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对吕留良的恨意，又上了一个台阶。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雍正这边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吕留良，海兰就把曾静最新的口供给送来了。说实话，曾静的口供本身写得还不错。因为曾静本就是个山野秀才，颇有文采，被抓了之后，他立刻就了，主动承认错误，不但自称“弥天重犯”，而且一上来就说：
弥天重犯……平常有志于圣贤、大学之道，期勉躬行实践，以副朝廷之望。
其实我一直都是坚持努力学习，想报效朝廷的。他甚至在监狱中还回忆起了青春往事：
圣祖皇帝宾天诏到，虽深山穷谷，亦莫不奔走悲号，如丧考妣。
当初听到康熙帝驾崩时，罪臣我哭得可伤心了！我完全是因为信了吕留良的歪理邪说，才误入歧途的。
然而曾静的证词本身虽然没问题，可雍正往下一查，就发现不对劲了。他发现关于自己的那“十大罪状”，并不是曾静自己编出来的，而是老八允禩和老九允禟手下那些被问罪发配的喽啰编造的。而且这帮喽啰，是从京城发配到广西等地的过程中，沿途一路散播的。最后一传十、十传百，等曾静听到的时候，都已经是湖南当地的第四手信息了。雍正无比慌张，因为谣言传播的范围太大了，相当于自己这“十大罪状”的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传遍半个中国了。
至此，“曾静造反案”本身已经非常明晰了，只是该如何解决、如何收场却成了一大难题。首先，案件的始作俑者曾静正在疯狂认罪，处理他倒是不难。可宣扬“满洲人不配统治中国”的吕留良，人早就死了，这该咋处理？同时，最要命的，就是雍正“十大罪状”的谣言，极有可能已经尽人皆知了。要不要辟谣，怎么辟谣，这都是问题。
当雍正面对这一团乱麻时，他究竟会如何抉择呢？
三、“出奇料理”的结局
“出奇料理”这个词，其实是雍正本人说的。
当时的雍正为了彻查“十大罪状”之谣言的来源，把曾静的发疯信找人反复誊抄，接着给从北京到广西的省级行政长官每人都发了一份。最为感念雍正知遇之恩的河东总督田文镜，一收到信，就立刻回复雍正说：
臣跪读之下，实不禁切齿痛心，眦裂发指，恨勿食其肉而寝其皮也。
这曾静，必须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也是当时朝堂上的共识，曾静意图谋反，别说是死刑了，就是株连九族也是合理合法的。
可偏偏此时，雍正却在奏折朱批上答复田文镜说：
遇此异物，自然有一番奇料理。
换句话说，对曾静的最终处理，雍正并不想采用常规手段。那么，雍正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对曾静，要轻放；对吕留良，要重惩；对谣言，则要亲自辟谣。
而雍正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他发现案子审到最后，其实要解决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思想。所以，需要他雍正来回答“满人到底配不配当中国的皇帝？”这个问题。
所以，雍正当时先把宣扬“华夷有别”的吕留良一家都给重惩了。当时雍正主持的判决原文是：
吕留良、吕葆中俱著戮尸枭示。吕毅中著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型，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
这里的吕葆中是吕留良的儿子。他们父子二人，虽然当时已经死了，但仍要扒出尸体，枭首示众。并且，吕留良唯一在世的儿子吕毅中，也被判了死刑并立即执行。吕留良的孙辈堪堪逃过死刑，被判集体流放。可实话实说，吕留良一家人实际上是并没参与造反的，雍正的判决多少有些重了。
而另一边，雍正对真正意图谋反的曾静、张熙师徒，非但没杀，反而还主动给了曾静一千两银子当安家费。
这里雍正不杀曾静、张熙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他眼中，曾静活着比死了更有用，他要用曾静去打一场思想上的舆论战，向世人解释清楚——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满洲人到底配不配统治中原。
在正式靠曾静打舆论战之前，雍正还要先做一件事。他要亲自出一本书，对各种针对他本人的谣言逐条进行辟谣。而这本书，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大义觉迷录》。说起来，雍正这个皇帝还真是挺有意思的，翻开《大义觉迷录》，我们会发现，不管多敏感的问题，雍正都敢毫不避讳地亲自跟你辩论个底朝天，直到掰扯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