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预审抗争
一、预审的折磨
乌云滚滚，寒风暴雪。在大半年突击预审的日子里，是天昏地暗、残酷折磨的历程。
1979年12月下旬，公安预审人员在秦城监狱审讯室开始提审我，并令我用写材料的办法，交代问题。我当时表示用写材料办法交代问题没有意见，但我这里既无笔，又无稿纸，应如何解决？他们答曰：由监狱供给你笔和稿纸。
回忆了两天后，我就向监管人员要笔要稿纸，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即开始动笔。
当时我已感冒多日，低烧不退。我带病坚持写到第二天下午，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极为严重，胸区疼痛、四肢抽搐、痉挛，血压逐步下降，心率由快变慢，心力微弱，人处于昏迷状态。医生护士抢救了两个小时，经过含药、打针、输氧、输液等措施，才逐渐恢复过来。这一次犯病惊动了监狱主要负责人。大概由于刚刚开始预审这个特定的时间，我这个重要的犯人要是死了，他也不好交代，于是第一次到狱室来看我。不久他们通知我，待稍稳定后，送我到北京复兴医院治疗。于夜11时，用担架把我抬到汽车上，仍不断输氧，不断含硝酸甘油片，坚持到北京复兴医院，也就是公安部的监狱医院。
到医院后，经医生检查，规定卧床两周，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卧床到第十天，我觉得身体已恢复正常，要求起床写材料，医生勉强同意，并规定每天写材料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这样我的材料拖拖拉拉一直写到1980年1月27日才结束，共写了四十八页，约一万三、四千字。
在材料中我重点回答了公安预审人员提出的“现在哪些问题想得通，哪些问题想不通”的问题。我在材料中这样写道：
人的思想总是不断地在想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决定意识”，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坐井观天，不了解情况，因此有的问题想得通，有的问题想不通，也是很自然的。现在就有关自己的问题谈一点想法：
第一、197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中，说我是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一，决定永远开除我的党籍。我曾表示服从中央决定，但内心痛苦万分。为党为国，流血流汗，拼死奋斗一生，得到的结果是如此下场，我很难想得通。
第二、国庆三十周年，叶剑英讲话中对林彪集团的提法又升级了，不再提反党集团，而是反革命阴谋集团，这样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升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了，我就更想不通了。我是“反革命”？杀头也不承认！
第三、关于庐山会议是“未遂政变”，反党理论纲领是“天才论”，反党组织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及“专了我们两天半的政”等等，我始终没有想通。“天才论”怎么是反党的理论纲领呢？“设国家主席”怎么就成了反党组织纲领？在党的全会上，中委们讨论同意“天才论”也好，不同意也罢，讨论设国家主席也好，不设也罢，难道不是党内民主的正常生活吗？全会上，有人（我暗指汪东兴）始终坚持设国家主席，至今无事，而我根本没有提设国家主席一个字，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我实在想不通。
第四、毛主席在武汉谈话失密问题。刘丰把谈话内容告诉了我，我回北京后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并向海军党委常委作了传达。有人说这是“超级间谍”，是“向林彪告密”，我很难想通。为什么中央主席的重要指示，不能告诉中央副主席？不能告诉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能告诉军委办事组组长？不能告诉北京的任何人呢？
第五、关于被长期关押的问题，内心是矛盾的，有时想得通，有时想不通。既然我是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又是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如果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罪名真能成立，不但坐牢，就是长了十个脑袋也是不够杀的。可是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反党”？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反革命”？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进行了“反革命阴谋活动”？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错误是敌我问题？难道林彪叛逃了，我们就应该坐牢吗？我想不通。
总而言之，我参加文革五年，既拥护毛主席，也拥护林彪，结果被打倒了。别人参加文革十年，既拥护毛主席和林彪，也拥护和支持“四人帮”，可是安然无恙，甚至得到提拔（这里我话锋仍指向汪东兴，此时他已经当上了中央副主席）。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能想得通吗？！
1980年1月底，我将写的材料送走了。
1980年2月初，开始公安预审。有海军的、总政的、公安部的干部参加。其负责人可能是海军保卫部或检察院的什么人，自称是“中央代表”，实际是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和搞“逼、供、信”的能手。他架子很大，张牙舞爪，来势汹汹，其实是一个“大草包”，是只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他们在复兴医院布置了预审室。
第一次提审我，那个“中央代表”就声嘶力竭，胡说八道，横加指责。
他趾高气扬地说是“代表中央”来审查我，并全部否定我写的48页材料，指责那个材料不是老实交代，而是“以假乱真”，逼我承认这个材料就是“以假乱真”，逼我承认张学思等人是我迫害致死的。
“中央代表”狐假虎威的这一套，我早有准备。他们根本不是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地来谈问题，而是想用高压政策来压服我。我不能对他们客气！
我抓住这个“中央代表”的胡说八道的结论，进行猛烈的反驳，我大声地说：“你凭什么说我的材料以假乱真？凭什么说我不老实交代？你的证据在那里？你以为你用代表中央的大棒子，用胡说八道的大帽子，就能压服我，就能吓住我，做梦！妄想！你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央来审问我……”就在这时，我的心脏病再次复发了，只感到胸区阵阵刺痛，呼吸越来越急促，豆大的冷汗从额头流下，我双手紧紧压住胸口，再也不能说话了。他们只好趁机停止审讯。
在复兴医院，每当我身体稍好一些，他们便开始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审讯，但我始终抓住“中央代表”全部否定四十八页材料，并定性为“以假乱真”的结论，逐个问题进行驳斥，系统地阐明我的观点，批驳得他们不能招架，狼狈不堪。
我要他们回答：“我的材料中，写了四大问题，哪个问题是‘以假乱真’？每个问题又写了若干条，哪一条是‘以假乱真’？全文写了一万多字，哪一个字是‘以假乱真’？”他们当然是无法回答。
他们又企图诡辩说：“并没有全部否定那个材料。”
既然没有全部否定，我又追问：“那你们肯定了哪一条？肯定了哪一页？肯定了哪个字？”
他们仍然无法回答。
以后，他们想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再说其他问题，我的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这是重大原则问题，你是代表‘中央’对我的材料做的结论，若不谈清这个问题，其他问题无法谈”。
这些人此计不行再生一计，企图采取换人的办法，让别人主持审问，“中央代表”在幕后操纵。我识破了他们的把戏，仍抓住“中央代表”说的“以假乱真”的结论不放，并痛斥所谓“中央代表”。
我说：“你究竟代表哪个中央？是共产党中央，还是国民党中央？谁委托你代表中央宣布我的材料是‘以假乱真’？你究竟是中央代表，还是政治骗子？两者必居其一，请明确答复这个问题。”
他们知道这是重大政治原则失误，企图抵赖。但是白纸黑字，两个记录员在案记录，又有十几个人共同旁听，怎么抵赖得了呢？同时我又痛斥其搞“逼、供、信”。
我说：“你以‘中央代表’名义否定我写的四十八页材料，逼迫我承认材料是‘以假乱真’，逼我承认张学思等人是我迫害致死的，逼得我当场心脏病发作，差点把我逼死了。此情此景，你们大家都看到。‘四人帮’时的专案组搞逼供，我饱尝其苦。你们搞逼供，比‘四人帮’时的专案组更为严重，更为恶劣。这是我亲身比较得出来的。”
这样从2月相持到6月份，毫无结果。于是，他们采用更恶劣的办法，想逼我就范。
第一、赶我立即出院，回到秦城监狱。五个多月，十几次的公安预审，一方是高压逼供，一方是针锋相对，依理据争。当时我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而且相当严重，基本上离不开氧气，离不开急救药品，离不开医护人员的监护。而他们根本不管我的死活。这样更激怒了我。当时我就有一个信念：“斗死也不折腰”。对付邪恶的“特效药”，除了跟邪恶坚决斗争之外，别无他途。
第二、由总政保卫部某副部长来秦城监狱宣布将我逮捕，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
我说：“已经坐牢八年多来，为什么现在宣布逮捕？以前八年多算什么？”
答曰：“过去法律被‘文革’破坏了，现在补此手续，以前八年多也算逮捕。”
我签字后，把笔摔得一尺多高，表示我的态度。
第三、我被赶回秦城监狱后，拖着重病的身体，立即向监管人员、监狱长要求供给笔和纸，有重要问题要向中央报告。开始几天，他们根本置之不理。以后我发了脾气说：“你们这样做，究竟为什么？请把你们这样做的明文规定给我看一看。”他们以后推辞说，已请示上级，尚未答复。简直急得我快要发疯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6月下旬，才给了一支笔和几张纸。我于6月26日向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标题是《请求澄清我的三个冤案》。报告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年初我所写的四十八页交代检讨材料，受到自称“中央代表”的人，主观唯心主义的乱下结论、被诬“以假乱真”的问题；二是关于1976年秋，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而遭到迫害打入监狱的问题；三是关于1967年初我违背军委决定、违背海军党委决定，先公开后秘密保护苏振华而遭到诬陷的问题。这个报告的重点是讲了揭发康生而遭到迫害的问题。
后来，总政保卫部那个副部长对我写的四十八页材料给予了重新结论，认为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部分。由于不敢再坚持“以假乱真”的结论，不敢再以“中央代表”资格审讯，同时换了人马，改由范维纲（原海军老保卫部长）主持公安预审，原来那个“大草包”不敢再露面了。
范维纲对我说：“希望改变顽固对抗态度，老实交代问题。”
我说：“顽固如此，不顽固也如此，老实如此，不老实也如此。我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没有其他态度。我的思想、我的性格、我的脾气、不管你怎么压，怎么逼，怎么欺、怎么骗、怎么折磨，依然如故，很难改变。”
为了观察这帮公安预审人员下一步的情况，我同意回答其他问题。
有一次提审，在谈山海关机场问题时，他们把山海关机场几个当事人用汽车拉到秦城监狱作证。我当时只观察他们的言行，并没有插话。
当他们做完证明，退出审讯室后，我向预审人员说：“你们看到了吧。第一、证人李万香讲话时头冒虚汗，全身发抖，说话结结巴巴，证明他是心虚有鬼的；第二、最后讲话的那个证人（机场场站政委）也说，0点06分的电话中，我曾说过要四个人联合指示才放飞，证明我当时的指示没有错。”
这一下把几个预审人员又搞得狼狈不堪，无言以对。为什么后来在公审时李万香作证讲话，气壮如牛，那是经过半年训练的“丰功伟绩”。
不知为什么，到了8月上旬，在我并未发病、并未抢救，也并未要求住院的情况下，忽然又把我由秦城监狱送回复兴医院。我心中暗想：这绝对不是为了给我治病方便，可能“十二级台风”还在后面。我估计我不再抓住“中央代表”的“以假乱真”不放，而开始谈其他问题了，或许才放宽一点，诱你钻进他们早已定好调子的框框之内。
公安预审一直到9月初才结束，但如同进入万山丛中，一山放过一山拦，紧接着是检察预审。
检察预审的负责人是海政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肇圻，此人我也认识，是海司原航保处长，现在竟成了风流人物。检察预审就是公安预审的翻版，逼供、诈供、诱供、骗供，内容如出一辙，手法如出一辙，如同出自一名导演的两幕戏，没有丝毫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可言。
在公安和检察预审的全过程中，凡是他们提出的虚假的、无中生有的、无限上纲的、诬陷的问题，均被我用事实、用道理，针锋相对的加以驳斥。这些都是有录音、有记录可查的。每份记录均经过我签字存档的。
一直到9月底预审全部结束。八个月之内，共提审七十多次，心脏病发作六次之多，体重下降二十六斤。医生们甚至以为我患了癌症。老实说，如果不是多数时间住在医院，治疗条件稍好，不然的话，恐怕折磨得早已命归黄泉了。大难不死，绝处逢生，真是有福之人。“满目青山俱是乐，一时屈辱无须惊”。
二、请求澄清我的三个冤案
1980年6月26日，在公安预审的高压下，我在监狱中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揭露公安预审大搞“逼、供、信”的恶劣行经，再次向党中央表明我的态度。
这份给党中央的报告，实际上也是我的“遗书”。因为当时我决心以死抗争到底，绝不低头。我就是被折磨死了也要喊冤！
《请求澄清我的三个冤案》
党中央：
关于我1980年初所写四十八页交代检讨报告，受到自称中央代表主观唯心主义，颠倒是非，强加于人，以假乱真的结论问题；关于我1976年秋，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而被打入秦城监狱问题；关于我1967年违背军委文革决定和海军党委决定，先公开后秘密保护苏振华而遭到诬陷的问题。以上三个问题，我已多次向提审人员请求澄清，但至今未见一个字的答复。
对于四十八页材料问题和苏振华问题，我向提审人员讲的比较清楚，有记录在案，应该随时可查。对于康生问题，虽然基本情况提到了，但我的思想观点没有全部讲出来，因此有必要补充如下两个问题：
一、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是揭发对了，还是揭发错了？是揭发有功，还是揭发有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尤其经过中央对康生的揭发批判，举国上下人人都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结论是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是没有罪的。改变毛泽东的“隔离审查”决定，把我投入监狱是不正确的。
二、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之后，为什么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党的政策是立功赎罪，为什么对我是立功加罪？
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算不算立了功？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至少不是犯了过。为什么？我的理由有两条；
一是有“先见之明”。我是1976年秋打倒“四人帮”之后，大约是10月底就向当时看管我的负责人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的。《人民日报》批判“顾问”，批判“理论权威”，大约是在1978年冬。我的揭发比《人民日报》提早两年以上。当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时，《人民日报》还大登特登康生的照片，拼命宣传康生。大约是1977年2月某日《人民日报》还刊载一篇短文，为康生在“九大”时要在中央常委名单中增加江青进行诡辩。
实际情况是“九大”时，康生向毛主席提出：中央常委中增加江青。毛主席听了这个意见很生气，手拍沙发说；“我不能同她在一起工作，我受了她半辈子的气。”把康生顶了回去。所以《人民日报》的那种诡辩，只能欺骗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古人曰：千智可能有一失，千愚可能有一得。我是千愚之人，但在某一件事情上，也可能是对的。对康生的揭发即是“千愚一得”。
二是有胆量，有勇气。康生生前是党中央副主席，死后中央对他的悼词又评价非常高。据我看，某些地方超过对周总理悼词的评价。什么“坚定的反修战士”等等，在周总理的悼词中都没有这样的提法。因此康生在当时也是一个庞然大物。他虽然死了，但他在党内的影响还存在，他还有一伙忠实的追随者。没有胆量，没有勇气，是不敢惹这个庞然大物的。
陈毅在文革初期讲了一句“延安抢救运动扩大化”，康生恨之入骨，骂陈毅是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直到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时，康生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骂陈毅是一个老反革命。其原话是：“陈毅这个老反革命嗅觉真灵，这次又跳出来了”。当时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在场。
所以我揭发康生并不是没有考虑后果的。但我有胆量，有勇气揭发，主要是相信两条；
1、我相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既然把“四人帮”打倒了，就一定要把“四人帮”的后台、靠山、谋士推倒。盖棺不能定论，因为他的丑恶影响流毒存在。不推倒就很难肃清流毒，就很难平民愤。
2、我相信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观点。我认为我手里有真理，我掌握了一部分康生与“四人帮”，特别是与江青的确实材料。
康生介绍江青与毛主席结婚时，我正在延安，当时我听到的流言蜚语不少。抢救运动时，我虽不在延安，但我也听到许多不满情绪的谈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看到、听到的就更多了。特别是在“九大”中的两次恶劣表演，遭到毛主席的痛斥，给我的印象尤深。一次是大会选举中委时，江青少了六票，康生主张追查，看谁不投江青的票，遭到毛主席的痛斥：“那还追查得，违反党章！要犯政治原则错误。”一次是要提江青为中央常委，又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文革初期，我误认为江青的所作所为，可能代表毛主席。直到十二中全会时，我才真相大白，她的靠山是康生。
是不是对我立功加了罪？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主要表现是两个：第一我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后不久，就把我从原隔离审查所在的卫戍区部队，投入秦城监狱，打入十八层地狱。第二把我所有的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等书籍、手稿以及治病的药品、器具全部抄走没收。有人会说，关押在卫戍区部队和关押在秦城监狱性质是相同的。对，性质是相同的，但程度是不同的。我关押在卫戍区部队时，我可以自由阅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我可以自由看历史书籍，包括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古代历史；我可以自由看近代和古典文学作品，包括红楼、三国、唐诗、宋词；我可以看报和参考消息；我可以自由写字，“文房四宝”俱全，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写多少就写多少；我可以在院内种菜栽花，既可劳动消遣解闷，又可获得劳动果实，改善生活。至于我的饮食情况和治疗情况，那比秦城监狱更是好得多了。
提到秦城监狱，除了重门铁窗，六面碰壁外，其他就微不足道了。据说对我的生活还有点特殊照顾（我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照顾，体重降了二十多斤）。
总之，三年多时间，我的身体垮得特别快，最后住了半年医院，目前情况稍有好转。
除了上述三个冤案请求澄清之外，我还有其他不少问题请求澄清。第二批需要澄清的问题也是三个。这是人命关天的问题，并且在《人民日报》见了报的。虽然没有对我指名道姓，但一提林彪死党，林彪在海军的死党，人人都知道是我的代号。
这三个问题是；（1）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跳井自杀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么真凭实据？（2）海军参谋长张学思被关押，死于医院中，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么真凭实据？（3）国家海洋局局长齐勇跳楼而死，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么真凭实据？如果都有确切证据证明是我迫害致死的，我愿意赔命谢罪。否则我保留以后提出不同意见。我要申冤！
除了上述六个问题待澄清之外，我还有其他问题，将继续提出，目前可以暂时搁下。
李作鹏
1980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