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最后一句话，是醇王顶爱听的。他一生的志愿，就是练成一支足以追步开国风烈的八旗劲旅。当年太祖皇帝的子侄各张一军，太宗英武过人，只兼领正黄、镶黄两旗，即令到了顺治年间，睿亲王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天子自将，亦未及八旗之半，自己能够掌握全旗，又能重振入关的雄风，那是多么快心之事！
醇王的这个心愿，从肃顺被诛刚掌管神机营的时候，就已为自己许下了。他读过许多兵书和名将的史传，也细心考查过僧王带兵的手段，确信对部将士卒，唯有恩结，才能得其死力；能得其死力才能无间寒暑，勤加操练，成为能攻善守、纪律严明的一支精兵。然而，二十年来，他始终只是在“恩结”二字上下工夫，勤加操练固然谈不到，能不能“得其死力”亦没有把握。说来说去都因为他自己觉得恩结得还不够深。
这一次醇王是下定决心了，要大刀阔斧地裁汰比“绿营”习气过深的各省烂兵，省下军费来“恩结”旗营。不过，“旗营加饷也不是白加的。”他说，“咱们得要想个法子，切切实实整顿一番！”
用“咱们”的字样，就意味着这整顿的事务，有荣禄的份。不过，他不愿自告奋勇，毫无表情地答一声：“原该切实整顿。”
“整顿得要有人。穆图善是好的，不过一时还不能调进京；善庆，我想让他帮着办海军。仲华，你告病得太久了，这一次得帮我的忙。”
“怎么说是‘帮忙’？七爷言重了！”荣禄问道，“七爷是让我到神机营，还是回步军统领衙门？”
“提到这上头，咱们好好谈一谈。”醇王将身子凑过去，左肘斜倚着茶几，显得很亲密似的，“我久已有打算了。这两年地面上不成样子！福箴庭婆婆妈妈，压根儿就不能当那个差使，上个月出了个大笑话，你听说了没有？”
这实在是个大笑话。只为步军统领福锟赋性庸懦，为人所侮，竟有梁上君子偷了他的大帽子，挂在正阳门上，附着一张纸条，大书“步军统领福大人之脑袋”。幸亏发觉得早，很少路人得见，但神机营的密探自然有报告。荣禄虽是在野之身，消息却异常灵通，不过神机营的密探跟他常打交道，以瞒着醇王为宜，所以他故意答道：“没有听说。”
“是这么一回事……”醇王所谈的大笑话，果然是这么回事，“上头很赏识福箴庭，我亦不便多说。不过步军统领衙门非得有个能顶得住的人不可。我想，你还是回那里，另外我再奏请，派你兼一个神机营专操大臣的差使。这不是两全其美？”
“多谢七爷栽培。”荣禄平静地答道，“我回步军统领衙门去当翼尉。”
怎么是当翼尉？醇王细想一想，才知道他是有意这样子说——荣禄由于沈桂芬和宝鋆的合力排挤，因为失察之罪，在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任内降二级调用，一直告病不就实缺，此刻如果派缺，只能派一个从二品的职位。
而步军统领属下，左右翼总兵是正二品，他亦不够资格充任，那就只好当正三品的翼尉了。所以他那样说法，可以看作牢骚，也不妨说是提醒醇王，如果要用他，就得先让他官复原职，否则无法重用。
这一层，醇王当然早就想过，“仲华，你放心好了，我已经替你打算过了。”他说，“只等年下，入觐的蒙古王公一到，你那件事就可以办了。”
“喔，”荣禄实在想不明白，自己的事怎么样也跟蒙古王公扯不上关系，因而说道，“请七爷明示。”
“皇帝开春就得练骑射了。我想用你的名义，进八匹好马，一等赏收，自然有恩典。”
这不用说，这八匹好马是托蒙古王公采办，在年下循例入觐时带到。醇王这样曲意绸缪，盛情倒着实可感。
荣禄正在思索该如何表示谢意时，只听醇王喊道：“来啊！看额驸在不在？”
额驸是指他的女婿，伯彦讷谟祜的长子那尔苏。正好在府，一唤就到。荣禄跟他也极熟，一见了面，拉着手问长问短，就像对自己钟爱的一个小兄弟那样亲热。
等他们谈得告一段落，醇王问道：“那八匹马怎么说？”
“早就挑好了。全是菊花青，个头儿一寸不差。如今正在调教，十一月初就可以到京了。”
“你听见了吧？”醇王看着荣禄说。
荣禄立刻甩一甩袖子，请了个双安，站起身来垂手说道：“七爷这么回护，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不怕七爷生气，有件事非得依我，才能让我心里稍微好过些。”
“你说吧！”
“马价多少，得让我照缴。”
“这是小事，随你好了。”
于是荣禄再次称谢，又谈了些闲话，方始辞去。此行总算不虚，但事情实在很难，福锟的帘眷方隆，即令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取销，也未见得能取而代之。倘或派一个左右翼的总兵，去听福锟的号令，那就未免太委屈了。
“果然如此，宁愿仍旧告病！”荣禄自己对自己说，“要嘛不回步军统领衙门，要回去就非得当堂官不可！”
九月廿八近午时分，轿马喧阗，仪从云集，总理衙门里里外外从没有那么热闹过。
这天是醇王主持会议，与议的是李鸿章、礼王世铎、庆王奕劻，以及军机大臣阎敬铭、张之万、额勒和布、许庚身、孙毓汶，总理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福锟、刑部尚书锡珍、工部右侍郎徐用仪、兵部右侍郎廖寿恒、顺天府府尹沈秉成、内阁学士续昌。还有一个总理大臣，鸿胪寺正卿邓承修，奉旨派到云南、广西去会勘中越边界，上谕就是这天一早下来的，邓承修闹脾气故意不出席。
一到总理衙门先吃饭，饭罢品茗，然后闲谈。等到开议，已经三点钟了。
第一件事是议海军。醇王首先宣明懿旨，先就北洋办一大支。其实，这是大家都早已知道了的。而且，李鸿章在这几天拜客的时候，跟阎敬铭、许庚身、孙毓汶都已经谈过，是怎么一个办法，已有成议。此时会商，只要剩下的一些枝节能够安排妥当，就可以会衔出奏了。
不过，施政用人，自有不可逾越的体制，所以尽管已经决定专设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奕劻和李鸿章会办，善庆和曾纪泽帮办，但在会衔的奏折上不能写明，必得请旨简派。
“倒是有个折子，得好好核计。”醇王说道，“彭雪琴上折告病，请开各项差使。这当然是因为海军与长江水师有关，知道一定得有一番整顿，所以退让贤路。上头交代：彭玉麟是有功之人，不要让他面子上太下不去。照这样看，整顿长江水师，只有缓一缓再说了。”
醇王说完，从东面看过去——东面坐的是军礼大臣，领班的礼王世铎，眼观鼻、鼻观心、做菩萨低眉之状；其次是额勒和布，欠一欠身，表示无话可说；再次是阎敬铭，他自己不说，却问许庚身：“星叔，你看如何？”
“慈圣体恤勋臣的德意，为臣下者，自然奉行惟谨。照我想，现在既奉懿旨，先从北洋精练一支。而长江水师与南洋密不可分，跟北洋的关系不大，稍缓整顿，在道理上亦是讲得通的。”
“对了。”醇王欣然做了决定，“就这样吧！彭雪琴当然亦不必开缺，给他几个月假就是了。少荃，你看这样子处置，是不是妥当？”
“妥当之至。”李鸿章深中下怀。如果要他对整顿水师提出意见，反倒是一大难题了。
“七王爷，”孙毓汶看时候不早，下面还有两件棘手的大事要议，所以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径自将奉命撰拟的“遵筹海防善后事宜”奏稿，取出来双手捧上，“请署衔吧！”
这个稿子，醇王是早就过目了，无须再看，顺手递向西面。紧挨着他坐的是奕劻，但醇王却越过他背后交给李鸿章：“少荃，你看看！”
“请王爷先看。”李鸿章跟奕劻客气。
“我已经看过了，七爷是总理全局，北洋归你专司其事，你得仔细看一看。”
李鸿章领受了他的忠告，果然很仔细地从头看到底，对于南北洋经费归海军衙门统筹统支这一点，很想有所主张，然而转念一想，争亦无用，反倒伤了和气，不如不争，所以看完以后，连连称善。
连他都没有意见，旁人自然更不会有话。于是依次在这个奏稿上署名，表示同意。这样一件大事，就很顺利地定议了。
第二件大事是议铁路。“这件事，”醇王将身子往后仰一仰，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没有成见，请各位公议吧！”
于是奕劻以主持会议的姿态说：“盛杏荪的说帖，不为无理。不过，兹事体大，言路上的态度很激烈，未筹铁路，先得安抚此辈。我看，先从这方面谈起吧！莱山，这段铁路，造在贵省，你总有话说？”
孙毓汶不但有话说，而且他也是反对造铁路的。因为这段铁路起自东阿，迄于临清，虽跟他老家济宁发了几代的祖坟风水无关，但山东同乡都要求他“主持正论”，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鸿章，所以想了个圆滑的办法，关照军机章京，检出旧档，将言路上反对铁路的折子做成一个抄件，此时取出来扬了一下说：“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议论，请李中堂过目。”
李鸿章知道不是好话，便不肯接那个抄件，“莱山，”他说，“请你念一念，让大家都听听。”
于是孙毓汶数了数说道：“一共六个折子，内阁学士徐致祥先后上了两个，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个奏折，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时已有用铁路运漕之议；又有一说，铁路将从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说，借洋债五百万两，修一条从西山到芦沟桥的铁路。传说纷纭，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议论甚为激切，认为开铁路计有“八害”。
南漕以铁路转运，工成亦需二三年，无论缓不济急，而商船歇业，饥寒迫而盗贼兴，其害一。
山东黄河泛滥，连岁为灾，小民颠连困苦。今若举行铁路，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将怨咨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为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码头。铁路一开，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设侦栈、起盖教堂。以咽喉冲要之地，与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蓄念十余年矣！今中国先自创之，彼将如法而行。许之则开门揖盗，拒之则启衅兴戎，其害四。
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广开铁路，四通八达，关塞尽失其险，中国将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谓易于征兵调饷，不知铁路虽坚，控断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处处防范？其害六。
如谓便于文报，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一昼夜可六七百里，有速无迟……
刚念到这里，李鸿章笑了出来，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想，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想，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踧躇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天文书算之学，言路大哗，倭文端亦有封奏，请‘立罢前议’。如今看来怎么样？可笑是不是？这不能怪倭文端，当时初讲洋务，究不知效验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异势，明明师夷之长已见其利，何以还有倭文端的那套见解？拿陆路电线来说，万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应灵便，无事可便商贾，今日之下，哪个敢说不该兴办电报？然而当时就有人坚持以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从而窃毁。我现在要请大家问一问福建的京官，是有电报好，还是没有电报好？记得倭文端为同文馆所上的折子，恭引圣祖仁皇帝的垂谕：‘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以为‘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这是倭文端的断章取义！我敢说如果仁皇帝今日还在，虽恶其人，必用其法。师夷之长，正所以为制夷之地！记得恭亲王驳倭文端的折子有言：‘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祷昧，悉心商办。’又说：‘如别无良策，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并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今日之事，我亦是这个看法。请王爷卓裁，诸公同议！”
说到这里，李鸿章已是气喘连连，自有听差替他捶背抹胸，拭汗奉茶，益显得老臣谋国之忠。而在座的人，自醇王以次，亦无不为李鸿章这番话的气势所慑，纵有反驳的理由，也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宜于在此时出口？
他人可以缄默，醇王却不能不说话。他本来是赞成兴修铁路的，但去年预备由神机营出面，借洋债建造西山至芦沟桥的铁路，专为运煤之用，不想为言路大攻，因而有些畏首畏尾，此时为李鸿章的话所激动，不由得又慨然而言，表示支持。
然而亦仅是表示支持而已，“铁路之利，局外人见不到，那些议论亦听不得。”话虽如此，他却做不得主，“这件事，我看要奏请圣裁。”
于是，接下来议第三件，也是这天最后要议的一件大事：筹设银行。李鸿章将克米隆所拟的说帖，作了一个解释：由户部拨银五百万两作为资本，如果一时没有这笔巨款，不妨向汇丰银行举债。接着又列举了许多设银行的好处。善于理财的阎敬铭倾身细听，深感兴趣。
“外国的银行，跟我们中国的银号、钱庄，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俗语所说的，在‘铜钱眼里翻跟斗’，其实大不相同，收支出纳，别有法度。所以主事者是否得人，关系成败。”李鸿章说到这里，略停一下，然后挥一挥手加重语气，“我们的银行不办则已，要办，就得要用洋人。拟说帖的克米隆，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理，同治十二年接手到现在，汇丰银行本来是赔钱的，经过此人极力整顿，生意蒸蒸日上，汇丰银行已成了上海外国银行的领袖，克米隆的声望亦远达东西洋各国。能得他之助，我敢担保，我们的银行一定办得发达。”
李鸿章说完，又该醇王表示意见。他看着阎敬铭问：“丹初，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不过，第一，银行是外国人的叫法，我们不必强与相同，仍旧以称‘官银号’为宜。”
“见得是！”李鸿章赶紧接口，“户部既有‘官钱号’，不妨再设‘官银号’。这个名称改得好，于体制相符。”
“第二，要办就我们自己办，何必用洋人？”
“你不用洋人，人家却不相信你户部。”
这脱口一答，真所谓“语惊四座”，阎敬铭勃然变色，大小眼一齐乱眨，形容丑怪。李鸿章自知失言，赶紧又作解释。
“这绝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户部，因为在商言商，最要紧的是主事者的信用。我们的官银号设了起来，要跟各国通汇，譬如说，现在我们在伦敦要付一笔款子，需用甚急，照各国银行通汇的规矩，一个电报去，就会如数照付。如果我们官银号的司理不为洋人所知，人家如何放心？用克米隆就是要利用他的声望信誉。”
这一解释，总算能自圆其说，阎敬铭微微颔首，表示领会。醇王本来怕阎、李意见不合，将此一桩好事打翻，如今见此光景，才算放心。
“兹事体大，一时也无法细谈，既然丹初也赞成，那么，这件事就交户部议奏。各位看，这样子办，使得使不得？”
“这是正办！”世铎答说。
“事不宜迟。”醇王向阎敬铭说，“丹初，你此刻跟少荃当面约定日子，在户部会议，有了结果，好早早出奏，这件事，最好能趁少荃在京里，就能定局。”
“是！”阎敬铭向李鸿章讨日子，“爵相，哪一天有空？”
“这是大事，除非召见，我都可以抽出空来。丹初，请你跟崇公商量定了，随时通知我。”
崇公是指承恩公崇绮。他倒楣了好几年，是阎敬铭敬重他的理学，在慈禧太后面前力保，才在去年十一月当上了户部尚书。
于是在暮色苍茫中，各自散归府第。李鸿章这天本有七个饭局，因为预知会议会开得很长，所以早就一律辞谢，回到贤良寺途中，心血来潮，就在轿前吩咐材官，拿名帖请阎敬铭到行馆来便酌，又特地叮嘱，请客时要说明：并无他客在座。
回到贤良寺不久，阎敬铭应约而至。见了面彼此欣然，一个固然有话要说，一个也正有话要问，可以把杯倾谈，极融洽。
要谈要问的，正就是设立官银号之事。在阎敬铭面前，李鸿章不敢说没有把握的外行话，而是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理财心得。李鸿章认为发行钞票，可以一扫钱谷税厘方面进多出少、病民肥己的积弊，尤其是当他提到“减平”方面的好处，更显得用钞票有实益。
划一减平是阎敬铭所倡议。上年十二月，户部奉旨预为筹划军饷，阎敬铭亲自主持会议，殚精竭虑，拟成开源节流之策各十二条。节流的第一策，各省减平，必须划一——嘉庆年间，为平川楚教匪，军需支出浩繁，得设法弥补部库收支不足之数，于是陕西巡抚毕沅始创“减平”之议。减平就是减低银子的成色，表面银数不减，暗中却已减少支出，估计每年各省由减平所节余的银数，约计有七十四万两，规定应解户部。但是行之既久，利未见而弊丛生，就因为减平的标准不一，易于蒙混。
“现在各省支发兵饷，多按减平发给，每两银子，有的扣三分六厘三，有的扣四分九厘三，有的扣四分。上年由你那里议定，一律扣四分，划一是划一了，丹初，你知道不知道，各省是不是实力奉行呢？”李鸿章说，“老实奉告，就我直隶各处，亦未见得能够划一。”
“贵省如此，他省可想而知。其实‘减平’之说，自欺欺人，毫无意思，不过积重难返，骤难革除而已。”
“是！”李鸿章说，“其实应革的弊病又岂仅减平一项？我记得大疏中还有两句话：‘他如各省之洋银折合纹银，银价折合钱价，亦漫无定章，徒使中饱。’而漫无定章者，无非币制太乱，有银子、有银洋，银子有各种成色，洋钱亦不止墨西哥鹰洋一种，很难有确切不移的定章。丹初，要讲划一，有个根本而容易的办法，就是发钞票！完粮纳税，收一两就是一两；公款出纳，有一两就是一两。请问从哪里去蒙混，从哪里去中饱？”
阎敬铭听到这里，拍案称赏，“爵相！”他说，“这件事一定要办成了它！这是千秋的大事业。收粮的‘淋尖’、‘踢斛’一时无法革除，收银子的‘火耗’、‘平余’，从今以后可以一扫而除。快何如之？”
“丹初！”李鸿章说，“这话你只好摆在心里。”
“为什么？”
“革弊必遭人之忌。”李鸿章说，“我们只谈兴利好了！”
“啊，啊！爵相见事真相！”
于是，约定后日在户部集议以后，欢然分手——阎敬铭高兴，李鸿章更高兴。既有醇王的全力支持，又有阎敬铭的力赞其成，何况这件事不比造铁路那样牵涉广泛，看起来此议必可见诸实行了。
在阎敬铭也是这样的想法，此议必可见诸实行，要商议的是如何实行。所以第二天一到衙门，先跟兼管钱法堂事务的右侍郎孙家鼐去谈。孙家鼐是咸丰九年的状元，但丝毫没有状元的骄气，平日处世待人，总说“当体圣人中和之旨”，所以听阎敬铭所谈，虽不知这个仿照外国银行设立的“官银号”应如何着手筹备，却满口称是，毫无异议。
到得中午，崇绮来了。一谈之下，只见他大摇其头，连连说道：“匪夷所思，匪夷所思！”
阎敬铭颇为不悦。这是仿照西洋行之有效的成法，即令制度与中土不同，或有扞格，亦不至到荒唐的程度，何以谓之为“匪夷所思”？心里在想：讲理学，或者《朱子大全》不能像你背得那么滚瓜烂熟，讲到理财，难道李鸿章跟我阎敬铭，倒不如你这个“蒙古状元”？
心里这样，脸色便有些难看了，“祟公，”他问，“倒要请教，怎么是匪夷所思？”
“用洋人来管我们的银子，这不是开门揖盗？”
“用洋人不过是用这个洋人在各国之间的信用，让他来替我们打开局面。户部仍有监督之权，如何说是开门揖盗？更与管银子何关？”
“怎么没有关系？”崇绮的声音既高且急，“请洋人来当司理，银子由他管，钞票由他发，拿几张不值钱的花纸，换走我白花花的库银，乌乎可？”
阎敬铭一听这话，啼笑皆非，忍气解释：“崇公，银子在库里，他怎么换得走？”
“这个库，不是咱们户部的银库，是他银行里的库。东江米巷你总经过，不见他们的银行，洋兵把门，银子进出，谁也不准干预。你能保他不盗我们的库银？”
“那是人家外国银行。”左侍郎孙诒经忍不住插嘴，“户部的官银号，何能会洋兵把门？”
“你要用洋人，就保不定他不派洋兵，倘或拦住他不准用，岂不又别生交涉？”
简直不可理喻了！阎敬铭乱眨着大小眼，与孙诒经相顾无语。孙家鼐深怕崇绮还要抬杠，搞成僵局，便顾而言他地，将这件事扯开不谈。
“丹翁！”崇绮却还不肯罢休，凛然表示，“这件事万不可行。我不与议，亦不具奏，倘或朝廷竟行此莠政，我就只好挂冠了。”
竟是以去就力争，真所谓愚不可及。阎敬铭痛悔不已，自己竟是误采虚声，保荐了这样一个不明事理的人来掣自己的肘，夫复何言？
“唉！”他长叹一声，“罢了！”
崇绮岂肯善罢？他还真的相信，用了克米隆，户部银库里白花花的银子，会源源流向外洋。所以出了衙门，回家一转，抄了些文件，一直到适园去见醇王。
“七爷！”一见了面，崇绮就说，“我今天要跟七爷来请教，当年跟英国人开衅，究竟是为了什么？”
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醇王大为不解，“文山，”他摆一摆手，“有话你坐下来说。为什么气得这个样子？”
“汉奸猖獗，何得不气？”
“汉奸？”醇王更为诧异，“你是骂谁？”
“李少荃、阎丹初全是汉奸。七爷，你可不能受他们的愚！”崇绮大声说道，“洋人不怀好意，觊觎我中土白银，蓄意已非一日。道光二十年跟英国开仗，是为了什么？就为的是纹银外流。”
接着，崇绮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叠纸，先念一段道光九年十二月的上谕：
朕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换内地纹银，计折耗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带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
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
“七爷，你再听，这道奏疏，是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正卿黄爵滋所上。请七爷听听他怎么说。”
崇绮念的一段，又是有关纹银外流的：
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盖自鸦片流入我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设明禁，听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到于此极！
“流毒谓何？就是‘以外洋之腐秽，潜耗内地银两’！”
崇绮接着再念黄爵滋所奏，道光初年鸦片走私入口，纹银走私出口的数目：“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听先父告诉我，”崇绮是指他的父亲赛尚阿，“当时成皇帝谈到黄爵滋这道奏疏，悚然动容。纹银流入外洋，不知伊于胡底。因而宸衷独断，不惜与洋人一战，以求塞此病国害民的漏卮！如今户部设立官银号，使洋人司理其事，岂不是求他将纹银流入外洋。七爷是宣宗成皇帝的爱子，何忍出此？”说着，两行眼泪，滚滚而下。
这一下搞得醇王既困扰又不安，“文山，文山！”他惶惑地连声喊着，“何用如此，何用如此？”
“于今当朝一人，一切担当都在七爷肩上，只要七爷力扶正气，一切魑魅魍魉，自然销声匿迹。”
这话使醇王觉得刺心。崇绮反对设官银号，而自己对此事正抱着无穷希望，那么，所谓魑魅魍魉，不也就包括自己在内吗？
这样转着念头，便正色说道：“文山，谋国之忠，谁不如我？总要时刻存一个与人为善的心才好。”
“原该如此。只要于国计民生有益，世道人心不悖，当然应该力赞其成。无奈当今之世，积非成是。语云：‘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七爷，崇绮世受国恩，粉身难报，只有做个谔谔一士，尽其愚忠。”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醇王懒得跟他再说，“你请回吧！这件事，我总审慎就是。”
“请七爷千万审慎！”崇绮又加了一句，“心所谓危，不敢不言。如果言之不行，就只有以去就争了！”
这话迹近要挟，醇王益觉不快，同时也很烦恼。从前总当那班食古不化之士，侃侃正论，是择善固执，这一年以来，经得事多，才知道此辈固执有之，择善未必，只要胸中有了痞块，驱甲兵攻之而不去，直教无可奈何！
李鸿章在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有这么横生的一个枝节，不但阎敬铭来信相告：“崇公于此事，成见极深，不易化解，集议一节，暂作罢论。”而且另有他派在京里的“坐探”传来详细消息，才知道崇绮竟不惜以纱帽相拼，实在太出人意外了。
“此事，我看难了！”正好来访的张荫桓说，“崇文山、徐荫轩相互标榜，以理学自命，专有班恃此为进身之阶的新进追随者在起哄。这班人见解、文采不如清流，而凌厉之气过之。照我看，马上就会有折子搏击。中堂倒要小心！”
李鸿章对言官也是又恨又怕，不过此事办成，是理财方面一帖起死回生的灵药，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因而便向张荫桓问计。
“崇文山反对的是洋人，反对洋人又是怕纹银外流，如果能有保证，纹银包不外流，就没有反对的理由。中堂请想想看，有什么保证？”
“除非不用洋人。”
“不用洋人办得到，办不到？”
“这没有什么办不到。”李鸿章说，“不过不用洋人，我还真不能放心。”
“怎么呢？”
“克米隆跟我详细谈过，发行钞票，要有现银准备，照西洋规矩，准备金不必十足，但有一定成数，公推公正士绅监督，按期检查，以昭大信。现在请克米隆主持其事，当然照他的章程办理，如果是由户部派人，必不能做到这一层。说不定一道中旨，取银若干，你能抗旨不遵吗？”
“照此说来，设官银号是替宫里开一条聚敛之道，辟一座方便之门。一旦滥发钞票，蹈咸丰发当百钱的覆辙，其害不可胜言。”张荫桓率直劝道，“中堂并无理财之责，何苦担此骂名？而况勋业如日方中，可办的大事甚多，也犯不着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李鸿章想了一下，决定接受他的劝告，“你的话很切实，我犯不着那么傻！”他说，“听其自然吧！反正要办官银号，就得用洋人，不然不如不办。”
到这时候，张荫桓方始谈到他的来意。他也是有个极重要的消息，必须告知李鸿章。未谈之前，先问起一个人：“许竹筼的随员王子裳，中堂见过没有？”
“没有。”李鸿章问，“听说是翁叔平的门生。”
“是的。”张荫桓说了此人的简历——王子裳名叫咏霓，浙江人，早年是个名士，骈文作得极好。本来是刑部主事，去年许景澄奉命代李凤苞为出使德国钦差大臣，奏调为随员，以迄于今。
“喔，”李鸿章问道，“他怎么样？”
“他最近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什么人的，请中堂不必问。我设法录了一个副本在这里，专备中堂参酌。”
不问其事为何，李鸿章先就觉得他的关爱之情可感，深深报以一眼，然后接过抄件来看，信上并无称谓，是有意略去了的。不过从寒暄的套语中，可以看出受信者与王咏霓有相当交谊，而且是常在一起议论洋务的朋友。
这封信就是专论新购镇远、济远两兵舰的得失。他说：西洋的兵舰，近来都用铁甲，铁甲舰又分快船、战舰两类。战船一类，先为两舷列炮，炮小甲薄，不足攻拒，一变再变而有船面上可以旋转的炮塔，炮巨甲厚，才成为海上利器。
但旋转的炮塔仍有缺点，未能尽善，于是再改为“露台旋炮之制”。定远、镇远两舰，仿此购造，算是最新的兵舰。但镇远工料不及定远，如平面钢甲，改用熟料，而当时造价反增加十万银子。其故何在？令人不解。
下面谈到快船。王咏霓说：快船专以巡海，亦能深入敌人口岸，辅佐战舰。由于快船的火力不足，因而必须厚甲以自护。其法有二：一是在吃水线下，加厚钢甲；一是在底部装置平面的钢甲，藉以防御自上下落的炮弹。而济远舰的构造极不合理，吃水线下无钢甲防护，一遇小炮弹即生危险，吃水不深，易于欹侧。最大的错误是船面加上炮台，形成头重脚轻之势，不但驾驶困难，而且危险特甚。王咏霓断言西洋兵舰并无这种规制，济远舰是仿照德国不及一千吨的两艘小船所造，而此两艘小船，亦根本没有炮台。
看到“济远造于伏尔铿厂，初次试为，本未尽善，厂中办事人不自讳言”的话，李鸿章脸色一变，抬头望着张荫桓说道：“李丹崖不至如此冒失吧？我看，王某的这封信，仅凭耳食，未免言过其实。”
听他这样说法，张荫桓就知道他还未看完，“不见得全是耳食之言。”张荫桓说，“中堂请先看信！”
于是李鸿章聚精会神往下看，同时小声念道：
其失如机舱逼窄，绝无空隙，只身侧行，尚虑误触，前日试机已有触手成废者。
暑月炎燠，临战仓皇，并难奏技；水管行折，远达汽锅，历次损修，甚为不便。今尚泊马拉他，不能随定、镇偕行。
其下舱煤柜，只容百吨，盖以限于入水，诸弊丛生。然大沽口浅，已不能近，烟台、旅顺无碍加深，倘增深一尺，可添煤四十吨，何所见不及于此？而炮房之药气闷，令台之布置不密，犹见弊之小者。
今朝廷加意台澎，饬照仿造，而劼侯、傅相意见不同，劼侯请俟回华察看，自是慎重；合肥谓不必久待，电令速购。岂成功期诸二年，而订定不能迟诸两月邪？此尤弟所未喻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