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也是受害者吗？”有一个人大声问我。
“我吗？”我停下脚步环顾四周。那个人朝我走来，他穿着一件解放军空军夹克，看样子是那种或许能成为朋友的人。
“你也是来看演唱会的吗？”他问我。
“我可能弄错了，我没找到游乐场。”我回答。
“你没弄错，我们也一样，我们都是被骗的。没有演唱会，也没有游乐场，都是虚构的。这里只有大海。”他大声叹息。
“都是虚构的啊。”我却放下心来。
“你要加入我们吗？都是朋友，来都来了，我们在讨论怎么维权。”他指指身后。
“不了，我的朋友也在等我。”我指指前面，感谢了他，和他告别，继续沿着沙滩往前走。我不再怀着寻找任何事物的决心和愿望，反而感到轻松和自由。没有浪，海面漆黑宁静，与天空连接在一起，泛起薄薄的雾。我的手机突然亮了一下，提示我邮件发送了出去，黑暗中金字塔的照片，咻的一声，在某一个瞬间，便穿越了雾的防火墙。
20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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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派对
2000年罗大佑的大陆首场演唱会上，两个女孩因同为电台主持人张宙的粉丝而相识。后来她们一起参加比赛，一起做节目、玩乐队，一起度过“法外之徒”的时光。在山里，在海边，飞沙正石，彻夜狂欢。那是一个派对的时代，线下与线上皆纵情恣意。那些在高潮时入场的年轻人，当大幕落下，他们去往何方？
后来我的很多朋友都会记得二〇〇〇年九月八日，罗大佑的大陆首场演唱会在上海举办。据说北京有几千人南下，包揽了前一夜的K13号列车。列车上，青年彻夜长谈，站在接缝处的风口抽烟。多年以来，这番集体记忆不定期回涌，那天和谁在一起，坐在体育场的哪个位置，散场以后去哪里迎来清晨。然而在当时，我和我的那些朋友，谁都还不认识谁。
那天我本该去大学报到，却因为收到电台寄来的演唱会门票而推迟了报到时间。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上海大学计算机系，等了两波通知书都没有我，第三波的时候收到了，被调剂到南京一所学校的通信专业。这个结果虽然比预想得更为糟糕，却也合情合理。最后一个学期我的成绩徘徊于年级下游，表面还保持平静和努力，内心早已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夜晚等家人入睡，我便拨号上网，游荡在各种聊天室和论坛。有时候早晨醒来已经过了学校的出操时间。那段时间午夜电台开播一档新的音乐节目，片头一段海菲兹演奏的幻想曲序章之后，主持人说：“一道浪总是连接着下一道浪。我是你们的朋友张宙。”我每天都听到尾声，有时感觉自己是唯一接收到电波的人。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晚上我给张宙写信至凌晨，但具体写了什么印象全无。两星期以后我收到来自电台的回信，信封极为单薄，打开以后里面放着一张罗大佑演唱会门票，我把信封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很遗憾，没有找到任何其他信息和字迹。票是最便宜的，舞台侧面的二楼山顶。我第一次去体育场，走错看台，翻山越岭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不久，旁边挨着的女孩核对暗号似的问我：“你也是张宙的听众吗？”
“是啊！”我高兴地说，立刻和她握手。
“我叫王鹿。”王鹿说着从自己的手腕摘下一根荧光环，扣在我的手腕上。舞台的灯光亮了几次，又暗下去，呼喊声便像浪一样涌来涌去。突然响起钢琴声，罗大佑出现在舞台一角，我们从山顶看下去，他在一小片白色光斑中，黑衣黑裤，而他的影像被投射在半空巨大的屏幕上，旁边是天空里一轮真实的月亮。前排一个人突然流泪到簌簌发抖。我和王鹿抬起手来，我们手腕上的荧光环是粉色和蓝色的，像两片浅浅的星云。
散场以后我和王鹿被人群冲散，又在出口相遇。我问她怎么回去，她说走回去。她在戏剧学院念三年级，走得快一点，一个小时能回到宿舍。于是我和她一起走。从体育场出来的人正倾巢往衡山路迁徙，我们一会儿走在这群人中间，一会儿走在那群人中间，前前后后的人扛着成箱成箱的啤酒，背着吉他和音箱，如过境的候鸟，最终消散在沿途的酒吧和卡拉OK里。过了衡山路以后没多久，深夜的林荫路上只剩下我和王鹿。
“你也给张宙写信了吗？”我问王鹿。
“是啊。我大部分同学都跟着剧组在外地拍戏，我没戏拍，成天在宿舍听电台。”王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