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早在朝房里匆匆谈了几句。”李鸿章照实而陈，“七王爷约我晚上详谈。”
“也亏你！我早说过，‘见人挑担不吃力’，他早就尝到滋味了。这副担子非你帮他挑不可。少荃，”恭王停了一下，拉长了声调说，“任重道远啊！”
“王爷明鉴！”李鸿章略带些惶恐的神态，“朝局如此，鸿章实在有苦难言。如今要办的几件事，也还是秉承王爷当年平定的大计而行。只是同样一件事，此刻办比从前办要吃力得多。王爷现在虽不问事，王爷的卓识，鸿章是最佩服的，总要请王爷常常教诲！”
“你太谦虚了。我如今要避嫌疑，不便多说话，而且也隔阂了，没有话好说。”恭王忽生感慨，“清流一时俱尽，放言高论的人少了，能够放手办事，亦未始不佳。”
李鸿章一时不明他的用意何在，不敢附和，只答应一声：“是！”
“幼樵怎么样？常通信吧？”
提起张佩纶，是李鸿章一大心事——马江一役，张佩纶未获重谴，是因为军机上投鼠忌器，怕一论战败的责任，牵涉太广，难以收拾。但不办张佩纶又不能平天下之愤，因此，孙毓汶定计，借唐炯、徐延旭一案，一并收拾清流。唐、徐二人以丧师辱国之罪，定的斩监候的罪名。在罪名未定之先，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先后上疏救唐炯，都碰了钉子。罪名既定之后，追论举荐之非，荐唐炯的有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而结果不一样，张之洞因为在广东“颇著勤劳，从宽察议”。
其次是陈宝琛，因为他“力举唐、徐，贻误非轻”，落得个革职的处分。再下来就是张佩纶，加上马江一役，“调度乖方，弃师潜逃”的罪过，从重戍边。这就是所谓“侯官革职，丰润充军”。
张佩纶是这年四月里起解的，名为“充军”，其实是在张家口闭门读书。李鸿章不但常有接济，而且常有书信往来，谈论军国大计，但此时对恭王不必说实话，只这样回答：“偶尔通问而已！”
“幼樵可惜！”恭王微喟着说，“张香涛杂，陈伯潜庸，吴清卿轻，清流当中，论才气还是幼樵。”
李鸿章觉得恭王对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澂所下的一字之评，十分贴切，而对张佩纶有怜才之意，更感欣慰。恭王罢黜，张佩纶不能脱干系，原以为他会记仇，不想反倒惋惜张佩纶的遭遇！既然如此，不妨稍说几句实话。
“王爷的知人之明，实在佩服。如今预备大办海军，原是幼樵的创议，鸿章忝为大臣，有为国家育才举贤之责，当初有个私底下的打算，如果海军办起来，保荐幼樵经纪其事，成效一定卓然可观。经此蹉跌，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李鸿章的实话只说了一半。他对张佩纶的期望，不仅于在办海军，而是打算以衣钵相传，接管北洋。北洋的局面扯得甚大，他认为他“老师”曾国藩的话“办大事以寻替手为第一！”实在是至理名言。自己位极人臣，将逾六十，在北洋也没有几年了，一旦交出了关防，论公，承先启后，论私，遮掩弥缝，都非得预先安排一个人在那里不可。
这个人很不容易物色，资格不够、才具不行、见解不同、关系不深都难与其选。看来看去只有张佩纶最好，才具、见解、关系样样合适，最难得的是翰苑班头、清流领袖，这个资格是北洋嫡系人物中没有一个够得上的。而不是翰林出身，想当北洋大臣就很难了。像张佩纶，以张之洞为例，积资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巡抚或者内转侍郎，立刻就可以大用。那时候奏调他会办北洋军务，历练个两三年，顺理成章地接了自己的关防，岂不是为公为私最顺心惬意的打算？
所以“经此蹉跌，一切无从谈起”，也是违心之论。他的本心不但想设法将张佩纶弄回来，而且还想保他起复。不过眼前还“无从谈起”而已。
恭王当然猜不到李鸿章的心思。他这时由张佩纶的遭遇，联想到另一个人，“唐鄂生也可惜。”恭王说道，“相形之下，张幼樵还算是运气的。”
鄂生是唐炯的号。论丧师辱国之罪，唐炯不比张佩纶重，然而革职拿问，竟判了斩监候的罪。转眼冬至将到，如果“一笔勾销”，那就会使得菜市口在杀肃顺、杀何桂清以后，再一次水泄不通，轰动一时了。
“是！”李鸿章忍不住说了句，“薛云阶未免过分，听说是有私怨在内。”
薛云阶就是刑部左侍郎薛允升，恭王很注意地问：“喔，是何私怨？”
李鸿章颇悔失言，无端道人长短，传到薛允升耳中，自然会记恨，岂非平白得罪了一位有实权的京朝大员？
就这沉吟未答之际，恭王却又好奇地催促了：“只当闲谈。不妨事！”
不但催促，而且已看出他心中的为难，李鸿章不能不谈了，“原是误会，也是丁稚璜处事，稍欠周详。”他说，“传闻得之，不知其详，约略给王爷说一说吧！”
李鸿章是得自四川来客的传闻。唐、薛结怨在七八年以前，那时的唐炯，在四川由捐班知县升到道员，丁宝桢一见，大为赏识，许为“国士”，更因为同乡的关系，益加信任。说实在的，唐炯受命整理四川盐务，亦确有劳绩，无怪乎丁宝桢言听计从，成为四川官场中的红人。
就在这时候，薛允升由江西饶州知府调升为四川成绵龙茂道，兴匆匆携眷到任，见过总督，谈得亦很融洽，哪知第二天“挂牌”出来，薛允升变了调署建昌上南道。
这两个道缺，肥瘠大不相同。成绵龙茂道下辖成都、龙安两府，绵州、茂州两直隶州，衙门在成都，不但是四川的首道，而且因为兼管水利的缘故，入息甚厚。
建昌上南道下辖雅州、宁远、嘉定三府，邛州一个直隶州，衙门在雅州，地当川藏交界之处，专责是抚治土司，地方又苦，差使又麻烦。这还罢了，最令人不平的是，各省驻防将军都不管民政，与地方官只有体制上的尊卑，并无管辖上的统属关系，唯有成都将军可以管建昌道，这自是因为建昌道管土司，职掌特殊的缘故。
由于这一管，建昌道凭空多出来一个顶头上司，每趟进省公干，对将军衙门要另有一番打点。将军的“三节两寿”，其他地方官的贺仪，不过点到为止，建昌道却需比照孝敬总督的数目致送。因此薛允升万分不悦，认定是唐炯捣的鬼。
谈到这里，恭王插嘴问道：“我记得唐鄂生那时候是建昌道，是不是对调了呢？唐鄂生似乎没有当过成绵道啊！”
“是！王爷的记性好。那时候唐鄂生是建昌道，可也没有当过成绵道。成绵道后来挂牌由丁价藩署理，不过丁价藩是由建昌道调过来的。”
“慢慢！少荃，你这笔账没有算错吧？”
“王爷是说唐鄂生既是建昌道，何以丁价藩又从建昌调过来？这里面有笔缠夹工的账，我算给王爷听……”
原来唐炯的本职是建昌道，但因督办盐务的缘故，经常驻在省城，因而又得另外派人署理建昌道，此人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丁价藩，名叫丁士彬，河南人，生得瘦小闪烁，以才能自负，而实在是儇薄小人，不知怎么亦为丁宝桢所赏识。
“照此说来，唐鄂生无非占个实缺而已，谁来署理他的缺，与他根本不生关系。”
“正是这话。”李鸿章答道，“是丁价藩想改署成绵道，稚璜也要他在身边，所以硬做主张来了个对调。薛云阶不明内幕，张冠李戴，拿这笔账记在唐鄂生头上，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是遇到了以直报怨的机会了。”
“恩怨难言！”恭王感叹着，接下来又问，“稚璜清风亮节，亦以能识人知名，这丁价藩必是能干的？”
“能干不能干不说，稚璜受他的累是真的。川人拿他跟稚璜并称，号为‘眼中双丁’。又有‘四大天地’之说，诋毁稚璜，十分刻薄。当然也是丁价藩替他招的怨。”
“喔，”恭王问道，“何谓‘四大天地’？”
“是骂稚璜的话：‘闻公之名，惊天动地；见公之来，欢天喜地；睹公之政，昏天黑地；望公之去，谢天谢地！’四川菜麻辣酸，出语亦复如此！”
“好恶难言！”恭王又一次感叹，“稚璜督川，是上头嘉惠四川的德政，想来清官必为地方爱戴，哪知道亦有此恶声。说稚璜为政‘昏天黑地’，我终不服，莫非他官声也有可议之处吗？”
“稚璜为政，兴利除弊，致力唯恐不锐，自难免招人怨尤，以至横被恶声，幸亏朝廷保全。不过，用丁价藩，却是失策。”
“是非难言！”恭王问道，“稚璜用这姓丁的，必有他的道理，总不会假手于此人有所聚敛吧？”
“那是绝不会的。稚璜真是一清如水。四川人都知道，总督常常穷得当当。”
“这，”恭王大为诧异，“只怕言过其实了吧？”
“确有其事，我不止听一个人说过。照例规……”
照例规，四川总督的收入，有夔州关的公费每年一万二千两，川盐局的公费每年三万两。丁宝桢一概不取，只取奉旨核定的养廉银一万三千两，自咸丰年间减成发给，每年实收一万一千两。分十二个月匀支，每月所入，不足一千，由藩司在月初解送。
这不足一千两的廉俸，要开支幕僚的薪水饭食，分润来告帮的亲戚故旧，以至于常在窘乡。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丁宝桢便检一箱旧衣服，命材官送到当铺当二百两银子，旧衣服当不足那么多钱，便加上一张钤印了总督部堂关防的封条，朝奉不便揭封开箱，只凭丁宝桢的身分，说当多少，就当多少。久而久之，这只衣箱就不动它了，这个月赎回来，下个月原封不动送进当铺，朝奉一见，不必材官开口，连银子带当票，就都递出来了。
恭王听了大笑，笑完说道：“不有句俗语：‘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有了总督的封条，货不硬也不要紧了！这叫作：丁宝桢当当，认人不认货！”
恭王的隽语，惹得那丫头也忍俊不禁，赶紧掩住嘴忍笑，将一张粉脸涨得通红，放下水烟袋，一溜烟似的闪了出去，在窗外格格地笑个不住。
恭王却对丁宝桢大感兴味：“既然如此，他那些额外花费哪里来？”他举例问道：“譬如进一趟京，各方面的应酬，少说也得三五吊银子吧？”
“这话，王爷问到鸿章，还真是问对了。换了别人，只怕无从奉答。记得那年是癸酉……”
癸酉——同治十二年冬天，丁宝桢还在山东巡抚任上，请假回贵州平远原籍扫墓。船到汉口，李鸿章的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派人将他接到武昌，把酒言欢。宴罢清谈，李瀚章叫人捧出来好几封银子，很恳切地说：“我知道老兄一清如水。不过这一次回乡，总有些贫乏的亲友要资助，特备白银三千两，藉壮行色。老兄如果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说到这样的话，丁宝桢不能不收。收下来交了给他的旧部，其时在李瀚章幕府中的候补道张荫桓代为保管，将来再做处置。
第二年秋天销假回任，仍旧经过湖北，便托张荫桓将那三千两银子送还。张荫桓认为原封不拆，显见得不曾动用，以彼此的交情而论，未免说不过去。不如拆封重封，总算领了李瀚章的人情。
“这是张樵野亲口告诉我的。”李鸿章又说，“丙子冬天，稚璜奉旨督川，入京陛见，上谕‘驰驿’，不过天津，鸿章先期派人在保定等着，邀他到天津相叙。就因为知道稚璜的宦囊羞窘，京中这笔应酬花费尚无着落，特为凑了一万银子送他。这一次总算稚璜赏脸，比起家兄来，面子上要好看些。”说到这里，他从靴页子里掏出一个小红封袋，隔着炕几，双手奉上：“转眼皇太后的万寿，宫中必有些开销，接下来是王爷的生日，更不能省。鸿章分北洋廉俸，预备王爷赏赐之用。”
恭王略微踌躇了一下，将封袋接了过来：袋口未封，抽出银票一看，竟是四万两。
“太多了，太多了！少荃，受之有愧……”
“不！”李鸿章将双手往外一封，做了个深闭固拒的姿态，“这里面还有招商局的股息，是王爷分所应得的。”
当初筹办招商局，有官股、有商股，使个化公为私的手段，官股不减而商股大增，无形中变成官股不值钱了。多出来的商股，李鸿章拿来应酬京中大老，名为“干股”，有股息而无股本。恭王手里也有些“干股”，听李鸿章这一说，也就不必再推辞了。
“话虽如此，还是受之有愧。多谢！”恭王接着又问，“最近收回招商局的船栈码头，这件事做得很好，大家都有了交代。”
提起此事，李鸿章心有余悸，如果美商旗昌银行来个翻脸不认账，船栈码头收不回来，那个风波一闹起来，身败名裂而有余。不过，这话却不便在恭王面前说破，只轻松自如地答道：“原是照约行事。当初不曾做错，如今自无麻烦。”
“我是看了邸抄才知道的。‘倒卖’的交涉很棘手吧？”
恭王是作为闲谈，而不经意的一句话，恰恰说中了李鸿章的心病。照去年夏天，李鸿章奉旨诘问而回覆的奏折上说，招商局的轮船栈埠码头，其实是托美商旗昌洋行“代为经营，换用美国旗帜”，只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在《万国公法》上有个交代，不能不订立合同，由旗昌出具并无银行担保的“期票”与“收票”，作为“认售”的代价。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所以招商局应该随时可以收回。而按诸实际，大大不然。
依李鸿章这年六月初八的奏报，他是在中法和议已成，奉到饬令迅速收回招商局轮船的电旨，方指派马建忠与盛宣怀，与旗昌行东士米德在天津“会同筹议”，结果是“磋磨月余”，才能成议。士米德“愿按原价倒卖与招商局”，已不提“代为经管”的话，但能“按原价”收回，已是上上大吉，但衡诸实际，又是大大不然。
奏折中有句话：“至旗昌代招商局垫付款项账目，亦即分别核算清结。”这是个障眼法。欺侮慈禧太后、醇王与京中大老不懂生意买卖，更不懂洋商经营的方法。旗昌接收了招商局的产业，照常营运，大发利市，一切开支，自然在营运收入中支出，何有“垫付”的名目？果真是“代为经管”，则旗昌除了开支及酬劳以外，应该将所有盈余，全数交还给招商局才对。现在白白地让旗昌做了一年生意以外，还得有以“垫付款项账目”的名义，付给一笔赔偿，并且还要大赞士米德“素讲信义，此次保护招商局，力践前言，殊于大局有益”，因而“与之议明，由招商局延充‘总查董事’，每年送给薪水银五千两”。
这前言不符后语的情形不能深谈，否则一定破绽毕露，所以李鸿章很巧妙地将话扯了开去：“交涉虽然棘手，多亏马眉叔能干。回想去年秋冬之交，多说马眉叔该死，骂他是汉奸。甚至还有谣言：说慈圣已降旨，立诛其人。菜市口的摊贩都收了摊子，预备刑部行刑。如今又不知何词以解？”
这番略带些愤激的感慨，恭王听了却无动于衷。不要说马建忠，连他这样一位近支的亲贵，当年亦曾被诋为汉奸，这从哪里去讲理去？
于是由马建忠谈到洋务人才，恭王和李鸿章都盛赞新任出使美国的钦差张荫桓。正谈得起劲，那个长辫子丫头又回了进来，去到恭王身旁，悄悄问道：“请王爷的示，饭开在哪儿吃？”
李鸿章正苦于无法脱身，听得这话便“啊”的一声，仿佛谈得出神，倏然惊觉似的，“陪王爷聊得忘了时候了！”他举头看了看钟说，“快到午正，可真得告辞了。”
恭王很体谅他：“你刚到京，不知多少人在等着看你！我就不留你了。哪一天有空，你说个日子，我约几个人，咱们好好再聊！”
于是约定了日子，李鸿章告辞出府。回到贤良寺，果不其然，已有许多人在等着，一见轿子到来，肃立站班。李鸿章借一副墨镜遮掩，视如不见，轿子直接抬到二厅，下了轿还未站定，戈什哈已经挟了一大叠手本，预备来回话了。
“进来！”李鸿章吩咐，“念来听。”
他一面更衣，一面听戈什哈念各帖及手本上的名字。在等候接见的客人中，他只留下一个张荫桓，其余统统“道乏”挡驾。
张荫桓跟他是小别重逢——由直隶大广顺道奉命为出使美国钦差大臣，是六月间事，八月初交卸入京，算来不过暌违了二十天，所以一见面并无太多的寒暄，第一件事是换了便衣陪李鸿章吃午饭。
“哪一天召见的？”李鸿章在饭桌上问。
“十天以前。”
“太后怎么说？”
“太后说：‘你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的人，往往招忌。’我碰头回奏：‘臣不敢怨人，总是臣做人上头有不到的地方，才会惹人议论。’”
“嗯！嗯！”李鸿章说，“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你的锋芒能够收敛一点最好。你虽吃亏在不是科甲出身，可也没有谁敢看你不起。不说别的，你的诗稿拿出来，就比那些靠写大卷子点了翰林的人，不知高明几许。既然如此，你心里先不要存一个看不起科甲的成见。左季高一生行事乖戾，就因为常有一个‘我不是两榜出身’的念头，横亘在胸的缘故。你的才气绝不逊于人，就怕你恃才傲物。”
“是！”张荫桓答道，“中堂说这话，我服。”
“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
“还早得很。因为兼驻西班牙、秘鲁的缘故，要等三国同意的照会，而且照规矩，一定要旧使臣离任，新使臣才能到任。这样一周折，年内怕不能成行了。”
“那你这几个月闲着干什么？”
“想学一学洋文。办交涉不能促膝密谈，经过中间传译，总不免隔靴搔痒之感。”
“好！”李鸿章深为嘉许，“我亦有志于此。无奈八十岁学吹鼓手，虽不自知其不量力，实在也没有工夫。我常跟子侄辈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他们要学洋文，机会再好不过。等我一离了北洋，哪里去找这些洋人当老师。”他接着又问：“跟总署诸君谈过了没有？”
“谈过几次。”张荫桓说，“如今对美交涉，最棘手的还是限制华工入境一事。究竟应该持何宗旨，总署诸公毫无主张。竟不知该如何着手。”
接着，张荫桓便细谈此案——美国国会在光绪八年通过了一个《移民法》的法案，限制华工入境。是因为历年华工入美，不下十万人之多，尤其是金山，土人深嫉吃苦耐劳的华人剥夺了他们工作的机会，因而早就在这方面准备有所限制。
不过《移民法》只能限制以后的华工入境，已在美国的华侨，遭受歧视，纠纷迭起，必得寻求一条和睦相处之道。所以张荫桓此去，首先要跟美国政府交涉，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其次还要商议，如何放宽移民的限制。真所谓任重道远，张荫桓当然要请这位洋务老前辈传授心法。
“说到这一层，我讲个故事你听。”李鸿章的眼中闪露出迷茫而肃穆的神色，“十五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到天津接我老师的手——曾文正那时为天津教案心力交瘁，言路上还嫌他太软弱，朝廷亦不甚谅解。只为他的功劳太大了，不好意思调动，扫了他的面子，恰好马谷山被刺，两江的局面非我老师回任，不足以平服。于是顺水推舟，叫我接直督的关防，自然也接了天津教案，那是我第一次办中外交涉。洋人我见得多，没有什么好怕的，而且那时也正在壮年，气盛得很。说实话，我心里也嫌我老师太屈己从人了。”
这最后一句话，在张荫桓还是初闻，原来李鸿章早年办洋务的态度，与以后不同。这倒要仔细听听！便放下筷子，凝神看着。
“记得是八月廿五到天津的。”李鸿章从从容容地接着往下说，“一到自然先去看我老师。文正跟我说：‘少荃，你接我的手，我只问你一件事。教案的交涉，你是怎么个办法？’我当时想都不想，便回他老人家一句：‘洋人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只跟他打痞子腔。’你知道什么叫痞子腔？”
“想来是耍无赖的意思。”张荫桓答说。
“对了！这是我们合肥的一句土话，我老师当然也知道，却有意装作不解。‘哦，痞子腔，痞子腔！’他揸开手指，理理胡子，‘这痞子腔怎么个打法？你倒打与我听听。’看他是这么个神情，我倒也机警，赶紧赔个笑脸：‘门生是瞎说的。以后跟法国的交涉，该怎么办，要请老师教诲。’文正听我认了错，才点点头说：‘跟洋人办交涉，我想，还他一个诚字总是不错的。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果然言信行忠，蛮貊之乡亦可去得。’樵野！”李鸿章归入正题，“你问心法，这就是心法！”
“是。”张荫桓深深受教，复诵着曾国藩的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
“这才是。”李鸿章换了副请教的神情，“樵野，你看最近京里的议论如何？”
张荫桓懂他的意思，李鸿章此来有好些创议，而这些创议，大都不为卫道之士所喜欢。如果阻力太大，得要预先设法消弭，甚至暂作罢论。他问到京里的议论，就是这方面的议论。
“大办海军，是没有人会说话的。此外就很难说了，尤其是造铁路，连稍微开通些的都不会赞成。”
“呃，”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你说开通些的也反对，是哪些人？”
“譬如翁尚书，他就不以为然。”
“什么道理呢？还是怕坏了风水？”
“这是其一，风水以外，还有大道理。”张荫桓说，“这些道理，中堂也想得到的。”
这层大道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修造铁路，要在旷野之中掘开许多坟墓。向来称颂仁政至深至厚，说是泽及枯骨，同样地，白骨暴露，即为仁人所不忍。
发觉李鸿章有茫然之色，张荫桓以为他还不曾想到，便有意说道：“刘博泉最近曾有一个奏折，我不妨讲给中堂听听。”
“喔！”刘恩溥上折言事，皮里阳秋，别具一格，李鸿章很感兴趣地问，“又是什么骂得人啼笑皆非的妙文？”
“是这么回事，有个黄带子，在皇城之中设局，抽头聚赌。有一天为了赌账，打死了一个赌客。尸体暴露在皇城根十几天不曾收殓，地方官畏惧这个黄带子的势力，亦不敢过问。刘博泉上疏说道：‘某甲托体天家，势焰薰灼；某乙何人，而敢贸然往犯重威？攒殴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怙冒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君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
这意思就很明白了，而正也是李鸿章所想到，将来白骨暴露，必有言官上疏，痛切陈词。然而，为了这一层顾虑，铁路就不办了么？他这时候倒真有些困惑了。
“唉！”他叹口气说，“有子孙的人家，要顾全人家祖坟的风水；无主孤坟，恰又怕骸骨暴露，有伤天和。这样说起来，重重束缚，岂非寸步难行。”
张荫桓不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中堂兴利除弊，要办的事也还多。”
“是啊！”李鸿章说，“不过眼前最急要，与国计民生最有关系，莫如在山东兴造铁路、接运南漕一事。我带了个说帖来，你不妨看看。”
在听差去取说帖的当儿，张荫桓将山东运河的情势，略略回想了一下。他的记忆过人，虽已离开山东好几年。一想起淤塞的北运河，如在眼前——运河在山东境内有南北之分，是由于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故道入海，于是在东阿、寿张之间，将运河冲成两段，因此临清以南至黄河北岸的这段运河，称为北运河。山东境内的运河，本以汶水为源，在汶上县的南旺口一分为二，北流临清，南流济宁，而自黄河改道后，汶水不能逾黄河而北，所以北运河唯有引黄河之水，以资挹注。而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使得北运河河床逐渐淤高，不通舟楫已久。
想到这里，张荫桓便即问道：“接运南漕，自然是为济北运河之穷，这一段从济宁到临清，大概两百里！”
“你真行，樵野！”李鸿章握着他的手，“你非得好好替我看一看这个说帖不可。”
说帖出自李鸿章手下红人盛宣怀的手笔。果不其然，他建议兴造的这段铁路，正是从济宁到临清。这两百里铁路的造价，估计要两百万银子，如果部库支绌，无法拨给，不妨借洋债兴造。
倘借洋债兴造，以后这条铁路就有双重负担，一是铁路本身的维持费用，再是要拔还洋债的本息，因此，未造之前，先要筹划营运之道。照盛宣怀的看法，此路一通，接运南北，等于全河皆通，商旅幅臻，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而铁路本身的收入亦必可观。但营运之始，或者不如预期，所以必得要有一笔稳固可靠的生意。
这笔生意就是南漕的运费。铁路为接运南漕而建，则南边各省的漕米，必须交由这条铁路来接运，是天经地义之事。盛宣怀估计，南漕每年四十万石，每石收运费三钱，全年有十二万银子的固定收入。此须预先请旨，饬令各省照办。
除此以外，就是谈兴造铁路的工程细节，一时亦无法细看，张荫桓只觉得有一段有关运河的故实，倒可以补充。
“运河在元初本就缺这一段。当时运道，从杭州到长江有江南运河；江淮之间有邗沟；淮水到徐州有古泗水，就是以后的黄河；徐州到济宁有泗水。临清以上到天津有卫河，到通州有白河。以后到了至元年间，”张荫桓凝神想了一下，极有把握地说，“是至元二十年间的济州河，遏汶水入洸水，又在兖州做金口坝，遏泗水入府河，会流于济宁，分注南北，由济宁到东平算是通了。东平到临清这一段的开凿，是以后的事。不过能通到东平，南漕就可以由利津入海，直达天津，是南北运道上的一件大事。以后海口沙淤，又从东阿旱站陆运二百里，至临清入御河，不正就是杏荪说帖上所要造的这一段铁路吗？”
“于古有征，好极了！樵野，索性烦你大笔，就在说帖上加这么一段。”
说着，便命听差取笔砚来，就在饭桌上推开碗碟安放，张荫桓当仁不让，文不加点地写了下来，然后钩注涂抹，片刻竣事。
李鸿章接到手里，一面看，一面点头，看完又问：“樵野，此事还有什么可以指点的？”
“杏荪大才槃槃，何用他人费心代筹。”张荫桓说，“不过两百里长的铁路，虽说沿北运河兴建，少不得要拆许多房子，挖好些坟墓。这一层上头，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置办法，只怕随处会发生阻挠，甚至激起民变。”
“说得是！”李鸿章的笑容收敛了，“就是这一层难办。唐山至胥各庄这一段铁路，不过十八里长，当时已费了好些气力。”
李鸿章所提到的这条铁路，在中国是第三条。第一条出现在同治四年，有个英国商人为了兜生意，特地在寅武门外造了一条一里多长的小铁路，试行火车，“呜嘟嘟、轰隆隆”，喷火而行。辇毂之下，出此怪物，群情骇异，言路上将上折严劾，步军统领衙门赶紧勒令拆毁。
第二条是由英商怡和洋行发动的，在光绪二年造成一条由吴淞口到上海的淞沪铁路，搭客载货，生意相当不错，但是依然有人认为是“妖”。不久，发生火车撞死行人的惨案，舆论大哗。总理衙门不能不与英商交涉，以二十八万五千银子，买回这条铁路，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用轮船载运到高雄港外，沉入汪洋大海。
第三条就是这条唐胥铁路，光绪三年由开平矿务局呈请修造，几经周折，直到光绪六年方准兴工，自唐山煤井到胥各庄，全长十八里。但是，这条铁路不准用机车，只准用驴马拖拉，所以洋人叫它“马车铁道”，视作世界交通奇观，也传为中国的一个大笑话。
“唐胥铁路之能兴建，是因为中堂兼领直督的缘故。此事督抚的关系不浅，”张荫桓问道，“不知陈隽丞是不是热心？”
“嗯，嗯！”李鸿章被提醒，“隽丞那里，倒要先疏通一下。”
隽丞是山东巡抚陈士杰的别号。李鸿章跟他虽一起在曾国藩幕府中共过事，但面和心不和，所以提到这一层，心里又不免嘀咕，怕疏通不下来。
正想再跟张荫桓商量，可有什么办法能取得陈士杰的协力，只见一名听差走到李鸿章身边，弯腰低语：“醇王府派护卫来请，说请中堂早些过去。”
听得这话，张荫桓首先就说：“赏饭吧！时候也真不早了。”
匆匆饭罢，喝过一杯茶，张荫桓起身告辞，李鸿章招招手将他唤到一边，有句要紧话要说。
“樵野！”他放低了声音，“我有个难题，困扰已久，始终不知何以为计。今天到了关键上，不容闪避了。你得指点我一条路。”
“中堂言重了。请吩咐！”
“你看我要不要背海军这个黑锅？”
一听这话，张荫桓先就笑了：“我说他们的那套花样瞒不过中堂，有人不信。到底是我看得准！”
“瞒是当然瞒不过我的，这一点，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所以想出种种笼络的法子，是打算用面子拘住我。”李鸿章说，“这几年我挨了不少骂，倒还没有人骂我窝囊的。如果明知是个吊死鬼圈套，伸长脖子往里头去钻，不太窝囊了吗？”
“是啊！中堂如果为人骂一声窝囊，那不是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然则计将安出？”
张荫桓点点头，紧闭着嘴唇想了一下，方始回答：“借他人的鸡，孵自己的鸡。”
李鸿章双目倏张，眼珠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刹那之间想通了。慈禧太后在李莲英之流怂恿之下，指使醇王出面，想借大办海军的名义聚敛巨款，另作他用。北洋大臣将来尽替别人办报销，这个黑锅背得似乎太窝囊。但照张荫桓的办法，正不妨将计就计，扩充自己的势力。慈禧太后如果别有所图，就不能不委屈将顺。这一着太高了！
“樵野！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我知我何以自处矣！”
到醇王府是下午三点钟。虽说暮秋昼短，离天黑也还有两个钟头，醇王特地亲自带路，陪李鸿章一览楼台林木之胜。
这一座醇王府，已不是当年八旗女词人西林太清春与贝子奕绘吟咏酬唱之地的太平湖醇王府了。旧邸为当今皇帝诞育之地，自然而然地成为所谓“龙潜于渊”的“潜邸”，不宜再住。因此，醇王在光绪初年，物色到了一所巨宅，地址在伞子胡同，本来是乾隆朝权臣和珅的一个亲戚所有。一旦“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六亲同运，这家人家也就很快地败落下来。废宅荒园，地方太大，没有人敢买，因为买下来也修不起。
这对醇王来说正合适，他要的就是地方大。买下基址，只花了三千五百银子，但重新营建，却花了房价的十倍都不止。兴工了两三年，直到光绪八年春天才落成题名“适园”。
适园的正厅，宏敞非凡，“颐寿堂”三字，出于恭王的手笔。其中供奉一方匾额“宣赞七德”，是先帝穆宗的御笔，特地由太平湖府邸中移奉于此。
颐寿堂两翼是两座洋楼，就称为“东楼”、“西楼”，西楼北窗之下，修竹万竿，绕以一弯流水，水边建一座亭子，叫作“修禊亭”。
沿着这一弯流水，曲折而东，是一带假山。山上有“问源亭”，山下有“风月双清楼”。绕过假山，一方极的平地，多植长松木；有一座茅檐的厅，题名“抚松草堂”。西面隔着一道小溪，渡过板桥，是一片梅林，中间隐着五楹精舍，名为“寒香馆”。
“寒香馆”后面有一条曲径，粉墙掩映，红楼一角，想来是内眷的住处。到得尽头，向东一转，有一道垂花门，推进门去，别有天地，是仿照西湖三潭印月构筑的一座水榭，九曲阑干，四面可通。进门之处悬一块醇王亲笔的横额，大书“退庵”二字，其实是醇王延见亲密僚属的一座“签押房”。
在退庵歇脚进茶。然后又回到寒香馆，再往西走，有一座“罨画轩”，轩西便是适园尽处，花绮石癯，别有幽趣，茅亭有一块匾，就题作“小幽趣处”。
此外还有题名“绚春”、“沁秋”、“梯云”、“揽霞”的楼台之胜，李鸿章腰肢虽健，到底也是花甲老翁了，只能匆匆而过，或者遥遥一望而已。
游罢全园，醇王在他的书斋“陶庐”设宴款待。这不是简慢，而是体恤，因为在正厅安席，则亲王仪制所关，少不得衣冠揖让，岂不是让客人受罪？书斋设座，只算便酌。陪客亦仅一位，是惠亲王奕绵的小儿子贝子奕谟。园中匾额，大半出自他的手笔。他是醇王最亲近的一个堂兄弟，特地邀了他来作陪，便有不拿李鸿章当外人的意思在内。
主客三人，围着一张大理石面的红木圆桌，成鼎峙之势，无上下之分，谈的自然是闲话，然而也不免月旦人物。醇王提到左宗棠，在惋惜中表示失望；李鸿章则是以直报怨，谈左宗棠如何与曾国藩结怨，又如何与他的至亲郭嵩焘结怨——左宗棠为了要争广东的地盘，不惜力攻广东巡抚郭嵩焘保他的部将蒋益澧接任的始末。
“原来是这段恩怨！”醇王是如梦初醒似的神态，“我听人说，是湘阴文庙出了灵芝起的误会。原来不是！”
“怎么？”奕谟问道，“出灵芝是好事，怎么起了误会？”
“我怕说不完全了。”醇王说道，“少荃总知道这段公案？”
“是同治三年的事……”
同治三年，湘阴文庙忽然发现五色灵芝一本，轰动远近。不久郭嵩焘拜命受任为广东巡抚，喜讯一到，郭嵩焘的胞弟昆焘作家书致贺，说：“文庙产芝，殆吾家之祥。”这本是一时的戏言，谁知正以平洪杨之功封了一等恪靖伯的左宗棠，听得这话大为不悦。
他说：“湘阴果然有祥瑞，亦是因为我封爵之故。跟他郭家有何相干？”他不但这样发牢骚，还特为以一千两银子做润笔，请湖南的名士周寿昌写了一篇《瑞芝颂》，称述左宗棠的功绩。
“对了！我听到的就是如此。”醇王说道，“我当面问过左季高，他笑而不答，大有默认之意。”
“左季高常有英雄欺人的举动。不便明言而已。”李鸿章下了一个断语，“左、郭交恶，其曲在左，是天下的公论。”
“为来为去为争饷！”酒量极宏的奕谟陶然引杯，“究不如向此中讨生活为妙。”
“心泉贝子是福人，美禄琳琅，文酒自娱。这份清福，实在令人羡慕。”李鸿章转脸向醇王说道，“鸿章若是像左季高的性情，只怕十七省的督抚都得罪完了。”
“这话怎么说？”
“还不是为了饷！这瞒不过王爷。光绪元年户部奏定，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各二百万。其实呢，每年收不到四十万。明明奉旨派定的关税、厘金，各省偏要截留。咳！”李鸿章摇摇头不愿再说下去了。
提到这一层，醇王勾起无穷心事，要办海军，要加旗饷，要还洋债，还要兴修供太后颐养的御苑，处处都要大把的银子花出去。再过两年皇帝大婚，又得筹集百万银子办喜事，哪里来？
他的性情比较率直诚朴，好胜心强而才具不免短绌，所以一想到这些棘手的事，立刻就会忧形于色，把杯闲话的兴致也就减低了不少。
“少荃！”醇王想沉着而沉着不下来，原来预备饭后从容细商的正事，不能不提前来谈，“万事莫如筹饷急！如今兴办海军，哪怕就先办北洋一支，也得一笔巨款。以后分年陆续增添，经费愈支愈多，这理财方面，如果没有一个长治久安之策，可是件不得了事！”
“王爷见得是，鸿章也是这么想。理财之道，无非节流开源，阎丹初综核名实，力杜浮滥，节流这一层倒是付托有人了。至于开源之道，鸿章七月初二的那个折子上说得很清楚了，想来王爷总还记得？”
醇王当能记得。这一个多月以来，所有关于海军方面的筹划，就拿李鸿章的奏议作为根据，醇王念兹在兹，对原折几乎都背得出来了。
“你说，‘开源之道，当效西法，开煤矿、创铁路、兴商政。矿铁固多美富，铁路实有远利。但招商集股，官又无可助资，若以轻息借洋款为之，虽各国所恒有，为群情所骇诧。若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这倒不要紧，只要有益于国，上头没有不许的。不过远水救不了近火，开矿、造铁路，收利总在十年八年之后，眼前如何得能筹个几百万银子？”
这一问，在李鸿章“正中下怀”，他想了一下，徐徐答道：“王爷总还记得原折上有印钞票一议。西洋各国，钞票不但通行本国，他国亦有兑换行市，我们大清国又何尝不可印？如果由户部仿洋法精印钞票，每年以一百万为度，分年发交海防各省通用，最要紧的是出入如一，凡完粮纳税，都准照成数搭收，不折不扣，与现银无异。等到信用一立，四海通行，其利不可胜言！”
“这……”醇王将信将疑地说，“这不就是历朝发宝钞的法子？这个法子，我跟好些人谈过，都说从来不曾成功过。”
“是的，历朝发宝钞，都没有成功过。然而，北方票号、南方钱庄的银票，又何以行得开？京师‘四恒’的票子，通都大邑一律通行，其中的道理，就在我们的银票是实在的，发一千两银票，就有一千两现银子摆在那里，好比赌局中先拿钱买筹码一样，筹码值多少就是多少，谁也不会疑心赌完了拿筹码换不到钱。发钞票，如果也有现银子摆在那里，信用自然就好了。”
“少荃！”奕谟笑道，“你这一说，我倒想起一个典故，好比王介甫想化洞庭湖为良田一样。”
李鸿章一愣，细想一想，才想起奕谟所说的典故，其实是刘贡父的故事。
这是宋人笔记中数数得见的故事，奕谟也误记了。原来记载：王安石爱谈为国家生利之事，有小人附和谄媚，说梁山泊八百里，决水成田，可生大利。王安石一听这个建议，大为高兴，但转念想想，又不无疑问：决水何地可容？其时东方朔一流人物的刘贡父正在客座，回答王安石的话说：“在梁山泊旁边，另凿八百里大的一片水泊，可容已决之水。”王安石大笑，不再谈这个建议了。
奕谟引此典故的意思是问：既有现银子在那里，又何必再发钞票？李鸿章当然明白，欣赏地答道：“心泉贝子问得好！银行发钞票，自然不是别凿八百里泊以容梁山泊之水，发一万两银子的钞票，不必一万两银子的准备，其中尽有腾挪的余地。然而这又不是滥发钞票，是一个钱化作两个钱的用途，又是无息借债，于民无损，于国有益，最好不过的一把算盘。”
“少荃，”醇王很用心地，“你再说说！其中的道理，我还想不透彻。”
“王爷请想，发一两银子的钞票，收进一两现银，这一两现银，可以用来兑成英镑，跟外国订船购炮之用，岂不是一个钱变作两个钱用？这多出来的一个钱，等于是跟百姓借的，钞票就像借据一样，不过不必付利息。而百姓呢，拿这张钞票又可以完粮纳税，又可以买柴买米，一两银子还是一两银子，分文不短，岂不是于民无损，于国有益？”
“啊！这个法子好！”醇王大为兴奋，“如今借洋债很费周章，又要担保，又要付利息，倘或发一千万两的钞票，兑进一千万现银子，就是白白借到了一笔巨数，那太妙了。”
“是！”李鸿章说，“不过这一千万两银子，倘或浮支滥用，挥霍一尽，那就是欠下了一大笔债。若是拿来开矿造铁路，做生利的资本，赚出钱来，再添作资本，这样利上滚利，不消二三十年工夫，我大清国也就可以跟西洋各国一样富强了！”
醇王听得满心欢喜，决定好好来谈一谈这一套理财妙计。李鸿章原就有一份说帖，是总税务司赫德所拟，而且跟英国汇丰银行的总理克米隆已经长谈过好几次，妙计都在锦囊中，这天说动醇王不过是第一步而已。
“少荃，”醇王最后做了一个结论，“我想邀军机跟总署诸同仁来一次会议，所谈的就是三件大事：海军、铁路、银行。你看如何？”
“悉听王爷裁夺。”李鸿章说，“不过外商叫银行，咱们还是叫官银号好了。免得名称雷同，混淆不清。”
这是为了消除卫道之士的疑忌，有意不用洋人的名称，醇王会意，连声道“是”。接下来又问：“你这几天总要先拜客，军机跟总署也得预备预备。说不定上头还要召见一次，我看会议的日期倒不必太迫促。二十八好不好？”
“是！二十八。”李鸿章说，“会议是王爷主持，自然听王爷定日子。”
等回到贤良寺，李鸿章不入卧室，径自来到幕府聚会办事的厅房，批阅文电。一面看，一面就做了裁决，幕府依照他的意旨，分头拟稿发出。最后才看明天开始拜客的单子，长长一张红笺，不下百人之多。李鸿章一见皱眉，提起笔来，大涂大抹，删减了一半。
拜客的名单上，头一名是武英殿大学士灵桂。他是曾国藩一榜的传胪，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以左副都御史充会试“知贡举”，虽是“外帘官”，照例也算这一科进士的老师。李鸿章是丁未翰林，科甲中人，最重师门，所以第一个就拜灵桂，备了一千两银子的贽敬，附带二百两银子的门包。
门生拜老师，照规矩进由边门，出用中门，名为“软进硬出”。但李鸿章既有爵位，又是首辅，真所谓“位极人臣”，灵桂家开中门迎接，而且先有管家到轿前回明“不必降舆”，大轿一直抬到二堂滴水檐前，变成“硬进硬出”。
灵桂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了。在轿前迎接的，是灵桂的儿子孚会，年轻还不大懂事，幸好有灵桂的女婿荣禄照料，周旋中节，井井有条。略作寒暄，李鸿章便问起老师的病情。
“家岳的病，原是气喘宿候，逢秋必发，只不过今年的来势特凶，一发不可收拾。”
“喔，”李鸿章问道，“请谁看的？”
“请的薛抚屏。”荣禄摇摇头，“他说不救了！拖日子而已。”
“唉！”李鸿章微喟着说，“我看看老师去！”
“相见徒增伤感。中堂不必劳动吧！”
这是谦词，李鸿章当然非看不可，“白头师弟，”他说，“见得一面是一面。仲华，请引路。”
于是到了灵桂病榻前，白头师弟，执手相看，都掉了眼泪。荣禄硬劝着将李鸿章请到客厅。本来可以就此告辞，况且拜客名单虽删减了一半，也还有长长一串拖在后面，不容久坐。但李鸿章为了荣禄的缘故，决定把握这个无意邂逅的机会，稍作盘桓。
“后事想来都预备了。”
“是！”荣禄从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遗折的稿子拟好了，请中堂斟酌。”
这也是一种“应酬”，而李鸿章因为一生没有当过考官，对于他人请看文章最有兴趣，居然戴起眼镜，取来笔砚，伏案将灵桂的遗折稿子，细细改定。这一下又花了半点钟的工夫。
荣禄称谢以后，提到李鸿章此行，少不得有一番很得体的恭维。李鸿章倒也居之不疑，不做谦虚的客套，等荣禄的话完，忽然问道：“仲华，你今年贵庚？”
“今年三十八。”
“可惜！”李鸿章大摇其头，“我为国家可惜，正在壮年，如何容你清闲？醇王处事，我样样佩服，就这件事上头，可不敢恭维了。”
荣禄很洒脱地笑了一下，“被罪之身，理当闭门思过。”他说，“至于七爷对我，提携之德，实在无话可说，将来补报也总有机会的。”
“眼前就是机会。”李鸿章说，“京营加饷，似乎势在必行。加了饷自然要整顿，这个差使，仲华，依我看非你莫属。”
荣禄听出他的言外之意，只要自己有所表示，他乐意在醇王面前进言推荐。其实自己与醇王的关系，又何劳第三者费心？醇王的短处是不免多疑，果然李鸿章在他面前为自己说了好话，他只以为自己有倒向北洋之心，反而引起猜忌。
这样一想，颇为不安，怕李鸿章鲁莽从事，好意变得不堪承受，因而接口答道：“这是中堂看得起我。如果七爷觉得我还可以效一时之驰驱，我又何敢崖岸自高？多承中堂指点，一两天之内，我就去见七爷。”
这是暗示：有话他自己会说，无需旁人代劳。李鸿章是何等脚色？自然一听就懂。“这才是！”他连连点头，鼓励他说，“醇王知人善任，笃念旧情，仲华，你真不必自外于人。”
等李鸿章一走，荣禄又拿他的话细想了一遍，觉得适园之行，必不可少，而且愈快愈好。
因此，这天午后，策马径往伞子胡同。这几年踪迹虽疏，但毕竟不是泛泛的关系，所以醇王听得门上一报，立即延见。
见了面，先问起灵桂的病情，荣禄是早就想好了的，不能无故谒见，要借他岳父的病做个因头，所以此时正好借话搭话。
“我岳父的病，是不中用了，一口气拖着，只为有心事放不下，特地叫我来求王爷。”
“喔，他有什么心事？”
“还不是身后之名！”荣禄说道，“我岳父平生最得意的事，就是蒙宣宗成皇帝朱笔亲点为传胪。宗室照例不能得鼎甲，所以，这个传胪更为可贵，将来的谥法上，要请七爷成全。”
旗人对谥法，特重一个“靖”字，因而醇王问道：“莫非他想谥文靖？”
“这倒不敢妄求。”
“那……”醇王想了一下说，“反正这会儿也还谈不到此。将来内阁拟字的时候，你自己留意着，到时候说给我就是了！”
“是！”荣禄随手请了个安，“我替我岳父给七爷道谢。”
“你来就是这件事吗？”
“也不光是这件事。”荣禄答说，“这一阵子，很有些人在谈旗营加饷的事。有人来问我，我说：旗营加饷是七爷多少年来的主张，只要部库有余，这件事，七爷一定会办。不过现在大办海军也是要紧的，万一一时办不到，大家可别丧气，反正有七爷在，就一定有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