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张照的报告刚打上去，雍正便驾崩了。鄂尔泰摇身一变，成了新朝的辅政大臣。
张照立刻就被乾隆抓了。按鄂尔泰当时的意思，张照必须死，我这辈子最大的功绩就是“改土归流”，张照居然敢说我有问题？可最终，谁也没想到乾隆居然出面了，强行保了张照一命。
鄂尔泰欲置伊于死地，朕若听信其言，张照岂获生全？（《清史列传·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十六·张照》）
可乾隆为什么要保张照？表面上的说法是乾隆标榜“宽仁治国”，轻易不斩朝廷大员。可实际的原因，却是乾隆到晚年才透露的：
盖照即张所喜而鄂所恶者，……余非不知。
嗯，朕当年就知道张廷玉喜欢张照，而鄂尔泰讨厌张照，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留张照活着，鄂尔泰和张廷玉之间的关系就只会恶化，不会好转。
在乾隆的期待下，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关系还真就朝着对立的方向发展了。
上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就这样，在鄂、张两人没有直接交锋的情况下，他们下边的人倒是有了分组对抗的感觉了。此时的乾隆，心情舒畅，毕竟大臣之间的矛盾越大，作为最终裁判的皇帝的权力才越稳固。
时间慢慢来到了乾隆五年(1740)。
这一年，乾隆30岁。去年，他通过一场“弘晳逆案”解决了宗室内部的不安定因素。此外，“章总”还把握各种时机，完成了官场的大面积轮岗与换血。
与乾隆元年(1736)相比，到乾隆五年的时候，全国的7个总督已经换了6个；17个省的巡抚换了十几个；至于中央的六部尚书，更是挨个儿换了一茬儿，其中最重要的吏部，乾隆还交给了自己的嫡系讷亲。
至此，在朝堂秩序日益稳固的同时，鄂、张这两位前朝旧臣，也逐渐由乾隆执政的辅政者变成了绊脚石。一场政治打击，在所难免。
乾隆五年四月，在一场御前会议上，乾隆突然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
乾隆既说了鄂、张二人有结党的嫌疑，同时又把这件事和“满汉之分”的民族问题绑在了一起。
乾隆这个做法，于他个人而言，真是非常高明。
这件事本来和民族问题是没关系的。比如鄂尔泰，他虽然是满洲人，但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始终都对读书人礼敬有加。所以，像杨名时、方苞、李绂、蔡世远这些康雍乾时期的汉族文人，和鄂尔泰的关系一直都很亲密。且蔡世远是乾隆的老师，杨名时、李绂都是乾隆亲自提拔的大臣。因此，乾隆知道鄂尔泰和汉人的关系是很好的。
那乾隆为什么还要挑起满汉的对立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乾隆此话一出，满洲大员肯定不敢和鄂尔泰走太近了，怕惹上朋党之嫌；而汉人官员也一样没办法和鄂尔泰走太近了，走太近就会被其他汉族人嫌弃。反过来，这对张廷玉的人际关系的影响也是一样的。乾隆的一句话，如一顶帽子般扣了下来，“鄂张党争”抱团对抗的局势，就此便给遏制住了。“章总”绝对是玩人的天才。
可光靠嘴说还不够，还得见血才行。乾隆即位之初始终标榜“宽仁”，他连一个朝廷大员都还不曾杀过。这皇帝不杀人，威慑力始终就感觉有所欠缺。很快就有一个人撞枪口上了，这个人就是时任兵部尚书兼九门提督的鄂善。鄂善虽然名字里有个“鄂”字，但他既不是鄂党，也不是张党，是一个满洲中立派。与其杀鄂、张任何一边的人，燃起另一方的嚣张气焰，倒不如先挑个中间派动手，这可以同时震慑鄂、张二人，让他们知道，朕也是会杀人的。
事情的起因是在乾隆六年(1741)三月，鄂尔泰的学生御史仲永檀举报鄂善受贿。仲永檀此举的最初目的应该很简单，就是想把鄂善从兵部踢出去，以扩张鄂党势力。但谁也没想到，鄂善最终会死。鄂善被捕之后，对受贿一事始终是死不承认的，而官员们也没打算好好审，本准备以“下人受贿，鄂善管教不严”的罪名，稀里糊涂地结案就完了。可关键时刻，乾隆突然表示，自己要单独提审鄂善。而这一套审案过程看下来，令人毛骨悚然，没有任何的大刑伺候，纯粹就是心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