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天塌地陷（之三）
一、悲喜交加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1月，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哀乐幽咽分外悲。
三十年代初，当总理来到江西苏区时，他带来一本电台通信密码，名为“豪密”（红军时期，周恩来的化名叫“伍豪”，可能是这种密码名称的来由）。当时我们红军刚建立电台，不久开始与上海中央通报，就把我调到红军总司令部机要科当机要员，掌握这本“豪密”，专门负责翻译与上海中央通报的来往电报。以后我不作机要员工作，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央军委二局作参谋工作，做侦听破译敌人电报工作，经常向总理直接报告情报，接受总理指示。因此我早就认识总理，总理也早就认识我。“文革”中，我目睹总理夜以继日的繁忙工作，苦口婆心的与“造反派”讲道理，没完没了的应付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纠缠。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当时林彪曾交待军委办事组：“对待总理的指示要像对待我的指示一样去完成。”当我听到总理去世的广播，不禁老泪纵横，异常悲痛，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总理火化那天，我填了一首词：
敬悼周恩来总理
哽咽文化宫，抽泣英雄碑。痛悼伟人无限悲，八亿倾盆泪。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殒。怅望长空送英灵，断肠复羞愧。
7月初，广播里又传来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的噩耗。旧悲未消，新悲又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痛苦不堪。
早在中央苏区，1931年红军时期，我曾担任过朱总司令的卫士。朱总司令留学德国时，购买了四支德式自卫手提机关枪（类似现在的冲锋枪）和一支二十响的卜壳枪。那支卜壳枪和皮制子弹转带，总司令经常背在自己身上。我们四个卫士则背上德式冲锋枪，随着总司令形影不离。我们负责总司令的保卫工作，不论平时和战时，总司令走到那里，我们就跟到那里。康克清大姐是我们的支部书记，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因此我与朱德总司令的接触是由来已久的，感情也是深厚的。不过后来我调做其他工作后，和总司令的接触就不多了，闻悉他逝世，我心里也是很悲痛的。
1976年7月7日，我也填写了一首词，以表达我的哀思。
敬悼朱德委员长
悲歌传噩耗，四海起哀潮。痛悼豫章风暴首，哭失国英豪。一代老元帅，九州光辉照。南征北战寰球震，功比泰山高。
紧接着，9月初，毛主席又突然逝世了。这就更加悲痛欲绝了。
当时大家对毛主席的崇拜迷信，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天天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长寿健康。听到讣告广播，好像晴天霹雳，心碎胆寒，哭泣之声，处处可闻。不仅在国内震动，世界也震动。我同大家心情一样，“赣江追随四十年，幽禁更思引路人”。一方面悲伤，一方面关心中央领导层的变化。当时我填写的一首词：
敬悼毛主席
秋风烈，晴空霹雳天似黑。天似黑，统帅永眠，领袖长绝。解放中华倾心血，功高伟绩冠群杰。冠群杰，五卷宝书，遗志不灭。
正在非常悲痛哀悼的日子里，从《参考消息》的外电报道中，模模糊糊看出来一点异常情况，报道说：有的地方在批判“白骨精”。我立即想到中央领导集团内，果然出了问题。
“白骨精”是谁？我是能够猜到的，但绝对不可能是“白骨精”一个人。毛主席死后，这些家伙要闹事，要夺权，早在意料之中。可是在《人民日报》上，看不出任何暗示。心里彷徨了好几天。
1976年10月中旬，到底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中央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打倒“四人帮”，宣布了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到处锣鼓震天，鞭炮动地，山欢水跃，普天同庆。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兴高采烈。这是我被隔离审查五年以来，第一次觉得心情愉快，第一次觉得秋色宜人。
庐山会议之后，这帮王八蛋已经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九？一三”事件和“九二四”事件之后，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翘上了天。到了“十大”之前，当领袖的愿望似乎已经胜利在握，迫不及待了。
我虽然“愚蠢”，但对他们的祸国殃民，争权夺利，野心勃勃，早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打倒“四人帮”后，在我身边的看守人员知道我了解“四人帮”的情况，每天总是好奇地问东问西，希望我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于他们都是连排干部，政治水平有限，所问多属生活方面问题，至于政治路线问题、争权夺利问题，谈的比较少。从他们谈话中，我也略知道一点“四人帮”新的阴谋活动情况。
没有料到，正在高兴之中，乐极生悲，发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灾难，被“四人帮”迫害的我们反而受到更为严厉的惩处。
二、打入十八层地狱
当时看守我的负责人，是团司令部军务股副股长，姓徐，我称他“老徐”。老徐是山东胶南人，解放战争时期入伍，曾参加渡江战役、解放福建战役及抗美援朝战争。他文化程度不高，为人尚老实。
1976年11月初，大概他是奉命来了解我对打倒“四人帮”的认识。我把打倒“四人帮”的认识谈了以后，接着谈到康生问题。我说，康生是“四人帮”一伙的，是“四人帮”的后台，尤其是康生与江青是同乡，是江青的靠山。从延安一直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我所知道的康生所作作为。谈了之后，这位看守负责人，当然要向中央专案组汇报。但我并不知道，更没有意识到揭露康生问题是犯了滔天大罪。我仍蒙在鼓里。可是看守人员很快对我态度冷淡，不再问东问西了。
有一天，一位看守人员悄悄告诉我说，公安部于桑来了。我估计可能又要找我谈什么问题，结果没有见面。到了12月份，看守人员中有两三人数次坐汽车早出晚归。问他们干什么去了，均含含糊糊搪塞不做正面回答。我当时喂养了四只大母鸡，吃鸡蛋既新鲜又省钱。一天，老徐告诉我，现团部规定在营房不准养鸡，让我赶快把鸡杀吃了。三天吃一只，十二天吃完。万没想到，这就是打入地狱的前兆。
1976年12月29日晚饭前，该团一位负责人通知我说：“今晚上级首长找你谈话，你做好准备。”
晚饭后，开来两辆北京吉普车。黄昏时上车，向北京方向开去。进到德胜门向北拐，我猜测还是到沙河那个空军学校老地方。可是到了沙河仍沿北京昌平公路北去，一直开到昌平、南口之间，向西到靠近燕山脚下的秦城监狱附近。因为距这个监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炮兵射击场，过去我在总参管军事训练时，曾多次到过这个地方，知道那里有一座监狱。因此汽车开到秦城附近时，我心里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进入监狱大门内，在一栋楼房旁边停车，把我带入一间审讯室内，室内正面墙上有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下面有一张长形桌子，在桌子前面有一个木墩。
当时由监狱长和两个监管员进行搜身检查，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有检查出来，只把我穿的棉鞋鞋带抽走，把手表摘下来。而后就由随车押送我的看守人员，把我日常用的衣物和其他用品拿进来，由监狱监管员一件一件的登记。
最后监狱长向我宣布三条：“第一，以后不准叫自己原来的名字，只叫监狱编号，你的监狱编号为7103；第二，不准在狱室的墙壁上乱写乱画；第三，不准在狱室内大喊大叫。”
宣布完后把我带到二楼西走廊，塞进一间狱室内。狱医量了一下血压后，立即把门关闭，外面一个军人站岗看管。
现在我是名符其实的政治囚徒了。
这间狱室是像棺材一样的长条形，不到八平方米。里面全部设备有：一张离地三十公分高的单人床板，一张约六十公分高的小条桌，一个抽水马桶，一个汤碗那样大小的洗脸池。
进入狱室时，大约是深夜12时左右，虽夜阑人静，但怎么也不能入睡。
人躺在床上，思想则像海潮一样翻滚。这里可能就是我葬身之地！这究竟是为什么？毛主席在世时，没有把我关入监狱，毛主席死后把我关入监狱。“四人帮”猖獗时期，没有把我投入监狱，“四人帮”打倒了，反而把我投入监狱。我反复思考，估计有三个可能：
第一、我揭露康生是“四人帮”一伙，是“四人帮”的后台，犯了滔天大罪，尤其1977年1月初，我入狱三天后，《人民日报》还大登特登康生相片，甚至连康生老婆曹轶欧的相片也同时登出。报纸上还公开辩护说，康生在党的“九大”时期，并没有向毛主席提议要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这就更加证实了我的估计。其实康生确确实实向毛主席提议过，毛主席不同意，康生才低头不语。
第二、我对华国锋为人没有认识清楚。公布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后，我曾表示拥护，认为他断然打倒“四人帮”，这是一件非常英明的决策。可是立即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肯定也是经他批准的“英明决策”。难道他比毛主席、朱德、周恩来更高明？更革命？
第三、在目前位居高位的中央领导人中，最希望置我们于死地的人应该是汪东兴。他在毛泽东、江青、林彪三角关系中的周旋与投机，我们知道情况不少，他当然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他的龌龊勾当。
到了1978年《人民日报》开始不点名地批判康生，说明我以前的揭露是正确的。更觉得华国锋执行的是缺乏实事求是的极左思潮路线，因此后来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批判，我在思想上没有抵触。撤消华国锋两主席的职务我也拥护。
三、共产党监狱的滋味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监狱，中国和外国的监狱，可能都差不多，都是专政机器。我没有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我也没有研究过外国的监狱，我只从中外小说描述中了解一点情况。究竟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清楚，按道理应该说，共产党监狱是思想改造重于镇压，给出路重于整死，人道主义重于残酷折磨。
秦城监狱是五十年代新建的，据说是学习苏联某个监狱模式修建的，管理方法也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而苏联又是参考沙皇时代办法而形成制度的。这个监狱分两个区域，西区一片楼房是关押普通犯人，东区有四座楼房是关押特殊犯人。东区这四座楼房虽然互相紧靠在一起，但又互相隔绝，用高墙厚壁加上电网，把每座楼房圈起来，只留人员进出小门，由军人站岗看守。每座楼房均是∏字形，共三层。每一层三个武装狱警，日夜站岗看守，警戒非常森严。任何时候，犯人不准互相见面，外人不能接触。每座楼房有一个监狱长，七八个监管员。他们的责任是分水、分饭、送报、送书、看管犯人放风，禁止犯人违犯狱规等。
我是被管押在东区一座楼房内。
这座楼房大约有一百多个单间狱室，在二楼我被关押的那个小单间里，我大约住了一年多的时间。以后进行了狱室修改，把两个单间中间的隔墙拆掉，合成一个单间，这样每个单间的面积扩大了一倍。
我于1978年搬进了大间狱室。但室内设备没有任何增加，铁门铁窗，依然如故。
开始时的牢饭还说的过去，中餐、晚餐都是两菜一汤，午餐米饭，晚上面食。每星期有一次菜多肉少的饺子，半月一次的小油饼，就算改善生活了。
可是这种待遇也好景不长，1977年春节之后，不知为什么，伙食质量明显下降了。有时一个煮鸡蛋加一个炒青菜，一个开水煮菠菜，这就是两菜一汤。或一个稍有点肉片炒的蔬菜，加一块四川榨菜，开水添几片黄瓜，这也是两菜一汤。我因是病人，隔天早餐有一碗牛奶，每星期发给一点水果，这可能是一种“优待”。
实事求是地说，保证吃饱不成问题。可能我们过的是“有资格吃好”的特殊牢犯的生活。
生活中困难之一是禁止吸烟喝酒。我平日酷爱烟酒，过去行军打仗时，烟酒不离身，久之成瘾，成为生活习惯。吸烟喝酒既能提神，又能解除疲劳，同时醒脑，我视之为乐趣。高兴时烟酒可添加高兴，不高兴时烟酒可减少烦恼。尽管知道烟酒多了也伤人，还曾几次和黄永胜、邱会作等打赌戒烟，终因意志不坚，半途而废。现在突然断绝，颇为难受。因为是被他人强制停止，心中就将此作为入狱后的第一个考验。——不吸烟，不喝酒，有什么了不起，死不了人。咬咬牙，跺跺足，不能为此低头，不能为此丢人。自此之后，烟酒不沾边，戒了一个彻彻底底。直至后来“出狱”，条件好了，也没有“复辟”，倒对我的身体有利，坏事变好事。
开始时学习条件非常不好，除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外，就是毛著五卷，其他什么书也不让看。我携带的所有书籍物品全部被监狱封存。借读马列书籍不给，借读鲁迅的著作更不给。监狱的意思是刚发下毛著五卷，应集中精力把这本书学好。
到了1978年情况变了，监狱图书馆开放，由监管人员用一个平板车，装满各种书籍（其中主要是马恩列斯理论书和中外文艺小说），到各狱室门口，打开室门，由犯人出来选择一本或数本。半月之后，平板车又挨门送来，交旧换新，自由选择。这样看书学习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每天上午、下午各放风一次，每次放风半小时。这里放风也特殊，为了绝对防止犯人互相见面，楼房院内修筑有成排成排的放风房，每间放风小房有墙有门，但没有顶盖，以便通风望苍天。将犯人单独关在各放风小房内活动。在每排放风小房顶上设有吊桥，看守人员在吊桥上来往走动，由上向下监视每个犯人的活动情况。对我因是病人则稍微特殊，在楼道指定一段没有犯人的走廊画地为牢，来往散步，或在院内规定某一地段道路，无人来往，为我散步活动地点。时间也不加限制，愿意活动多久就活动多久。
虽然规定犯人在狱室内不准大叫大闹，但办不到，经常有人喊天呼地，叫爹叫娘，大哭大闹。有的脚踢手砸狱门，大叫大骂。还有人不停地高声唱歌。看样子监管员除了对唱歌的不制止外，对其他的行为都予以制止，但很难制止得了。结果都要大吵一顿，大训大骂一顿才了结。有时我问监管员：“他们闹什么？”回答说：“那是疯子神经病。”
1978年的一天，听到楼下东面的一间牢房传来“咚咚、咚咚”拼命的手击脚踢牢门的声音，并且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凶。看守人员怒吼起来：“他妈的，你打门干什么？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监狱，只准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等看守刚刚离开，“咚咚、咚咚”的敲门声又响起来了。看守又跑过去怒吼起来：“你他妈的老实点，想找死吗？你不老老实实是要吃苦头的！”等看守刚刚离开之后，“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又响起来，听声音不像是手击门，而是脚踢门的声音，踢的特别震耳。看守又跑过去了，大声怒吼：“我警告你，你再闹，再不老老实实，那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你这样闹得大家不安宁，是违反监狱规定的，你是罪上加罪，你知道吗？再闹我们就把你手脚铐起来！”警告一顿之后走了，可是仍然没有完全安静下来。
有的犯人不论白天晚上高声唱歌，唱一会儿停一会儿，不但唱“国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唱抗日时期的歌，唱解放战争时期的歌。看样子是想用歌声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在我的牢房下面一层还关押了一名女犯，她的特点是经常放声大哭，白天哭，晚上哭，哭得非常凄惨，非常伤心，哭的声音很大。从哭的声音判断，此人不过二十多岁的女青年，看守也劝说制止，但效果不大，时断时续。数天以后安静下来了，可能转到别的牢房去了。总而言之，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天天有。
监狱内有一个医疗单位，设有内外科、Ｘ光室、心电图室、牙科、配镜室等，有狱医值班。如果犯人有病，由监管员找值班狱医治疗。但狱医对犯人的工作态度很成问题，基本上不相信犯人口述的病情，只凭器械检查。例如对心脏病人，首先测试血压，再诊听心率情况，最后用手指按一按脚背，是否有浮肿现象，必要时作个心电图，很少过问自觉病情，你说他也不相信。
有一次我发高烧，狱医按一般感冒用药，我告诉他自己曾经有过数次急性肺炎的病史，他根本不听。以后发烧到40度，又发现只要咳嗽就大口吐血，这才确诊是急性肺炎，注射青霉素，拖延了几天时间。
又一次，我的一颗牙痛，不能吃东西，经牙医检查要拔掉。我同意拔掉，并告诉他我有心脏病，请拔牙时注意一下。牙医认为拔牙简单容易，不会影响心脏。可是当她拔牙的时侯，漫不经心，把牙折断了。为了把牙根取出来，不但把牙床挖得稀烂，用了一个半小时也没有取出来，结果引起我的心脏病发作，才停止拔牙手术，转为抢救心脏病。幸亏我这个人命大，又避免了一次生命危险。
按照狱规，犯人是不应受到人身侮辱的，犯人有权向监狱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提出控诉。这个问题实际执行最差，因为属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问题，我不想多去触动。有了一两次实际经验，我就更加采取约束自己言行，少说为佳。对于那些小人行为，采取横眉冷对的态度。如果欺人太甚，我的脾气也不会客气的。小人们是欺软怕硬的，你臭骂他一顿，虽然他可能借机报复，但可稍稍消除心头怒火。镇压与反镇压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古今中外一切监狱概不例外。
在狱中，最使我苦恼的是不能自由写东西，甚至平常写日记也不行，因为不给笔，不给纸。我多次提出要求，根本不睬不理。有时中央公布了一个什么重要会议，或公布一个什么重要文件，要我们表态时，临时给支笔给几张纸，写出后立即全部收回。如果发给你五张纸，只用了四张，还剩下一张白纸，或有一张写坏了作废，那么收回时这张白纸和写坏了的废纸也得收回，半点也不能少。
没有纸和笔我就自己想办法。我把从通县带来的一件白汗衫叠起来偷偷的放在床底下。每当监狱管理员发纸笔让我写材料时，我就尽量背对牢门，用手遮住白汗衫，不让狱警发现。把早已打好腹稿的草诗写在白汗衫上，有时也把中央专案组和公、检预审我的主要问题，我准备回答他们的提纲，简要的写在白汗衫上，写好后再将白汗衫藏在床底下。
在秦城监狱关押的四年中（1981年公审后，基本在复兴医院住），我的这一行动一直未被狱警和监管人员发现。几年来，白汗衫上密密麻麻，里里外外写满了小诗和提纲。
幸运的是，1981年我保外就医时，在通县隔离审查时写在笔记本上的小诗和在狱中写有小诗的白汗衫都退还给我了。
我原想一直保留这些物件，传给后代做纪念。一来让他们知道我在狱中的生活，二来自古以来“诗言志”，让他们知道我在狱中的感受和思想。可是在太原，我老伴每看到白汗衫就伤心万分，泪流不止。我只好把小诗抄下来，把白汗衫烧掉了。这部分小诗就发表在我的回忆录《悲怆诗篇》一节中。
四、平静中的波澜
时间就像长江、黄河的水，永远不知疲倦，永远不可阻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向前奔流。
自1977年到1979年，我被打入秦城监狱已整整三年的时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唯独我的状况和处境依然如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似乎很平静。中央专案组也很少来，每年有时来两三次，多是外调性质，谈别人的问题多，谈我自己的问题主要是海军的问题。中央也无人过问，似乎我这块料已经不在人间，已经彻底埋葬了。其实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平静中有不平静，平静中有波澜，平静中有起伏。
打倒“四人帮”后，我从报纸上获知，中央再三提出“有错必纠”，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必须彻底清查，彻底纠正。这当然是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工作。同时再三提出，要实事求是，既不扩大也不缩小，本来面目是怎样就是怎样，该谁负责就由谁负责。从理论上又勾起我一线希望的幻想。如果能这样，我一百个拥护，一千个拥护。
但实践中证明并非如此。
入狱前中央专案组审讯的重点是庐山会议的有关问题，及山海关机场问题。现阶段中央专案组审讯的重点是海军的问题。问题不同，但态度、方法我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甚至比以前更加恶劣。
我对海军的冤、假、错案负有领导责任，但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即不能颠倒是非，也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强加罪名，否则就是主观主义、“实事求非”。
举几个在狱中审讯我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专案组硬说苏振华是被我打倒的，并受到我的残酷迫害。我回答他们：“你们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关于中央军委决定，打倒苏振华的情况，我已经说了多次，而且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第二，专案组硬说陶勇（东海舰队司令员）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回答：“这是胡说八道！”我反问专案组：“你们有陶勇是我迫害致死的证据吗？我可以肯定的说，你们没有！”我接着说：“事实是：1967年初，在谁也没有决定打倒他，谁也没有揪斗他的情况下，此人就跳井自杀了。当时我尚在被群众围攻批斗的焦头烂额之中。”
我说：“事后，许世友曾对我说：‘陶勇是被文化大革命吓死了’不信，你们去问许世友。”
第三，专案组硬说张学思（海司参谋长）是我迫害致死的，我的回答是：“完全无稽之谈”。我说：“我承认，按叶群的意见，我交代海司办公室写了一份张学思的材料送给她。这份材料是整理群众大字报批判张单纯军事观点的，就此而已。”我又说：“张学思问题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中央决定将张学思作为‘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逮捕的。张被捕以后，我根本没有过问，一切由中央专案组处理。张学思是在被逮捕后病死的。”
我向专案组的人说：“写了一份批判张学思单纯军事观点的材料，与中央决定将张学思作为‘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并逮捕，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写了一份批判张学思单纯军事观点的材料，张学思就成为‘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吗？你们不觉得这个逻辑可笑吗？”我说：“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人民内部问题）与‘叛党投敌反革命’（敌我问题）的性质能一样吗？”
最后我说：“张学思病死于逮捕之后，是谁‘迫害’，如何‘致死’不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吗？硬说是我把张学思迫害致死，这不是无中生有的强加罪名又是什么？你们哪里有半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呢？”
第四，专案组硬说齐勇（国家海洋局局长）是我迫害致死的，我的回答同样是：“完全胡说八道”。我说：“我承认，我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把齐勇从造反派手中抢救出来，齐勇是海军干部，我有责任。但是我没有将齐勇抢救出来，就是我将齐勇‘迫害致死’，你们造假诬陷的水平也太拙劣了吧？你们对我的诬陷，是不攻自破！”我对专案组说：“要证明齐勇是我迫害致死的，必须拿出证据。海军文革办公室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当时的秘书就是最好的证明，李长如就是最好的证明，呈周总理有关海洋局的情况报告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在给我扣大帽子之前，难道没有做调查研究吗？”
第五，专案组硬说雷永通（南京海军军事学院政委）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反驳他们：“红军时期，我就和雷永通在军委二局一起工作，我们是爬雪山过草地的生死老战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文革中，特别是“七二〇”武汉事件后，海军学院的造反派与张春桥支持的“红纵”搅在一起反对南京军区许世友。我知道后，立即告诉海军政治学院，不准反对许世友，不准把矛头对准南京军区。海军学院造反派按照我的表态，逐渐转向支持许世友和军区，许很感谢。后来，按照军委指示要求，南京军区把海军军事学院的“斗、批、改”工作交由江苏省军区具体负责。省军区派工作组进驻学院。工作组给雷永通扣上“叛徒”的罪名，刑讯逼供，最后迫害致死。”我又说：“事情发生后，南京军区两次派人到海军说明情况并道歉，许世友也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对雷永通之死负有责任。’对江苏省军区这种做法，我是坚决反对的。这件事许世友清楚，萧劲光也清楚。现在你们把雷永通之死的罪名加到我头上，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仅举上面五例，已经可以说明，在“杀人偿命”这样天大的问题上，他们也敢毫无根据的捏造事实，无罪被诬陷，结论纯胡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所谓“实事求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1978年7月29日，中央专案组和总政代表在秦城向我宣布，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我当时依然相信党中央，依然相信毛主席（1973年毛主席还健在）迟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同时又不了解整个案情，因此我表示：“只要对党、对人民、对国家有利，自己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话虽如此说，但内心的痛苦如同刀割，难以忍受。
1973年党的“十大”时，我曾向党中央写过报告，请求保留我的党籍。现在看来，打倒“四人帮”后的1978年，宣布1973年“四人帮”猖獗时的决定，我自然觉得非常荒唐，当时我没有拒绝签字，现在很后悔。但签完字后，我把签字的笔狠狠摔起一尺多高落在桌上，心里又气又悲。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革命资历、党籍、职务、待遇全部一笔勾销了。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我没有掉眼泪，长期坐牢受折磨，我没有掉眼泪，妻离子散，我也没有掉眼泪，可签完字回到监室，心如刀绞，两行热泪早已湿满了前襟。现在每当想起被开除党籍，总是伤心落泪。党籍比我生命还宝贵十倍百倍！四十多年为党、为国、为民拼死奋斗，用生命和鲜血得来的无尚光荣，就这样胡里胡涂的丢掉了，哪能不痛苦！哪能不悲伤！落到这个下场，谁碰到也寒心！天下公理何在啊？
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叶剑英在讲话中对我们的罪名的提法又“更上一层楼”，不是“反党集团”而是“反革命阴谋集团”。这样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了，我就更加想不通了，更加难以承认了。
1979年12月22日上午，监狱长突然来到我的监室通知说：“你的孩子来探视你，你准备一下。”
我说：“没有什么要准备的。”
他说：“第一刮刮胡子，把穿的衣服也弄整齐一点，第二只谈生活问题，不要谈政治问题。”
下午起床后，把我带到监狱大门外一间接待室内，见到了我的两个儿子李冰天、李炎天和小女儿李小征及女婿苏天祥。相隔八年多了，竟然在监狱中相见。
我的小女儿一见到我，就忍不住悲痛，抽泣不止，一头倒在我的怀里说了一句：“爸爸，你受苦了”。到底还是两个儿子坚强一点，生怕引起我更加伤心，强忍住了眼泪，其实心也在流泪。我也生怕引起孩子们难受，有泪强往肚里咽。天地无情人有情，骨肉之情人皆有之，此种场合，谁没有悲伤与激动？
孩子们告诉我他们这几年的情况，最使我高兴的是，第一次知道我的老伴还坚强的活着，知道了她的下落，知道了她的情况，这是我八年来日思夜想，牵肠挂肚的事。我的判断没有错，她正直、坚强、善良，是我的生死战友，是我的好老伴，孩子们的好母亲，虽然老伴已年近花甲，体弱多病，但不管千难万苦，我相信她一定会顽强地活下来。听到老伴的情况我高兴极了，也放心了许多。
孩子们还告诉我，他们都从部队转业了，在地方安置了工作，结婚成家了，两个女儿还生了孩子，李家已是三代同堂了。但是他们因我而受到的株连痛苦一句也没有说。孩子们经受了大风大浪的锻炼，长大了，成熟了。当时，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告诉一点我的身体和生活情况来安慰孩子们。我们谈话时，旁边坐着监狱的工作人员在监听。
我们一边谈话，一边吃孩子们送来的各种各样的食品，时间过的真快，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结束了见面。经过这次久别重逢的相见，我的心情稍微舒畅一点，但遗憾的是不允许谈心里的真实话。
后来规定，每三个月亲属可来探监一次。经过几次探监，才把全家老小都见到了。八年多时间，全家还人人活着，应该谢天谢地，应该热烈庆祝。
现将对我家属子女的“照顾”（“照顾”的话出自周恩来1971年9月24日）略述如下：
我的妻子董其采，上校军衔，11级干部，1939年在党的“抗日救亡”的召感下离家出走，从天津跑到冀鲁边游击区参加了八路军（我的老丈人在天津的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寻找）。在八路军115师中担任医生，救治伤员。是游击区隐蔽休养所的所长。解放战争时是四野机关卫生所的所长。解放后曾担任武汉高级步校医院院长，161陆军医院院长和武汉军区总医院副院长等职。“文革”开始时任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九二四”事件后，她被专案关押多年，污蔑“参与在海军夺权”，1978年做了“敌我矛盾”的结论，海军召开几千人的大会批斗后，送河北汉沽农场看押劳动改造。快六十岁的人，身体被摧残的浑身是病，还要下农田劳动，干不动了，还要受到看管人员的申斥。在此期间，她多次向中央、中央军委申诉自己的冤案，后改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没有恢复党籍军籍。
大女儿李大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原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当大夫。受株连后被调出解放军总医院，安排到晋西北五寨山区的一个部队医院工作了几年后转业地方，随丈夫落户沈阳。其丈夫刘伟钦，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参军后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工作，受牵连先专案关押几年，又发往山西忻县部队农场喂猪，后转业回原籍沈阳。
二女儿李幼征，已在总参三部工作多年，被株连后也是先被专案关押，又调湖北钟祥部队农场工作，后转业到地方农场工作至今。
大儿子李冰天，原在北海舰队驱逐舰大队的某导弹驱逐舰上担任航海长，“九？一三”事件后，被中央的某位大人物污蔑为“海军的林立果”，隔离审查多年，结论为“犯有严重政治立场错误”，然后被赶出军队，转业到内蒙古，他多次向中央申诉不白之冤，1978年底，胡耀帮对他的申诉书亲自做了批示，并将批示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组织部的简报中，之后回到北京，在交通部门工作。
小女儿李小征，北京大学毕业，原在海政宣传部新闻处工作。被株连关押几年后赶出海军，转业到地方工厂做搬运工。
小儿子李炎天，1971年刚刚16岁，尚无独立生活能力，也被以“办学习班”的名义关押在海军农场几年，要求与我“划清界限”，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放出来后无依无靠，到处流浪，后被安排在农场劳动，幼小心灵遭到严重的伤害。
“九二四”事件之后，无论是年幼的小儿子，还是年过半百的老伴，全家都无一例外的被以“专案组”、“学习班”的名义分别进行隔离审查和关押，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短者二三年，长者五六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这就是对我家属子女“照顾”的实际情况。
重复说一句，所幸的是全家人的生命力极强，既无上吊、跳楼，也没有被整死。现在都成家立业，依靠自己的本事养家糊口，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