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乾隆搞仁政、宽刑罚、重视读书人，像这样执政，最后的效果到底又是怎样的呢？
二、宽仁治国的幻想
我们在前一篇提过，乾隆早年间为了获得舆论支持，打着“宽仁”的旗号对雍正朝的很多旧事做了翻案。很明显，乾隆最初搞仁政，出发点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我给你们松绑，但相应地，你们也给我支持。整个政局很快就在一种严猛的紧密秩序中打开了一道出口，很多之前压抑已久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但即便如此，我们为什么还是要说乾隆的“宽仁治国”只是一种幻想呢？
主要原因在于，乾隆尽管在翻案时打着父亲雍正的旗号，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乾隆这就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嘴上说的是雍正的指导思想，可手上做的活明显全都基于乾隆自己的心思。尤其考虑到乾隆做的这些翻案文章还都是在雍正驾崩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的，短时间内在政治路线上的掉头，必然会导致官场的撕裂。
例如，乾隆初年任四川巡抚的王士俊，他是之前田文镜的助手，也是雍正严猛治国路线的绝对支持者，乾隆元年(1736)七月，在看到政治风向的猛烈转变，以及发现自己逐渐被边缘化后，王士俊没忍住发了个大牢骚：
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乾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大意是，如今大臣们写文书就只干一件事，只知道批评前朝世宗皇帝的政策，还扬言说只要是这样的奏折那就是好奏折。这些说辞要是传出去，像什么话？岂不是要被天下人笑话？
那这番场景被别人笑话了吗？还真被笑话了，嘲笑者就是我们的邻居，朝鲜。当时就有朝鲜史官挖苦乾隆初年的政局道：
政令皆出要誉，臣下专事谀说。
如今的清朝，皇帝就只想捞名声，大臣就只顾拍马屁。而当时国内国外的舆论似乎也印证了，乾隆初年的官场秩序，大概率是相对混乱的。
不过，乾隆的政治能力很强，强就强在他对很多事情都是很敏感的。乾隆很快就发现，自己那一套“宽仁治国”的方案好像出问题了，而且在宗室、乡绅、官场那儿全都出问题了。
首先，乾隆刚开始对宗室是很友好的，对十六叔允禄和十七叔允礼这两位老爹雍正留下来的老伙计更是尤其地好，均委以重任。经济上，乾隆给老十六、老十七都赏亲王双俸；政治上，乾隆更是干了件破天荒的大事。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在雍正刚驾崩没到两个月的情况下，乾隆就宣布要裁撤军机处。军机处可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最强盛时设立的中枢机构，这是雍正最杰出的政治设计之一。但当时乾隆说的是：
今西北二路既已无事，……大小事件，既交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办理。（《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如今天下太平，军机处也没什么用了，撤掉吧。于是乾隆就把军机处的权力直接平移给了以老十六庄亲王允禄为代表的辅政大臣。
乾隆放权的结局我们可想而知。老十六允禄的政治势力瞬间就空前膨胀，虽然允禄他自己多半没什么想法，但权力变大之后，底下的人自然就会主动扑上来。史书载：
见朕于王加恩优渥，群相趋奉。恐将来日甚一日，渐有尾大不掉之势。（《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三，乾隆四年十月十六日）
后来连乾隆自己都意识到了，对宗室太好的话，很容易形成一股威胁皇权，并且难以把控的政治力量。
就在宗室势力抱团之后，乡绅地主那边也一样出了问题。相信乾隆最初废除“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恢复乡绅特权时，他心中大概率想的是：朕对你们这么好，你们一定也会对朕感激涕零的吧？
然而现实是非常冰冷残酷的，乾隆很快就发现，自己是把这帮乡绅、这帮名义上的读书人代表想得太好了。
乾隆七年(1742)八月，江南闹水患，出了灾情。乾隆就安排人员赈灾。结果赈灾刚进行一半，时任两江总督的德沛就上奏说，皇上，不好了，出事了。乾隆一看奏折，直接给气乐了。按惯例，赈灾这种事，向来是救急救穷不救富的：
在城居民，有力之家，例不在赈恤之列者。（《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三，乾隆七年八月十九日）
家里有粮食的，就别过来抢穷人拿来活命的这口吃的了。可最后江南的地主士绅干了件什么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