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周后，他又坐上了巴士，前往1 000英里外的温哥华，去找他母亲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落脚。当他走进职业介绍所，他看到大多数工作的时薪是5美元，但有一份时薪18美元的工作，是清理木材厂的锅炉。这份工作需要他穿上防护服，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前往熬制木浆的房间，铲掉墙壁上附着的石灰和黏液。“如果通道尽头的人清理附着物的速度不够快，你就会被困在里面，大汗淋漓。”他回忆说，“这就像一个狄更斯风格的蒸汽朋克噩梦，充斥着黑暗的管道和手提钻的轰鸣。”
梅耶和托斯卡
埃隆在温哥华时，梅耶·马斯克从南非飞来看望他，她已然下定决心要搬过来了。她告知托斯卡这里的情况：温哥华太冷了，而且多雨；蒙特利尔很棒，但当地人说法语。她的结论是，他们应该去多伦多。托斯卡迅速卖掉了他们在南非的房子和家具，与当时已经在多伦多的母亲和哥哥会合。金博尔还留在比勒陀利亚念完他高中的最后一年。
起初，他们住在一个一居室的公寓里，托斯卡和母亲共用一张床，埃隆则睡在沙发上。生活很拮据，梅耶记得有一次她打翻了牛奶，然后就哭了，因为没钱再买一瓶。
托斯卡在一家汉堡包店找到了工作，埃隆在微软的多伦多办事处得到了一份实习工作，梅耶则在大学和模特公司找到了工作，同时还兼职营养顾问。“我每天白天都在工作，还包括每周四个晚上。”梅耶说，“周日下午，我请假去洗衣服、买菜。我甚至不知道孩子们在做什么，因为我几乎不着家。”
几个月后，他们赚到了足够的钱。在租金管制政策之下，他们能租得起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了。公寓里有毛毡墙纸，梅耶坚持让埃隆把它撕下来。还有一块糟糕的地毯。他们打算换一块200美元的地毯，但托斯卡坚持要买一块300美元、更厚的地毯，因为金博尔和彼得也要来加入他们，这样就可以睡在地上。他们的第二次大采购是为埃隆买了一台电脑。
埃隆在多伦多没有朋友，没有什么社交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或者在电脑前工作。而托斯卡还是一个调皮的少女，很想出去玩。“我和你一起去。”埃隆说他不想老让自己感到孤独。她说：“不行，不带你去。”但他坚持要去，她就命令他：“那你必须时刻跟我保持10英尺的距离。”他照做了，他就跟在她和她的朋友们后面，每当他们进入俱乐部、参加派对时，他就捧起一本书来读。
在多伦多与金博尔跳舞
第07节 女王大学
安大略省金斯顿，1990—1991年
同纳瓦德·法鲁克在女王大学（左）；身穿他的新西装（右）
劳资关系
马斯克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并不亮眼。在第二次参加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性向测验(sat)时，他的口试得了670分（满分800分），数学考试得了730分。他申请大学时把选择范围缩小到两所离多伦多很近的大学：滑铁卢大学和女王大学。他说：“滑铁卢大学的工程学院绝对是更好的选择，但从社交属性来说，它似乎不是很好，因为那边女孩子很少。”他觉得自己对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的理解不亚于这两所学校的任何一位教授，他迫切需要的是开始正常的社交生活。“我不想跟一群纨绔子弟一起虚度我的本科时光。”所以在1990年秋天，他进入了女王大学。
马斯克被安排在“国际楼层”的一个宿舍。第一天他就遇到了一个叫纳瓦德·法鲁克的同学，这个人成了他除家人外的第一个至交，二人开启了一段长久的友谊。法鲁克在尼日利亚和瑞士长大，父亲是巴基斯坦人，母亲是加拿大人，父母都在联合国机构工作。与马斯克一样，法鲁克在高中时没有好友。在女王大学，他们因为共同的爱好——电脑、棋盘游戏、晦涩难懂的历史和科幻小说——迅速结为好友。“对我和埃隆来说，”法鲁克说，“女王大学的生活经历可能是我俩第一次被社会外界接纳的同时，还能让我们保持自我的一段时光。”
大一那年，马斯克在商科、经济学、微积分和计算机编程课程上得了a，但在会计学、西班牙语、劳资关系课程上得了b。大二那年，他又选了一门劳资关系课程，研究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结果又得了b。他后来在接受女王大学的校友杂志采访时说，他在那两年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如何与聪明人合作，并利用苏格拉底反诘法来达成共同的目标”。他未来的同事会发现，不管是苏格拉底反诘法，还是对劳资关系的理解，马斯克修炼的水平都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