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们四个又见面了，找到一间人满为患的小饭馆吃了晚饭，潇潇特意点了新鲜的海带给我品尝，其他每样东西也都相当好吃。吃完饭以后男孩们提出要去海里游泳，走到海边又觉得水温太低。我们在黑暗的礁滩上站了一会儿，很快被迅速涨起来的潮水逼得节节败退。
从青岛回来以后我消沉了好几天，再去网吧才发现王鹿给我留了十几条消息，我的手机欠费停机，她一直没能找到我。王鹿解释，电台的欧老师联络了我们，就是那位在录音室门口和我们握手道别的老师。得奖的西北男孩离开以后，留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空缺，电台试了几个备选方案，皆不理想。欧老师说，这期间她曾数次想到我和王鹿，但是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又让她不断打消这个念头，最终是什么促使她联络了我们，我想她一定排除了众多阻碍。她的说法是，“比赛的结果非常可惜，之后我思虑许久，始终难以忘记你们两个人。”王鹿反复向我转述这句话，认为这是她听过的最动人的评语，我也是这样想的。
欧老师冒险将那档节目托付给我和王鹿。我们将作为客座，从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开始主持节目，每周一傍晚首播，周四早晨重播。节目是录播，欧老师担任监制。接下来我们得在元旦之前录制完成三期节目，因此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潇潇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当天晚上便回到防风林把张宙留下的一箱唱片整理出来，转赠给我。两天之后我回到上海，而这箱唱片成为我们节目最初的曲库。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住在王鹿的宿舍，用电脑光驱播放和选择音乐，决定主题，写稿，反反复复将时间与声音的匹配精确到秒。这期间还夹杂了好几次令人难忘的长谈。王鹿表现出强悍的专注，而我应该也产生了同样的精神热度，以此来抵御无时不在的自我怀疑。外面经历了一场寒流，我们靠着一台巴掌大的取暖器，不眠不休，像鸟一样吃一点点东西。
录制当天我和王鹿提前去找欧老师，她的办公室在广播大厦六楼拐角处，资料和文件堆成山，每座都在崩塌的边缘。欧老师不知从哪个角落钻出来迎接我们，依然披头散发地穿着工作服，像是很久没有休息过，却热忱地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她这样的人啊，应该出现在旷野。我忍不住快步走上前去，拥抱了她。
之后我们在录音室和剪辑房里度过了艰巨的十二个小时，完成三期录制，这期间欧老师和上次一样，全程坐在玻璃的另外—边。休息间歇我们三个人一起在露台抽烟，底下的城市像一部庞大优美的机器，四周办公楼的玻璃反射出不同层次的光，直到高架桥的路灯在五点准时亮起。难以想象，我们未经训练的声音和想法将被传播到如此坚固有序的城市里。
“我俩是因为张宙的节目认识的。”王鹿说。
“张宙啊——这么一说，完全不意外。”欧老师笑起来。
“但我们说好了不要在风格上受到他的影响。”我说。
“哈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张宙这人是个散漫分子，和他约好见面的时间总是见不到，跟他一起工作令人非常困扰，我在生活中对这样的人避之不及。但他确实有迷人的地方，我认为他可以说是在创造自己广播语言的人，这一点我尊重他。你们也是这样的人，在创造着广播语言，但你们现在肯定还没有意识到。”欧老师说。
“你说的广播语言是什么？”我问。
“广播是音乐、人声和其他声音的结合。文字的逻辑经过声音过滤之后形成新的语言，至今为止这种语言也没有被标准化，所以没有规则需要遵循。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应该去实践新的可能性。以达到——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达到什么。”欧老师说。
“感人。”我和王鹿说。
“我听你们的比赛录音，被你们无意识使用着的语言感动，感到青春珍贵。所以你们会拥有自己的听众，他们也会产生和我相同的感受，这方面，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张宙也是这样被我找到的，我们在南京的一个俱乐部里见面，他那时正下定决心要改变生活。”欧老师说。
“你也去过防风林吗？”我叫起来。
“哦，那个跟棋牌室一样的地方。”欧老师说。
“哈哈哈。”我们都笑。
“你们来参加比赛不会是为了见到张宙吧。”欧老师说。
“不不。我没有想过要见他。”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