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没有。”王鹿说。
“张宙这个人啊——”欧老师在思考着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他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没有形态的波段。”王鹿这么说，我却觉得她像是在描述她自己。
离开广播大厦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寒流已经过去了，天气稍稍回暖。我和王鹿筋疲力尽，说不出话，但精神亢奋，没法就这样彼此分开，于是沿着夜晚的高架桥往市中心走。整条淮海路的车停滞不前，我们才意识到这已经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大家正从四面八方去新天地参加新年倒数。树木上悬挂的灯，响亮的噪音，巨大的霓虹，现实世界如此强烈地唤回我们身体的知觉。饿坏了。我和王鹿在便利店里买了关东煮和饮料，坐在路旁吃。
“我以后都不会再去北京了。”王鹿告诉我。
“为什么，因为电台的事情吗？”我很吃惊。
“不不。是导师把名额给了其他人，之前说好的事情突然变了卦。”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复赛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导师的通知，我又去了一次北京，但其实无济于事。他说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希望我能理解，如果我能等到明年的话，他一定把名额替我留好。”
“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啊，去他的吧。”
“是啊。去他的。”
“但从北京回来我还是消沉了一阵，也没有回复你的消息，直到接到欧老师的电话。”
“我明白。我在想不知道张宙那时遇见了什么样的事情，下定决心要改变生活。”
几个要去狂欢的男孩从便利店出来，站在路边和我们搭话，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他们分给我们啤酒和烟，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倒数。但我和王鹿都心不在焉，想着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王鹿将一只耳机塞进我的耳朵里。
“调响一点，听不见。”我说。
王鹿把随身听的音量调到最大——张宙在电波里说：“将过去的留在过去，明年见。”
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播出当天，我返回南京办理退学事宜。介于我的成绩和考勤，在办公室里说出我的想法时，我想在座的几位老师也终于松了口气。接下来的退学手续办得相当顺利，直到全部处理完毕我才告诉家人，我的父母在电话里叹息一番，我想妈妈应该还是哭了。事情是如何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我其实一点也不想去探究。最后我们都平静下来，商量好了回家的时间。当天晚上我去防风林找潇潇。防风林里正在播一部法语黑白电影，讲两个男孩爱上同一个女孩，字幕配得牛头不对马嘴，但画面很美，有海、有石头雕像。后来他们三个人在山坡散步，高高的草长到他们的腰间，被风吹得倒来倒去。我和潇潇吃了泡面，因为没有其他客人在，于是把这部电影看了两遍。
我把退学的事情告诉了潇潇，他大惊小怪地说：“你干嘛学我？”
“别自以为是。”
“那为什么退学？”
“你那时不也非要退学不可？”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人。”
“哈哈哈。”
“你笑什么？”
“因为我一点都没感觉到。”
“你这个人粗心大意，你能感觉到什么？”
“我感觉你又温柔又脆弱。”
“听起来都不是好的形容词。”潇潇想了想说，“你是来道别的吗？”
“算是吧。”我也想了想。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潇潇起身，拖出十几个纸板箱，里面塞满不知哪个年代的印刷物、信件、照片、杂志和书，唱片和影碟全部没有塞在正确的纸套里，拨开这些，还有棋盘、模型、印章、昆虫标本、鸟的骨骼。潇潇解释说都是客人们留在这里的，从来没有被处理过。他在遗迹般的垃圾里找了很久，最后找出一沓装在信封里的照片。照片是在一场冬季的烧烤派对上拍的，应该就在五台山体育场后面的荒地里。天色昏暗，每个人都穿得很多，炭火的火星被风吹得到处跑。
“这里。你看。”潇潇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这是张宙。那天晚上也下雪。他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来的时候已经喝了很多酒，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特别高兴，脱了衣服在雪地里跑了一大圈。”潇潇说。照片里的那个人穿着牛仔裤，光着上半身，站在一盏灯下。灯光在他的头顶形成一抹光晕，盖住了他的整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