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潇潇那天晚上确实看起来有所不同。不是说他的外貌，他还是那样，理着过时的郭富城头，身上所有的衣服和裤子都嫌短，像是从别人那里借来临时穿一下的旧衣服，但是干净平整，连同他的球鞋，都像是洗过很多遍。我分辨不清是因为王鹿的存在，还是我以王鹿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他，觉得他一贫如洗，又绝对纯洁。连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不同。我挪开几个潮湿的靠垫，找到一块干燥的地方坐下。风扇吹出的热风把墙上糊着的报纸吹得哗哗响，视平线上方有一排扁扁的窗户对着外面的街沿，从那里透进夜晚微弱的光。
我告诉潇潇我们要参加电台主持人比赛，潇潇也很来劲，他从破烂堆里找出一台双卡录音机帮我们录音，多年没人用过，但插上电源以后功能完好。虽然录出来的音质糟糕，充满环境噪音，但潇潇认为很酷，表现出青年的风貌。后来我们一起看了一九九四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这场演唱会潇潇和王鹿都断断续续看过好几遍，只有我第一回看，感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在杂志上见过一张照片，他们演出完了从香港坐飞机回来，个个意气风发，在飞机上抽烟喝酒，东倒西歪。”潇潇说。
“飞机上也能抽烟喝酒吗？”王鹿问。
“我没坐过飞机。但那是一九九四年啊，我觉得一九九四年你想做什么都行。”潇潇说。
“这张碟很难找，我以前是在学校资料室里看的，你是从哪里找到的？”王鹿问潇潇。
“朋友离开南京前给我的，他送给了我一箱影碟、唱片和一件皮夹克。这个朋友后来去了上海的电台就再也没联络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张宙。”潇潇说。
“张宙啊！”我和王鹿惊呼。
“他那么有名吗？”潇潇也吓了一跳。
“也不完全是这样。”王鹿说。
“张宙在南京待过吗？”我问。
“他当时在艺校当文化课老师，每天晚上都来防风林。”潇潇说。
“那是什么时候？”我问。
“三年前。我刚刚来到南京。”潇潇说。
我和王鹿还有更多问题，然而潇潇使劲回忆了一番，也没什么可说的。
“他对任何事都不太积极参与，纯粹在这里耗着。但我想他也做了一些努力。”潇潇说。
“什么努力啊？”我们问。
“努力摆脱颓废和高兴的气氛。我也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潇潇回答。
一个月以后，我和王鹿出乎意料地收到来自电台的复赛通知，复赛在电台进行，当场抽签决定主题，十五分钟即兴主持。复赛当天我和王鹿在广播大厦门口见面，换取了临时出入证以后，按照指示来到一个椭圆形会议室里等待。会议室里摆着沉重的桌椅，沉闷严肃，和普通办公楼没有两样。之后陆陆续续来了二十个人，年龄相仿，聊起来全是电台迷。有位男孩背着吉他一路从西北赶来，他辗转各地参加比赛，风尘仆仆，滔滔不绝。我们好几个人一起溜出去找地方抽烟，推开防火门以后来到楼角的露台。从那里能看见高架上转弯的车辆，一大片绿化带，一大片工地。我们站在大风里，现实退得远远的，大家趴在栏杆上，突然都有些感慨，谁都没再说话。
回来的时候我放慢脚步走在他们后面，走廊的对面是几间录音室，亮着工作中的红色指示灯。那里的光线更为深沉，空气的质感和频率也都有细微的变化。后来的复试在其中一间录音室里进行，玻璃对面坐着三位面试老师。我从耳返里听到自己的声音，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不想失去的东西。原本十五分钟的限定时间，我和王鹿超时十分钟，才终于被坐在左侧的主审老师打断。那位老师辨认不出年纪，穿着男式工作夹克，看起来既像是科考队员，又像是吉卜赛人。整个过程中她始终与我们保持着眼神接触，又温柔又坚决。之后她又特意起身来到门口，郑重地与我们握手道别。
离开广播大厦的时候外面下着秋天的雨，地铁工地的巨型挖掘机器都停工了，灰尘伴随雨水落下。我和王鹿皮肤发烫，心里怀着脆弱的希望，谁都不敢说出来。我们在雨里走了很长的路，来到王鹿的宿舍，擦干了头发。王鹿泡了速溶咖啡，剥开橘子，打算整夜与我聊天。临近午夜我们坐在窗边，一边抽烟一边听张宙的节目，王鹿的眼睛里充满奇想和果断，我的心里也迸发着同样的情感。然后我们谈论起张宙的事情。他的年龄，他的身份，他在南京的情形，他曾经的和现在的生活。其实以上这些我们一无所知，像谈论虚构一样地谈论他，其实更像是在谈论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