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大义觉迷录》开篇，他回应的问题就是“华夷之辩”和“君臣之分”到底哪个更重要，满洲人到底配不配统治中原。这完全是古代版“真·清朝粉丝头子”在正面回应清朝的最大争议。
而雍正笔下的回应文章，也是一板一眼、有理有据的。它从最开始就引经据典：“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意思是说，一个人、一个群体配不配统治天下，要看其德行功绩，而不能单纯地看其地域血统。紧接着，雍正又说，满洲人虽然在地域上属于蛮夷，但“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你们汉人，不能对我们搞地域歧视。像历史上，“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意思是说，舜和周文王其实也是蛮夷，难道他们就不是圣明的君主了吗？
随后，雍正就开始讲述清朝的德行功绩。核心论点一共有三点：
第一，从道义上讲，
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
明朝的天下不是我们满洲人抢的，是他们老朱家自己弄丢的，我们入主中原只是顺应天时。
第二，从民生上讲，
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义安，……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
我们满洲人，能让天下更太平。
第三，从版图上讲，
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
满洲开疆拓土，扩张的也是中国的版图，之前的汉唐宋时期，哪个朝代统治下的中国版图也没有我们满洲人统治下的大，我们满洲人对中国是有功的。
雍正当年的这套逻辑，因为他是皇帝，自然没人敢反驳。但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会发现雍正其实有意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功绩”是一个概念，“道德合法性”是另外一个概念，有功绩不代表政权合法。“华夷之辩”的流传不是“吕留良们”故意搞事情，而是因为满洲人从多尔衮入关开始，就实行了非常明显的满汉有别的民族压迫政策。因此，不是汉人先搞民族对立的，恰恰是满人最早先预设了满汉之分，才激起了汉民族的“华夷之辩”。
只不过，考虑到雍正作为满洲皇帝的独特身份，他既不可能背叛自己的阶级，也不可能背叛自己的民族，他愿意跟汉族知识分子去讨论民族问题和满洲的合法性问题，还提出了朴素的不分地域、血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概念，认同中国人的身份，这在清朝的皇帝中，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而清朝的其他皇帝，大多数压根就不想讨论什么“华夷之辩”的问题，往往选择杀人了事、消灭肉体。
假如说，在讨论“华夷之辩”时，雍正还算头脑清醒的话，那后面他在辩解自己的“十大罪状”时，就多少是有些失态的了。因为其中很多内容，都是雍正最初刚看到曾静的信件时，在极度气愤的状态下所写的。雍正在开篇就写道：
今以全无影响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朕活到如今，年过五十，执政也有六七年了，朕对自己做过的事问心无愧，上对得起老天，中间对得起我父亲，下对得起黎民百姓，朕做过的事，没什么是不能公之于众的。并且，雍正之后还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亲自来澄清这一切：
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
意思是说，朕要是不逐一辟谣，只怕他们的恶语中伤会愈演愈烈。
然而，就在雍正将关于自己的“十大罪状”逐一进行反驳辩白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宫廷秘闻也写进去了：
人家说他“谋父”，他就说从小到大康熙到底有多喜欢他，以及康熙驾崩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家说他“逼母”，他就说在乌雅氏生病时，他是如何在床前伺候母亲喝药的，乌雅氏病故时，他又是如何哭到昏迷的。
人家说他“弑兄”，他就说他大哥、二哥当初是如何惹怒了父亲，以至于最后被圈禁的。
人家说他“贪财”，他就开始细数自己执政以来修河堤、兴水利、开农田、置军备的多项大笔却没向百姓们加过赋税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