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亦是一位状元，名叫骆成骧，四川资州人。他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的状元，亦是徐桐会试的门生。殿试的名次本来列为第三，应该是探花，由于他的策论中有两句话：“君忧臣辱，君辱臣死”，而其时正当甲午大败之后，皇帝感时抚事，认为骆成骧血性过人，特地亲手拔置第一，照例授职翰林院修撰。
这年庚子，子午卯酉，大比之年，骆成骧放了贵州主考。乡试主考，照例边远省份最先放，骆成骧从京里动身时，义和团已经闹得很厉害了，见启秀辞行时，启秀告诉他说：“等你回京覆命时，京里就没有洋人了。”哪知洋人犹在，他的行囊资斧却没有了。
听严修说罢经过，徐桐将脸一沉，“范荪，”他摆出教训的神色，“读书明理，凡事不可不细加考察。义民忠勇奋发，向不贪财，否则会遭神谴，这明明是莠民假冒义和团干的好事！”
严修还想争，他的一个同年曹福元拦住他说：“算了，算了！骆公骕不过财去身安，刘葆真连条命都送在‘莠民’手里了！”
“莠民”是假意避忌的说法，其实也是义和团。被杀的刘葆真，名叫刘可毅，江苏常州人，光绪十八年的会元。此人精研麻衣相法，自道额有恶纹，恐有横死之厄，而偏偏会试揭晓，琉璃厂卖“红录”，曾将他的名字错刻为“刘可殺”。
这个传遍九城的新闻，将刘可毅会试夺元的满怀喜悦冲得一干二净，而且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等殿试已过，点了翰林，心里便在想，词臣不会犯杀头的罪名，只有科场舞弊，如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纵非有心，亦难免有绑赴菜市口的可能。因此，每逢点考官，他人唯恐不得，独独刘可毅相反。本来，想派充考官难，不想当考官很容易。翰林点考官，须先经过一次考试，名为“考差”，如果不应考差，根本就不会点考官。可是，穷翰林举债，都以“得了考差还”作为保证，如果根本不应考差，债主问一句：“拿什么来还？”便无词以对。所以刘可毅考差照样参加，只是下笔草草，不望取录，从入翰林以来，八年之中连个顺天乡试的房考官都没有当过。
到了五月里，义和团由近畿蔓延到京城，刘可毅一看势头不妙，找个藉口，请假回籍，想躲过这场劫难。哪知冤家路狭，在潞河遇见一个无意之中所结的仇人。刘可毅未中进士以前，在一个亲戚家当西席，有个厨子勾搭上了一个丫头，幽会时为刘可毅撞个正着，一时多事，告诉了居停，厨子被逐，因而结怨。不想十年以后，这个厨子当了义和团的大师兄，一见刘可毅，自然不肯放过，劫持以去，下落不明。又有一说，是遇害了，“可杀”竟成恶谶。
听得刘可毅故事，清秘堂中惨然不欢，徐桐却板起脸来说：“这是咎由自取！夷人欺凌，神人共愤，不赴君父之难，只想独善其身，真是枉读了圣贤书！”
“不过，老师，”曹福元说，“‘莠民’冒充义和团横行不法，也该严办才是！”
“那当然要严办，我要面奏皇太后，请再降严旨。不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诸君只要存心光明正大，不投机、不取巧，虽在危城，亦必蒙神佑。”他摇头晃脑地加了两句，“勉之哉，勉之哉！”接着，便起身走了。
出了镶黄旗官学，轿子抬往西华门，这是目前唯一的入宫之路，盘查甚严。徐桐是赏了“朝马”的，通行无阻，轿子横越禁城，直到宁寿宫前，“递牌子”要见慈禧太后。
太后正在召见庆王与荣禄，谈的虽是战局，但由近及远，北起关外，南到江浙，亦等于综观全局。
近的先谈东交民巷使馆区，“董福祥要大炮，我看，”慈禧太后说，“似乎不能不给他了！”
“不是奴才不给，有一层不能不顾虑。”荣禄是早就防到慈禧太后有此主张，预先想好了一个万驳不倒的理由，“大炮必得架在正阳门或者崇文门城垛子上，居高临下，打出去才管用。不过由南往北，大炮不长眼睛，怕打了堂子，怎么得了？”
一听这话，慈禧太后悚然而惊。“堂子”对汉人而言，是个绝不许阑入的禁地；就是旗人，除非是天潢贵胄，或者在内务府当差而主管祭祀的官员，亦无由得窥其究竟。因为如此，便有些离奇的传说，道是堂子中所祭的是明朝名将邓子龙。
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征朝鲜，明朝因为成祖的生母妃是朝鲜人，外家有难，理当援救。邓子龙在万历二十六年，以副总兵的官衔领水师从眩璘东征，与朝鲜统制使李舜臣共当先锋。年逾七十的老将，身先士卒，锐不可当，以致在釜山以南的海面阵亡。
其时清太祖已经起兵，据说常微服至辽东观察形势，有一次为明朝东征的士兵所擒，解送到邓子龙那里，一见投缘，私下放他出境。为了报答这番大恩，特为设祭。所以京城里的人提起堂子，都叫它“邓将军庙”。
又一说邓子龙为国捐躯，殁而为神，在辽东的皮岛上有他的庙。有一次太祖出战不利，危急万分，迫不得已在邓子龙庙祷求神佑，结果竟得脱险，因而在辽阳立庙，每年元旦首先祭邓将军，如或怠慢误时，邓将军就会在宫中显灵。
这些说法，真相如何，已无可究诘，不过，堂子为皇帝家祭之所，祭事之郑重，过于南郊祭天。犹如后妃不入太庙，慈禧太后亦没有到过堂子，只是一提起堂子，便有懔惧之感。尤其有大征伐必祭堂子，如今在用兵之时，倘或堂子被毁，神失凭依，更何能庇佑三军？
因此慈禧太后连连摇手，“算了，算了！那可动不得！”
“是。”荣禄答说，“堂子就在御河桥东，靠近翰林院，甘军烧翰林院，没有波及堂子，真是祖宗有灵。如果落一两个炮弹在那里，奴才是管大炮的，可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了。”
慈禧太后皱着眉点头，“我可就不明白了！”她说，“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难道真的攻不下来？”
荣禄不答，只拿眼睛往旁边瞄了一下。受了暗示的庆王奕劻便即说道：“洋人是‘困兽犹斗’，甘军呢，是‘投鼠忌器’，就譬如堂子要保护，打仗就是一个牵制。皇太后、皇上圣明，就把使馆拿下来，也是胜之不武！各国传说开去，也不是件有面子的事！”
“要怎么样才有面子？”慈禧太后忽然激动了，“别说洋人，南边各省也看不起朝廷。不过，也难怪，连京城里自己的地方都收不回来，怎么能教人看得起。”
“回皇太后的话，南边各省……”
“你别替他们说话了！”慈禧太后打断荣禄的话，“你看，三令五申，催各省调兵解饷，有理这个碴儿的没有？”
于是慈禧太后从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内犯说起，历数几次京师有警，只要一纸诏令，各省督抚或者亲自领兵赴援，或者多方筹饷接济。这一次根本之地的危急，过于咸丰八年，但应诏勤王的，只有山东巡抚袁世凯所派的一支兵，以及江苏巡抚鹿传霖晋京来共患难。至于催饷的上谕，视如无物，根本不理。抚今追昔，慈禧太后对朝廷威信的失坠，颇有痛心疾首的模样。
其实就是袁世凯与鹿传霖，也还不是尊重朝廷，只是卖荣禄的面子。袁世凯领武卫五军之一，且为荣禄所提拔，当然不能不听指挥；鹿传霖与荣禄则别有渊源——荣禄的岳父、已故武英殿大学士灵桂，是鹿传霖的老师，本为世交，及至荣禄为宝鋆、翁同龢所排挤，外放西安将军时，鹿传霖正当陕西巡抚，对侘傺无聊的荣禄颇为礼遇，因而结成至交。这些都是慈禧太后所了解的，一想起来，更觉得荣禄毕竟与他人不同。而今如说朝中还有能为督抚忌惮的大臣，怕也就只有荣禄一个人了。
就这一念之转，慈禧太后觉得不宜再对荣禄多加责备，自己将胸中的一团火气压一压，平心静气地问道：“李鸿章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李鸿章，已经三次电旨催促，迅即来京。而李鸿章始终表示，只身赴难，无裨大局。如果要谈和，第一，要保护各国公使；第二，要自己剿捕拳匪。换句话说，这就是李鸿章进京的条件，做不到这两点，他是不会离开广州的。
如果据实而陈，慈禧太后必以为是李鸿章挟制朝廷，又挑起她刚平息下去的火气。所以荣禄向庆王看了一眼，取得默契以后，方始答说：“用人之际，要请皇太后、皇上格外优容。奴才在想，如果调李鸿章回北洋，催他上任，他也就无可推托了。”
“莫非，”慈禧太后问说，“他是拿这个来要挟？”
“那，他不敢！”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裕禄也实在太无用！可是，李鸿章是不是肯接北洋，我看，亦在未定之天。”
荣禄与庆王本来都有心病，一个怕他回北洋，一个怕他回总理衙门。如果慈禧太后在两三个月以前说这话，必为荣禄与庆王颂作圣明，但事到如今，巴不得能卸仔肩。有李鸿章来，总是一个大帮手，分劳、分忧、分谤，无论如何是于己有利的事，所以异口同声地说：“肯接！”
“好吧！你们说他肯接北洋，那就让他回北洋。”慈禧太后说，“当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么，裕禄呢？”
“那只好另外安置了。”
“你们去商量。”慈禧太后很深沉地说，“不过，你们可得想一想，朝廷这样子迁就，如果李鸿章仍旧不肯进京，那一来面子上更难看。”
“是！”荣禄答说，“绝不能再伤朝廷的面子。”
接下来谈压境的强敌，除了天津以外，关外的形势亦很险恶：沈阳、辽阳等处教堂被毁，铁路被拆，而俄国军队不断开到，如果发生冲突，必非其敌。因此李鸿章、刘坤一以及驻俄公使杨儒，都直接打电报给盛京将军增祺，请他切勿轻举妄动，免得为俄国资为进兵的口实。这些电报，同时亦发到总理衙门，所以庆王对入侵之敌的动静大致了解。
“各国军队，就数俄国派得最多。除了关外，在天津的也不少。”庆王乘机说道，“李鸿章到过俄国，跟俄国掌权的户部尚书微德很有交情。前十天，微德告诉钦使杨儒，对我大清朝，绝不失和，又说最好李鸿章到京里来。德皇也告诉钦使吕海寰，让李鸿章出来议和。事情实在扎手，请皇太后、皇上早降旨意。”
言外之意是要让李鸿章来掌管洋务。慈禧太后觉得庆王未免太不负责任，心中不悦，便微微冷笑：“你们也别把‘和’这个字老摆在心里！能和则和，不能和也就说不得了。李鸿章替国家效力多年，军务、洋务都是熟手。至于怎么用他，要看情形，这会儿怎么能认定了，说李鸿章进京就是议和来的！那不自己就先输了一着了吗？”
一听话风不妙，庆王与荣禄在仓卒之间都莫测高深，唯有碰头，不发一言。
“皇帝，”慈禧太后转脸问道，“你有什么话交代他们？”
皇帝有些猝不及防似的，哆嗦了一下，定定神答说：“没有！”
“皇上没有话，你们都听见了？”
何须有此一问？仿佛预先留着卸责的余地似的。庆王与荣禄更觉得慈禧太后这种态度很难理解，更须防备，所以跪安退出以后，彼此商量，决定将慈禧太后的意思转达给“军务处”，看是何反应再作道理。
“军务处”是徐桐所定的一个名称。火烧翰林院，正当斗志昂扬之时，慈禧太后曾有面谕：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等，会商京师军务。因此，徐桐想出“军务处”这么一个名目，隐寓着有取军机处而代之的意味在内。
“李鸿章真了不起啊！”载漪大声嚷着，“俄国人保他，德皇也保他！尽替外国人办事了！”
“话不是这么说！”庆王用慈禧太后的话说，“中外古今，没有哪一国能打仗打个没完的。”
“没有打呐！可就想和了。”
“那……”庆王出口的声音极重，但一下子就泄了气，拖曳出长长的尾音——他本想顶一句：“那你就打吧！看你能有多大的能耐？”这是一时气愤的想法，不待话到口边，就知道不能这么说，硬生生截断，才有此怪异的声调。
“王爷！”崇绮开口了，“这里是军务处，只管调兵遣将，何能议及谈和之事？”
庆王虽不见得有多大的才具，但对付崇绮之流却是游刃有余，当即答说：“好吧！咱们就谈军务。如今大沽口外，洋人的兵船到得不少；关外，俄国亦不怀好意。且不说南边有没有变化，光是这两处的局势就够扎手的了。关外是根本之地，而且鞭长莫及，只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天津这方面，如果抵挡不住，各国军队长驱直入；请教，怎么样才保得住京城？”
“天津当然非守住不可！”载漪很快地答说。
“那么，兵力够不够呢？”庆王也极快地接口，“那里只有聂士成、马玉崑两军，有一处失手，就是个大缺口！”
“若有缺口，”徐桐很有把握地说，“义和神团必能堵住。”
庆王笑笑不作声。这付之一笑，是极轻蔑的表示，徐桐心里当然很不舒服，可是，他还不敢惹庆王，唯有用求援的眼色望着载漪。
载漪亦已看出义和团不足恃。不过，一则不便出尔反尔，说义和团无用；再则，义和团虽不能“灭洋”，但还可用来“扶清”——扶助大阿哥接位。载漪已经将交泰殿所藏的二十几方御玺，偷了一方在手里，必要之时，可以利用义和团的愚妄无知，硬闯深宫，行篡弑之实于先，然后以私藏御玺钤盖诏书，假懿旨之名于后。因此，明知徐桐的用意，亦只好装作未见，管自己针对着庆王的话作答。
“天津方面，马上就有援军到。山东有登州总兵夏辛酉，已经在路上了，另外再让袁慰庭派三千人来。”载漪略停一下，又以很兴奋的声音说，“李鉴堂自动请缨，已经募了十六营湘勇北上了！”说着，他拿出一封电报来给庆王看。
庆王大感意外——李鉴堂就是李秉衡，此人以州县起家，当到督抚，颇有贤能的名声。上年由于刚毅的保荐，以钦差大臣巡视长江水师，这是当年特为彭玉麟而设的一个差使，地位在督抚之上，所以沿长江八督抚联名致电荣禄，建议“东南自保”即由李秉衡领衔。但亦仅此一电列名，以后，关于东南自保，就只是在盛宣怀居中联络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在磋商主持。谁知李秉衡态度有变，但由主和一反而为主战，且领兵勤王，无论如何是可诧之事，所以很仔细地看了李秉衡的电报。
电报中当然有一番忠义之忱溢于言表的慷慨陈词，不过其中要紧的话只有四句：“西兵专长水技，不善陆战，引之深入，必尽歼之。”
看到这里，庆王大为摇头，“这个说法太危险了！京津密迩，‘引之深入’引到什么地方？”他向载漪说，“老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话！以为天津失守了都不要紧，还可以设伏邀击。当年僧王那样子神勇，就是为了有此想法，吃了大亏。”
“噢？是怎么回事？”
“咸丰八年僧王守大沽口，也就是说，洋人不善陆战，撤北塘兵备，纵敌登岸。哪知洋人的枪炮厉害，天津的地形又是冈陵迭起，居高临下，拿僧王的三千黑龙江马队打得只剩了七个人，等僧王知道失算，大错已经铸成了。”庆王又说，“真要说洋人不善陆战，照我看亦不见得。东交民巷使馆的兵，包里归堆不到一千，甘军比他们多好几倍，到现在还是攻不下来。谁善谁不善，也就可想而知了。”
庆王前面的那段话不免言过其实，是欺侮载漪与徐、崇二人根本不懂军务，后面那几句话倒是振振有词，因而使得载漪大感刺心，便有些恼羞成怒的模样！
“庆叔，你也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甘军虽多，其器不利，如果不是荣仲华捣乱扯后腿，肯给大炮，使馆早就夷成平地了！”
“京城里开大炮，又是由南往北打，这件事，连皇太后都担不起责任。”
这话的意思是怕毁了列祖列宗的享殿灵位。庆王搬这顶大帽子很管用，载漪语塞，更加蛮不讲理。
“庆叔，反正不管你怎么说，阵前不能易将，李少荃绝不能调直督！”
庆王觉得他的话硬得刺耳，未免不悦，于是又搬一顶大帽子：“有懿旨呢？”
“有懿旨也……”载漪突然把话截住。
虽只半句，未说完出来的几个字，从语气上亦可以猜想得到，是“不行”或者“不管用”。庆王悚然而惊，心里在想，载漪要公然抗旨了！看来其祸不远。
默然半晌，他不发一言地起身走了。
荣禄的大炮终于不得不动用了。这一次是载漪进宫奏请，“炮子没有眼睛，会打了堂子”的顾虑，当然要提出来。载漪力言无碍，说将炮架子筑在东安门外北夹道，自北往南打，炮弹越过堂子，落在英国使馆，方始爆炸，绝不至危及要地。
慈禧太后觉得言之有理，便召荣禄进宫，当面交代。这一下无可推诿了，荣禄只得答应，不过提出一个条件，大炮不能借给甘军，得由他自己派队伍操作。慈禧太后也同意了。
大炮是在荣禄亲自指挥的武卫中军中，专有一个“开花炮队”，统带名叫张怀芝，字子志，是出驴皮胶的山东东阿县人，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学炮科的脑筋比较清楚，张怀芝拉炮入城，架好炮位，校好表尺，心想，这一炮下去，聚集在英国公使馆内的各国公使，什九送命。杀了一个克林德，已经引起轩然大波，杀尽各国公使，责任岂不更重？
这样一想，便严诫“炮目”，非自己亲自在场下令，任何人指挥开炮，皆应拒绝。叮嘱再三，方始上马，直奔荣禄府第求见。
荣禄哪有工夫接见一名炮队统带，派人来问，何事求见。张怀芝答说：“大炮已经校准了，只要开炮，一定打中英国公使馆，倘若落在别处，甘领军法。不过，没有中堂的亲笔手谕，绝不开炮！”
“怎么着？这还得中堂下条子吗？”
“是！”张怀芝答说，“非下不可。”
来人不发一言，回身入内，将张怀芝的态度据实转陈。荣禄听罢，默无一语，只在书房里绕圈子。
这是他从做官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难题，也是一生公私大小事故中最难作的一个决定。如果违旨，且不说将从此失宠，而且，载漪在洋人与义和团的激荡包围之下，昏瞀狂悖，心智失常，说不定就会做出不测的举动，性命或恐不保。倘或遵旨开炮呢，这个祸就闯得不可收拾了。一世声名付之流水犹在其次，将来惩办祸首，这一纸交与张怀芝的手谕，便是死罪难逭的铁证。
足足徘徊了一个时辰，张怀芝等得不耐烦，托人来催问。荣禄无奈，只好这样答说：“你告诉他，已经给了他命令了，还要什么手谕？”
来人如言转达，张怀芝却更冷静，“不错，”他说，“中堂给了我命令，教我拉炮进城轰英国公使馆。不过，炮兵的规矩跟别的不一样，到了阵地上，一切都布置好了，还得指挥官亲口下令：‘放！’才能放。劳你驾，再跟中堂去回。劳驾、劳驾！”说着，还行了个军礼。
此人无奈，只得再替他走一趟，刚一转身，却又为张怀芝喊住了。
“请慢！有句话，请你千万跟中堂说到，要手谕！”张怀芝又加了一句，“口说无凭。”
“好了！俺替你说到。”那人操着山东口音，微微冷笑，“老乡，你那个统带，大概不想当了。”
话虽如此，倒是很委婉地替他将话转到。荣禄叹口气说：“这个家伙好厉害！简直要逼死人。”
于是，复又徘徊，心口相问，终于想出一条两全之计。但此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倘或张怀芝不能领悟，还是白费心计。转念到此，又叹口气，“看造化吧！”他说，“你告诉他：手谕没有，炮要照开。反正宫里听得见就是了。”
“是！”
“你倒是把我的话听清楚了！”荣禄特别提醒，“照我的话，原样儿告诉他，不能少一个字，也不能多一个字！”
那人复述了一遍，只字无误，回出来便跟张怀芝说：“中堂说的：‘手谕没有，炮要照开。反正宫里听得见就是了。’”
张怀芝愣住了，“这，”他问，“中堂是什么意思呢？”
“谁知道啊？你回家慢慢儿琢磨去吧！”
张怀芝怏怏上马，一路走一路想，快走到东安门时，突然悟出荣禄的妙用，顿觉浑身轻快，心怀一畅。上得炮位，亲自动手，将表尺拨弄了好一会，方始下令开炮。
“注意目标，正前方，英国公使馆。”张怀芝将“英国公使馆”五字喊得特别响，停一下又大吼：“放！”
炮目应声拉动炮闩，一声巨响，炮弹破空而起，飞过城墙；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只见外城正阳门大街与崇文门大街之间烟尘漫空，却不知炮弹落在何处。
荣禄的住宅在东厂胡同，离东安门不远，因而炮声震撼，格外觉得惊人。他没有想到张怀芝会这么快动手，意外之惊，更沉不住气，从藤榻上仓皇而起，一叠声地喊：“快拿千里镜，快拿千里镜！”
一面说一面往后园奔去，气喘吁吁地上了假山——京中大第，多无楼房，只好登上假山，才能望远。等千里镜取到，向南遥遥望去，烟尘不在内城，方始长长地舒了口气。
“请陈大人来！看炮弹打在哪儿？”
“陈大人”就是署理顺天府府尹陈夔龙。因为荣禄要问炮弹落在何处，得先查问明白，所以隔了好久才到。
“炮弹落在草厂十条。”陈夔龙答说，“山西票号‘百川通’整个儿没了。”
“伤了人没有？”
“怎么能不伤人？大概还伤得不少，正在清查。”
“可怜！”荣禄摇摇头，“无缘无故替洋人挡了灾！”
“中堂！”陈夔龙诧异，“莫非……？”
“咱们自己人，说实话吧！张怀芝这个人，总算有脑筋，有机会得好好儿保举他。”接着，荣禄将张怀芝来要手谕的经过，约略说了一遍。
“中堂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过也亏张统带居然体味出中堂的深意，这一炮虽说伤了百姓，倒是救了国家。”
“是啊！伤亡的请你格外抚恤。不过，不必说破真相。”
“是，是！夔龙不能连这一点都不明白。不过，皇太后面前，就这一声响，能搪塞得过去吗？”
“我自然有法子。”荣禄突然定神沉思，好一会才说，“凡事豫则立。筱石，有件事，你悄悄儿去预备，备二百辆大车在那里。”
听得这一声，陈夔龙立刻就吸了口气。京官眷属纷纷逃难，甘军又横行不法，到处截车装军械、装“掳获”的物资，哪里还能弄得到二百辆大车。
“筱石，”荣禄见他面有难色，不等他开口先就说道，“你的前程，一半在这趟差使上。再跟你说一句：什么事都没有这件事要紧。”
陈夔龙恍然大悟。翠华西幸，荣禄在替慈禧太后做逃难的打算了。
于是他问：“什么时候要用？”
“但愿不用！要用，可是说要用就用！”
陈夔龙心想，天津是京师的门户，两宫如果仍如当年避往热河，启驾之期视天津存亡为转移，及今着手找车，还不至误了大事，因而很有把握地说：“但愿不用，果真要用一定有。”
辞出荣府，最要紧的一件事，当然是处理被灾之地的善后。百姓很可怜，但也很老实，逢到这种时世，无非自怨生不逢辰，糊里糊涂成了义和团与甘军手中的冤魂，不知多少的遗属从没有向官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如今遭了炮弹，顺天府抚伤恤死，有钱有米有棺木，反觉得恩出格外，感激不尽。
可是，有件事却使得陈夔龙有点担心。原来崇文门大街以西，在元朝有条河，名为三里河，河边原是收积苇草之地，名为草厂。三里河堙没，逐渐化为市尘，自东徂西，共有十条胡同，即称为草厂一条、二条至十条。此地为各省旅客聚集之区，所以一多会馆，二多票号。票号都是山西帮，在洋人不曾大批到中国以前，无论南北，提到“西商”，都知道是实力雄厚的山西客商。自从张怀芝一炮，百川通替英国公使馆挡了灾，邻近的十几家山西票号连夜会商，决定迁地为良，去投奔贯市李家。
贯市是京北不当大路的一个小镇，但地不灵而人杰，提起贯市李家，颇有人知名。李家开镖行，信誉卓著，主人很有侠义的名声，手下亦有好些精通拳脚的“镖头”、“趟子手”，因而为义和团所忌惮，在扰攘烟尘中，得以保持一小片乐土。京中票号输送现银，向来多托贯市李家包运，相知有素，不妨急难相投。商量既定，即时乔迁，到得第二天中午，草厂的票号都在排门上贴出梅红纸条：“家有喜事，暂停营业。”
票号对于市面的影响，虽不如“四大恒”那样如立竿见影之速，但人心惶惶之际，传说票号都已歇业，令人更有京师不保、大祸临头之感，以致秩序更坏，让陈夔龙大为头痛。
还有件头痛的事。突然间传来一通咨文，说甘肃藩司岑春煊，领兵勤王，将到京师，咨请顺天府从速供应车马伕子，以济军需。再一打听，岑春煊本人已轻骑到京，而且已由两宫召见，颇蒙慈禧太后温谕奖饰。照此看来，似乎还不能不买他的账。可是供乘舆所用的二百辆大车，都还不知道在哪里，何能再有多余的车马供应岑春煊。
因此，陈夔龙不能不又向荣禄请示。听知来意，荣禄冷笑一声说：“哼，这小子！你总知道他是怎么混起来的吧？”
“听是听说过，不知其详。”
“他小子最会取巧。他是……”
他是已故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儿子，举人出身，以贵公子的身分，在京里当鸿胪寺少卿。冷衙闲曹，复又多金，所以每天只在八大胡同厮混，结识了一个嫖友，山东人，名叫张鸣岐，也是举人。两人臭味相投，无话不谈。
其时正当戊戌政变之前，从四月下旬下诏“定国是”以后，天天有推行新政的上谕，亦天天有应诏陈言的奏折。只要肯用脑筋，会出花样，升官发财，容易得很。岑春煊是个极不甘寂寞的人，便跟张鸣岐私下商量，怎么得能找个好题目，做它一篇好文章，打动圣心，上结主知。
张鸣岐想了一会说：“题目倒有一个。有了好题目，不愁没有好文章。只是有一层难处，阁下先得丢纱帽。”
“丢纱帽就丢纱帽！区区一个鸿少，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是跟你说笑话。”张鸣岐笑道，“若能丢掉那顶纱帽，不愁没有玉带。只恐仍旧让你戴那顶旧纱帽，那就一定是白费心机了。”
原来张鸣岐所找到的一个好题目是，裁撤有名无实的衙门与骈枝重叠的缺分。建议京中裁六个衙门，第一个是詹事府，这本是所谓“东宫官属”，职在辅导太子，清朝自康熙两次废太子以后，即不立储，这个衙门有名无实，自不待言。
第二个衙门是通政司。这个衙门在明朝是第一等的中枢要地，总司天下章奏出纳，严嵩之能成为权奸，就因为有他的干儿子赵文华当通政使的缘故。可是到了清朝，外有军机，内有内奏事处，通政司就像内阁一样，大权旁落，徒拥虚名了。
第三个衙门是光禄寺。这个衙门的职掌，是管祭祀及皇宫的饮食，职权早为内务府所夺，所以“光禄寺的茶汤”与“武备库的刀枪、太医院的药方”等等，成为京中的一个笑柄。
第四个衙门，就是岑春煊做堂官的鸿胪寺，职司鸣赞，事务极简，除了祭典朝会司仪以外，无所事事。而且是个根本不该有的衙门，因为鸿胪寺的职掌，太常寺全可兼办。
第五个衙门是太仆寺，专管察哈尔、张家口的牧马。职掌与兵部的车驾司以及上驷院不大搞得清楚。
第六个衙门是大理寺。这倒是个“大九卿”中最重要的一个衙门，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为“三法司”。若遇钦命三法司会审案件，若非“全堂画诺”，即不能判处死刑。照会典规定：“凡审录，刑部定疑谳，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不协，许两议，上奏取裁。”本意是遇有重案，当刑部与都察院意见有出入时，归大理寺评断。但词讼之事，往往以刑部为主，都察司职司纠弹，审录常让刑部做主。争端不起，大理寺也就很少发生作用了。
外官有四个缺应该裁撤。那就是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所管仅只一省，而总督与巡抚同城而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人诟病已久，但从没有敢做裁撤的建议，因为不管裁总督还是裁巡抚，一下就要敲掉三颗红顶子，谁也不敢冒这个大不韪。
因此，岑春煊主张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许多人有先获我心之感，而鄂、粤、滇三督，更加移开一块绊脚石，称快不止。
此外还有一个河道总督，亦是可有可无。清朝最重河工，分设总督两员，专司其事，徐州以南的河道，归江南河道总督管，简称“南河”，岁修经费四百万，是有名的肥缺；山东、河南的河道，归河东河道总督管，简称“东河”。洪杨之乱，东南沦夷，南河总督一缺裁去以后，即未恢复。剩下的东河总督，因为独一无二之故，所以简称“河督”，原驻山东济宁，改驻兖州。
但河督虽驻山东，而山东的河工早已改归巡抚管理。堂堂一位总督，只管得河南境内的一段黄河，而犹须河南的地方官协力，才有事可办。因此岑春煊认为亦可省去，河南河工仿山东之例，归巡抚兼办。
这个奏折，侃侃而谈，无所避忌，先就对了锐意猛进的皇帝的胃口。而其中最讨便宜的是，岑春煊自己的缺分即在应裁之列，更足以证明他说的话是赤心为国，大公无私。
七月十三上的折子，十四就有上谕，如岑春煊所奏，裁撤冗杂，被裁各衙门事务，归并有关衙门分办；下一天召见岑春煊，奏对称旨；再一天就放了广东藩司。
这就是张鸣岐所说的，“丢了纱帽有玉带”。但以五品京堂，一跃而为二品的监司大员，并且放到富庶省份的广东，不能不说是破天荒的异数。岑春煊当然踌躇满志，不过一下子敲掉多少人的饭碗，自然会成为众怨所集，很有人想拿了刀子去跟他拼命，吓得岑春煊连会馆都不敢住，尽快领了文凭，由海道经上海转到广州接任。
不久，戊戌政变发作，岑春煊总算运气，虽受牵累，并不严重。不过广东藩司却当不成了，改调甘肃。及至这年宣战诏下，通饬各省练兵筹饷，共济时艰，岑春煊认为又是一个上结主知的机会到了，便向陕甘总督陶模自告奋勇，愿意领兵勤王。
陶模知道他躁进狂妄，最爱多事，但勤王这顶帽子太大，不能不作敷衍，于是拨了步兵三营，每营四百多人；骑兵三旗，每旗两百余入。另外给了五万两饷银，打发他就道。
于是岑春煊轻骑简从，先由兰州出发，穿越伊克昭盟的所谓草地，由张家口入关。到京就带着一身风尘，先到宫门口请安，托人递牌子请慈禧太后接见。
这是各省勤王的第一支兵。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及至召见之时，只见岑春煊的一身行装，灰不灰黄不黄，脸上垢泥与汗水混杂，仿佛十来天不曾洗面似的，更觉得他勤劳王事，如此辛苦，真正忠心耿耿，不由得就把他曾经附和新政的嫌恶丢开了。
“你带了多少兵来？”
“四营、三旗，共是两千人。”
一听只有两千人，慈禧太后觉得近乎儿戏，就有些泄气了。
“队伍驻扎在哪儿？”
“队伍还在路上。”岑春煊解释，“臣接得洋人无理，要攻我京城的消息，恨不得插翅飞来，昼夜赶路，衣不解带。队伍因为骑兵要等步兵，又有辎重，所以慢了！”
“总算忠勇可嘉。”慈禧太后说道，“你也辛苦了，下去先歇着吧！”
一下来分谒当道，荣禄没有见他。此时跟陈夔龙谈起，仍然是卑视其人的语气。见此光景，陈夔龙亦就决定不理岑春煊，等他的队伍到了再说。
“那二百辆车怎么样了？”荣禄亦不再谈岑春煊，只问自己所关心的事。
“想出一条路子，正在接头。”陈夔龙答说，“我想找十七仓的花户。”
这下提醒了荣禄，“对！”他很高兴地说，“亏你想得到！找花户一定有车。如果有麻烦，我替你找仓场侍郎去说话。”
得此支持，陈夔龙便放手去办了。京师与通州共有十七个大仓库，专贮漕粮。仓中有专门经手代办上粮手续的番役，在仓场侍郎衙门中有花名册，所以称为“花户”，约有数十家，都是世袭的行当。此辈在正人君子口中斥为“仓蠹”，而无不家道殷实，起居豪奢，可以比拟内务府的旗人。
京通十七仓所的漕粮，号为“天庾正供”，除了宫中所用以外，文武百官的禄米、京营将士的“甲米”，亦归十七仓发放。此外又有专养各部院工匠的“匠米”，以及入关以来八位“铁帽子王”嫡系子孙的“恩米”等等，都归花户运送。因此，每家都有数十辆、上百辆的大车，官府征发且又照给车价，等于雇用，自然乐从，所以不等三天工夫，二百辆大车就都集在顺天府衙门左右了。
陈夔龙很得意地去覆命，只见荣禄容颜惨淡，本来就很黄瘦的一张脸，越显得憔悴不堪，不由得惊问：“中堂的气色很不好，是哪里不舒服？”
“聂功亭，唉！”荣禄答非所问地，“阵亡了！”
陈夔龙亦觉心头一沉。整个大局，若论用兵防御，亦只有聂士成比较可恃。这一来，天津的防守，看来更无把握。
“死得不值！”荣禄黯然垂泪，“死得太冤！”
“怎么呢？”陈夔龙半问半安慰地，“中堂总要好好替他请恤啰？”
“眼前只怕还不行！”荣禄的声音很微弱，“义和团跟他的仇结得太深，他打得很好，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敢替他报功。聂功亭就因为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早就存着不想活的心了。临死以前，还出了一件事，提起来真叫人肺都要气炸了！”
原来天津的战火，从六月初十起大为炽烈，与各国联军对敌的，虽有义和团以及称为“练军”的民团，而真正打仗像个样子的却只有聂士成、马玉崑两军。聂士成由南面八里台移营往北，进驻日租界附近海光寺，与马玉崑所部，向紫竹林猛攻，昼夜不断。天津城内炮弹横飞，有的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有的在家如坐针毡，思量躲避，走到街上，反成了炮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行辕，几乎全毁，抢劫烧杀，不辨谁何。天津真正是遭劫了。
而就在聂士成身先士卒、奋战方酣之时，有批义和团侵入聂家，将他的老母、妻子、女儿绑架而去。亲军急急报到阵前。聂士成大怒，分了半营人去救老母妻儿，追到半路上遇见一营练军，跟义和团早有勾结，哗然大喊：“聂士成通敌！”随即开枪攻击。
做绑匪的义和团，见此光景，回队反扑。聂军两面受攻，眼看要被消灭，这下，聂士成不能不亲自来救。他带了一个游击宋占标，领兵赶了来，练军与义和团往南急走。聂士成恨极了此辈，穷追不舍，身上已中了好几枪，浑似不觉，反而愈战愈勇，一直追到八里台。
“不能再追了！”有个马弁拼死命拉住了聂士成的马。
“滚开！”聂士成的一双眼睛全都红了，一鞭子挥过去，夺马便走。
就在这时候，联军发炮，一弹正中马前，弹片四迸，聂士成腹破肠流而死，宋占标亦同时遇难。义和团还打算拿聂士成“戮尸”，恰逢联军追来，急急逃命，聂士成的马弁才能将他的尸首抢回来。
听得这段经过，陈夔龙是嗟叹不绝。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天津的安危，“中堂，”他问，“天津不知道还能守几天？”
“危在旦夕了。”
“那么，就眼看它沦陷？”
荣禄不答。起身搓着手，绕了两个圈子，突然站住脚问道：“你看，是换裕寿山好，还是不换他好？”
陈夔龙茫然不知所答。首先他得明了，荣禄何以有此一问，因而反问一句：“换又如何，不换又如何？”
“不换，天津一定保不住；换了，也有利有弊。”荣禄踌躇着说，“只怕裕寿山正找不到抽身之计，这一换，正好合他的意，越发可以不管，天津丢得更快些。”
“这当然要顾虑。不过，我看，关键并不在此。”陈夔龙答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督抚领袖，位高权重，平时谁不想这个缺？可是，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有谁肯临危授命了。”
“这你不必担心。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