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火耗归公”的基本逻辑是不难想到的，此前也有人向康熙提过，但康熙的答复是：
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九，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初六日）
意思是“火耗”这件事如果合法了，不就等于朝廷在变相地向百姓加派吗？“加派百姓”的恶名，朕这种圣明君主是不可能背的。但这话说得就实在失之偏颇了，为了一己的名声，放任百姓被盘剥，君主无限圣明，锅全是贪官污吏在背。
但放在雍正这儿似乎不成问题，不就是挨骂吗？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雍正就直接把“火耗归公”给推广开了，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其实还是相对顺利的，因为雍正给官员的工资涨得特别多。之前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是45两，实行“养廉银”之后，普遍都能涨到800两，这还是起薪，最高能接近2000两，几十倍的增幅。
同时，雍正还下令禁止逢年过节送礼，并利用密折和巡察御史进行严查，整顿官场陋习。一时间，贪官不敢贪，清官不用贪，官场风气被迅速扭转。民间百姓要交的“火耗”，数额也普遍降低。
雍正真正的强大之处在于，他整顿官场的同时，还在整顿地主士绅。手握两大法宝，左手“摊丁入亩”，右手“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古代中国的农业税收有两份，一是按田亩收地税，二是按人丁收丁税。但随着土地兼并和人口膨胀，地少人多的穷人交不上税，只能被迫逃亡。这样不仅会导致社会动荡，也会导致丁税白白流失。雍正所推行的“摊丁入亩”，就是取消丁税，把这部分钱分摊到地税中，在保证国库总收入不变的同时，还能减轻穷人的负担，确保社会安定。
这项改革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尽管地少人多的穷人会举双手赞成，但地多人少的地主是必然会坚决反对的。
只是雍正无比强硬地压着官员们必须推行。
前文提过，当时浙江巡抚法海推行“摊丁入亩”时，地主们就到衙门闹事，法海没顶住压力，宣布暂停推行“摊丁入亩”。于是，雍正立刻调走法海，换李卫就任浙江巡抚，继续推行新政。李卫的手腕甚硬，搞“刀把子”改革——命令亲兵，凡是反对新政的地主，一律先抓到牢里，进行思想教育，什么时候认识到新政是对的了，什么时候放他们回家。最终，“摊丁入亩”在浙江率先成功实行，并逐渐推广到了全国。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又减轻了底层民众的经济压力，可以说，“摊丁入亩”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而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其实更多是为了解决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清朝初期，清军刚入关时，清政府为了争取官绅的支持，就给了他们一个福利政策——在清朝为官或取得了功名的士绅，本人不用服差役，家里人也可以按官员的品级减免部分丁税。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福利政策在具体执行时就走样了。不仅官绅本人不用服差役了，还连带着一大家族的人都不用服差役了。而且在收税时，丁税不是减免，而是压根不收了，甚至在推行“火耗归公”之前，官员们在收非法的“火耗”时，也会绕开士绅家族，只收平民百姓的。如此一来，民怨渐深，凭什么干活的是我们，要钱时还找我们？这极大地激化了民间矛盾，导致社会严重不安定。
鉴于此，雍正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这项措施核心内容就三点：当初说好的官绅本人不服差役，现在依然有效，但家族中的其他人，在政府有需要时，都必须服差役；之前说好减免的是丁税，现在推广“摊丁入亩”了，丁税不存在了，各家在交地税时，就必须得全额如数上交；过去，官员私人收取“火耗”时，绕你们而行，朝廷可以不管，可现在实行“火耗归公”，你们的“火耗”就得和其他百姓一样，该怎么交，就怎么交。
总的来说，雍正的这几项改革一旦叠加，相当于把士绅家族的诸多特权给一次性清零了。雍正这么做，尽管得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可乡绅地主是万万不会答应的。由此，双方的矛盾开始激化，而且雍正随之应对的一系列做法，可不像影视剧中演得那般软塌塌的。当时，河南的考生罢考，反对“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在历史上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在影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下派弘历去安抚考生，好言相劝。而在真实历史中，雍正的态度可就强硬得多了。当时，雍正收到田文镜的奏报后，写的朱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