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天是那桐在他金鱼胡同的住宅宴客，请的是来京祝嘏的各省督抚。但闻风而至的不速之客很多，因为这天那宅的堂会，有出难得一见的好戏，是那桐亲自提调的。
这出戏的名目，叫作“辕门斩子带枪挑穆天王”，那桐指名派角色：谭鑫培的杨六郎，龚云甫的佘太君，贾洪林的八贤王，金秀山、郎德山的焦赞、孟良，朱素云的杨宗保，王瑶卿的穆桂英，连木瓜都派的是王长林。都道若非那桐的手面，不能聚此顶儿尖儿于一出戏中。因此，原来只预备了七桌席，结果加了一倍都不止。
张之洞与袁世凯自是此会的上宾。这两个人的性情中有一点相同，都不喜欢听戏。他人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台上，张、袁二人却觉得乏味之至。袁世凯还能勉强撑持，张之洞则连坐都坐不住。但不愿扫大家的兴，也要顾到主人的面子，托词离席，在客厅休息。
刚刚坐定，袁世凯接踵而至。张之洞是坐在一张加长的红丝绒安乐椅中间，此时身子略挪一挪，以示礼让。袁世凯便一面挨着他坐下，一面说道：“我样样赶不上中堂，只有不喜优孟衣冠这一点，跟前辈相像。”
“少小不习，无可奈何。”张之洞说，“生不逢辰，不是歌舞升平之时，遇到这样的场合，只增感慨！”
袁世凯不知道他这话，是不是有不满于慈禧太后经常在宫中传戏之意，不敢往深里去谈，只说：“中堂伤时忧国，白头相公，心事谁知？”
这是迎合张之洞言谈的语气，不着边际的一种恭维。哪知在受者恰恰搔着痒处，半睁半闭的双眼倏然大张，“毕竟还有人识得我的苦心！慰庭，”他很认真地说，“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谓之失人！今天我可为知者道，我不想做‘小范老子’，哪知竟做了范纯仁！”
这两个人名，对袁世凯来说比较陌生。很用心地想了一下才想明白，似乎是西夏人，称范仲淹为“小范老子”，说他“胸中有千万甲兵”。张之洞心仪范仲淹，结果却成了专事调停刘后与宋仁宗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在这浓重致慨的语气中，也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的心事，志在调和两宫的歧见。
这正是一个绝好的为蔡乃煌进言的机会。未答之前，袁世凯先摆肃然起敬的神态，“中堂的苦心，真可以质诸鬼神！”他说，“列帝的在天之灵，一定庇佑社稷老臣！”
张之洞感动极了，泪光闪闪地说：“慰庭，慰庭，只有你明白我的心事！”
“精忠所至，自然感人。”袁世凯急转直下地说，“止庵先生，亦是当代第一等人物，可惜，这大关目上，错了一步！”
“喔，”张之洞左右看了一下，将颗扎着小白辫子的脑袋歪着伸过来，含含糊糊地说，“久已想动问了！瞿止庵勾结外人，买通报馆，密谋归政，其事究有几分是真？”
“这很难说。不过，”袁世凯亦将声音压得极低，“西林与康、梁有往来，千真万确！康、梁固无可厚非，但就爱君而言，诚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中堂未到京以前，有一道密旨，为皇上征医，这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的明证。天幸有中堂在枢，戊戌之祸必不致复见！”
张之洞不自觉地连连点头：“如果我早入枢十年，岂有戊戌之祸？”他想了一下说：“慰庭，房谋杜断，你的耳目比我广，必可医我不逮。”
“不敢！”袁世凯答说，“凡有所命，必当尽力。”
张之洞不答，瞑目若寐，好久方睁眼问道：“弭祸以何者当先？”
袁世凯想了一下答说：“母子和好！”
这是迎合张之洞的说法，言语便更觉投机了，“母子和好又以何者当先？”他当考学生似的问。
“勿使慈圣有猜疑之心！”
“如何而可致此？”
“很容易，也很难。”袁世凯说，“容易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难是这一句话不便逢人就说。唯有付托得人，照这句话尽力去做，自可不使慈圣猜疑，母子和好！”
“嗯，嗯，言之有味！慰庭，试言其详。”
“是！”袁世凯挪一挪身子，向张之洞耳语，“康、梁借保皇为名，在海外招摇，康有为自命‘圣人’，而行同盗跖，到处敛财，饱入私囊。皇上为此辈所愚，以致落到今日。不过事成过去，慈圣已不会把这笔账记在皇上头上，但如西林之流，勾结康、梁，想利用皇上逞其覆雨翻云的伎俩，慈圣对皇上就不能没有戒心！所以归根结柢一句话，保护圣躬唯在约束西林的妄行蠢动。西林以在野之身逗留上海不去，必得有妥当可靠的人看住他不可！倘有危及圣躬的举动，能在期前密报，那时请中堂做主，或者勒令回籍，或者派人警告，断然压制始得弭大祸于无形！”
“高明之至！”张之洞答说，“即我设谋，亦无以加君之上。只是这个妥当可靠的人倒不易罗致。”
“现成有人！”
“喔！”张之洞侧脸问道，“哪位？”
“蔡伯浩。”袁世凯说，“让蔡伯浩回任！唯公一言为断。”
张之洞像受了催眠似的，应声答道：“好！让蔡伯浩回任。”
十月初七，进京祝嘏的督抚、将军、提督都奉到恩旨：十月初九、初十、十一共三天准“入座听戏”。年过五十的封疆大吏，另赏“西苑门坐船”。因为慈禧太后万寿，是在西苑唱戏三天。
宫中戏台很多，最大的一处在热河避暑山庄，其次是宁寿宫的畅音阁，再次是颐和园的颐乐殿。这三处戏台，都分三层，台下有五口大井——开井的作用，不但是为了聚音，也等于又加了一层，有几出鱼龙曼衍的大戏，如《地下金莲》《宝塔庄严》等等，都是用绞盘从井中吊起莲花、宝塔之类的砌末，能令人目眩神迷，想不透是怎么回事。
此外如大内的长春宫、淑芳斋，颐和园的排云殿、听鹂馆，都有戏台，只是规模甚小，不足以容廷臣。介乎其间的一处戏台，是在西苑丰泽园，太监称之为“暖台”，因为此地不如三大台之宏敞，在冬天就比三大台来得暖和，所以有此别名。
开戏是在朝贺以后，约莫九点钟左右，奉旨准入座听戏的王公大臣，都已赶到丰泽园。唱戏之处是在两庑，分隔成很多间，依职名高低预先排定。东面第一间是庆王奕劻以次的亲王、郡王，西面第一间是以孙家鼐为首的满汉大学士。这一列的最末一间是四川总督陈夔龙，与三名正一品武官：马玉崑、姜桂题、夏辛酉。
不久，太监们递相传呼：“驾到！”群臣各就原处下跪。只见一乘黄缎软轿迤逦而来，扶轿杠的还是李莲英与崔玉贵。轿前有人，是皇帝；轿下更有人，皇后、妃嫔、公主、福晋，少不得还有“女清客”缪太太。
等慈禧太后降舆升上设在台前正中的宝座，王公大臣各就原处三叩首。随即听得一名声音宏亮的太监高声宣旨：“赏克食！”
他的话一完，西角门内出来一列太监，每人手里捧一个朱漆金龙盒，鱼贯行至慈禧太后面前，头一个便即站定。崔玉贵上前揭开盒盖，半跪着用他那既尖且锐的左嗓子说道：“请老佛爷过目。”
“东西新鲜不新鲜？”慈禧太后问道。
“新鲜！还冒热气儿呐！”
“好！快分给大家吃吧！多备热汤、好茶。”
崔玉贵答应一声，亲自带领太监分送食盒，每人一个。天厨珍味，果然不凡，不过这一盒克食也不便宜——内务府大臣预先发了知单，共凑银子三千两，犒赏太监。入座听戏的王公大臣，每人要派到五十几两银子。
群臣进食之时，台前张起两张大幕，一张由北而东，一张由北而西，三面各不相见，只见台上的角色，名为“隔座”。
到得午正时分，恰好慈禧太后最欣赏的一出《四郎探母》唱到“回令”，太监传旨赐宴。筵席设在偏殿，时逢薄雪，热气腾腾的一品锅大受欢迎。平时讲究威仪礼节的王公大臣，此时都非常随和了，找个位子坐下来，大口喝酒，大块食肉，吃得一饱，仍回原处去听戏，直到上灯以后的六点钟方始撤幕。戏散以后，仍向慈禧太后三叩首，方始退去。
这样一连三天，每天有八九个钟头的戏。慈禧太后听遍了京中的好角色，大过戏瘾，而皇帝却累得要病倒了。
内务府原来就延聘了两位名医，一个叫陈秉钧，一个叫曹元恒，奉旨各赏了主事的职衔，随时听候宣召请脉。
这陈秉钧，行医的名字叫陈莲舫，早就看出皇帝其实并无大病，只是虚弱。不必服药，却需静摄。而唯独这人人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在皇帝绝无可能。日久天长，皇帝的身子只有越来越坏。而自己的盛名葬送在里面太不值得，所以早就打定主意，脱身为妙。此时便又跟内务府堂官提出请假回籍的要求。
“那怎么行？”内务府大臣继禄说，“皇上这两天又违和了！正要仰仗高明。陈大夫，我实在不便代奏，我也希望你勉为其难。”
“实在是力不从心。”陈莲舫说，“继大人，我不止说过一次，皇上如果不能静养，药是白吃的。”
“我知道，我知道！陈大夫，你们两位只算帮我的忙。我想法子，另外替你们两位弄些津贴。”
“这倒不生关系！”曹元恒接口说道，“继大人，说老实话，我们也巴望着能把皇上的病看好了，挣个大大的名声回去。无奈，宫里请脉的规矩跟外面不同，以致劳而无功。我们在家乡都有些熟病人，非我们亲自去看不能对症。这一层，继大人也得体谅。”
“这可是没法子的事！”继禄的声音不似先前那样柔和了，“你的病人莫非比皇上还要紧？”
见此光景，陈莲舫知道不能再强求了——他是松江府属下青浦朱家角人，医道不坏，但品格不纯，好以官派唬人。他本人是主事，儿子是县令，如今一度供奉内廷，回乡打出“御医”的招牌，结交缙绅先生，是件名利双收的事，为此亟亟求去。如今见继禄的话不好听，见机而作，决定让步。
“继大人，”他说，“为臣子者，理当尽忠竭智以事上，但恐力不从心，误了大事，并无他意。”
这表示不再坚决求去。继禄亦见风使舵，加以抚慰，“这样吧，”他说，“两位分班当差好了。如今南来北往方便得很，一位回府，一位在京，到时候替换如何？”
有此结果，陈、曹二人自然乐从。于是继禄跟奕劻说知其事，第二天便奏明慈禧太后，一面明发上谕，准陈秉钧、曹元恒“分班留京供差，两月更换。其留京供差之员，每月赏给津贴银二百两，由内务府发给”；一面密电各省，催问物色良医，若有结果，即便送京请脉。
电报到达浙江，新到任不久的巡抚冯汝骙，大为紧张，将幕友请了来问计。总督、巡抚的幕友，称为“文案委员”，礼数如州县官对“老夫子”那样，相当客气。如果是单独找谁议事，往往移樽就教；倘或广咨周询，必得命小厨房专门备一桌菜，等酒过三巡，从容请教。
这天吃到一半，冯汝骙才把电报拿出来，一提个头，举座都望着一个人笑了——此人名叫杜钟骏，字子良，扬州人，是前任张曾的幕友，冯汝骙把他留了下来，专管往来函牍。
“怎么？”冯汝骙问道，“子翁必是精于此道？”
“真人不露相。”有人说道，“子翁的医道，真正叫‘着手成春’。”
“那好极了！”冯汝骙说，“我一定力荐。”
“不，不！多谢中丞的美意。此事关系出入甚大，万万不敢从命！”
语气很硬，冯汝骙倒愣住了。心里在想，如果他说所知甚浅，不敢贸然尝试，可能是谦虚的话，说是“关系出入甚大”，便是别有所见，倒不便造次了。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有人看出风色，用这样一句话将此事扯了开去，解消了僵局。
到得第二天，冯汝骙特意去访杜钟骏，道明来意，是劝他进京应征，但又说，果真有苦衷，亦可商量。
“中丞！”杜钟骏答说，“戊戌以后，亦有征医之举。当时的情形，中丞想来总很清楚。”
于是杜钟骏说了一个亲耳闻诸“同道”的故事。他的这个同道，是广州驻防的汉军旗人，姓门名定鳌，字桂珊。戊戌政变一起，中外震动，不久便有为皇帝征医的上谕。广州将军便保荐门定鳌入京应诏。
同时被荐的名医还有三人：朱煜、杨际和，以及另一个跟门定鳌一样，姓很僻的愚勋。先是个别请脉，门定鳌的医书读得很多，拟脉案时，征引《内经》《素问》及金元以来各名家的著述，融会贯通，头头是道。慈禧太后对他颇为赏识，夸奖他是儒医。
及至要用药了，是由四名医会诊。看法自有出入，损益斟酌，好不容易才拟定脉案与药方。脉案的结论是：“谨按诸症，总由禀赋素虚，心脾久弱，肝阴不足，虚火上浮，炎其肺金而灼津液使然。宜用甘温之剂，以培真元，惟水亏火旺，不受补剂，是以用药掣肘。今谨拟用养心理脾、润肺生津、滋养肝肾之剂，而寓以壮火镇火之品，仍宜节劳，静养调理。”四个人私下都同意，要紧的只是“仍宜节劳，静养调理”八个字。
下的药一共十四味：云茯、神苓、淮山药、细生地、麦冬、元参、杭白芍、霜桑叶、甘菊、金石斛、桔梗、竹茹、甘草、天花粉。略懂医道的人都看得出来，没有一味结结实实的烈性药，开这种不痛不痒的方子，无非敷衍差使而已。
其时废立之说甚嚣尘上，最后连各国驻京的公使都知道了，千方百计打听，不得要领。最后找到法国公使馆有个秘书，是门定鳌在广州的旧识，且识中文，便委他向门定鳌去探问究竟。要脉案，要药方，门定鳌都不敢应命，到逼得无法推诿了，他取水笔在干砚台上疾书“无病”二字，随即抹去，起身送客。
“圣躬违和”的真相是如此，越发惹起各国公使的猜疑。于是先则荐医，继则请觐见皇帝，都让慈禧太后责成庆王奕劻支吾了过去。门定鳌见此光景，生怕他从“无病”二字，已泄漏了极大的机密，惹来杀身之灾，托词在旅舍中为狐所祟，辞差出京躲祸。
“中丞请试想，”杜钟骏讲完了这段故事，接着说道，“皇上根本没病，硬说他有病，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嫁罪于医，岂不冤哉枉也！”略停一下他又加了几句：“果真有此情形发生，不但我冤枉送命，而且亦会牵累举主。中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最后几句话，打动了冯汝骙，决定接受建议，且将此事搁着再说。
一搁搁过年，冯汝骙接到京里知交的密信，说他有调动的消息。如果军机奏闻，慈禧太后一定会同意。因为他之得任封疆，不过半年的工夫，资望既浅，又无特殊的政绩，在慈禧太后，对“冯汝骙”这个名字几无印象，当然就会不置可否。
因此，他的这个朋友劝他，应该从速设法打点，最好是走内务府的路子，常在慈禧太后面前提提他的名字，说说他的好话。
看完这封信，冯汝骙忽有灵感，要慈禧太后对他有印象，得做一件让她常能想到他名字的事，那就何不旧事重提，保荐杜钟骏进京。
于是，他关照小厨房做了四样极精致的菜，携着一小坛陈年花雕去看杜钟骏。当然，他的本意是绝不肯说破的，只说接到京中来信，皇帝确是患了肾亏重症，而且访闻浙江巡抚衙门有此一位名医，问他何以不飞章举荐。
“子翁，”冯汝骙很恳切地说，“我们且不说君臣之义，只拿皇上当个寻常病家，足下亦不能无动于衷吧？”
这是隐隐以“医家有割股之心”这句话来责备他。杜钟骏虽未松口，但亦说不出坚拒的话，只是擎着酒杯在沉吟。
“子翁，如果不嫌唐突，我还有不中听的话想说。”
“尽管请说。”杜钟骏答说，“我亦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正就是怕有过失。如今子翁的名声已上达天听，倘或径自下诏行取，于足下面子上似乎不好看。至于我，朝廷倘责以知而不举之罪，固然无词以解；若说我有此机会竟不荐贤，薄待了朋友，更是不白之诬，于心不甘。”
话说得很深刻，也很委婉，杜钟骏再也无法推辞了。不过实际上有些难处，不能不先说在前面。
“既然中丞如此厚爱，我不能不识抬举。只是长安居，大不易！皇上果真是体虚肾亏，服药非百剂以上不能见效。穷年累月在京里住着，实在力有不逮。”
“这不用子翁劳神，自然是要替子翁预备妥当的。”
冯汝骙表示，起码要替他筹三千两银子，带进京去，以备一年半载的花费。又说，内务府大臣继禄、奎俊都有交情，重重函托，自然处处照应，请杜钟骏尽管放心。
居停如此殷勤，杜钟骏再也没话可说了。于是冯汝骙即日拜折，应诏荐医。批覆下来，命冯汝骙派妥人护送进京。哪知动身之前，杜钟骏自己生了一场病，等疗治痊愈，恰又是冯汝骙奉旨移调江西，少不得还要帮着办一办交代，就这样迁延到六月底才能动身。
他是由上海坐海船北上。一到天津，由于冯汝骙预先已有函电重托，再则日常请脉，接近两宫的机会很多，难免垂询外间的舆论。一语之微，亦足以影响前程，因此直隶总督杨士骧，待以上宾之礼。不但盛筵款待，致送程仪，而且特备花车，亲自陪着进京。
因为有杨士骧的照应，杜钟骏此行非常顺利，到处都受礼遇。到了七月十六那天，由继禄带领，半夜里出西便门到海淀，在颐和园先见了六位军机大臣：庆王奕劻、醇王载沣、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以及入军机不久的世续。然后在内务府朝房待命——先有个六品服饰的官员在，请教姓氏才知道他就是慕名而未识面的陈莲舫。
未及深谈，陈莲舫便已奉召，匆匆而去。过了有半个钟头，继禄走来领着他到了仁寿殿，做个手势示意他在帘外等待，然后悄悄掀帘入内。
一帘之隔，咫尺天颜。杜钟骏做梦也不曾想到过，会有这么一位天字第一号的病家，一时不知道是兴奋、惊异，还是畏忌，只觉心里七上八下，不安得很。就这时候，陈莲舫已经出殿，继禄在里面连连向他招手。
杜钟骏战战兢兢，到了殿里，照预先演习过的仪注，先向面西而坐的慈禧太后行了一跪三叩首的大礼，转而向面南的皇帝也是一跪三叩首，只听慈禧太后问道：“你就是杜钟骏？”
“是！”杜钟骏略移一移膝，向东回答。
“冯汝骙说你医道很好，你要替皇上用心号一号脉。”
“是！”
这时继禄轻声提示：“请脉吧！”
于是杜钟骏起身走到皇帝面前，在一张半桌侧面，已放了一个拜垫，杜钟骏复又跪下，用两只手替已将双手仰置在半桌上的皇帝诊脉。
由于疾趋入殿，起跪磕头，加以心情紧张，天气又热，杜钟骏忽然觉得气喘，便屏息不语，静待气平。而皇帝有些不耐烦了。
“你瞧我的脉怎么样？”
杜钟骏已经受了嘱咐，慈禧太后最恨人说皇帝肝郁，皇帝自己最恨人家说他肾亏。所以杜钟骏的答奏，很谨慎地避免用这些字眼。
“皇上的脉，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
“我病了两三年都医不好，”皇帝问道，“你倒说，是什么缘故？”
“皇上的病，非一朝一夕之故。积虚太久，好起来也慢。臣在外头给人医病，凡是虚弱与这个病差不多的，非两百剂药不能收效。所服的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换方子。”杜钟骏又说，“一天换一个医生，药效就慢了！”
“你说得对！”皇帝高兴些了，“你拿什么药医我？”
“先天不足，要用二至丸；后天不足，要用归芍六君汤。”
“好！就照这样开方子，不必更动。”
“是，是！”杜钟骏连连答应。
等跪安而退，已经出殿了，忽然有个太监追上来喊道：“杜大夫，杜大夫！”等杜钟骏站定，那太监又说：“万岁爷交代，方子千万不能更动。”
其时军机处已经退值，内务府的官员便就近将他带到军机章京的直庐去开方子。进屋才发现陈莲舫已先在，彼此目视微笑，算是招呼过了。杜钟骏在一张空桌子后面坐了下来，从护书中取出来水笔、墨盒与印有他名号的处方笺，静静构想脉案的写法。
“你是杜大夫？”突然有人在他身旁问。
抬头一看，是名太监，戴着六品顶戴，论品级比县官还大。杜钟骏起身答道：“我是。”
“万岁爷派我来跟你说，你刚才在殿里说的什么，就照什么开方子，切切不要改动！”又指着陈莲舫说，“千万不可以跟他串通起来！”
“不会，不会！”杜钟骏狐疑满腹，不可串通这一点，还可以体会其中的缘故，想是彼此商酌，希望意见一致，如果相互歧异，出了事谁也脱不得干系。但不知皇帝何以一再叮嘱方子不可改动，莫非另有人主使，非如何开方不可吗？
正在思索之际，带领的内务府官员来催方子了，杜钟骏便依刚才那太监所传的话，说了什么便写什么，一挥而就，检点无误，将方子交了出去。
这时已有两名书手在等着，拿他的方子另用明黄笺纸誊正，一式两份，装入黄匣内，据说是呈太后、皇帝各一份。
不久，又有太监传谕：赏饭一桌。这名为“赐膳”，照例由带领的大臣作陪。继禄陪他吃完了才说：“你今天新来，是插班，廿一才是你的正班，到时候我派人来接你。”
等送回客栈，杜钟骏倦不可当，睡了一大觉起身，第一件想到的事，便是皇帝不知已服了他的药没有？心里又想，陈莲舫也开了方子，不知异同如何？如果服了自己的方子，陈莲舫那张方子还用不用？
到得晚上，来了一名太监，正是白天他刚请完脉出殿，追上来传话的那个。他说：“万岁爷已服过你的药，明天仍旧要请脉。”
“是！”杜钟骏问说，“继大人知道不知道？”
“另外派人通知他了，内务府会有人来接你。”
杜钟骏点点头，抓住机会问道：“请问，陈大夫也开了方子，皇上服了没有？”
“大概服了吧！我没瞧见。”
“我再请问，为什么要到廿一才是我的班？”
“如今一共五位大夫，你算算，今天插了班，不就要到廿一才该你的班吗？”
杜钟骏一听愣住了，连那太监离去都未发觉。这夜一直不能安枕。半夜起身，等内务府官员陪他到了颐和园，先找继禄办交涉。
“继大人，”他说，“五个人轮流值班请脉，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这样子怎么能把病治好？要知道，我是来医病的，不是来当差的！请继大人把这种不合道理的规矩，跟皇太后、皇上说一说，务必要改良。”
继禄笑一笑答说：“内廷的规矩向来如此，我们不能乱说的。你请坐一坐，请脉的时候，我会派人来招呼。”
坐了有一个钟头，方有人来招呼。一切仪注均如昨日，脉象亦复依旧——才服了一剂药，自然还不能见效。杜钟骏只是陈奏，对皇帝的病症更为了解，又说“病去如抽丝”，请皇帝耐心静摄。
等辞出殿后，开方如昨。慈禧太后又赏了饭，同时传谕：“杜钟骏改为七月廿二值班。”进一步证实了首尾六天一轮的办法。
于是，杜钟骏进城便去拜访吏部尚书陆润庠。这是第二次，无多寒暄，便即道明来意：“府上世代名医，尊公的《世补斋医书》海内传诵，当今大老中，最明白医道的，莫过陆大人！”他问：“请陆大人说说，六天一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这样医病的办法没有？”
“宫内的情形与外面不同，只怕你还不大明白。”
“医病的道理是一样的。”杜钟骏气急败坏地说，“我们进京，满以为医好了皇上的病，可以博得个微名。现在看这情形，徒劳无益，全无希望。不求有功，先求无过，照目前的办法，病一定医不好！将来发生什么事故，谁来负责？陆大人是南书房翰林，天子近臣，请便中向两宫说一说！”
“你不必过虑！”陆润庠随随便便地答说，“内廷的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我虽在南书房行走，也不常见两宫，而且不是分内之事，亦不便进言。”
杜钟骏这才领略到，在宫中当差是这样的滋味！只好默然而退。不过有“既不任功，亦不任过”的话，算是比较放心了。
于是每隔五天进宫一次，每次匆匆一面，既不能细看皇帝的气色，亦不能多问病情，皇帝自己也很少说话。“望闻问切”只占得最后一个字，杜钟骏颇有用武无地之感。不过，慈禧太后却不似外间传说那么威严，常有温谕慰问。中秋节赏也有他一份，大卷红绸两片，纹银二百两，是派人送到他杨梅竹斜街斌升店旅寓来的。
打发了赏银，杜钟骏顺便请教颁赏的太监：“该怎么谢恩？”
“大伙儿一起磕头吧！我不大清楚，你最好问内务府。”
跟内务府的官员打听了才知道，照例颁赏，是约齐了一起谢恩，日子定在八月初三。到了那天，浓云如墨，大雨倾盆，但海淀道上车马如织，文武大臣依旧都准时赶到了颐和园。
行礼定在召见军机以后，大概是上午八点钟左右。谁知雨势越大，翎顶辉煌的王公亲贵都局促在仁寿殿两廊等候，两宫亦在殿中卷帘以待，一直等了一个多钟头，雨势略收，二十出头的小恭王溥伟大声说道：“不能再等了，行礼吧！”
说完，他一撩袍褂，下了台阶，王公大臣纷纷跟随着，就在积水盈尺的天井中，乱糟糟地向上磕头。杜钟骏亦杂在中间随班行礼，搞得泥泞满身，狼狈不堪。
出了仁寿殿，急于想回下处去换衣服，不道有个小太监一把拉住他说：“杜大夫，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吧！”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来！”
那小太监神色仓皇地左右看了一下，撒腿就走。杜钟骏在内廷当差半月有余，已略知规矩，太监这样结交外人是犯禁的。自知跟太监私下交谈亦有未便，但怕是有关皇帝病情的要紧话，不能错过机会。考虑了一下，终于还是跟了过去。
跟到僻处，那小太监跷起大拇指说：“你的脉理很好！”
“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万岁爷说的，说你的脉理开得好。我一发告诉你吧，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常常不吃，你的方子吃过三剂！”说罢，他略伸右手，五只指头乱抡着，仿佛是个无意识的举动。
正在向他口头致谢的杜钟骏蓦然意会，急忙从口袋中掏出一张银票，捏成一团塞在他手里。那小太监飞也似的跑了。
杜钟骏却不以为他是为了讨赏，故意编一套好听的话来献媚。自己算了一下，除头一天插班以外，正班共有三次，大概就是这三剂方子，皇帝全都服了。心里在想，是不是能够奏明皇帝，每次开方连服五剂，庶几药效不至中断，易于收功。
下一天又是值班之期，这天请脉是在寝宫，由内务府大臣奎俊带领，快将到达时，只见一名太监匆匆赶来，行了礼说：“奎大人，你快上去吧！万岁爷在发脾气！”
“喔！”皇帝发脾气，奎俊不急，从容问道，“为什么？”
“不知道！万岁爷亲自检药，检着检着就来了脾气了！传旨找内务府大臣。”
“好！我就去。”奎俊回头对杜钟骏说：“你先在廊上站一站，听我招呼。”
杜钟骏便在寝宫外面静静待命。只听皇帝的嗓子很大，“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他说，“你瞧枸杞上生蛀虫，拿这坏药给我吃，怎么医得好？”
“是寿药房配的药，大概药的年份久了。”
“这怎么行！现在派你到同仁堂去配药。”
“是！”
不久，奎俊从殿里出来，招招手将杜钟骏领了进去，只见皇帝坐在一张小圆桌前面，桌上摊着一小包一小包的药。
“杜钟骏，”皇帝问道，“药材是不是四川云贵一带的最好？”
“不一定，各地有各地的特产。”
“这‘于术’呢？”
“浙江省于潜县出的最好，所以叫于术。”
皇帝点点头：“这张方子是陈秉钧开的，昨天不想吃，今天拿出来看看，觉得还不错，服一剂也不妨，谁知道尽拿些坏药给我吃。”他又问：“茯苓、山药哪里最好？”
“茯苓自然是云南，山药要河南出的才地道。”
“好！以后你们开方子，都要注明药材的产地！”
“是！”
杜钟骏请完脉开方子，心里在琢磨，注明药材产地，是不是要各省督抚进贡呢？果然如此，下药又要斟酌，不必多找麻烦。
果如所料，第二天就由军机处分电各省，凡有特产药材，立即进贡。此外又由慈禧太后传谕：各省所荐医生六人，分为三班，两月一换。同时发下一张名单：头班张彭年、施焕，第二班陈秉钧、周景焘，三班吕用宾、杜钟骏。
这比六天一轮的办法要好些。但使杜钟骏困惑的是，何以会排出这么一张名单？他当然是有自信的，而且皇帝亦颇赞赏他的医道。吕用宾是京城里的名医，口碑极好，如果是将他们两人排为头班，也许两个月内就能大见效验。谁知将好手排在后面，实不知其意何居？
当然，这是无法去求得解释的事，而且从这天起，杜钟骏对皇帝的病情也隔膜了，只听说同仁堂到海淀开了分号，因为自从枸杞生虫，皇帝一怒命奎俊亲自到同仁堂配药之后，内务府就曾面奏，说颐和园离同仁堂很远，来回路程非几个钟头不可，配药回来，赶不上吃，不如命同仁堂就近设立分店，最为便当。皇帝准奏，同仁堂便是奉旨设立分号了。
这样过了有七八天，杜钟骏正闲得没事干时，内务府忽然派人来通知，说继禄有请。赶到那里，才知是派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差使。
“杜大夫，请你来当考官。”继禄笑道，“看考医生的文章。”
原来皇帝的脉案，逐日有人到奏事处去抄了出来，卖给上海各报驻京的访员，发电报回去刊登在报上。端方正在江南考医生，便以此作为题目，取中廿四卷，特地派专差将此廿四卷送进京来。奏折上说明：如果赏识哪一卷，即派此人进京请脉。
“端制军可真是会做官！不过，法子也太新鲜了一点儿。皇太后说：她也不知道哪一卷好，发交吏部陆尚书看，他也不敢做主，那就只好借重各位的专长了。”
杜钟骏也觉得端方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他倒很感兴趣，期待着其中或许真有高手，道理说得透彻，用药别有新意，大可供作借镜。所以当即在内务府坐了下来，一卷一卷细细地看。
按说，同一脉案，用药不至大相径庭。哪知不然，二十四卷，起码有十个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应该补肾；有的说，该用六味地黄丸；有的说，当补命火；有的说，要用金匮肾气丸；又有主张补脾胃的；也有断言，必当气血双补，用参茸之类极珍贵的药。其中有一卷最妙，说皇帝的病，应当阴阳并补，所开的药是十全大补丸。
“都是悬揣之辞。”杜钟骏率直陈言，“没有一个人搔着痒处。”
“我想也是！”继禄说道，“皇上的病，连我们经常在内廷行走的人都弄不清楚，何况远在上海，只凭脉案开方子，岂有不是隔靴搔痒的？”
“正是这话。”杜钟骏问道，“听说皇太后中秋吃坏了肚子，一直拉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
正说到这里，另一内务府大臣奎俊闯了进来，探问“阅卷”的结果。听了杜钟骏的意见，只是摇头。
“不用说远在上海，”他说，“就近在咫尺，像头班张彭年、施焕的药，皇上吃了毫无效验……”他忽然顿住，欲言又止，是有话想说而有所顾忌似的。
“你说吧！”继禄比奎俊更无顾忌，“忌讳什么？”
于是奎俊将梗在喉头的话吐了出来：“你们在这里请脉，我早就想跟你们说了，皇上的病，不容易治，你们不请脉更好！”
听得这话，杜钟骏惊疑不定，但不便多问，而且料想追问亦不会有结果，只好当作没有听见，接续未完的话题，问到慈禧太后的痢疾。
“时好时坏，一直在闹肚子。”继禄答说，“不过不愿意大家提这件事而已。”
“为什么呢？”
“你想，皇上天天请脉，有脉案发出来，皇太后再病了，岂不影响人心？”
“这样讳疾总不是办法！”杜钟骏说，“老年人最怕这个毛病，而况……”他也欲言又止了。
“怎么不说下去？”继禄催问。
“我也是听人说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说皇太后抽这个，是不是？”杜钟骏做了个抽大烟的手势。
“你指皇太后抽‘福寿膏’？偶尔抽着玩儿，没有瘾。”
“那还好！”杜钟骏点点头，“不然，烟痢是最麻烦的。”
“听说陆总宪就是戒烟之后得了痢疾，治得不得法，送掉了老命！”
“总宪”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别称，从新官制颁布以后，只设都御史一员，由原任左都御史陆宝忠蝉联。
此人是江苏太仓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的翰林，循分供职，当到左都御史。谨慎清廉，说来是个好官，不幸的是那“一口瘾”害了他。上年厉行烟禁，京中各衙门官员准许自行陈请，限期戒断。京外大小文武官员，则限定在六个月内戒绝。半年一过，详加考查，王公大臣四人，痼癖如旧。王公两人是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勋；大臣两人巧得很，都出在都察院，一个是都御史陆宝忠，一个是副都御史陈名侃。
于是军机大臣奏明，采取了一个很有力的措施，睿、庄两王所领的各项差使，如都统、前扈大臣、内廷行走等等，尽皆开去；陆宝忠与陈名侃则暂时开缺，一律派员署理，“如能迅速戒断，仍准照旧复职”。否则，两亲王革爵，两大臣革职，绝不宽贷。
有此严旨，陆、陈二人自然奉命唯谨。陈名侃的烟戒得还算顺利，陆宝忠却痛苦万状——其时戒烟的方子无其数，陆宝忠一一觅来服用，总无效验，最后是用涕泗横流、强忍不顾的“熬瘾”之法，方始戒断，而元气却大丧了。
到得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上奏陈明，戒烟净尽，仍准回任供职。但疾病缠绵，拖到四月底不能不自己奏请开缺，过不了几天，一命呜呼。慈禧太后倒是恻然不忍，特命优恤，谥法也不坏，第一字照例用“文”，第二字是个“慎”字。
接任陆宝忠遗缺的，正是在他戒烟时奉旨署理的张英麟。慈禧太后对此人的印象极好，原来张英麟是同治四年乙丑在她手里点的翰林，但上邀慈眷，别自有因。
他是山东历城人，同治十三年当编修时，与检讨王庆祺一同被选在“弘德殿行走”，贵为帝师。那王庆祺品格不端，罔识大体，经常弄些《肉蒲团》《灯草和尚》之类的禁书与仇十洲的《春册》，投穆宗之所好；最后竟带着大婚不久的皇帝，逛下三滥的窑子，以致出了一场“天子出天花”的大祸，绝了清朝自太祖以来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嫡统。
当王庆祺鬼鬼祟祟勾引皇帝时，张英麟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但既不便规谏，亦不便说破，唯有洁身远行，兼以免祸，上了个奏折请假归省，在山东老家住到光绪元年，方始进京销假。
复起之后，张英麟当了十七年的翰林，才以詹事外放为奉天府丞，兼领学政；于是当阁学，转侍郎，特简为顺天学政。庚子那年，拳匪闹事，两宫西狩，百官星散，唯独张英麟紧守着学政的关防，等待交替。第二年召试行在，一直当他的吏部侍郎。到得改新官制，不分满汉，张英麟因为在关外多年，熟悉旗务，特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是清朝开国以来汉员当旗官的第一人。
在张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谕，设置代替国会的资政院，并派贝子溥伦与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会同军机大臣，拟订详细院章，因而陆宝忠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的基础。结果是驳掉了！因为从慈禧太后到张之洞、袁世凯，都没有意思想施行两院制的立宪政体。
在张英麟接任以后，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顾，未曾颁布。但立宪的呼声则已高唱入云，在上海有好些倡导立宪的团体，有一个叫“预备立宪公会”，首脑是南通状元张謇、福建解元郑孝胥等人，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更有个声势赫赫的“政闻社”，是梁启超所组织，也是保皇党的大本营，电请宪政编查馆，在三年内开国会。
类此的奏请，除了报纸刊载以外，朝廷照例“不报”，却抄发了奉派赴国外考察宪政，甫自德国、日本归来的礼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专司章奏，文字为海内传诵，所以即使对宪政没有兴趣的朝士，也要仔细读一读。
他的奏折中劈头就说：“臣愚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需求之外洋。”只看这句话，对热中立宪的人便是兜头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笔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静气、细究其故的魔力：“近来访察群情，详加研究，编考东西之历史，深知中外之异词。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实振古未闻之事，乃为近日新说所宗。臣历取各国宪法条文，逐处参较，有其法已为中国所已有而不需申明者，有其事为中国所本无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诞可笑者，有此国所拒而彼国所许者，有前日所是而后日所非，固缘时势为迁移，亦因政教之歧异。”
话虽如此，于式枚认为比较可取的是日本宪法：“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自为义解，颇具深心。”以下引叙上海报上刊布的一篇题为“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的文章，攻击“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经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以摧专制之锋”的论调。他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权，权之所归，则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接着撮叙法国大革命及日本立宪的结果，从而议论：“盖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日本则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需屡缓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遏之势，情势所迫，不得不然。至于我国臣民，本来无此思想，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怨毒之积，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体舆情，俯从廷议，特允非常之举，宽为莫大之恩！迭降谕旨，既极周详；分定年期，尤为明尽。应如何感颂奋勉，以待推行。岂容欲速等于索偿，求治同于论价？”
至此笔锋一转，以轻蔑的语气，大骂主张立宪的记者、教员：“况今之言立宪、请国会者，实为利而不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报馆、学堂，不农不工不商，但可强名为士，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又或云‘推倒政府’。读诏书则妄加笺注，见律令则曲肆讥弹，胥动浮言，几同乱党！”因此，于式枚认为：“观于法国之事，则知发端甚巨，固祸变之宜防。”但亦不否认：“又观于日本之事，则知变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从而警告：“惟需亟筹补救之策，乃不至成溃决之虞。”至于补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图富强，广兴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随时劝导，遇事弹压，庶不至别滋事端。”最后归结到宪法，主张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谓‘组织权限，由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将来的宪法，必当出于钦定，而不可由国会厘订。”至于制宪的程序，该等到“将来各处奏报到齐，必须慎择贤才，详加编订，于西法不必刻划求似，但期于中正无弊，切实可行”。
如此立论，在守旧派，尤其是揽权日甚的少年亲贵，自然击节称赏；一般人看来，觉得除掉“颂圣”不免肉麻，批评敢言的记者、教员，持论过苛以外，由于他承认立宪的要求，为“人情所恒有”，所以并未起多大的反感。至于对宦海升沉特感兴趣的人，则着眼于“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这句话，认为是针对两江总督端方而发：东南督抚，或者会有调动。
这篇文章只引起批评，并未引起风波，但传到海外，保皇党纷然大哗。于是到了六月里，军机处接到一个怪电报。
这个电报发自南洋，是个电奏，自署衔名叫作“法部主事陈景仁”，自道是政闻社社员，电文中将于式枚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请朝廷“革于式枚之职，以谢天下”。
“荒唐，荒唐！”张之洞看完这通电报，大摇其头，“时逢末世，什么怪事都有！各位看，该当作何处置？”
“革职不就完了！”世续答说，“主事无专折奏事之权，光这越分言事，就可恶之极！”
“且慢！”袁世凯另有看法，“陈景仁所恃者政闻社，政闻社又何所恃而敢如此猖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