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乌卡常常安排大家去家里做客，他们家在距离旅馆不远的半山腰上，跟前有一片草坪。蒂娜会做好两大盆奶酪通心粉，两大盆洋葱色拉。冷肉，芝士和饼干仿佛怎么也吃不完。即便是现在，拓还常常会按照她的方法做色拉，最关键的是放上大把切成薄片的洋葱和生蘑菇，也不要吝啬橄榄油。如果遇上节日、生日或者橄榄球的重要比赛，他们便会动用院子里的烧烤架，委托邻居一早送来新鲜的鸡肉、玉米和土豆。乌卡自己吃得很少，仿佛不靠实体的物质活着，有时候一天只吃一点水果，两片吐司，但喝很多很多酒，也睡得很晚，神采奕奕。每天都是从傍晚开始喝酒，为其他人准备好红酒和啤酒，自己喝白兰地，一再地挽留大家，多半过了凌晨才会散。她要是兴致勃勃，便会提出要开车送大家回去，谁也不能拒绝，于是剩下的人尽量挤进她的车里，大家醉醺醺的，她也醉醺醺的。白晃晃的车灯粗暴地打在黑暗的山路上，只照着眼前那一小段。
那时彼得已经去世，拓没见过他，但乌卡讲起他，就好像他还活着，是大家熟识的朋友，或者此刻就坐在他们中间。每个去乌卡家里做客的人都转述着彼得的事情。彼得英俊温厚，虽然凭记者身份的便利访问了很多难以抵达的地方，却很少主动谈论见闻，反而是一个极好的旁听者。身材高大的他总是半侧着身体，兴高采烈地听其他人讲述自己的苦恼，自己国家碰到的问题。只有在谈论到时代残留下的哲学问题时，他才会发表一些意见。他是橄榄球迷，之前每逢相邻城市的体育场有重要比赛，他一定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顺上几位朋友一同前往。通往体育馆的马路从好几公里外就开始堵塞，所有人都高高兴兴的，车子的后备箱里放着啤酒和披萨。即便在买不到球票的日子里，彼得也执意要去球场附近的空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一起，观看投影上的比赛实况。和他一起去看过比赛的人写下的回忆文章都贴在乌卡的剪报本里，晚饭以后大家继续围坐在桌子旁边，传阅剪报本。拓曾经反复地想象这样的场景，到后来文字和语言变成了虚构的影像留存于视网膜，构成温情的持久记忆。
“我这几天一直往旅馆打电话查看你的预定信息。你要是来佩奥尼亚的话，肯定会住在这里。我在你房间的冰箱里放了点吃的。这里的食物一点都没有改进。但是前几年房子整体改造过，终于装了中央空调。”
“机构的邮箱怎么还在使用，你一直在维护网站吗？”
“前几年我女儿做暑期项目的时候复原了网站数据，邮件也是她写的。她看过你所有小说。”
“但愿没让她失望。”
“她很期待见到你。”
“抱歉我错过了葬礼。真的太抱歉了。家里还好吗？”
“别这么说。昨天来了很多人，现在家里乱成一团。而且我没有想到你真的会来。对不起，我原本以为你已经忘记了这里。我真不应该这样想啊。”
拓突然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但是蒂娜握着他的手，说：“我现在就得走了。今天有太多事情要做。晚上来我们家吃晚饭好吗，都是家里人，还有老朋友。一定要来好吗？”
拓也使劲握着她的手，现在他也泛着泪光，却没有问出哪些老朋友也在这里。
“你记得我们家在哪里吗，我晚上可以来接你。”
“记得！我白天正好打算四处走走，你去忙吧，我们晚上见。”
“嗯。我专门来看看你，确认一下是你，确认一下你真的在佩奥尼亚。太好了。”
蒂娜又重重地抱住他，像是要反过来给予他一些安慰和允诺，然后她挎起包，飞快钻进门口一辆旧的白色雪铁龙。无论她做什么，总给人一种要为这个世界履行义务的印象，从青年时代起便是如此。目送她的车离开以后，拓没有回房间，却被旅馆里时光倒流的气氛吸引，来到二楼走廊。
二十多年前他们占据了这里整整一层。正对着电梯口的是餐厅，食物真的很糟糕，早餐除了供应烤面包和煮过头的咖啡之外没有其他热的东西，鸡蛋和水果包着塑料纸，被摆在冷柜里。即便如此，为了午餐能少吃，或者干脆省下午餐，大家都尽量在早晨吃很多，热烘烘的面包拿了一片又一片，呼唤服务员端出一壶又一壶的咖啡。当时他们每个人都年轻，贫穷，饥饿，而这里的早餐是免费的。拓的房间紧挨着餐厅，如果坐在床边，天气好的时候能清晰地望见青色的山，更远处的山顶，即便是夏天也有吹不散的雪。拓的隔壁住着来自阿根廷的马里亚诺，他常常清晨五点开始锻炼，把墙壁撞得砰砰作响。马里亚诺长得像后来演了《水牛城66》的文森特·加洛，黑色披肩髯发平时扎在脑后，常常因为不知道如何妥当地与人交往而紧张到热情过度。他当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小小的剧团里工作，住在快要倒闭的剧院楼上，正在写一出有关巨型哺乳动物和青春期的荒诞剧。一旦谈论起戏剧来，他的情绪就变得热烈坚定，有限的英语词汇带着强烈的异域口音，像席卷而来的热带山洪，却一点都不混浊。接着是印度和俄罗斯的宗教学者，几位东欧腹地的诗人。改建后的杂物间原本是公共厨房，那里放着一台微波炉，是很多人从没见过的稀罕玩意，他们高高兴兴地把各种东西放进去，等待“叮”一声响起。马里亚诺整个春天都在河里逮鱼玩，有一天他一时兴起，把整条没有开膛的鱼放进了微波炉。鱼在里面爆炸了，一股内脏混合着伏特加的恶臭在楼道里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