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罢市抬神，哄闹公堂衙署，勒要散赈。（《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三，乾隆七年八月十九日）
他们聚众闹事，索要赈灾粮食，并且义正词严道：政府不能因为我们有钱就不给我们发口粮啊，我们也都是良民啊。
这要是放在雍正活着的时候，地方闹灾，不把你们这些乡绅赶到河堤上去当差修坝就不错了，你们居然还敢闹事？还敢抢灾民的口粮？都不用雍正发话，李卫出手即可解决。可到了乾隆朝，这帮乡绅地主还真就敢这么干了，显然，他们把乾隆的宽仁当成认了。
到了这个时候，乾隆也终于理解父亲雍正当年为什么要专门打压这帮乡绅了——
绅衿之家，……此等恶习，自我皇考整饬以来，已渐次改易。今岂可使之复萌潜长？（《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三，乾隆七年八月十九日）
这帮乡绅地主的臭毛病，我爸当初不是都教育过他们了吗？他们不是都改了吗？怎么到今天又死灰复燃了？乾隆意识到这定是当地的学政官员没有教育好，干脆直接宣布当地的学政和聚众的乡绅全部交刑部议罪。但在这里，我们还是得说一句，此时的乾隆仍然保持了极大的耐心，他最后对这些人，也只是关押、教育了事，并没有杀人。
宗室和乡绅产生变化之后，接下来要改变的就是最重要的官场。在某种程度上，真正让乾隆产生警觉的，其实就是官场的不良风气。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李绂。
李绂当年在雍正朝因为和河南巡抚田文镜产生矛盾，与几位大臣联手参劾田文镜而被雍正怀疑其结党，进而被免职。但因为李绂的学问确实很好，为官也算清廉，所以自雍正十三年九月他被乾隆重新启用后，一直是深受乾隆信任的。只不过，时间才过了8个月，李绂就捅了娄子。
事情发生在乾隆元年的五月，当时新一届的科举选拔刚结束，乾隆就想选几个人才以便培养新人。出于信任，乾隆安排李绂去新科进士中挑一挑选一选，推荐几个可造之才呈上。
按常理，李绂办的这事应该是个美差。很简单，在素质过硬的人中找几个好的，保举一两个，最多三四个，这样对上不负皇恩，对下也有个顺水人情。可李绂倒好，他不但给了乾隆一串特别长的保举名单，而且为了让乾隆相信这名单上的人都是可造之才，他还搞串联，拉着六部九卿的官员一起签字保举。意思就是说，皇上您别看这名单上的人多，但这都是大臣们公认的优秀人才啊。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以“章总”的政治头脑，在看到这么一份推荐名单时，他会是怎样的心情。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乾隆此时的心理情景剧，大概是这样的——好你个李绂，父皇当年说你结党，朕还以为你是冤枉的，没想到你还真的喜欢结党搞串联啊？朕让你推荐学子，你拉着这么多官员一起上书是什么意思？你能耐大？你威望高？你开了这么长一串推荐名单，朕是该叫它“李选”，还是叫它“绂选”？将来朕用了这些人，他们是会感谢朕的重用，还是会感谢你李绂的举荐呢？你以为朕年轻缺心眼，什么都不懂吗？
于是乾隆立刻就把李绂叫来问话，而李绂当时的答话也特别有意思：
惟有永绝妄言等语。（《清高宗实录》卷一八，乾隆元年五月初七日）
皇上，我说错话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说话了。
乾隆听完就更火大了，李绂你明不明白什么是重点？你的问题是话说得不对吗？你的问题是事做得不对啊！之后乾隆实在气不过，就发表了一篇公开的上谕：
朕即位以来，并未有因臣工多言，即加以处分者。今李绂明系妄举，乃自谓妄言，避重就轻，希图朦混。著交部严察议奏。（《清高宗实录》卷一八，乾隆元年五月初七日）
朕这么宽仁的皇帝，什么时候会因为大臣话说多了就加以处分？李绂你拉帮结派、保举官员，明明是个典型的政治问题，结果你只认为自己是话说多了，你这是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机智如朕，怎么可能上当？朕最终下令，将李绂送审，你们这些大臣也仔细想想该怎么处理。不过，乾隆最后的处理倒比较宽仁，只是将李绂降两级，调岗处理罢了。
我们总结一下就能发现，乾隆朝初期的宽仁政治，在表面的舆论吹捧背后，其实是潜藏着很多危机的。宗室出现了政治团体，乡绅再次集体闹事，连文官大臣也敢随意而放肆地串联了。早在乾隆二年(1737)，乾隆就不由得发出了一句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