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指挥部”是一块手写的牌子，推开三四十厘米厚的石门，是一间一百平米的房间。不见天日，没有任何分隔，里面除了乐器和音箱外，还有一台少见的PS2游戏机，摆着两张行军床，电炉和电饭锅，很多书和唱片，几箱啤酒，几箱方便面和几箱卫生纸。墙上留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保卫标语，也贴着二十一世纪的唱片海报。两个男孩从成捆的电线后面钻出来，都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穿紧身牛仔裤和球鞋。他们见到小皮很高兴，大呼小叫着互相比画了几个武打动作，打闹了一番。小皮介绍说他们是京和陈浩。
京在莫斯科大学念书，但这个学期没有回去，他的宿舍遭了火灾。楼太旧了啊，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担心。他说。他在莫斯科有一个女友，可能是北方人，也可能是俄罗斯人，他自己不肯谈论这些，即便问他他也不说。反正他不打算再回莫斯科，文凭也不要了。他想去暖和的地方，广州或者东南亚。他有一点生意头脑，想去亚热带地区做生意。而且他高大好看，常常遇见好事，他自己也知道。我很羡慕他，我对莫斯科毫无概念，但我对冷的地方总是充满想象。陈浩普通得多，他从美院毕业以后没有去搞艺术，而是在一间动画公司上班，工作枯燥重复，但是对此他毫无怨言。大部分时间他沉默寡言甚至显得闷闷不乐，但我想他只是对大部分事物缺乏兴致。他对摇滚极有钻研，知道不少冷门知识，但每次突然摘下他的耳机，会发现他其实都在听张震岳。他还养着一只漂亮的绿色小鸟，小鸟正自由自在地在我们脚边走动。
“这里总有很多人，朋友带来朋友。有时候我过来，推开门谁都不认识。”小皮说。
“你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王鹿显然已经被指挥部迷住了。
“我们本来在旁边的厂里排练，我有个亲戚在那里上班，得根据他的时间进出。后来厂里保安租了防空洞做二房东，拉我们过来看看。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整片区域还是空的，这间房间面积最大，还保留着整片区域的防空地图和资料，关上门以后与世隔绝，月租只要三百块。”京说。
“哇——”我们感叹。
“我们还在这里做过演出，没开始就被举报了。”京说。
“突然涌进来一百来个像你们这样的人，换谁都会举报。”小皮说。
“我们啊，算是社会上最无害的那种人了。”京说。
“要是从这里一直往深处走，最后会走到哪里？”我问。
“据说整个上海地下的区域与区域之间都是相互连通的，理论上可以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也有人说从这里往南走的话，最终会来到龙华机场，是战备时期的撤离路线。”京说。
“你们就不想走去那里看看吗？”我问。
“走着走着就没法再走了，前面的路用水泥封起来了。”京说。
“其实再往深处走也都差不多，没有什么稀奇的。”陈浩说着，伸出手去，小鸟跳进他的手心，然后他让小鸟站在王鹿的肩膀上，又切开一片橙子让王鹿拿在手上喂它。接着京和陈浩玩了一会儿乐器，王鹿也加入他们的和弦，在电子键盘上弹奏，出人意料地动听。不知什么时候京和陈浩都停了下来。于是我们所有人一动不动地听王鹿弹琴，小鸟依偎在她的颈窝，用毛茸茸的额头蹭她的脸。
见过小皮之后，我和王鹿几乎每天都去指挥部。那段时间里陈浩公司的日本老板突然跑路，他假装上班，实际每天从家里跑到指挥部，打游戏、逗鸟和炖肉。陈浩炖肉特别了不得，撒很多香料，再放萝卜、土豆和白菜，炖很长时间，配一大锅米饭，或者用剩下的汤汁煮面条，在场的人都能分得到。等他一开锅，行军床上睡着的人便醒过来，随便摸一件其他人的外套穿上。我想压根儿就没人排练，所有人只是借此耗在一起，将私心杂念抛于脑后，共同度过一些坦率而毫不拘泥的时光。偶尔大家也倾巢出动，通常是去大自鸣钟淘唱片，去五角场看演出，或者去公园里打枪战。每天我从那里离开，坐上公交车，打开车窗，含一颗薄荷糖，想尽量散去身上的烟味，其实根本没用。想到第二天又会见到所有人，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由得感到既厌倦又快乐。
“为什么我感到那么开心啊！”王鹿常常感慨。
“因为你向来热爱脱离现实的集体生活。”我想，后海也好，防风林也好，指挥部也好，自足且浪荡，对王鹿来说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我还想，一旦陷入这种快乐，再想摆脱似乎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