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九？一三”事件
一、周总理的电话指示
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
早饭后，孩子们兴致很高的提议去颐和园玩玩。刘继祥秘书也说，今天没有接到中央和办事组开会的通知。
自8月以来，先是陪同江青到青岛，之后就是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青岛、长沙和武汉。在北京的时间，也是一个会议连着另一个会议，根本没有休息的机会，也很少有时间与家人相聚在一起。老伴也劝我：“既然没有会，就和孩子们出去散散心吧！”我同意了。
当时颐和园闭门谢客，没有对外开放。经过秘书与有关部门联系，颐和园做了专门安排。走进园内，非常安静，近处鸟语花香，远处青山绿水。我与老伴随孩子们在园中散步、照相。颐和园还专门安排了讲解员，陪同我们一路讲解园中历史。秋高气爽的天气，我的心情很不错，多年都没有这样轻松了。直到快中午，全家才回西山。
下午起床后，刘秘书报告，仍没有中央和办事组开会的通知。我要刘秘书把前一段因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在外地，而未来的及处理的海军文件，抓紧送来。在当时，我们不仅要参加中央和军委办事组的工作，还要顾及“自留地”。
晚饭后，孩子们又拉我在客厅里看幻灯片。没看多久，我就回办公室继续处理文件。大约10点半过后，全部文件都处理完了。
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既到颐和园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处理完。心里很高兴。老伴进我的办公室说：“既然事情都办完了，就早点休息吧。”她一边帮我收拾文件，一边与我闲谈。
此时，刘秘书进来说：“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我听后说：“立即转过来。”刘秘书拿起我办公桌上的军委一号台电话说：“请把总理电话接过来。”
我拿过来电话，等待总理讲话时，看了一眼手表：23时整。
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我：“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我回答：“好的。”
平时，总理指示我了解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也是很平常、很经常的事，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
23时05分，我就同山海关机场接通了电话。
我问：“你是谁？”
回答：“我叫李万香，是场站航行调度室值班主任。”
我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
我问：“什么时间落地的？”
回答：“20时15分。”
我问：“飞机走了没有？”
回答：“没有走。”
我说：“好了，就问这件事。”
我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总理电话。接通后，我把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空军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10分左右。
听完我的报告，总理仍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当我听到“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老伴帮助我记录。
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四点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级指示的习惯，也为了让我老伴能够记录准确，总理每说一句，我都要按原话复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
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
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总理指示完毕后，我示意要过老伴做的纪录，再次向总理复述了他的四条指示。在复述时，将第一条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为了“林副主席”。总理在电话中听完我的复述说：“那就这样吧。”此时大约是23点30分左右。
两次复述总理的指示，这是我长期做参谋工作，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工作习惯。军情无小事，不能正确的接收、传达上级的指示，是要贻误大事的，因此现场核对上级的指示命令，是高级指挥人员必备的素质。
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
23点35分，我要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电话，随即将总理指示的前三条（因为第四条与机场无关）向调度室值班员做了传达。同时，我在此次与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的通话中，对总理的第三条指示，又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这是我当时对总理电话指示精神的理解：其一，除周、黄、吴、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飞；其二，难道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人决定放飞也不行吗？
我要求值班员复述了一遍总理的指示。
23点45分左右，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我又立即打电话询问机场调度室，机场值班员开始报告为256号，我将飞机号码报告了总理，几分钟后，机场调度室又来电话更正为252号，我又将更正后的情况再次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55分左右。
在9月12日23点之后的约一小时中，周总理（包括总理办公室）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回总理四次电话。同时，我给山海关机场场站航行调度室值班员打了三次电话，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给我回了一次电话。
通完电话后，我对照总理的电话指示，又仔细地想了想与机场通话的情况。我感到，在传达总理的第三条指示时，我曾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不够准确。当时我考虑，虽然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人完全可以决定是否放飞，但又想到总理电话指示的第四点，吴法宪已受命到达西郊机场，空军直接领导的中央首长专机师和指挥系统都在西郊机场，而且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是属于空军专机师的，机组人员也是空军的，如果吴法宪不知道总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随时直接调动飞机。这样就不能保证总理指示的落实。
因此，我觉得应向机场再强调、再明确一下总理的指示。
9月13日0时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还是值班主任李万香接听的。
我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
在这次通话中，我特别强调和明确了两点：第一、强调“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第二、强调“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
当时我认为，这样是更准确、更完整地传达和落实总理的指示。但我有一点疏忽，就是没有让接听电话的对方复述一遍。
通话结束后不久，山海关机场场站航行调度室又接连来了两次电话。
第一次大约是0时20分左右。电话接通后，值班员先报告我说：“李政委，场站领导要同你通话。”
我答：“好，请讲。”
顷刻对方说：“我是场站站长潘浩，李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
前几次电话都是机场调度室值班人员接的，现在场站领导来了，我再次向他传达总理电话指示的前三条。其中，总理指示的第三条，我是按照0时06分给李万香的指示，即“联合指示才能起飞”向潘浩传达的。
通话中，潘站长请示我：“你传达的总理指示，可不可以告诉空军机组的负责人？”我回答：“可以告诉。”
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我拿着电话思索片刻：潘浩的请示出人意外。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飞夜航，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呀？况且，总理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我不敢决定。
我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当时，在总理没有明确指示，也没有授权他人处理的特殊情况下，我只能先答复机场紧急处置的办法，因为总理在亲自了解和处理林彪专机的问题，只有总理有决定权。
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当时，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第5师所管辖的战备值班机场。机场作战值班电话与海军通信总站有专用线路，而通信总站与军委一号台也有直通线路，因此山海关机场作战值班电话具备和军委一号台、和总理直接通话的条件。当晚，总理对我的电话指示第二条（“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就说明机场与总理的通话条件是具备的。
放下潘站长的电话，我本想立刻给总理打电话，报告潘浩请示的情况。但转念又一想：潘浩在电话中并没有报告机场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他怎么能够预先设想到飞机会强行起飞？从来没有过不经机场塔台指挥，就有飞机自行起飞的事情出现过，何况这是空军专机师的飞机。必须把机场的情况先搞清楚再给总理打电话，不然，总理问我“强行起飞”的根据是什么？我如何回答呢？
大约0点30分左右，我正准备给机场打电话，机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当时接到的电话报告词只有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
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十分镇静的“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回答：“西北。”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0时55分。
从13日0时06分之后的五十分钟内，山海关机场场站领导给我打了一次电话，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同时，我给机场调度室打了两次电话，我向周总理电话报告两次。
以上就是从12日23时到13日凌晨0时55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我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事件的全部过程。
此后我虽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了。为什么强行起飞呢？出了什么事？机场雷达报告已向西北方向飞行，是不是要回北京？但回北京为什么要强行起飞呢？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觉得有问题。我的思想只围绕在总理指示不宜夜航，夜航不安全的思路中。当时，我最怕出现不安全问题，更不能在自己的工作责任范围内出问题。
二、政治局紧急会议
刚刚躺下两个多小时，秘书就来报告说，政治局通知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到人民大会堂。由于睡眠不好，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就赶往大会堂。
到大会堂后，政治局委员们都陆续来了。周总理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周总理报告林彪13日凌晨“外逃”的经过。
我从周总理的讲话中，了解当晚的大致情况：12日晚21点左右，是林彪女儿林立衡发现了林彪、叶群要离开北戴河住地的异常情况，首先报告了担任住地警卫的8341部队负责人，由8341部队负责人用电话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立即报告了总理。总理曾打电话给叶群劝阻不要夜航。13日0时20分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住地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后，由北戴河开汽车到达山海关机场，8341部队曾派车在后面追赶，但无济于事。林彪的汽车开到三叉戟飞机旁边，很快就上了飞机，0时30分左右，强行起飞。总理说：“1点55分，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中蒙边境越过边境线向外蒙方向飞去了。”当时尚不知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迫降时已机毁人亡。会上，周总理估计林彪是投奔苏联去了。总理要求：“目前此事要暂时绝对保密！”
原定当天上午我要到体委参加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乒乓球邀请赛领导小组会议，因为总理指定我是组长。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我向总理请示，是否还按计划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总理说：“一切按正常进行。”
因为离开会的时间还早，我在大会堂吃了早点后，坐在沙发上想睡一会儿，但睡不着，脑子里很乱，对总理刚才的讲话，我真是异常惊讶！一是林彪“叛逃”，太出乎意料了；二是原来总理在12日夜早已知道林彪如此详细的情况，但是却没有向我透露任何蛛丝马迹，把我蒙在鼓里，茫然不知所措的处理机场问题。
上午参加完体委会议后，我回到西山家中吃午饭。刘秘书又报告，政治局通知下午三点在大会堂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上，周总理宣布：军委办事组暂时离开西山办公。总理问黄永胜：“林彪去过西山你们办公地点没有？”黄永胜回答：“去过。”总理说：“为防止苏修导弹袭击，军委办事组人员分散一下，黄永胜、吴法宪在大会堂同我一起处理军队日常问题，办事组其他人员回家（各自单位）办公。”为什么如此，大家是心照不宣的。我当时被指定住在京西宾馆。总理讲完话会议就结束了。
14日晚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通报了两件情况：一是14日下午，我国驻蒙古使馆就获得了我一架大型客机于13日凌晨2时半，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坠毁。我情报侦听部门也从蒙方通信中证实这一点。后又接到蒙古外交部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有一架中国民航飞机，侵犯蒙古领空，在温都尔汗坠毁。随后，我驻蒙古大使馆，向我外交部来电报告：有一架中国民航飞机在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二是会议上总理又讲了另一件严重事件：13日凌晨3点左右，空军一架直升飞机从北京的沙河机场起飞，机上除正副驾驶员外，还有三名空军的干部。飞机一直向北飞行。中央命令拦截此飞机。该机之后在怀柔某地降落，已查明该机驾驶员死亡，三名空军的干部中两人自杀死亡，一人被俘。
会议还确定了全军新的作战部署。其中决定，海军各舰队就近归大军区领导。海、空军的机场派陆军部队进驻。虽然我已感到这是对我政治上的不信任，但我仍表示坚决执行。
15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宣布：“经情报证实，三叉戟飞机确实坠毁并起火燃烧。林彪、叶群、林立果全部烧死。”又说：“已指示外交部与蒙方交涉，尽快安排我使馆人员勘察现场。”
18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宣读了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经毛主席批准即将下发全党的中央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中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18日傍晚，我驻蒙使馆人员在蒙方安排下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及拍摄现场照片。22日派人送回北京。当时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都看了这些照片。机毁人亡的原因，蒙古方面认为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进行紧急降落，试图用飞机腹部着陆失败，引起爆炸燃烧”。我驻蒙古大使馆调查人员认为，从坠机现场周围并无高大目标，迫降场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滑行了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燃烧不重等情况看，飞机不像空中爆炸后解体，而是着地后爆炸解体并起火的。
三、总理圈阅了电话记录报告
13日下午四点多，开完政治局紧急会议后，我回到西山。一下车，我就通知刘秘书：“准备一下，下山（意指回海军）办公。”
一天一夜没有休息，虽然很疲倦，但一点睡意都没有。老伴给我沏了一杯茶，我一边喝茶，一边小声告诉老伴：“出大事了，昨晚林彪、叶群乘空军飞机外逃啦！”我感到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感到林彪是从海军机场跑的，可能海军也要有责任。
我和老伴一边谈论林彪外逃的事，一边清理昨晚与总理、与机场前前后后通话的过程。
大约17时左右，刘继祥秘书拿着一份报告进到办公室，这份报告是海航5师整理的《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海航5师用电话报告，刘继祥秘书电话记录的。
我正在回顾清理昨晚的情况，正好听听山海关机场的报告。我就让刘秘书念他记录的报告。
当他念到报告中记录着：23点35分，我向机场调度室值班员传达总理指示，并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时，我点头说：“对！”
当他又念到报告中记录着：0时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我立即打断刘秘书的话，说：“不对！这次电话记录不对。”
我告诉刘秘书：“这次我打电话，强调的是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起飞。”
念完报告后，我对刘秘书说：“你与他们再核实一下我的讲话，不要记录错了。”
此时已快18点了，下午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指示我们都“回家”办公，我通知刘继祥秘书，准备随我下山回海军。
晚饭后，我在海军407楼办公室中看文件，刘继祥秘书拿着海航5师的那份报告进了办公室，对我说：“我已打电话与机场核实了，你0点06分的那次电话指示，机场值班员根本没有听清楚。他们说没有听清楚首长指示的原因，一是当时调度值班室人很多，电话也很多，很嘈杂；二是首长的口音重，听不太清楚。他们就把你23点35分的电话指示又重复的追记了一遍。”刘秘书又说：“这个报告，是航5师张师长今天上午从锦西师部赶到山海关机场，听完汇报后整理的，张师长对昨晚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刘继祥说完，我才知道，原来机场值班员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也不能责怪机场值班员。我让刘秘书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准备再看一遍。
我看到报告中记录的原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
我看了这段报告原文以后，觉得完全不符合我在通话时讲话的意思。我没有必要在短短半小时内，重复两遍完全一样的话，实际上，我这次的电话指示，就是对23点35分电话指示内容的进一步明确和补充。
因此，我将报告中我讲的话进行了修改。修改后全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
这样才基本上符合我的指示精神。
修改之后，当即要刘继祥秘书用电话同山海关机场再校对一下。经双方再次校对后，刘继祥秘书报告我说：“校对结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
刘继祥秘书将报告誊抄后送我，我又阅读了一遍，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头上写上：“呈总理批示”。
几天后，总理看完了报告，划了圈，一字未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后退回给我。看了总理的圈阅，并按照中央领导批阅文件的习惯，我当时就认为，总理是同意这个文件的，而且一字未改。之后，我将这个文件交给刘继祥秘书存档保存。
我认为这个文件（指《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反映山海关机场场站情况最真实、最全面、最准确，并经总理在第一时间圈阅同意，一字未改的最权威的文件。我十分清楚的记得，在这个文件中，就如实地记有：第一，总理电话指示的前三条，其中第三点指示中，没有“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话；第二，我第一次（23点35分）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周总理指示时曾补充说到的：“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第三，我与山海关场站值班员（0点06分）通电话时强调：“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这关键的三个情况都有如实记载。我当时阅读这个文件时就意识到自己前后说法不一致，但我没有做任何修改，因为事实经过就是如此。直到此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四人联合指示”与“一人指示”之间，竟存在着天上地下一般的距离。
四、处理山海关机场的善后工作
13日下午，山海关机场报告：从沈阳方向，有一架飞机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是否可以？我立即请示总理。总理回答：“不可以，关闭山海关机场。”我很快把总理指示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令其立即关闭山海关机场，不允许任何飞机起降。
14日下午，又接山海关机场电话报告说：“未来得及上空军256号专机的剩余机组人员还停留在山海关机场，他们是：西郊机场调度室李主任、副驾驶员、领航员、通信报务员、空军党委办公室于秘书和两位飞机上的女服务员。”又说：“他们现在的要求是，不要送他们回空军，怕空军杀人灭口，他们愿到海军接受审查。”
是日晚政治局会议上，我将此情况写了一张便条交总理。总理看了后，将便条压在文件夹内。
散会后总理叫我单独留下，当面对我布置两条任务：第一、由海军负责，将未上256号飞机的机组和有关人员接到北京，海军负责安排住处，要注意安全，要注意保密；第二、海军负责对他们进行审查，并将材料直接送我（指总理）。
15日上午，我将此任务交给海政保卫部负责，我亲自对保卫部长肖云交待了如下三点：１、驻地要加强警卫，不能让任何人自杀，不能让任何人逃跑，不能让外面歹徒抢走了；２、要他们写揭发交待材料，也可以面谈，你们派人前往记录，他们说什么，你们记录什么，他们说多少，你们记录多少，不准搞逼、供、信；３、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元（吃了几天，觉得高了，保卫部提出意见，经我批准，按中灶待遇）。
保卫部门在准备了适当驻地后，告山海关机场，令他们坐火车来北京。
之后的几天中，凡是他们揭发和交待的材料，海政保卫部都送我处，我都一字未改动，一件未扣留，全部原封送总理阅示。同时，每隔两三天，总理要我写成综合材料，呈送毛主席，我也全部照办了。
当时，我一直在京西宾馆办公。到了第五天，即9月17日，周总理又宣布：军委办事组成员仍回西山办公。
“上海帮”那几个人得知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有一天政治局开会后，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叶剑英看到他们的这种表演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文痞姚文元红着大脸叫嚣：“难道这不是好事吗？”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这几句落地有声的话，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低头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