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一出，满座默然。最后是庆王奕劻开了口：“不必多问了！我看，只拿政闻社请限期立宪，跟这姓陈的并作一案，发一道上谕。各位看呢？”
大家都知道，政闻社跟肃亲王善耆有关系，所以奕劻主张“不必多问”。不过陈景仁究系何许人，何以会在南洋，张之洞认为应该查一查。
“何妨先找一部《缙绅》来看看？”
世续这句话提醒了大家。随即取来琉璃厂荣禄斋刷印的，光绪三十四年春季及夏季的《缙绅录》，遍查法部官员，就找不到一个名叫陈景仁的主事。
“莫非是冒名开玩笑的？”张之洞说，“如本无其人，则煌煌上谕，无的放矢，那可不成事体了！”
“冒名是不会的。”世续又说，“照我看，此人在法部怕查不出来，必得到吏部才有着落。”
这一来，袁世凯也想到了，“或者是个捐班的主事，”他说，“从未到过法部。”
他的猜测不错，吏部司官查覆，陈景仁是捐班主事，本来分发刑部，一改新官制，便变成了法部主事，听说此人是南洋的一个富商。
只要有这个人就好办了。由张之洞口授大意，军机章京拟好一个旨稿，呈堂传阅。袁世凯看上面写的是：“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需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等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昵，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着即行革职，以肃官常。”
“我想改一两句话。”袁世凯提笔勾抹添写了两句，再送给张之洞看。
一看，“以肃官常”四字勾掉了，添了两句：“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张之洞便即问道：“陈某人在南洋，如何命地方官查传管束？”
“这是加个伏笔。”袁世凯说，“此人倘敢潜回内地，就可以责成地方官遵旨行事了。”
“啊，啊！”张之洞不免自惭。当了三十年的督抚，连公事上这个小小的窍门都还不识，岂非荒唐？
这道上谕面奏裁定，第二天南北各报都用大标题登了出来，政闻社社员大哗，纷纷写信给梁启超，或者政闻社的总务员，年高七十，精通六国文字的马相伯，要求退社。所持的理由不一：有的是为“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的话头吓倒，怕惹来大祸；有的是觉得“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的话太难听了，不愿同流合污；有的认为陈景仁太霸道，既然讲言论自由，有话大家好说，何至于于式枚说错了话，便该革职？
就在这政闻社社员纷纷要求退会或解散团体之时，“预备立宪公会”所策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已陆续到京，八大胡同与戏园饭馆平添了无数打着蓝青官话、满口新名词的陌生面孔。有时因言语隔阂，习俗不同，惹起纠纷，“地面上”的官人总是善言排解，此由于民政部尚书肃王善耆曾经迭有“堂谕”，对这些代表，务必妥为保护之故。
袁世凯对肃王的态度颇为不满，不过他一向不愿得罪亲贵，所以隐忍未言。但对政闻社却耿耿于怀，隐忧莫释，因为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政闻社以拥肃、离庆、拉张、倒袁为宗旨，尤其离间他与庆王奕劻的关系这一点更难忽视，日夕伺机，想一举消灭政闻社。
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杜钟骏到京请脉的那时候，由美国旧金山来了一通电报，是“中华帝国宪政会总长康有为、副长梁启超暨海外二百埠侨民”所上的请愿书，列陈“十二大请愿”，可归纳为九事，其中最重要的共有五点。
第一点：“立开国会以实行宪政”，这在慈禧太后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忤。但撤帘归政，尽裁阉宦，迁都江南，及改国号大清帝国为中华帝国，则无不犯了大忌。慈禧太后勃然震怒，将原电交了下来，命军机处会同政务处及宪政编查馆会议具奏。
袁世凯成竹在胸，但需先有一番布置，特地去看庆王奕劻，要求屏人密谈。
“王爷，”他神色凛然地说，“我有件心事，至今不敢不率直奉陈了。王爷知道不知道肃王结交了一些什么人？”
“我不太清楚。”奕劻答说，“此人向来不讲边幅，疯疯癫癫的，不必理他！”
“不然！疯子会闯大祸！”袁世凯又问，“王爷可知道，所谓‘中华帝国宪政会’，就是保皇党的改名？”
“知道。”
“康有为有个弟子叫汤觉顿，在京已经多时，王爷可知道？”
“不知道，连汤什么顿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
“那就无怪乎王爷不知道了！这汤觉顿便是奉了康、梁之命，专门来跟肃王联络的，他们经常见面。”袁世凯说到这里突然顿住，而脸上是极痛苦的表情。
这使得奕劻既惊且疑，“慰庭，”他问，“你有什么难出口的话。”
“我有句话，不忍言而又不能不言，说出口来，就要有个归宿，否则，王爷怕亦担了很大的责任。”
奕劻骇然：“何出此言？”他将心定了下来，沉着地说：“慰庭，你不妨说给我听，如果我该负责任，我一定负。”
袁世凯点点头，压低了声音说：“保皇党的首脑，从前是康有为，现在是肃王！朝廷严旨要捕康、梁，而康、梁奉肃王为魁首。王爷，请问，这该怎么说？”
奕劻听得这话，大吃一惊！心里懊悔，不该让袁世凯开口，如今可为难了！照袁世凯的说法，肃王善耆应与康、梁同科，但又何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讦告此事？倘或不闻不问，万一有何事故，袁世凯会说，当时曾警告过庆王，他没有表示，只好不办。这就变了比同隐匿，至轻也是个革爵的处分。
看他脸上阴晴不定，袁世凯索性再说些让他胆战心惊的话，“王爷，”他说，“肃王办的消防队，用兵法部勒，一样有洋枪，一样三六九出操。请问，救火的消防队用得着这个吗？”
奕劻的脸都吓黄了，“他要干什么？莫非要造反？”他气急败坏地说。
“王爷，”袁世凯摇摇头，极冷静地答说，“你这话谁都没法子回答。”
奕劻心想，消防队练武携枪，不就是打算趁火打劫吗？倘或宫廷有灾，命消防队进大内救火，可能俄顷之间变起不测。转到这个念头，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那怎么办呢？”奕劻紧皱着眉说，“以善一的身分，能有什么处置？”
“善一”就是肃王善耆，他居长，弟兄四人名字中都有一个善字，而辈分则与帝系的“溥”字辈相并，因而辈分较高的亲贵都以善一、善二叫他们兄弟。“善一”的辈分虽低，毕竟是世袭的亲王，即令犯有极重的过失，亦需有确实的证据，方能奏请处置。如今事涉暧昧，而又关系重大，如果让慈禧太后知道了他是这样的态度，必然震怒，但却无奈其何。倘或隐匿不言，万一出了什么事，可又脱不得干系，此所以奕劻为难万分。
他的处境是袁世凯早就想到了的。就要奕劻觉得为难，才会听从他的建议。于是他用安慰的语气答说：“王爷也别着急，事情就怕不能前知，知道了总有法子预防。亲贵理当保全，倘有不测之事，就算自己没有责任，又何忍见那位亲王为端华、载垣之续？”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奕劻连连点头，“无事是福！”
“我在想，亲王体制尊贵，朝廷必当优礼，表面上实在不能有什么举动。为今之计，唯有釜底抽薪，削其羽翼！”
“釜底抽薪，削其羽翼！”奕劻轻轻地念着，抬眼望着袁世凯问，“你的意思是，拿他手下得力的人办几个，或者调开？”
“不！羽翼者康、梁一党，什么中华宪政会，远在海外，鞭长莫及，不如先查办政闻社！只要上谕一下，汤觉顿之流自然闻风而遁，再无人逞其如簧之舌，蛊惑亲贵。这才是爱人以德的保全之道。”
这几句话说得冠冕堂皇，奕劻大为赞赏。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议时，便提出解散政闻社的主张，满座皆以为然。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亦在座中，见此光景，唯有沉默。散会以后，一路哼着“先帝爷，白帝城”扬长而去。回得王府，未及更衣，便连呼：“找王小航来！找王小航来！”
这王小航单名一个照字，汉军旗人，跟肃王府的渊源甚深。戊戌政变之前，在礼部当主事，上折言事，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递。王照一怒之下，作了一个呈文，指责堂官不当不遵旨为他代递奏折。而且这呈文是上堂亲递。同时声明：两尚书不受，他要到都察院呈递。
自有部院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怪事。怀塔布与许应骙迫不得已，只好答允，为他代奏。随即由许应骙亲自动笔，拟了一个奏折，说王照“咆哮堂署，藉端挟制”，并解释不为代递的缘故是：王照奏请皇帝游历日本，而日本最多刺客，从前俄国皇太子及李鸿章都曾遇刺。王照置皇帝于险地，所以不敢代递。又指责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惩治”。
这道奏折很厉害，能为王照带来杀身之祸。无奈锐意变法的皇帝一意广开言路，对礼部堂官顾虑他的安危并不见情，降旨道：“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鳃鳃过虑。”
接着又说：“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怀塔布等均着交部议处。”结果，怀塔布、许应骙，及两名满缺的侍郎，一律革职。处置之苛，未之前闻。王照亦就因为掀起这么一场大风波而名闻海内了。
及至戊戌政变失败，王照当然在查办之列，幸而是京中土著，又有善耆照应，得以闻风脱走，与康有为同船逃到日本。前两年方始悄悄回国，化名“赵先生”隐居昌平、保定等地，不过经常溜到京城，以肃王府为居停，做善耆的谋主。
这时把王照请了来，善耆便将政闻社行将奉旨解散的决定告诉了他，向他问计，应该如何预作布置。
王照与康有为由患难之交搞成水火不容——肇因于康有为露了以保皇为沽名图利之计的狐狸尾巴，在日本动辄向人说，他奉了皇帝的“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起兵要粮要饷，藉此便可募捐筹款。有人以此求证于王照，他自然不肯替康有为圆谎，因而结成冤家。不过，王照对梁启超是颇有好感的，所以劝善耆应该设法保全政闻社。
“既然勒令解散，想来下一步就是查拿了。这个责任自然落在民政部，那时候王爷可就为难了。”
“说得是！”善耆憬然有悟，“事不宜迟，教他们快走吧！此刻老赵怕还不知道这件事，等他一知道，布下罗网，那可要大糟其糕。”
老赵是指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谁都知道他是袁世凯的鹰犬，掌握着民政部属下的密探。王照心想，这赵秉钧自题别号叫“智庵”，阴险多计，一奉解散政闻社的上谕，必定秉承袁世凯的意旨，小题大作，株连无辜，只怕各省请愿代表都会遭殃，因此决定亲自出去走一趟。
“王爷，我看这件事得我去料理。”他说，“别人去，话说不清楚，不了解事机之险，会误大事。”
“你去自然最好。不过，怕显眼！”
“不碍，我会化装。我还得跟王爷要点东西。”
“什么？”善耆问，“钱？”
“钱倒不要，要南下的火车票，只要三等、四等，多多益善。”
“那容易！”
善耆随即派人到前门车站买了一百张京汉铁路的火车票，派人保护化了装的王照，到前门外东河沿、大栅栏、八大胡同走了一遍，直到午夜方回。
第二天果然下了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羽，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复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赵秉钧一看有“严拿惩办”的字样，随即下令，遇有谈论国事、鼓吹立宪而行迹可疑的陌生人，先逮捕了再说。可惜，他晚了一步，汤觉顿与各省国会请愿代表，都在这天上午拿着王照所送的车票，上了南下的火车；即有少数逗留在京的，亦已接到警告，及早躲到亲友那里，深居简出，噤若寒蝉，赵秉钧的部下一无所获。不过，大老们的耳根倒是清净了，因为各省请愿之事，就此无疾而终。
话虽如此，应该交代的表面文章，仍旧密锣紧鼓地在赶工，八月初一那天，终于颁布了一道煌煌上谕，明定筹备立宪期限为九年，也就是在光绪四十二年颁布宪法。同时在这道上谕中，公布了“宪法大纲”、“选举法要领”，以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宪法大纲中首列“君上大权”，共计十三款。第一款：“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款：“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外，立法、召集议会、用人、军事、外交、财政诸大权，统归君上，不受干涉。唯一有些微宪法意味的一款是：“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
尽管归政于民有名无实，但毕竟立宪有了期限，当国的大老可以松一口气了。尤其是慈禧太后，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因而兴致显得特别好。宫眷的情绪完全视“老佛爷”的喜怒爱憎为转移，兼以时入仲秋，橘绿橙黄，一年好景之始，乐事正多，转眼慈圣万寿，更得好好儿热闹一番。
“人生七十古来稀！过了七十，就该年年做生日。何况是皇太后，更何况立宪有期，太平在即。”
内务府的这一论调流传得很广，在内廷行走的人无不津津乐道。但有件事颇生争议——这年慈禧太后万寿，有个往年所无的点缀：西藏黄教的达赖喇嘛，将携带着大批珍贵的贡品，赶在万寿期前入觐。在乾嘉以前的盛世，这是常事，自道光至今，外患内乱频仍，时世不靖，道路修阻，达赖及班禅入觐之事久已停止，如今复举，正见得盛世将临，所以很热中于这件事。
可是李莲英却屡次谏阻，他的理由是谁都想不到的，说是故老相传，皇帝与达赖同城，必有一方不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是说，皇帝有病，怕达赖来了，会有冲克？”
“是！”李莲英率直答说，“不然何必降旨各省荐医生？”
慈禧太后默然。从回銮以后，她就渐渐发觉，李莲英很卫护皇帝，现在听他这话，更是效忠皇帝的明证。不过，她也知道，李莲英跟荣禄一样，不管怎么样，是不会背叛她的；别人拥戴皇帝就会结了党来反对她，而李莲英绝不会！而细细一想，他亦没有错。皇帝的病，若能痊愈，自己仍旧是太后；倘或不起，且莫说立了幼主又得有好几年的辛苦操劳，而且太皇太后毕竟隔着一层，大权多少要分给皇后，总不如全握在自己手里来得好。
于是她说：“你是哪里听来的怪话！皇上还能让个喇嘛克死？若说有个人不利，也必是不利达赖。”
李莲英适可而止，不再往下说了。慈禧太后却想起一件事，达赖早就到了山西，驻锡五台山，六月初将由山西巡抚指派妥人，护送来京。至今两月，何以未到？
第二天问起军机，此事归世续主持，便由他答奏：“六七月里天热，带来的贡品又多，一路调拨伕马，种种不便，所以等到秋凉入觐。”
“现在不是秋凉了吗？”
“是！也快动身了！好在山西离京不远，只要一动身就快了。”
他没有说真话。真相是达赖不愿入觐了！因为他对陛见的礼制有意见。照理藩部的拟议，达赖见了皇帝，跟任何臣工一样，必须磕头。而达赖自视甚高，以“国师”自居，不愿向皇帝行跪拜大礼，故而迟迟其行。
如今慈禧太后催问，而万寿又快到了，世续不能不找理藩部想法子搬弄达赖进京。当下决定，好歹骗他到了京里再说，因而由军机处密电山西巡抚，敦劝喇嘛起程，礼制上总好商量。
达赖被劝动了，决定一过中秋就动身。哪知又横生波折，“西藏番僧，联名呈诉赵尔丰枉杀多命，毁寺掠财。”番僧就是喇嘛，达赖得知此事，自然又观望了。
原来西藏的政教纠纷颇为复杂。当黄教始祖宗喀巴在明朝永乐十七年圆寂时，遗命以达赖、班禅二大弟子，世世化身转世，互为师弟，宏扬大乘教义，并以达赖主前藏，驻拉萨；班禅主后藏，驻札什伦布。转世到今，达赖是第十三辈，班禅是第九辈。
这第十三辈达赖，法名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勒嘉穆错，出生于光绪二年五月，由第八辈班禅为他披剃授戒；到了光绪八年，第八辈班禅圆寂，下一年转世现身，即为第九辈班禅，法名洛桑曲金，当然成为达赖的弟子。
其时英国垂涎西藏已久，光绪十三年驱使印度侵入藏边，发生战事，藏军伤亡七百余人；第二年又打了一仗，藏军一万余人，溃不成军。因此，达赖恨极了英国。而俄国正好乘虚而入，所派的一个间谍名叫道吉甬，做过达赖的老师。自甲午战后，西藏是联俄派的天下，英国的势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想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无暇远顾，英军得以卷土重来，在光绪三十年七月间，藉故侵入拉萨。达赖大惊，将印信交给了前藏三大寺之一，噶尔丹寺的噶布伦——前藏总揽立法行政大权官员的称呼，额定三僧一俗共四名——仓皇往北而逃。
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很讨厌达赖的嚣张跋扈，便上了一道奏折，数他平时的不是以外，指责他事危潜逃无踪，请朝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以班禅代摄。
这一下，达赖对班禅便是旧恨加上新仇了。旧恨是在两年以前，班禅到拉萨朝拜达赖，随从疏忽，击鼓而过布达拉宫，达赖以为布鼓师门是大不敬，罚他藏银卅秤，师弟之间，就此有了嫌隙，加以英国人从中煽动，彼此仇怨日深。
不过，这一次班禅却很顾师门的义气，具奏力辞。无奈除他以外，别无人可以权摄达赖的位号，亦就只好勉为其难。
至于达赖，最初是逃到库伦，意在投俄。只是蒙古的喇嘛领袖，法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极受爱戴，而达赖跟他不能和睦相处，便难以存身了。库伦办事大臣深感为难，奏闻朝廷，下诏西宁办事大臣迎护至西宁。
西宁在青海，是宗喀巴的降生之地，最大的一座寺名为塔尔寺，达赖到了西宁，自然卓锡在此。但就像在库伦那样，达赖与居停不和，积渐而至于势同水火。
原来蒙古青海，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外，另有敕封的八大呼图克图，以章嘉呼图克图为首，位居第四的名为阿嘉呼图克图，主持塔尔寺。达赖寄人篱下而犹颐指气使，阿嘉呼图克图自然不服。
于是陕甘总督升允上奏，说达赖性情贪吝，久驻思归，请示应否准其回藏。朝廷因为英军侵藏以后，强迫噶尔丹寺的噶布伦订立丧权失地的条约，正派唐绍仪在印度与英国代表交涉改订，此时自不宜放达赖回去，指示俟“藏事大定”再议。
同时，将阿嘉呼图克图调回京里去管喇嘛。这样调停本可勉强无事，不料又爆发了两活佛斗法的轩然大波。据说，达赖与阿嘉呼图克图积不相容，彼此都想用法术制对方于死命。此本是红教所盛行的邪道，但黄教的喇嘛亦偶一为之，当然，有无效验不得而知。巧的是，达赖这一次行法，似乎真的有效，年未五十的阿嘉呼图克图，一场小病，竟然不治。塔尔寺的喇嘛知道两人有斗法之事，认定阿嘉呼图克图死于达赖之手，多方搜寻，找到了埋在泥土中的土偶等物，自是达赖用来咒魇阿嘉呼图克图的铁证。因而群情愤慨，一直闹到驻藏办事大臣那里。
派人询问达赖，他承认土偶是他所埋，但否认是在跟阿嘉呼图克图斗法，指出依照黄教仪典，这是感谢大皇帝恩惠的一种仪式。查证经典，果如所言。于是斗法一事成为无可究诘的悬疑，不过，达赖在西宁可是存身不住了。当时的理藩院便安排他入雁门关，移床山西五台山，一住已经三年。
其时由于唐绍仪等人与英国不断地交涉，终于改订了条约，对原由西藏自己被迫订约所丧失的利权，挽回了许多。而赵尔巽的胞弟尔丰，受任川滇边务大臣，锐意经营康藏，改土归流，屯垦练兵，虽然不断遭遇阻力，但西藏的面目确在改变，使得达赖大为不安。一方面怕朝廷真个统治了西藏，一方面又怕班禅的地位势力凌驾而上，变成大权旁落。
因此，他决定自请入觐。以为这一下占了班禅的先着，可以稳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在京里也可以看看风色，相机活动，早遂重回拉萨之愿。
不想好事多磨，磨得达赖意兴阑珊，如今又听赵尔丰在西藏有此诸般恶行，自然要看看再说。不久，朝命派成都将军马亮查办，初步处置总算公平的，复经山西巡抚力劝，毕竟还是启程了。
一入直隶境界，朝廷特派大员赴保定迎接。这一下，地方官不能不特加尊礼，百姓亦就刮目相看，道路争传：“西藏活佛来了！看一眼都是福气！”于是所到之处，驻锡名刹，香花供养，警护森严，这在达赖却是颇足以为慰的事。
一到京，就更气派了：京里的喇嘛很不少，亦没有几个人瞻礼过达赖，此时欢欣鼓舞，脸上像飞了金似的，昼夜不断，聚集在他所安座的黄寺；王公亲贵皆来致礼，更是少有的荣耀。每一出行，前呼后拥，身后追随着无数黄衣喇嘛，轰动九城，倾巷来观，使达赖更觉得权势之可贵可恋。
但，令人不怡之事很快地来了。理藩部负责为他们的堂官照料达赖的一个司官，名叫罗西木桑，是蒙古人，但在西藏多年，能言善道，只是有点不大懂交情，商谈觐见礼节时，毫不放松。
“要我行跪拜礼办不到。”达赖一口拒绝。
“这是按成例行事。”罗西木桑说，“绝无不敬大师之意。”
“成例不足凭！而且那是班禅自贬身分！”
他说的这话，罗西木桑自然知道。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无论达赖或班禅见驾皆不行跪拜之礼，直到乾隆年间，有一次班禅在热河行宫觐见，自请依臣子之礼，从此就成了例规。
“大师的话，窃所不喻。”罗西木桑答说，“达赖、班禅世为师弟，原为一体。再说两大师化身转世，所以今天弟子所见的大师，就是乾嘉以来的各位大师，何以从前可循例行事，而此刻不能？”
这话驳得很厉害，达赖顾而言他地说：“你提起乾隆年间的话，我倒要问你，乾隆御制《喇嘛说》，你读过没有？”
“在理藩供职，自然读过。”
“那么，你倒说，高宗怎么解释喇嘛？”
罗西木桑想了一下，朗然念道：“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
“慢着！”达赖截断他的话说，“既谓之‘无上’，岂能屈膝于人？”
“御制的文章中还有句话，”罗西木桑从容地说，“‘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无上是如此讲法，请大师不可误解！”
不但话不投机，而且措辞不甚客气了，随行的噶布伦赶紧扯开，“改天再议吧！”他说，“好在为时尚早。”
礼制未定即不能觐见。其实，就定了也还得等待，因为两宫违和，除军机及必须召见的大臣以外，一切仪制上繁文缛节，以及必得有精神来应付的朝觐，概行停止。
皇帝只是体力不充，疲惫得无法支持，九月初八那天跟军机见面时，竟至垂首御案了。
这大概是从清朝开国以来，君臣晤对之际从未有过的事。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慈禧太后说道：“皇帝病得久了，越来越重，你们看，可有名医，不妨保荐。”
于是庆王奕劻回奏：“奴才六十九岁那年大病，是袁世凯保荐西医屈庭桂来看好的。”
“喔！”慈禧太后问道，“这个人怎么样？”
这当然应该由袁世凯答覆：“屈庭桂在北洋多年，历任医官、院长，臣全家都请他看病。以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有病，也是请他看。”
“你们知道这个姓屈的吗？”慈禧太后问其余四军机。
醇王载沣不知其人，未曾说话；鹿传霖重听愈甚，根本不知问的什么；张之洞与世续的答覆是一样的，本人并未请教过屈庭桂，只知家人患病，曾请他诊视。
“中西医药是一样的，只要治得好病就得了。”慈禧太后作了决定，“既然大家保荐这姓屈的，可以请他来看看。”
“是！”奕劻答说，“请皇太后定日子，哪一天请脉。”
慈禧太后算了一下答说：“十三或者十四吧！”
当天中午，袁世凯的侍从医官，也是屈庭桂的学生王仲芹，便用电话将此消息密告老师。屈庭桂大吃一惊，想起他家乡广东有的一句俗语：“有抄家，无诰封。”正想托词辞谢，直隶总督杨士骧派材官持着名片来请了。
屈庭桂兼掌北洋卫生局，长官有命，不敢不赴，杨士骧一见他便说：“连着接到庆王、袁宫保的电话，请你赶紧进京。”
“请示大人，是不是进宫看病？”
“原来你已经知道了。”杨士骧笑道，“你赶紧去吧！这下成了御医，将来请教你的人更多了。”
“大人……”
屈庭桂刚哭丧着脸喊得一声，杨士骧便挥手打断了他的话，“你怕什么？”他说，“你替庆王看好过一场大病，他还能害你吗？”
听得这话，屈庭桂方始释然，第二天摒挡进京，一下了火车便去见奕劻。
“你是军机大臣共同保荐，不能不去。你只要用心诊治，保你无事。”奕劻又说，“皇上的病，到底有没有危险，你看了之后先老实跟我说，我好密奏太后。”
“是！”屈庭桂答说，“不过回王爷的话，西医看病跟中医不同。像明朝那样，隔着帐子替后妃看病，手腕子上吊根红丝线，说是凭这样子就可以诊脉，西医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奕劻笑了：“我请你看过，我知道你们西医的规矩，我先跟太后回一回。”他又说：“不过，有些话，你最好别当着太后说。”
“我知道，不能当着太后说皇上肝里有病。”
“对了，不过我还告诉你，你可不能说皇上肾亏。”
“西医并无这个说法。”
“那就行了，你找个人问一问见太后、皇上的礼节，等着十三请脉吧！”
请脉的日期决定在九月十四，屈庭桂前一天住在海淀，天色微明，便由颐和园的东角门到仁寿殿前待命，一直到九点钟才蒙召见。因为这天军机例行见面，商议邮传部所奏筹款赎回京汉铁路的办法。此是袁世凯入军机后最得意的一件事——京汉铁路纵贯南北，但经营权握在比利时手里，因为此路是盛宣怀经手借比款所造。借款的回佣甚厚，而借款的条件甚苛，第一是行车管理权归比国公司；第二，每年利润比国公司可分两成。且不论利权大大地外溢，倘或外交、军事上有变化，这条通南达北的铁路不能自主，即等于命脉为人所制。所以自梁士诒出掌邮传部铁路总局后，即以筹款赎京汉路为念兹在兹的第一件大事。袁世凯当然力赞其成，筹划经年，已经成功。
筹款的办法一共三项，招募公债、筹借外债、提集存款。外债已经借到，总数五百万英镑，名为“振兴实业借款”，由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各承贷一半。这天要谈的是筹办赎路公债一千万银圆。慈禧太后对何谓公债不甚明了，奕劻及袁世凯便需细作解释，因而耽误了请脉的时间。
进得殿去，在东暖阁照规矩行了礼，背过履历，坐在侧面的慈禧太后问道：“听说西医看病的规矩跟中医不同。倒是怎么个不同啊？”
“按西医的规矩，要请皇上宽一宽衣服，露出胸背，一面听一面看。”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也可以！”
于是有太监上前，将坐在正面御榻上的皇帝扶了起来，先卸长袍，次卸夹袄，然后将小褂子撩到胸口以上，露出肋骨根根可见的上身。
这时屈庭桂已经取火酒棉花擦过手，将听诊器挂在胸前，动手诊视。一面听，一面问：“皇上自己觉得哪里不舒服？”
“头痛、发烧、背脊骨疼、胃口不好。”皇帝问道，“屈庭桂，你看我这病该怎么治？”
“等臣细看了再回奏。”
屈庭桂收起听筒，骈左手食中两指，按在皇帝的肋骨上，再用右手食中两指，“笃笃笃”地轻叩。慈禧太后大惑不解，向侍立在旁的奕劻问道：“这是干什么？”
奕劻亦不明了，答说：“让屈庭桂跟皇太后回奏。”
屈庭桂已听见这话。他心里在想，听声音皇帝的肺不好，怕是有病，肺如有病，中医名为“痨病”，一提起都会变色。这话说不得！
因此等叩击完了，他向慈禧太后说：“刚才是测听皇上的体质好不好。”
“喔，”慈禧太后问，“是看皇上的筋骨硬不硬？”
这一问，在屈庭桂有匪夷所思之感，只好硬着头皮回答说：“是！”
“行了吧？”奕劻紧接着问屈庭桂，“行了，皇上好穿衣服。”
“是的，行了。”
“什么病？”皇帝一面让太监为他着衣，一面问。
这话很难回答。照屈庭桂看，毛病甚多，腰子显然有病；肺亦可疑，但绝非不治之症。想了一下答说：“还是虚弱的缘故。”
“那么该怎么治呢？”
“得一步一步来，臣先拿皇上头痛、脊骨痛这两样毛病治好，同时要给皇上服开胃的药。”
皇帝大为点头，“你说得对！”他说，“拿这两样病治好，我的精神就会好得多。”
“是！”屈庭桂说，“臣想请皇上赏一小瓶尿。”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奕劻跟太监们都差点笑出来，屈庭桂亦自觉失言，大为窘迫，赶紧又作解释：
“臣要取回皇上的尿液回去化验，更能查出病症。”
“要验什么？”皇帝问说。
“打尿液里头能验出来腰子有没有病。”
“喔！”皇帝点点头，“可以！”
于是屈庭桂磕头退出，在仁寿殿后面太监起坐的板屋中开方子。这下又成了难题，因为西医的药方没有脉案，药名皆用洋文。既无法抄呈两宫，也不能存在内奏事处供王公大臣阅看。最后由内务府大臣奎俊去请示慈禧太后，奉到懿旨：不必看，也不必发下去，交敬事房存档。这才算解消了难题。
开好药方，屈庭桂说：“这张方子可以拿到外国医院或者西药房去配。有内服的，有外敷的，药剂师自会注明白。”
“屈大夫，”奎俊说道，“都是些洋字，怕他们弄不清楚，药配错了不好。何不你自己一手经理？”
“这，”屈庭桂也读过一些史书，懔于明朝末年“红丸”的故事，大起戒心，老实答说，“医药都出于我一个人，这个责任太大，实在负不起。至于配错药的事，极少极少，而况是皇上的药，谁敢大意？”
“说得也是！”奎俊又说，“皇上刚才面谕：明天还得请脉。请你再等等，只怕还有别的话。”
屈庭桂答应着，静静地等待。不久奎俊带着太监来颁赏：四盒克食、两百两银子，另外还带来一瓶皇帝的尿液。屈庭桂跪着接了，随即出园回城。
他是住在北洋公所，刚下车还未休息，庆王奕劻已着人来请。于是原车到得王府，只见袁世凯也在座。
“永秋，”奕劻喊着他的别号问，“你看皇上的病怎么样？”
“永秋，”袁世凯也说，“这里没有外人，你有话尽可实说。”
“是！”屈庭桂答道，“皇上的病，叫作精神衰弱症。得这个病的人，多半头痛、晕眩、失眠、忧郁、记性不好、食欲不振，这跟皇上的病征完全相符。”
“那么，该怎么治呢？”奕劻问说。
“回王爷的话，这个病不是吃药吃得好的。”
“喔！”奕劻一惊，“莫非，莫非是不治之症？”
“不是！不是！”屈庭桂赶紧否认，“绝非不治之症。治这个病最要紧的是静养，若能换个病人喜欢的地方去住，更好。”
“为什么呢？”袁世凯很注意地问。
“因为得这个病的人，先天的体质固有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精神过劳，种种不如意，一天难得有件高兴的事，久而久之，对原来住的地方厌了，也怕了。如果换个地方，耳目一新，原来的种种厌烦一起摆脱，精神自然就好了。这有个名目，叫作‘易地疗养’。在外国常有这类病人，到空气新鲜风景好的地方去住那么两三个月，回来就会像换了个人似的。”
袁世凯与奕劻面面相觑，好久开不得口。屈庭桂也醒悟了，这在平常小康人家不难办到的事，在皇帝绝无可能。
“永秋，”奕劻脸色严肃地说，“你刚才的话，可不能跟另外人去说，两宫面前更宜小心！”
“是！”屈庭桂重重地答应。
“除了什么‘易地疗养’以外，还有什么治法？”
“总以精神安静为主。最好每天能用冷水摩擦，按摩亦有用处。当然，饮食也是要紧的，不过，这得验了尿再说。”
“这是怎么个讲究？”
“怕腰子有病，有些东西不能吃。”屈庭桂想起来了，“今天进宫听太监私下在谈，皇上有遗泄的毛病。”
“是的。不但有，而且很重。”奕劻答说，“皇上从小就怕突如其来的响声，譬如打雷，或者一个铜板子掉在地上，都能吓得脸色发白。如今只要听见这样的声音，就会遗泄，更听不得大锣大鼓。”
“这可不好！”屈庭桂说，“精神衰弱的征候很深了！最好，最好……”他说不下去了。
他不说，奕劻与袁世凯也能猜想得到：最好避免听见那种声音。但又何能避免？慈禧太后爱听戏，对于大锣大鼓，侍座的皇帝能充耳不闻吗？
情形是很清楚的了。哪怕宫闱事秘，只要势力达得到，工夫下得深，还是可以直抉底蕴——都以为慈禧太后的河鱼之疾是小病，皇帝几已病入膏肓，而揭底来看，适得其反。
“太后到底七十多了！年纪不饶人。”袁世凯说，“我亲自问过好几位替太后请过脉的御医，都要我逼得紧了才肯说实话。别看太后精神很健旺的，痢疾不好，是一大患；再说，她也不是真的健旺，只是硬撑着，要让大家都这么想：宫中倘或出大事，必是龙驭上宾，不是驾返瑶池。”
坐在袁世凯对面的杨士琦与赵秉钧对看了一眼，都不作声，静听袁世凯再说下去。
“太后如果撑不住，一倒下来就完了；皇上呢，却有的磨。屈永秋说什么‘易地疗养’，颐和园如果只有皇上一个人，不，如果没有太后，不必每天请安，战战兢兢地不知道会出什么岔子；如果不必天天侍膳，或者常常陪着听戏，让大锣大鼓震得心惊肉跳，那不就等于易地疗养？”
“情形很清楚了！”杨士琦说，“母子之间，已成势不两立之局。”
“话是这么说，似乎也有分别，”赵秉钧垂着眼在剥指甲，神态悠闲之极，“皇上的病，固非太后驾崩不能，可是皇上不在了，太后亦未见得有多大好处。”
“你是说，太后成了太皇太后，究竟隔一层了？”杨士琦说，“我看不尽然，宣仁太后不就是太皇太后吗？”
他是说的北宋的故事。神宗弃天下，哲宗继立，宣仁太后虽成了太皇太后，依旧临朝听政，起用“元祐正人”，扶植善类，成一代美治。这些典故，小厮出身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赵秉钧不甚了了。不过意思是听得出来的，杨士琦是说，慈禧太后即使成了太皇太后，仍能掌握大权。
“太后也不是想抓权，只是不敢不抓而已！她怕大权落在皇上手里。只要不是皇上，谁都可以掌权，她也落得逍遥自在。”
听得这话，袁世凯与杨士琦都若有所思地好半晌不开口，赵秉钧却要等袁世凯有了表示才肯往下说，因而形成僵持。都觉得自鸣钟的“滴答”之声，何以是这样地响？
终于还是袁世凯发话：“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太后并不想抓权？”
“从李莲英、崔玉贵的消长去看！”赵秉钧说，“太后是在培植皇后做太后了！”
“这话有味！”杨士琦矍然而起，“谈到要害上头来了！我们从头数起。”
“何谓从头数起？”袁世凯问。
“数数看，哪些人具九五之相？”
“不用数，事情明摆在那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伦贝子，一个是醇王的长子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