下的音乐节和五湖四海的新朋友。我和听众全都听得入迷。我们的节目一期一期地持续着，在电台年中发布的收听率排行榜上，奇迹般地在流行音乐类别中位列第三。
我和王鹿得到一大笔奖金，这确实让我们都松了一口气，除此之外，欧老师还为我们拉来一笔赞助做听友见面会。我和王鹿想借此机会举办一场演出。这个想法在指挥部引起轰动，我想令我们多数人神往的并不是演出本身，而是与朋友们一起度过法外之徒的时光。在山里，在海边，飞沙走石，彻夜狂欢。
“我们的演出可不可以叫明日派对？”王鹿问我们意见。
这个名字立刻打动了所有人，而且一旦有了名字，原本模糊的愿望便显现出具体的形状。京联络了六支乐队，跑了好几个排练房拼凑出整套现场音箱设备。陈浩与王鹿分头从各自学校的舞美班找同学帮忙搭建舞台和布置灯光。而最困难的任务是寻找合适的场地。小皮从家里弄来一辆铃木小货车，接下来每天开车载着我们出去，越开越远。有几次我在车的后座睡着了，醒来的间歇，干燥温暖的风从四周涌进来，男孩们手肘撑在车窗外面抽烟，远处工厂的烟囱喷出洁白的烟雾。最终我们在长江口找到一片湿地，那里旁边是弃用的学农基地，里面有操场和营房，操场的领操台虽然风吹雨淋，底下木质结构疏松溃烂，却足以改造成舞台。而且这片地方足够遥远，需要费一番工夫才能到达，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干扰和限制。
基本问题解决以后，我和王鹿向电台报备演出方案，联络学农基地所属单位租借场地。单位隶属政府部门，我们通过欧老师以电台的名义出面交涉，没想到对方极为热忱，除了不收取场地费用之外，还主动提出要派遣几名工人帮我们搭建舞台，铺设电路和搬运垃圾。唯一的要求是将他们作为活动的协作单位。我和王鹿怕他们反悔，赶紧答应下来。八月连续两场热带风暴。我们在暴雨中去基地看场地，如我们所担忧，树木被吹倒一片，操场变成沼泽。回到指挥部以后，我们熬过了两个担惊受怕的夜晚，等台风过境，我们重回场地。现场一片植物和泥沙的残骸，但是阳光干燥，操场的水塘闪闪发光。第二天凌晨，陈浩和京与工人一起搭载卡车运送器材入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