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批陈整风与南巡秘密讲话
一、毛主席说：“你们的问题在我这里已经完了”
1970年9月下旬，为了参加国庆活动，毛主席由杭州起身回北京，在途中特地到苏州看望林彪，了解林彪的身体、生活和工作情况。双方交谈两个多小时，叶群在座做记录。首先是谈林彪的身体和生活情况，毛主席希望林彪搞点社会调查，经常了解人民群众的生产和思想动态。以后更多的时间谈到解放军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当谈到黄、吴、李、邱的思想和工作特点时，林彪在毛主席面前谈到，黄、吴、李、邱虽然在庐山上了陈伯达的当，但是他们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工作上有办事能力，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仍是骨干等等。林彪和叶群由苏州回到北京后，叶群特地在三座门一次有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和林彪两人谈话内容。
我们由庐山回到北京后不久，吴法宪和叶群就写了书面检讨，呈送毛主席，希望毛主席有个好的批示，以便尽早解脱。但毛主席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在他们的检讨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10月14日，毛主席对吴法宪书面检讨上的批语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10月15日，毛主席对叶群书面检讨上的批语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了，当上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对‘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对于毛泽东这样严厉的批评，不但吴法宪、叶群思想震动很大（据说叶群当着林彪的面大哭了一场），我们军委办事组其他人也震动非常大，因为毛对吴、叶检讨的批示之快，批评之重，上纲上线之高是没有想到的，特别是对叶群的批评，丝毫不顾及林彪的面子，使我们感到问题更严重了。
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毛主席还批语：“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毛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吴、叶检讨了，黄、李、邱也要检讨。要人人过关了。
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坐卧不安，饮食无味，我想谁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例外。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主要是对陈伯达的严厉批判，对其他人只是旁敲侧击。现在看来，批判的矛头是直接对着黄、吴、叶、李、邱了。
11月，党中央转发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及传达陈伯达问题的有关文件。
1970年冬，林彪又到北戴河去了。
1971年1月初，经毛主席批准，军委召开座谈会，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参加会议。会议主要是研究当年的战备工作和军事训练工作。黄永胜主持会议。因为黄和我同时还要参加华北会议，因此只好两面跑。当时的会议简报每一期都送毛、林、周。
2月19日，毛主席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突然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1【注1李指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郑指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主持时期那样。”
周总理看到这个批示后，很快召集黄、吴、李、邱开会，责令吴法宪和叶群重新写检讨，责令黄、李、邱也要很快写出检讨，呈送毛主席。并说：“你们不好好检讨，林副主席就要被动，你们检讨得越好，林副主席就越主动”。
当时，军委座谈会已结束，2月22日晚，军委办事组只好立即召集在京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委院校等单位领导三十余人开会，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时黄、吴、李、邱在会上作了检讨。我们不仅检讨了“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错误，而且检讨了庐山会议陈伯达问题上的错误。会后，军委办事组给“毛、林、周、康”写了《军委办事组关于传达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报告中提到：“这几个同志（指黄、吴、叶、李、邱）即将向主席写出书面检讨，认真清理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3月1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已阅，很好。有主动，力求贯彻。”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很快地写出各自的检讨，黄、李、邱先后于3月21日、22日分别呈送毛主席。3月24日，毛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的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4月11日，毛又批示：“吴法宪、叶群二同志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毛主席看完我们各人的书面检讨之后不久，召集黄、吴、李、邱到中南海他家里谈话。这次谈话语气比较缓和，毛主席说：“你们的检讨我都看了，你们有的在信封上写要我‘亲收’，有什么密可保？”又开玩笑地说：“你邱会作的字写得不错，你也可以当主席！”此后又很严肃地说：“你们的问题在我这里已经完了，今后就看你们的实际行动了。”有了这句话，大家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
二、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会议
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根据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
这个会议的起由，是驻华北、京津地区的38军给军委的一件材料引起的。1970年12月10日，38军党委写了一个《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报送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报告中揭发，在解决保定派性等问题时，陈伯达在保定、唐山等地讲话“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12月16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以中央文件名义下发。毛泽东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决定召开“华北会议”。
会议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并指定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和我负责会议的日常具体工作。黄永胜看到毛主席亲笔排列上述四人的先后次序，征求我的意见：工作怎么搞法？我说：“最好由李、纪牵头，我们协助。如果他俩不愿牵头，那你就应多尊重他俩的意见，挺身而出，大胆工作，绝对不可采取消极观望态度。”黄永胜说：“难哪！”我又说：“遇事多向总理请示。”黄永胜表示同意。
华北会议采取小组会议、中型会议、全体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是批判李雪峰、郑维山，其次是解学恭、吴德、刘子厚等人的错误。会议后期是其他有关人员自我检查并在全体会议上检讨表态。会议进行情况除会议简报及时反映外，我们四个人曾到毛主席那里汇报并听取指示。毛主席决定李雪峰、郑维山隔离审查，北京军区由李德生、纪登奎领导。并指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1971年1月下旬起（即华北会议结束后起）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批判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
大约是1971年4月初，根据毛主席指示，由周总理带领黄、吴、李、邱，还有李德生、纪登奎，乘火车专列到北戴河会见林彪，主要由周总理把最近中央工作情况及今后打算（其中包括4月份中央召开“批陈整风”会议），向林彪汇报并征求林彪意见。林彪表示完全同意，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意见。当周总理汇报黄、李、邱写出检讨，毛主席已有批示时，林彪只说：“错了就检讨，按主席批示办。”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毛主席为什么安排黄、吴、李、邱同总理一起去北戴河呢？我认为是毛主席希望林彪对“批陈整风”问题发表点意见，并对黄、吴、李、邱进行一番教育。更重要的，大概是在黄、吴、叶、李、邱都检讨后，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前，探听林有无自我检讨的意思。但这个希望落空了。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有中央、各省市、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批陈整风”会议，实际是批判“军事俱乐部”黄、吴、叶、李、邱的会议。会议印发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向党中央、毛主席做的书面检讨（唯独没有汪东兴的检讨，汪东兴得天独厚，享受特殊保护因而幸免）。
会议开始时，叶群有些担心，担心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会像华北会议批判李雪峰、郑维山那样批斗黄、吴、叶、李、邱，因此常来电话了解会议情况。以后听说会议主要是分组讨论，气氛比较冷静，不少负责人既批判黄、吴、叶、李、邱，又检查自己的错误，甚至检查多于批判。这样她才放下心，并随林彪于4月19日回到北京。
会议中唯一发言最激烈的、政治上纲非常高的是毛远新，他说：“庐山会议是一次‘未遂政变’。”（此说法一直延续到1981年的公审）“未遂政变”的这种说法，二中全会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因此十分警觉。当时毛远新住在钓鱼台江青那里，与毛主席来往密切，又具有毛泽东亲侄子的特殊身份，当时我就感到“未遂政变”的说法太严重了，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上纲上线。按此推理，矛盾的性质就有了根本的转变。对五位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扣上这样比钢铁还要沉重的大帽子，到底是何用意？！这未必是空穴来风，这样的说法能够是你小小毛远新发明的吗？到底是谁有资格将庐山会议说成是“未遂政变”呢？不敢往下想！
会议最后由周总理做了总结，并通过了黄、吴、叶、李、邱的检讨。
林彪对这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仍然是一言不发。这多少表明他的态度。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批准先召开华北会议，把李雪峰、郑维山批得臭不可闻，后又召开“批陈整风”会议，批判“军事俱乐部”黄、吴、叶、李、邱。毛泽东的方针很明显，步步升级，步步紧逼，步步围攻，实际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么态度。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投降就让你灭亡。
刘少奇“投降”了，作了检讨，也未能挽救自己的灭亡。邓小平多次检讨，表态“永不翻案”，站起来之后不久，又强加“走资派还在走”的罪名，被打倒了。
我看林彪不屈从、不检讨、不发言的态度是对的，反正检讨不检讨结果是一样，黄、吴、叶、李、邱检讨多次，毛泽东表态“你们的问题在我这里已经完了，今后就看你们的实际行动了”，中央“批陈整风”会议又通过了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最后怎么样？结果不还是统统被打倒了吗？
三、在武汉与刘丰的谈话
初秋天气，盛夏渐退，早晚已有凉意。1971年8月，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会谈武器装备援助问题。按照既往原则，除原子弹外，凡我国库存或能生产的常规武器装备，一律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会谈项目、数量基本确定后，我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团长、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等一行到外地参观访问。先到海军北海舰队驻地的山东青岛、烟台、威海等地，参观海军舰艇、飞机、导弹及工程设施。以后转回北京稍事休息，又到长沙、武汉参观访问。
大约是9月5日上午由长沙到达武昌，武汉军区组织隆重的夹道欢迎。在将客人安排休息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驻地看望我。见面闲谈中，刘丰谈到毛主席在武汉接见中南各省负责同志时的重要讲话，大体内容是：
１、谈到接见经过时，说他参加了两次接见，司令员曾思玉到东北去了，第一次没有参加，只参加了第二次。
２、谈到毛主席批评（刘丰语是“骂了”）华国锋问题。当时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农业问题，毛主席不愿听，批评说：“你只知道抓农业，不抓政治，不抓阶级斗争。”
３、谈话中主席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４、主席在谈话中说，不主张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问题。这很明确地是批评林彪，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叶群。
５、谈到两首歌的问题，毛主席提倡并亲自领导大家唱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刘丰谈话中我没有任何插话，谈完之后我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坐了不久，他就走了。
主席的谈话内容再次在我的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想了一想，很快就形成自己三点认识：
１、庐山会议问题没有完结。原来我认为经过庐山批陈，又经过华北会议，再经过4月中央批陈整风工作会议，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了检讨，受了批判。在4月中央批陈整风工作会议之前，毛主席又亲口对我们宣布：“你们的问题在我这里已经完了，今后就看你们的实际行动了。”当时我认为毛主席接受了我们的检讨，庐山会议问题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刘丰同我谈话之后，才感到我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２、在庐山会议的问题上，不但没有结束，政治上纲的“罪名”比以前更高了，也更多了。在4月中央会议之前，什么“反对九大路线”，什么“煽风点火，搞突然袭击”，什么“军事俱乐部”，什么“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什么“唯心主义先验论”等，已经是吓死人的罪名，现在更是增加了“修正主义”和“阴谋诡计”这两条分量很重的罪名。
３、矛头更明确地指向林彪。“办公室主任”问题更直接地指向林彪个人。如果只单纯讲三项基本原则，不讲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问题，我可能不会那么敏感，不会有那么大的思想震动。然而把三项基本原则与不主张自己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联系起来，就很容易判断，毛主席所讲的，就是针对林彪的。
刘丰走后，我独坐思考了一会儿，心情愈来愈紧张，愈来愈不安。
当天下午陪同朝鲜贵宾参观长江大桥及武昌造船厂。晚上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联合举行宴会，我只是礼节性地陪着客人。我一杯茅台酒，从开始到宴会结束，仍原封未动，完全是做样子奉陪而已。晚宴后参加文艺晚会，刘丰半途退席，据说他犯了胃病，身体不舒服。文艺晚会结束后，曾思玉邀我共同到刘丰驻地去看他，到达刘丰寝室内，他很快坐起来同我们打招呼，看样子不像有什么大病，说了几句慰问的话，我们就退出来，各自回驻地休息去了。据说毛主席在武汉谈话时，曾要求大家绝对保密，不准把谈话内容告诉北京任何人。但是刘丰无意中脱口而出，把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可能后来冷静一想，发现自己做错了事，感到后怕，因此就得了“胃病”。
9月6日上午，陪同吴振宇等回到北京，当天下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和我，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朝鲜军事代表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把中央批准的援助项目、数目宣布之后，朝鲜军事代表团非常满意，会谈很快就结束了。把客人们送出门外，我们仍回到北京厅。
此时离出席朝鲜使馆宴会还有一个小时，我把黄永胜拉在会谈桌的西北角，悄悄地把刘丰同我谈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我还特别提醒黄永胜不要把刘丰谈的内容告诉叶群和吴法宪。以后我们四人靠拢坐在沙发上，黄永胜告诉我们最近毛主席在外地视察时，所谈关于党内十次路线错误的指示。接着我们一起去参加朝鲜使馆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上车时，邱会作想了解我在外地知道的消息，就面向我说：“我们共坐一个车行不行？”我说：“可以。”我们俩上车后，邱说：“有什么消息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我就把车内保密玻璃摇上，然后将刘丰谈的主要情况告诉了他，并警惕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告诉吴法宪”。
大约过了两天之后，我又把毛主席谈的三项基本原则，向海军党委常委作了原文传达，但其他内容没有传达。
四、毛主席讲关于党内十次路线斗争
当时，黄永胜向我们传达毛主席讲的关于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最高指示”，内容大致是：
主席讲：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一切，也可以丢掉。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以后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后来他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从1930年6月到9月，李立三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没有成功。王明路线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在长征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到陕北后张国焘逃跑了。全国胜利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搞成。再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也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两天半。我看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组织纲领是国家主席。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分裂党，急于夺权。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林副主席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
毛泽东南巡时秘密讲的这篇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内容，在毛泽东死后，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他亲自处理的王明路线和张国焘路线错误，是完全正确的。王明、博古错误领导的结果，导致苏区损失十分之九，白区力量损失百分之百，错误时间达四年之久，当然是路线错误。但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宽大团结的政策，连王明、博古本人还很长时间内保持了中央委员的领导地位。因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大为提高，党的团结大为增强。张国焘在长征时分裂红军、分裂党，另立中央，其时间达一年以上，当然也是路线错误。张国焘逃跑了，而对其他犯错误同志，同样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政策，结果使四方面军的同志口服心服，红军更加团结。
但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彭德怀、刘少奇的两次所谓“路线斗争”，历史已经证明是彻头彻尾的错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将正确诬成错误，将有功诬成有罪，将香花诬成毒草。不但把彭德怀整死，把刘少奇整死，而且打击了一大片，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样的错误到底是什么性质？如果是别的什么领导人，早就该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了。
1970年庐山会议，对林彪、陈伯达的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至今尚未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结论。
五、南巡讲话是策划批斗林彪的前奏曲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结束了自8月中旬到9月11日，将近一个月的南巡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的行动。他在沿途各地的秘密讲话中，除了“三要三不要”及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外，据知情者说还有这样一些内容：
1、在讲路线斗争时表扬了江青，批评了许世友。毛主席说：江青直接参与的是两次路线斗争，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那个人是谁？不指名，听者、读者都知道）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国外，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这个人头脑清醒，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毛主席又说：我承认江青有她的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察觉到的。这一点我应向她学习，你们也应向她学呢。这是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江青的高度评价。很明显，毛把江青进一步推向政治前台的目的，一方面将江青树立成为文革的“光辉形象”，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文革成果，推动文革继续发展。另一方面表示出毛泽东是江青的后台，是一家人。谁再胆敢反对文革，谁要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泽东，下场如同林彪以及黄、吴、叶、李、邱。
同时，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时说：张国焘搞伪中央，你许世友是清楚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是缔造者、指挥者。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搞分裂，那样不好嘛。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方面军的第4军和第30军，李先念和你许世友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张国焘打电报命令你们返回去，我们说，你们愿意回去就回去，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后来你们还是回去了。你许世友同张国焘一样是不对的。要接受这个教训。现在你对我们的感情不如过去，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批评许世友呢？因为许世友在庐山会议华东小组会议上，坚决拥护林彪讲话，对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表示出极大的反感。以后又给林彪写了一封表态信。毛主席借许世友的脑袋，又敲打了一大批心中有想法的老干部。
2、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就更严格了。他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是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叶群确实在讲话当天就把记录拿走了）。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就说明他们空虚恐慌。又说，庐山这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结论，当然他要负一些责任。回北京之后，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改过来，有的可能改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又说：我同林彪同志说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譬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吗。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笔者听到五次），一次就算讲了一万句，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就不能指挥呀？缔造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3、主席说：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譬如华北小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即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的意见提出来，结论要由中央来做。
4、主席说：军队要谨慎，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队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
5、主席说：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做。《国际歌》的词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是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
又说：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二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相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当我从方方面面知道了毛主席这次南巡期间多次秘密谈话的主要内容后，很自然，思想上产生了很大震动。但仔细想一想，又有不少问题想不通，疑惑不解：
第一、毛主席这么多重要的讲话内容，为什么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华北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上讲？而要借南巡，到外地对少数干部讲，并规定所讲的内容要绝对保密，不能告诉北京任何人。这究竟为什么？这种做法就是马列主义？就是团结？就是光明正大？我不想无限上纲，说这是阴谋诡计，是破坏团结搞分裂。我只根据自己对光明正大、对团结与分裂、对实事求是的理解来判断：这种做法非常不妥当，是非常错误的！
第二、林彪在庐山的讲话，是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经毛主席批准公开讲的，党中央主席、中央常委、全体中央委员全部在座，并以热烈鼓掌表示赞成。第二天，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并由总理报主席同意，又给全体中央委员重放了林彪讲话的录音，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是热烈鼓掌表示赞成，这怎么说是搞突然袭击，是搞地下活动？
“九大”党章并没有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必须经过党中央主席审查批准，相反，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果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彭德怀给党中央主席写了一封意见信，就成为反党路线错误。林彪在党中央会议上发表意见，又成为反党路线错误，实在令人难于理解。难道这就是党内民主集中制吗？难道这就是党内群众路线吗？难道这就是党内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吗？难道这是“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吗？
至于林彪的讲话没有事先向毛主席商量，据我了解并非如此。虽然现在当事人大部分都死了（陈伯达、吴法宪的回忆录都讲到了这段事实），但是我还没有死，可以作证。当林彪讲话完毕，毛主席宣布散会后，叶群就向我和吴法宪、邱会作等人说：“会议开始前，毛主席和林彪在礼堂休息室时，林彪就向毛主席报告了，他准备在会议上讲一点意见，毛主席同意了林彪讲话，但不要点名。”林彪还要叶群站在休息室门口，不让别人进去干扰。由于毛、林的谈话致使大会开幕式没有按时开始。
我认为，叶群的这番话是可信的，因为在党的全会上，特别是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及讲话内容是必需请示毛主席，并经毛主席批准的，作为党的副主席的林彪，这点起码的常识和纪律还是知道的。现在毛主席说事先没有同他商量，是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究竟造谣扯谎的是谁？还是他老人家太健忘了？
第三、关于“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的提法，是经毛主席同意，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统一对外提法。但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江青和张春桥突然提出这一提法“不符合历史，要修改”，这样就与黄永胜坚持的“完全符合现在事实，不应修改”的意见发生争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是支持黄永胜意见的。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后，我们看到毛主席批示：“按照原来提法不变”。这应该是毛主席第二次对这一提法的肯定。可是这次南巡谈话中，却用此事批评林彪说：“缔造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
第四、关于天才问题。“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在文革之前就是党中央确定的对国内外宣传的统一口径。林彪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时的讲话中提到“毛主席是天才，我仍坚持这个观点”。由于林彪坚持了这个观点，毛主席就说是“反党理论纲领”，难道反对这个观点，就是马列主义吗？我当然保留我的不同看法。
第五、关于国家主席问题。林彪在二中全会上自始至终根本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根本没有像会前那样再坚持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证明他已接受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改变了会前的态度。
只有汪东兴首先在华北小组会上“发难”，带头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而毛主席把设国家主席说成是“反党组织纲领”，又把“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分裂党，急于夺权”强加在林彪头上，这从何谈起呢？
思前想后也得不出正确的答案，但有一点我已隐隐感到：二中全会的问题没有完，陈伯达问题没有完，毛主席南巡各地的秘密讲话包含着深刻用意的，可能是发出策划批斗林彪的信号。我真不希望是这样，想想都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