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宾客得知主人病重的消息，意兴大减。第二天正日的仪礼，虽然一切都照计划举行，表面看来花团锦簇，但荣禄竟不能亲自接待贺客。气喘经延名医会诊，略见好转，不过医生私下透露，病成不治，即使能够拖过年，春二三月，大限必至。
这话在别人不过听听而已，到得袁世凯耳中，就非常重视其事了。因为荣禄是真正的首辅，一旦病殁，何人继任，对他的关系极重。这件事当然早就筹划过，张之洞虽奉旨入觐，但细细打听下来，他不会内用，也就不会入军机。何况军机大臣一满三汉，就表面看，满人已用得太少了，更不会再用一个汉人补荣禄的缺。
情势是相当明白的，荣禄在军机处的遗缺，不但必用旗人，而且必用资格胜过王文韶、鹿传霖的旗人，才能“掌枢”——自慈禧太后听政以来，军机不用汉人“领班”已成定例，王、鹿之流是绝不可能掌枢的。
旗人中资深可与王、鹿相并的，只有一个东阁大学士、宗室崑冈，他是同治元年的翰林，但才具平常，亦非慈禧太后所宠信。算来算去，只有一个庆王奕劻堪膺其选，而亦唯有奕劻大用，自己才有更上层楼的可能。否则觊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个头衔的大有人在，而且如岑春煊、盛宣怀之流，都不是好相与的。
因此，袁世凯以助奕劻继荣禄，视为必出死力以冀其成的第一大事。这几个月之中，多方布置，加以有四格格做内应，奕劻的帘眷更胜于昔。可是袁世凯心中雪亮，此事成败决于一言九鼎之重的荣禄。如果荣禄自知不起，必会造膝密陈，何人以继他的遗缺；即使他自己不说，慈禧太后亦一定会问他，万一仓卒之中竟记不起庆王而致别举，那么，即令举非其人，以慈禧太后对荣禄的眷顾之深，亦会勉强依从。那一来便错尽错绝了。
是这样的一种看法与打算，所以袁世凯听得荣禄病重的消息忧心忡忡，急于想进一趟京，在探病的同时探问荣禄的口气，相机为奕劻活动。要荣禄肯有一言之荐，大事才能放心。
京津密迩，但直隶总督非奉旨不能进京，而自请入觐，又必须有非面奏不可的理由。幸好眼前有个机会，回銮之时曾有上谕，慈禧太后将亲自谒陵，以补“山陵震骇，岁时祭谒，废缺不修”的前衍。东陵已经展谒，西陵定在明年春天谒祭，以此为由，当面请旨，一定可以奉准。
果然，有一天宫中谈起明年春天的西陵之行，顺便试一试芦汉铁路北段高碑店至易州泰陵这一条支路是否平稳，李莲英便即建议：“不如找直隶总督来，当面问一问！”就这轻轻一句话，便让袁世凯接到了立即来京“陛见”的口谕。
袁世凯进京，除了带足了现银以外，另外有一大箱药，中西皆备，都是专治哮喘虚弱的。下了火车，宫门请安，回到锡拉胡同的北洋公所，卸下行装，换上公服，随即便带着那一箱药去看荣禄的病。
这一天恰逢荣禄的精神还好，不需等候就见到了。荣禄本来是黄黄的脸色，如今更像一个蜡人，声音微弱，但显得很兴奋，“慰庭，”他说，“你我见一面是一面了！”
“中堂别这么说！”袁世凯装出那种晚辈不忍听此“断头话”的神情，“大清的气运否极复泰，中堂着实主持大计，着实还有几年要辛苦呢！”
“哪里还有什么几年？不知道这个年还能过得去不！这也不去说它了。慰庭……”说到这里，气喘又作，无法再往下谈了。
“中堂请节劳！”袁世凯向侍立在一旁的良揆问道，“世兄，最近请了哪几位大夫来看？”
由此谈起荣禄的病情，袁世凯问得很仔细——他生了一双能骗死人的眼睛，炯炯清光中充满了纯挚的同情与可信赖的力量，因而木讷的良揆亦能侃侃而谈。及至袁世凯将随带的一箱药交代出去，这个荣禄的嗣子竟感动得要哭了。
等良揆有事暂且退出以后，荣禄以略带嘶哑的声音说道：“慰庭，我这个过继的儿子，将来要请你看我的面子，多多照应！”
“中堂言重了！”袁世凯赶紧站起来，诚惶诚恐地说，“世凯承中堂的栽培，感恩图报之心时时刻刻都在。世凯之事中堂，死生以之，不改初衷。”
这话看似他自己表白，忠心至死不改，但亦可解释为荣禄虽死，他的忠心不变，则照顾后人自不在话下。
这就是试探，荣禄亦不以为忌讳，点点头说：“你能这样，不枉我们相知一场！”
袁世凯听出话风并非绝对信任的态度，心中起了警惕，恨不得跪下来发誓给荣禄听，想一想说道：“世凯不学，不过幼承家教，略知‘士为知己者死’而已！”
“言重，言重！”荣禄似乎有点感动，接着是浓重的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谈何容易？我一生遭人误解。”他慢吞吞地且想且说：“像沈经笙、宝佩蘅、醇王、皇上，甚至皇太后对我都有过误会。我亦不辩，日久见人心，走着瞧好了！就如翁叔平，书生误国，罪不容诛，李文忠生前提起他来，恨不得剥其皮，食其肉！恭王临终之前，据说亦颇有不利于他的陈奏。所以皇太后对他深恶痛绝，常说皇上本性醇厚，都是翁某人带坏的。几次问我如何处置，我都不吭声。后来下诏‘定国是’，仿佛要革老太后的命，我看看闹得太不成话，要有杀身之祸，念在换帖的分上，所以等太后再问到我，我劝太后放他回常熟养老。如果我要坑他，我就劝太后留他在京里，那一来，不是后来跟张幼樵一样，就是庚子年跟徐小云弄成一路。你别以为本朝从无杀师傅的前例，载漪那个混球，连弑君之事都敢做，何在乎你一个翁叔平？那时候你在山东，不知道京里那个无法无天，载漪兄弟连在太后面前都是脸红脖子粗地说横话，你想翁叔平那条命还能保得住。就算太后想救他，也是心余力绌，不然，立豫甫的下场又何至于那么惨！”
这段话太长，说得又气喘了。袁世凯便站起身来说：“我可不能不走了。中堂话多伤气，请歇着吧！”
“不，不！慰庭！”荣禄使劲往下压手，示意他留下。袁世凯踌躇了一会，方不安地答一声：“是！”重新坐下。
“我早就想请你到京里来一趟，听听两江的情形，可又怕没有精神陪你。今天你来了最好，说说想说的话，心里痛快些，精神反倒好了。”
“我亦常想来看中堂，有些事信里总不能畅所欲言，非当面请示不可。”袁世凯略停一下说，“这一次到了南边，颇有感触。李文忠经营北洋，规模宏大，当然教人佩服不止。不过北洋的许多举措，诚所谓‘人存政存，人亡政亡’，今后还得从制度上去整顿，才是根本之道。”
“这话诚然。不过，何谓‘人亡政亡’，请你举个例我听。”
“譬如，电报、轮船、开矿等等，都是北洋委员创办，李文忠在日，威望足以笼罩一切，哪怕远在上海，李文忠亦能如臂使指，遥控自如。及至李文忠一不在，情形就不同了，而不属北洋，可又不属于南洋，竟有自立为王、假公济私之势，不能不说是内轻外重，朝廷的隐忧。”
举这个例，完全是为了打击盛宣怀，但不能说他没有道理，所以荣禄不断颔首，表示同意。
“你看盛杏荪的意思怎么样？”荣禄问说，“是不是还有把持的意思？”
这是指盛宣怀所管的电报局、招商局、铁路局等等。袁世凯与荣禄早就商量过，应该逐一收回，由专设大臣督办，而盛宣怀似乎只肯交出电报局，因而荣禄有此一问。
这一问，正中下怀，袁世凯随即答说：“这很难说。他的说法是，电报因为宣扬政令有关，宜归官有；轮船纯为商业，不易督办，不可归官。至于铁路，那就更不必说了。”
“铁路先不必谈，张香涛出尽气力在撑他的腰，先让一步。电报、轮船不妨先接收，你看应该怎么办？”
袁世凯成算在胸，徐徐答说：“电报不妨设一位电政大臣，专归官办。轮船比较费事，不是内行，会受船上的挟制。好在北洋水师学堂的人材很多，请中堂奏明，暂交北洋接管，将来是否另简大臣、另设衙门，大可从长计议。”
“这个过渡的办法很妥当。”荣禄指示，“明儿太后召见，提到这件事，你就照此回奏好了。”
“是！”袁世凯停了一下问，“请中堂的示，这一次电召，除了谒陵的差事以外，不知道太后还会问些什么？”
“地方情形是一定要问到的。商约也会提到，”荣禄想了一下说，“太后对各项新政之中，最关切的，还是不外乎练兵筹饷两大端，你该有个预备。”
“请中堂指点，太后问起这些情形，该怎么样答奏？”
“你认为怎么才对，就怎么答。”
这是很开明的态度，但袁世凯觉得有些事还是先征得荣禄的同意为妙。于是先谈商约。
“照中国的规矩，士农工商，商为国民之末。如今大非昔比了，西洋各国皆是商而优则仕，日本的政治亦几乎全操纵在商人手里，中国如想国富民强，与各国并驾齐驱，自非重视商人不可。”袁世凯紧接着说，“六部既有工部，则新官制中更应该有商部。”
“商部？”荣禄有些困惑，“工部其来有自，由唐朝的‘将作大匠’演变来的，商部从无先例！再说，如今的商务又不止于盐铁，花样很多，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中堂剖析得极是！”袁世凯说，“设商部原是仿照西洋的办法，他山之石可以借鉴，是故筹设商部之先，必派专人先到各国考察商务，将来设部就不致茫无头绪了。”
“这个法子可行！”荣禄问道，“考察商务之人，可就是将来商部的堂官呢？”
“照道理说，应该如此。”
“这就要好好看了！看谁合适。”荣禄问道，“你心目中可有人？”
袁世凯早就有了人，但不便明说，故意想了一下说：“我的意思，以少年亲贵为宜。”
荣禄摇摇头，鄙夷地说：“那班大爷只懂吃喝玩儿乐，懂什么商务？”
听这一说，袁世凯不敢将人选提出来，只说：“慢慢物色吧！”
“也只好如此。”荣禄又问，“你到庆王府去过没有？”
“没有！”袁世凯答说，“宫门请安之后，换了衣服就到中堂这里。”
“那么，你请吧！我不留你了。”
话中的意思很明显，是替袁世凯设想，好早早去看庆王。而越是如此，袁世凯认为越要表示他跟庆王的关系不如外间所传那么密切，因而很快地答说：“我打算明天给庆王去请安，反正也没有什么要紧事，早一天晚一天都不生关系。”
“既然如此，你就在我这里便饭。”
“是！”袁世凯欣然说，“我就叨扰了。”
荣禄的服饰在京里与立山齐名，夏天扇子、冬天皮衣、常年的朝珠，讲究每日一换，从无重复。日常饮馔亦复精美无比，论品类之繁，也许不能与上方玉食相比，要说精致，却过于天厨。大致进贡的名产，都能见之于他家。其中固有出于慈禧太后所赐，而大部分是各省进贡之时另有一份馈献“相国”。这天就有松花江的白鱼，是平常人家有钱难买的珍馐。
但对荣禄来说，食前方丈，举箸踌躇，因为胃口太坏，加以气喘这个毛病，在食物上的禁忌最多，所以更无下箸处。相反的是袁世凯，他的食量惊人，但品质不甚讲究，最喜欢吃鸡蛋，一顿早饭能吃掉一笼蛋糕、二十个白煮鸡蛋。
此时一面吃一面谈，没有停过筷子，片刻之间，将一盘蜜炙火方、一盘银丝卷吃得光光。荣禄只就锦州酱菜，吃了半碗小米粥，看袁世凯如此健啖，羡慕极了！
“怪不得你的精力那样子充沛！”荣禄感伤地说，“我是‘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能有你十分之一的胃口，就已心满意足。”
“我是粗人，跟中堂不能比。”
荣禄不知道该怎么说，沉吟了一会，忽然叹口气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这口钟，有得撞下去。”袁世凯问道，“中堂要不要试试西医？”
“外科是西医好，内科还是中医。尤其我是本源病，油尽灯干，拖日子而已。”
袁世凯为之停箸不食，微皱着眉说：“中堂在军机上应该找个帮手。王、鹿两公年纪到底大了，瞿子玖一个人恐忙不过来。听说从前军机上一直是三满两汉，如今一满三汉，失于偏颇，中堂何不在旗下再物色一位？”
荣禄摇摇头，“旗下哪里有人材？”他说，“就有一两个，也不是庙堂之器，而况资望很浅，入军机还早得很！”
袁世凯不敢再多说，说下去要犯忌讳了！不过，就交谈的时机来说，却是个试探的好机会，毕竟不肯死心，想了一下，惴惴然地说：“从前曾文正有句话，‘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中堂为国求贤，似乎也该留意到这上头。”
“替手，我不是不想找，也要机缘相凑才好。像你，练兵、带兵总算可以做我的替手了。至于朝中，我不知道贤者在哪里。再说句老实话，我以为贤亦没有多大用处，还要太后信任。反正上头也知道，我忝居相位的日子也不多了，自然会有打算，不必我费心。”
“是！是！”袁世凯感激地说，“时承中堂栽培，练兵、带兵的一切规模制度，绝不敢违背中堂手定的制度。”
“那倒也不必如此！军事的变化很大，如今参用西法，过去的许多章程都用不着了。你大可不必拘泥。”
“是的。”袁世凯答说，“我的意思是，尽管兵器、阵法日新月异，精神是不变的！一个忠，一个勇，这忠勇二字是兵将万古不变的大经大法。”
“对，对！”荣禄显得很欣慰，“你能说出来这两句话，我就很放心了。”
一席晤谈，得此两句嘉许的话，袁世凯觉得不虚此行。饭罢，又陪坐了好些时候，直待荣禄自己催客，方始告辞。
第二天一早上朝，递了牌子，头一起就召见，是肃王善耆带的班。
“你哪一天到京的？”慈禧太后问说。
“昨天下午到的。”
“地方上怎么样？”
“托皇太后、皇上的洪福！今年已经下过两场瑞雪了。”
“庚子年的那场乱子，直隶百姓受的祸最重，格外要体恤。你是地方长官，只要肯为百姓打算，对朝廷没有什么妨碍，若是有应兴应革的事，我没有不答应的。”
“慈恩深厚，百姓无不感戴。”袁世凯想到开办印花税来代替彩票这件事，正不妨乘机回奏，“前督臣李鸿章回任之初，正是拳匪刚闹过事以后，地方残破，税收短绌，为了筹措政费，兴办彩票。开办一年多以来，销数一期比一期少。彩票等于赌博，导民以赌而坐收其利，从来没有这样的政体，就算日收千万，尚且不可。如今国家举行新政，中外观瞻殷切，似不必贪此区区，免得留下一个话柄。可否请旨停办，以示恤民？”
慈禧太后略想一想答说：“这件事我还弄不太清楚。果然如你所说的，自以停办为宜。你跟部里商量之后，具折奏请好了。”
“是！”
“袁世凯，你向来会练兵，照你看如今练新军，要多少时候才能练得像个样子？”
这话很难回答。袁世凯想了一会答说：“用兵以教将为先。各省兵制不一，军律不齐，粮饷有多有少，枪械有新有旧，士气有好有坏，操练有勤有惰。平时声息不相通，到打仗的时候，胜败就各不相顾了。所以练兵之法，以统一兵制、划一教练为扼要之图。如今训练新军，只有北洋跟湖北已具规模，臣的意思先由各省选派将弁头目，到北洋、湖北学习操练，逐渐推广，早则三年，迟则五年，可以像个样子了。不过，”他突然一转，声音提高，“兵学精深，各国都把它当作身心性命之学，断断乎不是一两年可以见效的；而且还要各样凑手，有一处呼应不到，就会大受影响！”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问，“你说要各样凑手，是哪几项事情呢？”
“首先是饷，足食则足兵。其次，像电报、轮船、铁路等等，都跟兵事有关，如果调度不灵，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这话倒也是。戎机贵乎迅速，电报是很要紧的，轮船、火车，运兵运械亦非听调度不可。如今铁路刚在开办，张之洞力保盛宣怀，他也很能干，就让他仍旧办下去。电报局原定了要收回官办，招商局更是早就有了规模，亦不妨商量，看是官办还是官督商办。”慈禧太后又问，“这趟你在上海跟盛宣怀见面谈了些什么？”
“是谈的电报局跟招商局。他说电报可以收回官办，招商局是商股。言下之意，还不肯交出来。其实所谓商股，也就是几个人的股子，自开办至今，二十年的工夫，坐享其成，早都发了大财。如今国步艰难，他们也该知恩图报才是。”
“是啊！我也听说了。”慈禧太后沉吟了一会说，“你跟荣禄去商量，国家的利权，不能只肥了几个人。”
“是！”
“再有件事，听说在日本的留学生风气很坏，派到日本去学陆军的将弁，会不会也跟他们在一起闹事？”
“不会！”袁世凯答说，“这一次派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除了宗室良弼之外，其余都是勋臣名将之后，世受国恩，忠诚可靠，不会不知轻重。”
慈禧太后点点头问：“倒是哪些人啊？”
于是袁世凯就记忆所及，报了几个名字：据说是岳武穆的后裔，雍正年间的名将岳钟琪之后岳开先；嘉道间川陕湘鄂有名的提督罗思举之后罗泽；当过贵州提督，在雍正年间入觐被派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哈元生之后哈汉章；十来年前当过河道总督的许振袆的孙子许崇智；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的儿子程尧章；毅军统领马金叙的儿子马毓宝等等。
报完了名字，袁世凯又说：“既承慈谕，臣自当格外留心，加意管束。倘有出轨的行为，勒令休学，调回来察看。”
接下来便谈两宫明年初春谒西陵一事。慈禧太后对跸路、行宫的情况问得相当仔细，袁世凯有个很深刻的印象，原以为专为谒陵、顺道游观的想法完全错了！其实，是借谒陵为名，要好好去逛一逛。
回到北洋公所，已有好些访客在等候，袁世凯按照官秩、关系依次接见。最后留下两个人，一个叫吴重熹，一个就是盛宣怀派在京里，专为侍候慈禧太后的陶兰泉。他的正式职司是芦汉铁路驻京事务局的坐办，但兼差却更重要，颐和园的电灯归他管理。
袁世凯先接见陶兰泉，他的来意当然知道——盛宣怀是芦汉铁路的督办大臣，但由京城至芦沟桥，以及由高碑店经易州到西陵所在地梁各庄的两段支路，另委胡燏芬督办，而由北洋另设铁路局管理。所以这一次两宫谒西陵，铁路上办差，与盛、袁二人都有关系，陶兰泉来谒，必是谈此公事。
“花车已经预备了。”陶兰泉说道，“请示大帅，一辆花车到底，还是到了高碑店换车？”
袁世凯心想，如果一辆花车到底，风光都教盛宣怀占尽，自己岂不落了下风。但身为疆臣领袖，不能有公然献媚慈禧太后的表示，所以这样答说：“这一层，我还不甚了了，请你跟梁局长接头。”梁局长名叫梁如浩，他是北洋所委的铁路局长，专管那两段支路。
“督办有电报来，北洋是地主，一切要请示大帅，将来花车布置妥当，要请大帅亲临检视。”
“好！到时候我一定来看。”袁世凯说，“上次到上海，顺便去吊了盛督办老太爷的丧。盛督办热孝在身，虽未开缺，想来不会进京来办大差吧？”
“虽未开缺”四字已是讽刺，问到不能来京办大差，更是有意堵路。陶兰泉明白他的用意，也知道盛宣怀已作了决定，准备活动李莲英特降懿旨，召盛宣怀北上，不能穿吉服，自不能入觐，但在途次如保定等地，不妨准用素服接驾。只是这话不便说破，陶兰泉便推作不知，一句话“不曾听说”，便敷衍过去了。
于是袁世凯将梁如浩找了来，嘱咐他跟陶兰泉细细商量，随即端茶送客。接着接见最后一位访客吴重熹。
这吴重熹是广东海丰人，翰林出身，做过河南陈州知府。袁世凯考秀才虽然落榜，但在府试时却是名列前茅，就是这位“吴太守”所识拔。这在未青一衿的袁世凯，亦不无知遇之感，因此，总想报答报答这位“老师”。
谊属师弟，职位上却大有高低，吴重熹是三品京堂，与总督还有一大段距离。而且府试的师生，不比乡、会试的师生，所以吴重熹初次应邀，是穿了公服来的。袁世凯关照：“请吴老师换了便衣，内客厅见面。”
不在签押房或花厅，而在内客厅以便衣相见，便表示不叙官阶。不过，吴重熹听说过他跟“张状元”的故事，称呼一改再改，愈改愈亢，所以尽管袁世凯口口声声叫“老师”，他仍旧称他“宫保”。
“老师精力倒还健旺。”
“托福，托福！”吴重熹拱拱手说。
“老师在上海的熟人多不多？”
“这个……”吴重熹不知他的用意何在，老实答道，“只有广东同乡。”
“对了！在上海的广东人很多。那就行了！”袁世凯问，“不知道老师愿意不愿意到上海去？”
这当然是有差使相委，吴重熹精神一振，“愿意，愿意！”他说，“宫保如有相委之处，理当效劳！”
“老师言重了！我是在想，老师辛苦一辈子，也应该有个比较舒服的差缺，调剂调剂。眼前有个机会，不知老师肯不肯屈就？”
吴重熹大喜，急急答说：“肯！肯！肯！”
于是袁世凯说明这个机会，电报局收回官办，自然仍归北洋，事先已经说好，派袁世凯为电政督办大臣，主持接收。这得找个副手，打算奏请以吴重熹为会办大臣，常驻上海去“当家”。
这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但吴重熹欣喜之余，不免惴惴，怕自己跟盛宣怀打交道不是对手。这一层袁世凯当然会想到，对“老师”另有“指示”。
“办事我另外有人，老师无为而治好了。不过，老师千万要记住自己的身分，是翰苑前辈，如果盛杏荪不安分，尽不妨拿他教训一番。”
“好，好！我懂了。”
等送走吴重熹，已是午后两点钟，庆王府已三次派了人来催请，说是“王爷等袁大人去吃饭”。可是袁世凯还不能应约，因为他心知此一去必得到晚方回，怕荣禄有事找他，所以先要去打个转。
在病假中的荣禄，对于军国大事及宫廷琐屑仍旧无不深知，因为军机章京及太监之中，他布置着耳目，自会报来。这天一见袁世凯就说：“召见的工夫不小，太后好久没有这样子了。”
“是的，召见了三刻钟。”袁世凯将奏对的经过，扼要地叙述了一遍。
“很好！”荣禄点点头又问，“你是从庆王府来？”
“还没有去过。”
“那，我就不留你了！你该去一趟。咱们明天再谈。”
有此一句话，袁世凯才能从从容容地去见庆王奕劻。见面自然先道歉，然后与载振叙话，拉着手絮絮不断地问他最近看了些什么书，又劝他少跑马，有机会到外洋走走。那种殷勤关切，就仿佛长兄对待钟爱的幼弟。
庆王看在眼里，忽然有了个主意，初想很好，再想亦没有什么大关碍，便在入席之先说了出来。
“慰庭！”他指着载振说，“他很不懂事，全靠你带着他。彼此相知有素，我就老实说了，你得拿他当你的同胞手足看待！”
“这何用王爷嘱咐，我一直拿贝子当自己人看待的。”
“不！这还不够。”奕劻略停一下说，“慰庭，或者你还没有懂我的意思。我跟令叔是一辈的人，你跟载振就是弟兄，你们换个帖吧！”
袁世凯颇有意外之喜，但口头上不能不谦辞，“王爷，这不敢当！”他说，“贝子是天潢贵胄，何敢高攀？”
“说什么高攀不高攀！满汉通婚尚且不禁，何况约为弟兄？若说高攀，载振有你这么一个疆臣领袖的哥哥，倒真是高攀了。”
“王爷这么说，我如果再违命，就是不识抬举了。不过，”袁世凯赔笑说道，“尊卑之礼，究竟不可全废，不妨有手足之实，而不必居兄弟之名。称呼不改吧？”
奕劻想了一下，点点头说：“我们旗人，原有国礼、家礼之分，在外头人面前，称呼可以不改。私下就不同了！载振，你给你四哥倒杯酒！”
“是！”载振在银杯中满斟了酒，恭敬而亲热地捧过去，“四哥，你干了这个。”
“多谢，多谢！”
就在这一杯酒中，袁世凯与载振订了昆季之约。也因此，袁世凯便不肯居客位，奉奕劻上座，他自己与载振打横相陪。
把杯畅叙，先从旅途谈起，袁世凯谈到张之洞前倨后恭的那段故事，毫不讳言他当时所感到的尴尬。奕劻一面听，一面大摇其头，似乎对张之洞非常不满。
“疆臣跋扈的，前有一个左季高，后有一个张香涛！”奕劻喝一杯酒说，“对此辈唯有敬鬼神而远之。”
但张之洞虽还不足虑，而有个倚张之洞为靠山的人却颇难惹。那就是盛宣怀——他的奥援本是李鸿章，甲午以后，眼看冰山将倒，不能没有打算，一方面多方设法，想促成李鸿章回任北洋；一方面尽力结纳刘坤一、张之洞。由于手腕灵活，加以因缘时会，这两方面都有相当成就，不但原来经管的事业未动，而且还独揽了芦汉铁路的大权，就因为有张之洞为他撑腰的缘故。
盛宣怀与张之洞本无渊源，但湖广总督衙门办洋务的文案委员恽祖翼、祖祁兄弟，却是同乡熟人。其时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经营不得法，颇有亏累，恽祖祁建议改归商办，介绍盛宣怀接手。铁厂原为筑路而设，谈接办铁厂，连带论及芦汉铁路的兴建计划，是顺理成章的事。张之洞好大喜功，而盛宣怀以“空心大老官”起家，这一席之谈，宾主投契，理所当然。当时有意承办芦汉铁路的，包括闽浙总督许应骙的胞弟许应锵、别号老残的候补知府刘鹗在内，一共有四个人，朝旨已准分段承办，却由于张之洞的力争，王文韶的附和，居然推翻成议，改归盛宣怀专责督办。直到盛宣怀丁忧，张之洞依然奏请，芦汉铁路完工在即，不宜易手，可以想见盛与张是如何地水乳交融。
不过，盛宣怀始料所不及的是，原以胡燏芬为争权夺利的对手，不想袁世凯会成为他的对头。这个对头比胡燏芬厉害得太多，所以上海之会，很知趣地将电报交了出来。但袁世凯又岂能就此歇手？
由江宁拜访张之洞谈到上海去吊盛家之丧，袁世凯说了与盛宣怀会面的情形，提到他自己的感想：“我久已未到南方，这趟一看，很为朝廷担心，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局。如果不能像李文忠在日那样，可由北洋遥制，只怕后患无穷。”
“嗯，嗯！”奕劻很率直地说，“慰庭，怎么样才制得住盛杏荪？你想个法子，我找机会面奏。他管的那些事都与洋务有关，我可说话。”
“原要王爷说话。”袁世凯想了一下答说，“好在他究竟还不是方面大员，不让他独当一面，也就不怕他跋扈揽权了！”
奕劻将他的话细想了一遍，点点头说：“我懂了！这容易，上谕的语气上，稍微花点儿心思，就可以把他压下去。”
“是！”袁世凯又说，“这一次在上海，还跟盛杏荪谈了与各国修订商约的情形，他很想借此机会出头，将来设立商部，他一定会走莲英的路子，想一跃而为商部尚书。这件事，要请王爷格外留意，将来商部尚书只设一位，我心目中已经有人了。”
“喔，”奕劻双目大张，“谁啊？”
“喏！”袁世凯向对面一指，“在这里！”
这一指，载振脸都红了，以为袁世凯在拿他开玩笑。奕劻亦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怀疑地问：“他行吗？”
“为什么不行？”
“年纪太轻，亦没有阅历。”
“年纪轻怕什么？四岁还当皇上呢！”袁世凯紧接着说，“至于阅历，去阅去历就是！明年春天，日本大阪开博览会，贝子不妨去看看。”
听得这一说，载振大为兴奋。他听说日本女人内无亵衣，又说男女共浴，裸裎相见，毫不在乎，老想去见识见识，但亲贵出趟京都不容易，如今有此机会，岂可错过？所以很起劲地说：“四哥，你可千万保一保我，让我去开开眼界。”
袁世凯点点头，且不答话，只望着奕劻，听他如何说法。
“日本开博览会，有请柬来，奏派观会大臣，倒亦无不可。只是虽说内举不避亲，我到底不便出奏。”
“由我那里出奏好了。”
“是啊！”载振接口，“四哥是督办商务大臣，奏派观会大臣，名正言顺。”
“得有个人陪他去吧？”奕劻问。
“是的！我已经想好了，让那琴轩陪着贝子去。”
这是非常适当的人选——户部右侍郎那桐字琴轩，曾充赴日谢罪专使，驾轻就熟，可得许多方便。而载振得此人相陪，尤其满意，因为那桐在当司官时，就是八大胡同的阔客，“清吟小班”的姑娘背后都昵称他“小那”。如今由于言语便给、仪表出众、手腕灵活，兼以占了姓叶赫那拉的便宜，得以户部右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照料宫廷，俨然当年的立山。而起居豪奢，较之立山亦复有过之无不及：家住八面槽东面的金鱼胡同，横筑华美，号称“那家花园”。载振有此游伴，真有“班生此行，无异登仙”之感！
最后谈到荣禄的病势，那就连载振都不能与闻其事了！奕劻与袁世凯促膝密谈了半夜，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只知道北洋公所接到袁世凯的条谕：以后庆王府的一切开支，都由北洋出公账。
大年初一，朝贺既罢，皇帝照常召见军机，只颁了一道上谕：明年是慈禧太后七旬万寿，本年癸卯举行恩科乡试，明年甲辰举行恩科会试。子午卯酉乡试之年，辰戌丑未公车北上，本有正科，果真加恩士林，另开一科，照规矩应是明年乡试，后年会试。如今只将正科改为恩科，实际上是所谓“恩正并科”，并无增益。而所以有此上谕，不过是提醒大家，别忘了明年是慈禧太后七十整寿。
不想这道上谕为人带来了“隐忧”。慈禧太后五十岁甲申，有中法之战，六十岁甲午，有中日之战，到七十岁甲辰，不知又会有什么弥天的战火发生？
可是，有班人却以为这是庸人自扰的杞忧，那就是以那桐为首的那班内务府的红人。奔走相告，说是：“老佛爷五十岁、六十岁两个整生日，都让外国人给搅了局，明年七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可得好好儿热闹热闹了！”
不过，修园、点景、庆寿之事毕竟还早，眼前就有一桩差使——两宫谒西陵，得好好巴结一番，博得慈禧太后一个欢心，明年大事铺张的差使就有份了。
谁知有力使不上，谒陵的差使不由内务府，而由直隶总督衙门及芦汉铁路局承办。盛宣怀早就在元宵节后便到了天津，亲自指挥花车的铺陈。
铁床、“如意桶”，一如回銮那年的旧规；踵事增华，尤在车中的陈设。盛宣怀托人向李莲英去打听，此事以交哪家古玩铺承办为宜，所得到的回音是：后门刘麻子很内行。
刘麻子在地安门内开着毫不起眼的一家古玩铺，字号叫作“天宝斋”。拿出来的古玩、玉器、法书、名画都来自内府，名副其实的天家珍宝。开出一张单子来，一共是十四万六千多银子，外加三千两银子的“工资”。
“工资何用三千两？”盛宣怀颇表不满，“摆摆挂挂，不是什么麻烦的事！”
“大人，这里头大有讲究。安得不牢靠，花瓶什么的摔破了一个，不止三千两银子。”
这话倒也不错，加以是李莲英所推荐，不能以常规而论。盛宣怀如数照付，只是格外叮嘱，务必布置妥当。
一切齐备，请了袁世凯来看花车，但觉富丽雅致兼而有之，实在没有什么毛病可挑。想了好久，到底想到了。
“点景很好，不过车行震动，挂屏之类掉了下来，就是大不敬的罪名！哪个敢当？”
“请慰帅来试一试最快的车。如果不妥当，再想别法。”盛宣怀笑嘻嘻地说。
袁世凯亦想了解个究竟，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而袁世凯或者任何一个有资格视察花车的人有此一问，以及如何解疑破惑，最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手段，原都是早就设想周到的，因此，只待盛宣怀做个手势，“洋站长”立即下了命令，汽笛长鸣，而轮动无声，慢慢地出了站，渐行渐快，往返两小时，走了两百二十里，而满车陈设纹风不动。
“很好，很好！”袁世凯甚为满意，转脸向北洋铁路局局长梁如浩说，“咱们的花车，一切都照这个样子布置。”
“是。”
“这些东西，”袁世凯指着一座康熙窑五彩花瓶，与花瓶旁边的一具“蟹壳青”宣德炉问盛宣怀，“你是哪里弄来的？”
“托后门天宝斋古玩铺代办的。”
“是刘麻子开的那个铺子吗？”
“对了！”
“得窍。”袁世凯赞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