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狱中人的心声
第三十九章天塌地陷（之一）
一、特殊的会议
北京的中秋季节，气候非常温和，蓝天白云，天空辽阔，秋风送爽。
1971年9月24日早晨，我住西山，照例是6时起床，6时半正在卫生间内，一边解便，一边批阅文件，这是我多年的习惯。
忽然，秘书刘继祥进来告诉我：“中央办公厅通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政治局会议。”我迅速把紧要的文件批完后，即刷牙洗脸，吃完早点。这时还不到7点半钟，我就同我的老伴在室外散步。
我对老伴说：“过去政治局开会都是下午或晚上，而今天则是上午9点（上午通常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休息的时间），这个会议很特殊，可能凶多吉少。”
老伴说：“林彪叛国后，把我们搞的日夜不安，活人不如死人干净。”
我说：“死不得，死了就说不清楚了，自己做的事，自己心里有数，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老伴又说：“现在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我说：“千错万错，不该到北京来，不该当政治局委员，否则与老子无关。”
尽管也知道历史上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说法，但总觉得那是封建帝王搞的一套，与共产党不沾边。所以作为行伍出身，也没有考虑过在全国战争胜利后解甲归田。谈了一会儿，时间到了，我就上车进城了。
我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下车，一停车就与往常不同，8341部队两个干部等在我的车旁边，一个从我的保卫员手里接过公文包，陪我进入大会堂。另一个押着我的保卫员和汽车向东开去（保卫员身上有枪，汽车内也有枪，过去保卫员是随我一起进入大会堂的）。
我进了大会堂北门，跟着我的那个干部用力把我推进北门内的卫兵室。我见到两个人正对先到的刘贤权进行搜身，就大喊一声：“这是干什么？”那里的人立即高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参加今天会议的人，都要进行检查。”我心里很快明白了，这是大祸临头的征兆。两个军人正对我搜身的时候，黄永胜也被推进来了。
搜身检查什么东西呢？凡是衣服口袋内的香烟、火柴、眼镜、语录本、剪指甲小刀、擦汗手帕、卫生纸等等，全部扣下，公文包当然也扣下了。
检查完毕后，由两个军人把我押送到福建厅。我一进到福建厅，见到的是：大厅中央摆一圈马蹄形状的沙发，并按着黄、吴、李、邱的次序排好了每个人的座位。我们所坐的沙发后面，坐着两个军人。我进去的时候，吴法宪、刘贤权先坐在那里，让我紧挨着吴法宪左边坐下。现在情况完全明白了，不仅是把我们赶进了囚笼，而且是陷入了万丈深渊，悲剧的命运就此开始了。
人到齐后，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才缓缓进入。
由周总理代表毛主席讲话，他说：“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几乎要使我们五十年的党毁于一旦，纪登奎曾说，这是十次路线冲击最严重的一次。”又说：“已经上了党章的，现在很被动。你们现在不能指挥部队了，另外安排有地方，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几天，到那里去好好睡个觉，再交代自己的问题。你们不交代怎么行呢？林彪还准备了一架飞机，准备把你们带走，不走就绑架你们。”（事后审查我们的十年中和公审时，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文件再提“绑架”两字，而是黄、吴、李、邱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总理对吴法宪说：“法宪，你们空军已被人家在下面挖空了。”
对我说：“作鹏，你应很好检查海军层层站队的问题。”
又对邱会作说：“会作，你应当检查‘两华’问题。”
总理最后说：“你们的家属子女，我们会照顾的，绝不会像杨成武对叶副主席子女那样。关于军委的工作，以后由剑英主持，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嘛。党仍对你们寄予希望，不要辜负毛主席。”
总理讲完后，稍停了一会儿，站起身就喊：“黄永胜你先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带两个武装干部，把黄永胜押走了。
接着总理又喊：“吴法宪你走。”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杨德忠带两个武装干部，把吴法宪押走了。
然后总理又坐下，面对我们，先把眼睛扫视一遍，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谈一谈。”
首先刘贤权说：“黄永胜是个恶霸。”并说黄对铁道兵如何乱指挥、乱决定。
接着我也讲了几句，大意是吴法宪如何巴结林彪，讨好叶群。我讲完后，纪登奎说：“作鹏讲的全是事实。”
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总理又喊：“作鹏你走。”我站起来，总理、叶帅等人和我握了手后，由卫戍区一个副司令员带两个武装干部，把我押出福建厅，再乘电梯到地下室。在地下室出门处，摆了三辆小车。前面一辆是北京吉普，中间一辆是伏尔加卧车，后面是一辆老式卧车。把我塞进中间小卧车内，左右各一军人，把我夹着，大概是防止我破门跳车。那位副司令则同司机并肩坐着。全车五个人，人人表情严肃，一言不发。
车子出了人大会堂地下室东北门，即向南拐，到天安门广场南端转向东，并继续向通县方向驶去。这条路线，我比较熟悉，但究竟到哪里去，一点也不知道。此时生死荣辱已不属于自己掌握，只好听天由命。
在汽车上，我反复回味周总理说的话，思绪中翻腾着一个又一个问号。但是我找不到答案，我无法理解今天这种处理办法的含义。第一，要我们交代自己的问题，庐山会议问题我们都写了检讨，毛主席批准了，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也通过了，我们还检讨什么？第二，总理要我检查海军层层站队问题，这个问题海军党委曾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简报全部呈送毛、林、周，同时这种问题是文革中普遍现象，不是敌我问题。第三，林彪叛逃问题，这是最大问题，我们可能要成为替罪羊，应了老伴的话：“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我当时估计，林彪叛逃，我们要成为替罪羊的可能最大。
距通县县城尚有五公里左右，汽车向北折，开进卫戍区部队一个团的营房内，在营房靠公路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汽车库，旁边是一排破旧的平房，汽车就在平房东侧停下，并立即把我塞进这排平房内一间很小的房间里。
那位副司令员对我说：“你就在这里，有什么事情找看守工作人员，我走了。”
我当时回答说：“请你转告周总理：我不会自杀，我不会逃跑，我相信党，我相信人民，我相信自己。我想我的问题早晚会搞清楚的。”
那位副司令员面无表情的点了下头，就冷冰冰的离开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9点钟以前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转眼间，就一落千丈，从政治高峰跌入深谷，变成囚中新客，成了断线的风筝，失群的孤雁。呜呼！悲哉！痛哉！“朝为水师首，暮为阶下囚！”
二、马厩里的隔离人
自古牛骥不同槽，人牛或人马岂可有共居之说。奴隶封建势力大家族，在没有专门监狱设施的情况下，犯了族规或家规的下等人，多半是关在牛棚内，与牛同居，或关在马厩内与马共驻。
不知为什么那样巧合，现在我被关押的地方，原来确实是一座马厩，不过现在是有棚没有马匹了。在建设营房时，这个步兵团基本上是骡马化，车辆很少，因此当时修建了这个马厩。部队摩托化后，才把骡马取消，这个马厩改为战士家属来队探亲时的临时住房。
“文革”初期，这里曾经关押过没有定案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经过审查定案后，有的释放恢复了自由，有的关到正式监狱去了。
我住的这间小囚室，至多不过八至十平方米，安设一张硬板木床，下面铺着潮湿生了草虫的稻草，再铺上一个脏得发臭的褥子，一张床单，另有一床盖身的棉被。室内还有一张写字的桌子，一把木椅，一个痰盂，一把暖壶，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由于这座平房原是马厩，所以地基低，我住的那个小囚室有四分之一面积尚汪着一片浊水，小青蛙在里面欢乐的跳来蹦去。秋天的蚊虫也特别多，一到晚上就“饥来柳絮轻，饱去樱桃重”，咬的无法入睡。加上思想上的巨大压力，常常是通宵“众人皆睡我独醒”。一个不大的窗户也被用稻草堵死了，白天光线阴暗，阳光、新鲜空气根本进不来。房子顶棚很低，跷脚伸手就能触到屋顶，因此像我这样有严重心脏病的人，进去后立即感到胸闷憋气，特别不舒服。住到11月份，天气冷了，增设了一个烧蜂窝煤的火炉。过去在战争年代，住过这样的房子，但进城二十多年来，还想不起住过这样既小又低，又潮湿，蚊虫多的房间。
现在这就是我的天地，这就是我的世界。睁着眼看不见外界，竖着耳听不到声音，“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日日夜夜，一切活动均憋在这个小天地里，孤坐如僧，青蛙为伴，不见日月，也不知阴晴。所以当时我的心脏病经常发作，平均每月二三次之多。虽然该团有一位由化验员提升为医生的“蒙古大夫”，但他对心脏病的治疗完全外行，靠一边翻书一边治病。幸亏我自己“久病成医”，由我向他交待，如果发现我心脏病发作，应采取三条办法：第一，就地休息，不准随便搬动；第二，立即向我口内塞进速效硝酸甘油；第三，尽快的上氧气。这样，几次犯病，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老命。
饮食方面更简单，按战士大锅饭待遇。每天三餐，早餐多半是玉米面粥，加馒头和咸菜，中午米饭，晚饭面食。据我看，比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我作为“将军下连当兵”时的伙食，似乎差不多。那时我在舟山群岛的一个炮连当兵，副食少，粮食不够吃，甚至是半干半稀状态，战士只能吃半饱。现在虽然可以吃饱，但伙食的质量极差。
对我来说还有三个小困难：第一，菜饭是凉的。我驻地在营房南端，团司令部食堂在营房北端，所以把饭菜打回来就没有热气了。特别是在雪花飘飞、朔风肆虐的寒冬，这个困难就由小变大了。第二，年轻力壮的人都爱吃硬饭、硬面、硬菜，这对年近花甲、牙齿不好的我，确是一个小困难。到11月以后，室内安了火炉，才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我自己在火炉上加工后再吃。第三，这个团的战士多是湖南、湖北人，既喜欢辣又喜欢咸，不论什么菜不是太咸，就是太辣。我是江南人，本来也喜欢辣椒，但得了痔疮后就不敢多吃了。现在只吃了不长的时间，已旧病复发，脱肛便血。这些虽然是生活小困难，但三天五天可以忍受，时间长久了，就无法压抑对这种慢性折磨的愤怒，因此就绝食不吃或把饭菜碗筷推翻落地，借此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情绪。饮食是维持生命的重要条件，这是迫不得已的表现。
看守人员由该团抽调的排连干部担任，一共八人，由团保卫股长负责，此人调走后由其副股长代理。他们的工作是轮班看管，负责到伙房帮我打饭。开始时他们谁也不敢同我说话，问什么他们都答：“不知道”。轮流坐在我的门口，无事看毛主席语录，其实是“装模作样”。有时我要求到走廊散步，回答说：“为了你的安全不要出来”。夜间天凉，开门睡觉有风，要求把门关上，回答是：“为了你的安全不能全关”。为什么不能全关呢？因为关起门来坐在门外看不见室内动静，怕我自杀。
整整半年之久，看守人员未让我离开这间又潮又冷又阴暗的小房间半步。以后他们在门板中间挖了一个大洞，由外向内可以监视，才允许把门关起来睡觉。
总的来说，被关押起来以后，物质生活条件是很差很差的，行动限制是很严很严的，完全与外界隔绝了。长期享受高级干部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猝然下降到囚人的生活待遇，确实是相当不习惯的，没有一点艰苦奋斗精神，是不易忍受的。不过也并非苦得活不下去，活不好，至少也死不了。
每当觉得艰苦困难时，我就回忆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回忆抗日时，敌人频繁扫荡围攻，封锁蚕食和惨酷实行“三光”政策下的游击战争情景。那时连黑豆地瓜都吃不上，在山沟荒岭露宿是常有的事情。这样就会觉得目前的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有骨气的人，应是在一切逆境中微笑的人。
三、究竟为什么
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样天大的罪行而被隔离审查？老实说，对我们如此处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据说当时毛泽东讲过，“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等了十天，仍不见黄、吴、李、邱有谁出来向中央交待问题，因此采取了“九二四”措施。我相信周恩来是参加了“三巨头”会议（当时中央常委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人）决策的。但又期待我们交待什么问题呢？“九二四”特殊会议上，周总理讲话中，除了对黄永胜应交待什么没有指出外，对吴法宪指出：“空军下面被别人挖空了”，其意当然要吴法宪交待这个问题。对我指出：“要很好检查海军层层站队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过去有海军党委会议文件，向中央作了交待，毛泽东还表扬过写得好。同时这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般性的问题，与林彪逃跑，没有直接关系。对邱会作指出：“交待‘两华问题’”，此事底细我不了解，听说是与陈伯达有关的问题，而与林彪逃跑问题也无直接联系。把我们关起来，难道是上述问题没有检讨？没有交待？
公审之后我才大悟，当时毛泽东经过十天考虑后，确定黄、吴、李、邱的隔离审查，是在毫无根据和“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猜疑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决定的。理由其一，完全失去了对军委办事组的信任（以林立果伪造的林彪“手令”为据），其二，武断认为黄、吴、李、邱就是林彪“死党”，必定知道林彪逃跑和林立果暴乱的阴谋，但他们不主动交代（江腾蛟就主动交代了），其三，根据以上判断，防止发生“军事政变”。而“九二四”特殊会议上总理的讲话只不过是扣押我们的借口。
我又联想起毛泽东自“九？一三”事件后处理的三件事上，或许可以就我们为什么被关押的问题猜到一点眉目：
第一，要军委办事组成员离开西山办公，各回自己的家去住，名曰以防苏修突然袭击，实际上就是把军委办事组解散，防止发生“军事政变”。当时周恩来令黄永胜陪同他住人民大会堂，吴、邱各回空军、总后自己驻地，我经总理批准住京西宾馆。对这个决定，开始我隐隐有些感觉，但回头再想，反正我与林彪没有阴谋，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大不了中央可能要改组办事组。可是过了几天，看没有什么动静，又通知让军委办事组成员全部回到西山集体办公，这就使我麻痹起来，以为安然无事了。
第二，停止国庆游行活动。原来规定，当年的国庆仍然同往年一样，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群众游行和晚上观看焰火庆祝活动。由于“九？一三”事件发生，毛主席决定取消国庆游行活动，为什么取消呢？当然是为了防止意外和为了中央的安全。
第三，决定海军各舰队就近归大军区领导。过去各地空军是归就近大军区领导，而各舰队是归军委海军总部直接领导，舰队与就近大军区是工作指导关系。当时这个突然变化，我已感到是对我政治上的不信任和指挥权的限制，但我对决定仍表示同意和坚决执行。
总而言之，毛泽东采取“九二四”措施，我认为根本没有任何根据，既没有发现黄、吴、李、邱有什么发动“军事政变”的征兆，同时林彪摔死了，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企图也烟消云散。首都北京跟平常一样平静，全国特别是部队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军委办事组已回到西山照常办公，处理全军重大问题。但是毛泽东心里仍不踏实，似乎还潜伏着重大问题未被发现。因此等了十天，仍不见黄、吴、李、邱有谁出来交待报告问题，故采取“关押反省”措施，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军队领导的高度不信任。
为什么不在政治局提出责令黄、吴、李、邱“交待问题”呢？为什么那样轻率独断地不见“交待问题”就决定四个政治局委员的命运呢？
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71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召见当时正忙于接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基辛格的总参二部熊向晖副部长。熊以为是要汇报基辛格访华问题，而毛泽东却说“那个不忙”。毛泽东关心的是总参批陈整风小结会上，黄永胜讲了什么，他们讲没讲庐山的问题？熊向晖回答：讲了。并简要汇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毛泽东又问看没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大半年来，熊除了批陈，一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对毛的问题，回答依然是“没有”。毛泽东问周恩来：“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周回答，发了，军委和总参发了60多份。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毛泽东用手拍了一下茶几，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毛泽东接着说：“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1【注1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420—424页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第二版。】
这时正是毛泽东秘密策划批判并决心打倒林彪的舆论准备时期，这也可能是“九二四”把黄、吴、李、邱“隔离审查”的重要根据之一。
四、生活条件略有改善
为了使中央了解我被隔离后的一般情况，一个半月之后，我向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全文大意如下：
周总理：
被隔离审查已经快两个月了，我的问题审查是否有了初步结果？这仍然是我日夜悬心、坐卧不安的大事。我认为尽快地弄清问题，得出适当的结论，不论对我对党都是有利的。毛主席历来主张除了不可救药分子外，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这对像我这样犯了错误的人是深受感动的政策。
国庆节进行很顺利，北京没有发现不正常现象，解放军是稳定的，海军部队也是稳定的，证明我们并没有搞什么不轨行为，因此我提出如下要求：
第一、请求党中央尽快把问题查清，做出适当的结论。我虽然这样想过：“不能急躁、安静等待！”但在这种处境中，想不着急、安静等待，是不可能的。况且我的身体不好，性情急躁，也许不知哪一天就离开了人间。现在压力多么沉重，度日如度年，常常是通夜不眠。因此多么希望越快越好，弄清自己问题，解除痛苦。
第二、如果目前一时不可能把问题弄清，做出适当结论，那么我请求中央放宽政策，给我读书学习方便，给我身体锻炼和治疗方便，给我生活调济方便。请党中央放心，我绝对保证：不自杀，不逃跑，不行凶，不搞对党不利的任何活动。我有决心和勇气，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完全没有想到我的问题那么严重复杂，审查这样久的时间，仍无结果。但我并不悲观，自己的问题自己明白，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决心忍受。现在我把我所处情况，向您报告：
1、身体情况不好，心脏病经常发作，幸亏不是大发作，服点药、吸点氧，安静休息，就过去了。如果大发作，可能麻烦。这里有一位军医，是由化验员提拔起来的，医术不高，工作不认真，药物又缺少，对心血管病临时翻书应付，我对他信心不高。
2、我住的一间小平房，不足十平方米，是过去的马厩改成的，很潮湿，有积水，青蛙在水里跳来跳去，蚊子很多，睡的草垫子有草虫。又因房子很低很小，窗户又堵死，总觉得空气不够，心闷气短，不能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没有见过太阳，现在大地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了。
3、这里伙食是战士灶大食堂，此部队多南方青年军人，米饭太硬，菜太辣太咸，吃不习惯。特别是我住在营房南，食堂在营房北，现在天气冷了，打回来的饭菜是冷的。再是菜饭的花样变化不多，也不易适应。因为伙食不好，我也发过脾气，倒了不吃。我的体重下降不少，大腹便便不存在了，这对我来说也许是好现象。我有爬雪山过草地的思想准备。
4、每晚有八个小时睡觉时间，至少有三分之二时间不能入睡，有时通宵不眠。因此夜晚比白天更难过。军医怕我服安眠药自杀，所以给的安眠药很少，也可能不是安眠药，吃了同没有吃差不多。
5、这里有由排连干部组成的看守班，他们把我当成敌人管制，一切行动均受限制，隔离室同监狱牢房一样，具体问题我不想说了，人倒霉了活该！当官和囚徒自有天堂和地狱之别！
以上种种情况，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我盼望尽快结束这种状况。我请求改善现在的生活条件，放宽人身限制。能多活几天，看到自己问题的解决，那就谢天谢地！
李作鹏
1971年11月11日
1972年春开始，我的境况有了若干变化。
第一、整修房子。首先扩大了房间的面积，把我住的这间和旁边的一间房子中间的隔墙拆掉，两间变成一间较大的房间，面积扩大一倍，约有16平方米。同时用砖加高地基，再铺上一层水泥，使地面干燥、整洁了不少。并沿墙壁一周增修暖炕，保证冬天不冷。室内两个窗户，由我自己掌握打开或关闭。
第二、改善伙食。在我住的那栋平房内，拨出一间作小伙房，里面垒灶及购置炊事用具，在看守人中指定团军需股副股长管伙食（事务长出身）。小灶伙食标准，除在食堂一份战士口粮及油盐粗菜外，每天增加六角钱由临时炊事员掌握，购买稍好的细菜。那时通县猪肉八角一斤，活鱼五角一斤，由大灶改小灶，想吃点什么就作点什么，这样我的伙食就稍有改善。
后来我听说，毛主席曾有指示：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条件吃好。尊敬的毛主席，你在政治上毁灭我，你在生活上没有忘记“有资格吃好”。我虽然没有参加南昌暴动，也没有参加秋收暴动，但我参加了赣中农暴，打土豪分田地，参加了红军粉碎敌人各次围剿，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参加了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有资格吃好”，我问心无愧。
第三、可以自由在庭院内散步。什么时候到庭院散步都可以，愿意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不加限制。以后还允许我在庭院内栽花种菜，养鸡养兔。他们给我种子、工具、肥料和水源的方便。这样我可以劳动，可以消愁解闷，觉得日子过得愉快一些。
第四、照顾特殊嗜好。我长期有吸烟、饮茶的习惯，每月可以供给高级烟、茶。我本来喜欢烈性白酒，但进入囚室后，不能经常供给酒喝，过年过节或星期天，喝二两也是可以的。水果也大体上经常保持，质量差一点，勉强对付。
第五、可以自由看书写字。经周总理批准，看守人员到我家取来各种书籍百余部，文房四宝俱全，想看书就看书，想写字就写字，不加任何限制。如果书不够，他们可到通县图书馆借。由于这个条件保障，我看了一些书，多少有点收获。消磨时光的消遣作用更大。
第六、治疗有了保证。经周总理批准，保持原来在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疗关系。由两个医院组织联合治疗小组，曾到我驻地对我进行身体全面检查。并规定心脏病发作，只要他们接到报告，即可前来抢救。凡所需的药品，到北京医院或解放军总医院领取。
1973年初秋，可能是因为中央处理我们党籍问题的文件传达到了基层，（1973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审查报告》，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等八人的党籍。）我的处境突然发生了变化。小厨房停伙了，仍然到食堂打饭吃。原来给我的蚊帐、凉席、电扇等一律撤销。庭院的围墙加高加厚，看守人员增加冲锋枪，如同面临大敌。两个多月之后，也不知为什么又变了，小厨房重新开伙，看守人员态度也转好，又为我从市场购买新的蚊帐、凉席，总之又恢复了原来的待遇。由于我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所以这反反复复的做法搞的我莫名其妙，也不便打听，只好一切任人摆布。
由于上述情况的改善，比较开始时，我的心情要好一些。虽然过着特殊的囚犯生活，但是政治问题迟迟未作结论（其实已作结论，只是未向我传达），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并未减轻。“九二四”（被关时间）后，我始终认为，不管中央如何隔离审查，我的问题毫无理由构成敌我矛盾。
五、学习与锻炼
在被关押不久，我就写信给周总理，表示要认真读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学习一点历史知识，并且想看一点文学方面的东西。因此要求将我家中的存书给我一些，总理批准了我的要求，凡我所要的书籍都给我送来了。这不仅给我提高理论知识水平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给我消愁解闷也提供了方便条件，读书已成了我囚中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在1972年到1976年共五年的时间内，毛著五卷（第五卷送审本也送来了）及中央规定高级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30本书，每本至少通读了一遍，例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马列著作。甚至连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化历史观之发展》及《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书也通读了。
若问读懂了没有？收获如何？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开卷有益”，读比不读好，多读一遍比少读一遍好。毛主席说共产党宣言他看了有一百遍以上，还没有完全读懂。按照我的政治水平、知识程度、理解能力，对任何一部马列著作，通读一遍就说读懂了，那是吹牛。读一读，想一想，品品其中滋味。觉得有味，就可能稍微懂一点，滋味愈浓，可能懂得更深一点。不觉得有味，甚至越看越昏昏欲睡，则等于白读，白浪费时光。我读书的习惯是不求快，而求品味。看不懂，品不出滋味的书或段落，干脆掩卷不看。待看了其他的书或段落，也许能触类旁通，顿开茅塞，再看就可能看懂了。年已花甲，过时又忘，不知说的是什么，是常有之事。
在以学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为主的情况下，我还读了若干历史书籍。例如：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联共（布）党史、史记、汉书等等。还读了一点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及近代小说，也涉猎了一些外国文艺小说。大体上每天读书约四个小时。其他时间是休息，看报纸和参考消息。有时写写毛笔字来消磨时光、调剂生活。“幸有书本来相伴，我在书中寻欢乐”这句话，可成为当时我读书心情的概括。
由于我的心脏病已有多年病史，不时发作。除此之外我身体并不坏。一方面随时准备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离开人间。另一方面加强身体锻炼，争取延长寿命，争取看到自己问题有公正结论，则死也瞑目。为了随时准备因心脏病突然死亡，我不但写有遗书交代子女，并写了一首自言自语的《凭吊子虚诗》。现抄录于后：
呜乎子虚！久病殒亡。生死永诀，旧谊怀伤。
思今抚昔，源远流长。悲痛哀歌，泪雨横淌。
吊君赣江，青少好强。耕读渔樵，玩刀弄棒。
农暴蜂起，挥戈离乡。北上迎敌，兵临南昌。
吊君壮力，鹏飞万里。东征西讨，枪林弹雨。
五次“围剿”，四次胜利。雪山草地，从未垂翼。
吊君抗战，波澜壮观。纵横华北，驱寇反顽。
游击齐鲁，还我河山。八载硝烟，两创半残。
吊君东北，卧冰爬雪。三下江南，辗转连捷。
反攻会战，更未逊色。鸡鸣天晓，入关华北。
吊君南下，鞭加快马。鄂赣曙光，粤桂彩霞。
大江横渡，琼海直跨。扫平中南，直捣天涯。
吊君兴学，利刀重磨。英雄云集，拜师苏俄。
日夜辛苦，白发增多。五载春秋，桃李远播。
吊君北京，背负千斤。埋葬教条，惊雷梦醒。
东南海防，飞舟腾鹰。歼敌窜犯，美台心惊。
吊君文革，披星戴月。三支两军，岭南塞北。
匡山妖风，天昏地黑。路线错误，身败名裂。
吊君禁锢，愁云惨雾。是非黑白，心中有数。
任凭千钧，等闲万苦。鲜血可流，人格拒辱。
哭君永逝，往事重思。飞祸横灾，池鱼失制。
哀君情切，愁肠百结。神州安定，堪慰误解。
历史教训，牢记深刻。呜呼痛哉，泣歌长绝。
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这是我的人生观。几十年的斗争历史，成千成万、成万成千的人，为革命牺牲了。我也是从战场上，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点也不夸大。1947年在东北战场夏季功势中的四平之战，我1纵部队在战场上伤亡一万三千多人，其中牺牲五千多人。1948年辽沈之战，为堵击廖耀湘兵团向沈阳撤退，我6纵16师有九个连队几乎完全打光了，每连只剩下几个未上战场的炊事员。类似苦战、血战我还可以举例若干。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我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我已经活60多岁了，我可以死了，我可以瞑目了。为革命而死，为党为人民利益而死，在所不惜，视死如归。
随时准备死亡是次要的，绝望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更重要的是争取多活几年，看个究竟，看个明白，然后再死亦甘心。因此我特别注意加强锻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又小又低的囚室里活动不开，就原地跑步，原地做体操，原地打太极拳。后来限制放宽，可以到室外活动时，那就更方便了。加上栽花种菜劳动，这样我的身体状况才没有更快恶化。否则我的身体早垮了，早完蛋了。生活就是战斗，有人想摧残我的身体，我就锻炼自己的身体。有人希望我的生命极早毁灭，我就偏偏争取多活几年。有人不准我见阳光和呼吸新鲜空气，我就千方百计打破这个限制。
既不怕死，又随时随地争取多活几年，这是我当时的人生哲学。病魔就像蛀虫一样无情地把身体蛀空，使身体愈来愈虚弱。对病魔要同战场上的敌人一样，你软弱它就强硬，你强硬它就软弱，你退却它就进攻，你进攻它就退却。但要实事求是，蛮干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