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
一、在修改宪法小组工作期间
“九大”之后，全国形势逐渐稳定，各级党政领导机构逐渐恢复。
1970年3月初，汪东兴回京（毛主席此时在外地），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在会上，汪东兴说，毛主席最近提出，并请中央政治局研究几个问题：一是要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二是要修改原宪法；三是制定“四五”经济建设计划；四是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战备工作。
汪东兴还传达说，关于宪法修改中，要不要设国家主席问题，毛主席说：“我的意见是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中也不要国家主席这一节了，我也不担任国家主席，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根据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决定：以周恩来、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华国锋等负责制定“四五”经济建设计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等负责修改宪法。黄永胜领导总参，负责起草防止苏修突然袭击的“三北”战备方案和起草战备工作报告。
修改宪法小组于1970年3月中旬开始工作。
修改宪法小组首先集体研究了我国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规定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了第一届国家主席。1959年以后，刘少奇连任两届国家主席。在文革中，一些外事活动的场合，董必武也是以国家代主席的身份出面。
从建国以来的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看，设国家主席在国与国的外事国务活动中是有必要的。因此，修改宪法小组在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如不设国家主席，原来属于国家主席职权的问题、国家元首的身份问题，还有国与国之间互访和互访中的接见等国务活动问题，均不好处理。
据我所知，林彪最初的主张是两点：一是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名正言顺。二是他自己既不担任国家主席，也不担任国家副主席。
毛主席和林彪，关于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不同意见，起初并没有引起修改宪法小组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们的特别注意。我们还是钻在宪法修改后，其功能和实际作用的圈子里打转转，并站在这个角度看，是设国家主席好呢，还是不设好呢。谁也不清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
当时，政治局在研究修改宪法小组意见时，多数人还是认为在宪法草案中应保留设国家主席一节，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总理就是支持这一观点的。他曾认为，从国家机构的组成形式上，应该有国家元首。
4月中旬的一天，林彪就设国家主席问题向政治局提出了三点意见。大意是：第一、赞同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主席兼国家主席；第二、国家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第三、他自己不担任国家副主席。
第二天，周总理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将林彪的三点意见给政治局委员们传阅。会上，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同意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周总理也是同意林彪建议的。
但是此前，毛已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和自己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因此政治局决定，修改宪法小组写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设国家主席，第二方案是不设国家主席。两个方案写好后，由政治局讨论选择。
不久，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对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底，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他借古喻今地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要把他放在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
6月底，修改宪法小组将两个方案写成后，分送毛主席及政治局各位委员。政治局还没有开会讨论前，毛主席就第一方案（设国家主席方案）指示：“如果设国家主席，我不担任国家主席，你们从工农兵中去选人。”
7月初，周总理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时，根据毛主席这个批示，基本否定了设国家主席的方案，并指示修改宪法小组在不设国家主席的那个文稿基础上继续修改。修改之后，再分送毛主席和政治局各位委员审查。
当我们知道了毛主席在设与不设国家主席问题的前三次批示和讲话后，已意识到，毛主席已决心在新修改的宪法中不保留设国家主席一节，自己也不但任国家主席。但从国家机构形式而言，又无法解释“不保留设国家主席一节和不设国家主席”到底比“设国家主席”好在那里。
7月中旬，在周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形成决议，通过了按毛主席意见，不设国家主席的宪法修改草案。
这里，我想多说几句。“九？一三”事件前，毛主席在南巡讲话时说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分裂党，急于夺权”，“九？一三”事件后更把设国家主席问题定为“反党政治纲领”。
我至今想不通：
第一、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期间，在修改宪法小组工作期间，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包括林彪和叶群本人）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更不要说“急于”想当了。只知道林彪有两次建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并遭到毛主席的反对。同时，林彪也两次表示他不担任国家副主席。毛、林的不同意见，就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分裂党”吗？当上了这个有职无权的国家主席就是“急于夺权”吗？那么政治局在讨论时，多数人认为在修改宪法的草案中保留设国家主席一节，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也是“急于分裂党，急于夺权”吗？林彪建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而自己不担任国家副主席怎么就成了“反党政治纲领”呢？
第二、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得到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而作为毛泽东个人，多次否定政治局多数、甚至政治局常委多数的意见，是不是违反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呢？是不是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呢？是不是全党要服从你毛泽东个人呢？
第三、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有根据吗？当时的国家主席只是个“虚职”，而林彪当时的地位是党内排名第二的人，位高权重，有必要争那个“虚名”吗？国家主席的工作当时主要是友好国家间的“迎来送往”，林彪身体不好，最讨厌此事。他连上天安门都当成负担。我所看到的“根据”只有一条，那就是吴法宪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交代称：叶群告诉他“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2007年初，我看到在吴的回忆录中，对这句话做了重要更正，此话不是叶群所讲，而是汪东兴的话。是程世清把汪东兴在二中全会前夕讲的这句话传给了吴1【注1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88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此类说法。
第四、我所亲耳听到的，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人是毛泽东，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原话是：“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怎么一年后，毛泽东的说法就变成了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呢？
修改宪法方案经过多次反复，于7月中旬基本定稿了。其它两个文件也有初步头绪，因此毛主席提议于8月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地点庐山。议程三个：１、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２、讨论通过“四五”经济建设计划；３、讨论通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战备工作。
1970年6月下旬，中央决定，以黄永胜和我为正、副团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参加朝鲜庆祝“六？五”祖国解放日庆典活动。
访问期间，我们和朝鲜政府、军队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多次会谈。有大型的政府之间的会晤，主要是黄永胜负责谈我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问题，也有秘密的小型会议，主要是我先听取朝军方所需的军事援助问题。
6月24日，朝鲜金日成主席接见了中国政府代表团。6月2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朝方组织的盛大庆典活动。
大概因为此次出访，我对朝鲜军方提出的军事援助项目比较熟悉，第二年，朝鲜吴振宇大将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由我陪同。
当时在中央，我还协助康生处理山东问题，协助周总理处理徐海地区问题。再加上北海舰队党委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从朝鲜出访回国后不久，我提出在二中全会之前，到山东走一趟。康生首先同意。以后我又向周总理提出，总理也同意。
这样，在8月初我就先到了青岛。
到青岛后，我利用几天的时间同北海舰队的领导开了几次党委会，互相进行通气，交换意见。之后又到驻青海军的部队看了看，与基层同志开了几次座谈会，又走马观花式的看了青岛市若干工厂。并应军队和地方同志的要求，向全市部队和地方县团以上干部讲了一次话。
在青岛停留约一周后，我转到连云港。看了看连云港一般社会和生产情况。那个地区过去武斗很厉害，群众对山东王效禹特别仇恨，公路沿途两侧电线杆和大树上，到处都绑着用稻草及废纸扎成的形象丑陋的草人，均写明“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王效禹”，进行当街示众。由于连云港地区属于江苏，群众敢于同山东王效禹对抗。
8月14日我到达徐州，15日听取徐州地区驻军和革委会的同志汇报情况，大约上午10时半，黄永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修改宪法小组发生很大的争论，吴胖子很孤立。”要我立即回北京。我的原订计划，不得不半途而废，当天下午就回到北京。
那时我们都住在西山，我很快就到黄永胜驻地，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性质的争论。黄永胜告诉我说：“昨天修改宪法小组开会，张春桥公然反对‘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说这是一种讽刺。同时反对在宪法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吴胖子慷慨激昂地批驳张春桥谬论半小时之久，批得他们哑口无言。”稍停了一会儿，黄永胜又说：“现在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
我听了这番话之后，一方面佩服吴胖子还有两下，同时也感到有些突然。过去我参加修改宪法小组的多次会议，虽也有过争论，但从没有发生如此激烈的争吵，怎么现在突然出现这种形势？
到了7月下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中，讨论“八？一”建军节发表的社论时，张春桥指着文稿说：“我不同意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谛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江青帮腔说：“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张春桥又说：“应改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
当时黄永胜立刻针锋相对的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谛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不仅是中央早已确定的对外宣传的口径，也完全符合人民解放军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绝对领导和指挥下的实际情况。”吴法宪、我、邱会作等政治局其他人都同意黄的意见，不同意改。
我见总理对黄永胜的讲话也是点头同意的，但为了慎重起见，总理说：“这个问题我准备请示毛主席。”以后我们看到毛主席批示：“按照原来提法不变”。
以上这两个问题，虽然在“八？一”建军节社论中仍“按照原来提法不变”，在之后的政治局讨论中决定在宪法草案中也仍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张春桥的两次发难，在我的思想中是重视的，我感到“九大”后，江青和“上海帮”一伙将矛头指向林彪，并连续不断的向林彪发难，有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二、上庐山之后
在北京停了三四天，我和邱会作同乘一架飞机赴庐山，此时吴法宪已先去庐山，指挥飞机接运各地开会的中委。中央决定黄永胜留在北京看家。
到达庐山后，林彪、叶群和我们军队几个政治局委员，均住在福州军区疗养院。上山后，一直没有开会的消息。
8月21日，叶群兴致很高的邀请我们去游山玩水，观景照相。庐山确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称，但我上过庐山多次，对此不太感兴趣，只是相陪。叶、吴、李、邱共一部小车。摄影员、保卫员共一部小车，庐山主要风景区均去了。
叶群边走边和我们说：“这次到庐山就是一边开会，一边休息。过去我们都没有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又说：“这次全会内容不多，主要是通过新修改的宪法，研究‘四五’经济发展计划，加强战备工作。全会后，就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了。”
叶群知道我刚由山东回来，就问我有关山东情况，我简单地谈了山东和徐海地区的情况。之后，她又问我知道不知道修改宪法小组争论问题，我说黄永胜告诉我了。她说，是她要黄永胜把“老海”叫回来的。（因我在海军，故称我“老海”）
我们边走边闲谈边看风景，心情都不错。摄影员每到一处风景点，都给我们照几张像。至今，我还保留着几张当时留下的合影照片。
散步个把小时后，我们就返回了驻地。
上山后的最初几天，确实没有多少事情，我主要是处理秘书送来的文件，有时也与到我住处的海军中委谈谈部队的情况。
三、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
8月22日下午，在毛主席住处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了全会的开法和安排。
8月23日下午全会正式开幕，主席台上坐着毛、林、周、陈、康五位常委。由毛主席主持会议并宣布开会，周总理宣布了会议日程。
林彪在开幕式上做了长篇讲话。我和绝大多数中委都认为，这是林彪代表中央作的开幕词。
可以听出林彪是离开讲话提纲的即席讲话。讲了一点多钟头，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他一贯的对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评价，是冠冕堂皇的，找不出多大错误，既拥护会议目的和任务，也拥护宪法修改草案，同时没有再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在这篇讲话中，除了同意在宪法修改草案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外，只有一小段话讲的是关于毛主席天才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把毛主席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最高统帅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必要”。又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发展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起码原则，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
其实这一小段话一带而过，知道内幕的人，当然懂得其意思，不知内幕的人，只当耳边风，一闪而过，没有在意。所以在林彪讲话结束时，会场爆发出长久热烈掌声。
毛主席宣布散会后，大家退出小礼堂。叶群把吴、李、邱和汪东兴拉在一起，走在人群后面，以后又把陈伯达也拉在一起，悄悄地对我们说：“林彪原来没有准备讲话，是临时准备的，林彪的讲话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他先到小礼堂休息室等待毛主席到来后，让我在门外站岗放哨，不让别人进去，林彪就将要讲话的主要内容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林彪讲，但说不要点名。”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对林彪讲话内容的正确性，更加相信无疑。
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原拟编组问题和第二天开始讨论“四五”经济发展计划等问题，但汪东兴、吴法宪却建议把林彪讲话录音再播放一次，加深大家的认识。主持会议的周总理同意，并确定次日（24日）上午在小礼堂放林彪讲话录音，下午开始分组讨论。
第二天上午全会在小礼堂听林彪讲话录音时，也没有听说有人发现讲话内容有什么问题。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会场情况，大家情绪很平静，听的很认真。录音听完了，大家热烈鼓掌。
四、分组讨论
24日下午分组讨论，我和叶群参加中南组。临开会前，吴法宪转给我一份陈伯达搞的有关论天才的几条语录。当时，小组会上的发言者内容都比较一般化，一致拥护林彪讲话。有的年轻中委旁敲侧击，顺带提到老同志应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新鲜事物，努力保持晚节等等。
下午的小组讨论快结束时，我做了一个表态性的简短发言。主要也是拥护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我在讲话中曾笼统地说了一句：“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毛主席是天才’我认为完全正确，反对提‘天才’是不对的。”在我的发言中既没有点名，也没有引用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当天下午中南组的讨论很平静。
除华北组之外，其他各组情况大同小异。
据我所知，陈伯达、汪东兴参加华北组的讨论，他们讨论情况很特殊。陈伯达在发言中，点破“有人”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说成是一种“讽刺”；“有人”反对在宪法上写“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
在汪东兴的发言中，他说“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完全同意陈伯达同志的发言”。他又说：“宪法肯定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非常重要，这是宪法的核心，是灵魂”；“现在我们党内仍有阴谋家、野心家，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坚决斗争到底！”
发言中，汪东兴还突然脱离对林彪讲话的讨论主题，说：“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是中央办公厅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建议修改的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又说：“有人不仅不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陈伯达插话说：“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一定会手舞足蹈，非常高兴。”
如果说陈伯达的发言是挑明了中央“有人”反对“三个副词”，那么汪东兴的发言，除坚决拥护林彪、陈伯达的发言外，又完全违背政治局早已通过的决议，在华北组突然提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强调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因此，实事求是地说，林彪的开幕式讲话用了很少篇幅谈了他对“三个副词”的理解和态度，知道内幕的人也清楚，林彪的这段讲话是有分寸的，完全符合毛主席“不点名”要求的批评了张春桥的论点。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则是借林彪开幕式讲话点了一把“有人”反对“三个副词”的火，而汪东兴的发言，除在陈伯达发言的基础上“借火泼油”外，则更是借林彪开幕式讲话，另点了一把与林彪讲话毫无关系的“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火。两把火在华北组烧了起来。
会议秘书组把这些内容写成当天华北组的简报，于当天深夜，由李雪峰、郑维山、解学恭、吴德签字印发全会。
8月25日早晨起床后，秘书就把收到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送给我，当我看完了简报，不觉吃了一惊。
简报说：“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地愤慨，……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简报中还说，小组会上，大家一直拥护和赞成汪东兴提出的，宪法中要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和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的建议。
我拿着简报反复看了几遍。边看边想：汪东兴的发言，强调设国家主席问题，为什么这样突然又采取这么尖锐地方式提出来呢？这不是故意违背政治局决定与中央唱对台戏吗？而且，设国家主席问题与“有人”（指张春桥）反对“三个副词”并无直接联系。
汪东兴的发言，我当时就很反感。我在参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工作期间，知道毛主席多次表示不愿担任国家主席，林彪也两次申明不愿担任国家副主席，政治局也已通过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决议，林彪的开幕式讲话中，也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汪东兴处于什么想法、什么目的，在中央全会上突然又提出设国家主席问题呢？当时我真是不理解。
由于汪东兴的特殊身份，他的讲话迷惑误导了一大批参会的中委。
早餐后，我仍到中南组参加讨论。此时，人人都看到了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大家情绪非常严肃，非常紧张。对陈伯达、汪东兴所指的“人”，也非常愤怒。会议气氛与24日下午的小组讨论完全不一样了。
讨论一开始，中委们就争先恐后的报名要求发言，每人发言态度与昨天下午情况也完全不同了，有点像红卫兵那样，声音大，调子高，措词激烈。“机关枪”、“大炮”、“刺刀”、“手榴弹”同时使用，形成一场闻风起哄的混战，大家群情激愤地“一定要揪出阴谋家、野心家，揪出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但具体斗争目标是谁，要达到什么结果，谁也不清楚。尤其是那些壮年中委，他们火气特别大，极左思潮异常浓厚。
中南组有一批老一辈的革命家，例如：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蔡畅、张鼎承等等，他们经历多，见识广，比较沉着稳重，虽然也有上当受骗讲错话的，但多属于一般性质。
午餐后，我准备再去参加下午的讨论。吴法宪到我驻地同我和邱会作两人打招呼（邱住在我的隔壁）。主要讲了两点：１、汪东兴来电话说，设国家主席问题，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一定要坚持。２、汪东兴让我（指吴自己）向空军中委打招呼，要他们在小组会议上积极发言表态。让你们（指李、邱）也应向海军、总后中委打招呼，要他们积极发言表态。
我听了汪东兴的传话以后感到，虽然汪在主席身边工作，知道的事情多，但可以肯定这个意见是他自己的。因为国家主席问题，我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和决心，为什么还要去干扰？我决心坚持不再提。关于向海军中委打招呼，他也是没有道理的。中央委员不是你海军的私产，也不是你的下级，你和他们都属于中央，只有中央有权指挥，你有什么权力去指东道西，干扰中央。因此我没有跟海军任何中央委员打招呼。
这里，我还要提一下汪东兴。我和汪东兴虽同是江西老表，但并不熟悉。“九大”后，我到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工作，才与汪东兴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虽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经常不参加政治局会议）。
记得大约是1970年春，汪东兴曾邀请黄、吴、李、邱到他中南海的家中做客。当时汪对我们讲了毛、江关系，他说：“主席对江青有讲话，主席说：‘江青，我也不说她很好，也不说她很坏’。”又说：“主席和江青的生活关系不好，长期分居两处，主席住某某处，江青住某某处。主席到外地视察，从来不带江青”等等。汪东兴又谈到主席对样板戏的看法，他说：“主席对样板戏有批评，样板绝对化了，现在不再提样板了，改叫革命现代戏”，“样板戏中，主席只喜欢沙家浜，说沙家浜还有些故事情节”等等。谈话中，汪东兴透露了不少毛泽东与江青工作与私人的关系。
之后，汪东兴的话题又转到了修改宪法中，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他说他拥护林彪建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他又说他和陈伯达在家中谈话，“陈伯达不是坐在沙发上，而是躺在沙发上与我谈话。”以表示他与陈关系的密切。
与汪东兴的谈话，多数时间我们只是听，没有更多的插话。当时我感到：第一、汪知道不少外人极少知道的毛、江关系；第二、他对江青是反感的，是支持陈伯达的；第三、他坚决拥护林彪，坚决拥护设国家主席；第四、他所以向办事组的人谈这些事，也是在表示，他完全同意军委办事组抵制和反对江青抓军队的指挥权。他还说：“我经常与叶主任（指叶群）通电话，通报情况。”
闲谈中，汪东兴突然对我说：“我的几个孩子，有的在陆军当兵，有的在空军当兵，都表现不错，只有在你们海军当兵的儿子，不知为什么，党也入不了，五好战士也评不上”。我知道这是他对海军的不满意。
文革初期，确实有不少部队的老同志找到我，要求解决子女当兵的问题。我当时的态度是：想当兵是好事，凡是愿意到海军当兵，又符合条件的，海军都接收（汪儿子到海军当兵不是通过我）。但入伍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事后，我让海司军务部查了一下，知道汪的儿子叫汪春平，在北海舰队的通信站做报务员。我把情况告诉了舰队领导，不久，舰队领导向我报告，已将汪春平调到快艇支队导弹快艇大队，又过了一段时间，汪的儿子不仅入了党，还提了干部。
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他的政治地位是很重要的，他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很微妙的。我认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直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应该忠于毛主席，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但是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他的言谈始终与毛主席再三强调的“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驰。在庐山会议上他更是突然发难、煽风点火、上下串联、极尽能事，违背毛主席的意图，歪曲林彪的本意，推翻了政治局的决定，利用了参会中央委员的热情，直至将庐山会议演变成埋葬林彪和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坟墓，汪东兴真是首恶元凶！我直至今日不明白他的动机与目的。当毛泽东后来痛批林彪、陈伯达设国家主席是“反党政治纲领”时，他摇身一晃，成了无事人一样，事后仅轻描淡写地检讨一番就过关了。在汪东兴的问题上，我真的搞不明白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真相、真实、真理。“九？一三”事件后，他又爬上了中央副主席的位置。1997年，他竟然写了一本《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利用他的高位，对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事情，扯下弥天大谎，隐瞒自己的错误，蒙骗全中国人民。对于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党竟然听之任之，到底为什么？至今在我心中仍是个谜。
25日下午，继续参加小组会讨论，我先到，叶群后到。我看下午会议情况仍同上午差不多，觉得“温度”太高。因此在叶群来到后，我就在沙发茶几上的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字“降温”。她看了片刻后，就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就同当时主持会议的召集人曾思玉、刘兴元建议，让几位老中委提前发言。这样会议的激烈紧张气氛略有缓和。
离休会还有约一小时，我发言了。我的发言是按照“降温”精神表态的，没有按照原来准备的内容讲，所以陈伯达搞的有关天才语录，一条也没有采用，并且尽量缩短时间，只讲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主要是拥护林彪的讲话，紧跟林彪开幕讲话的调子说：“党内有股反马列主义、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同时在插话中也讲了：“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也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最后是叶群发言，她讲的时间比较长，引用了大量陈伯达摘录的语录，证明天才论观点的正确，并慷慨激昂地说：“林副主席所讲毛主席是伟大天才的话，坚决不能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收回！”
宣布休会后，叶帅小声问我：“点名不点名？”我回答：“不点名。”接着曾思玉又纠缠着追问我：“究竟是谁？”我说了两个字：“东方。”
当晚深夜，大会秘书组把中南组当天讨论情况的简报整理好了，曾思玉派人送我审阅。这个简报一般地反映了小组讨论情况。在简报的最后说了一句“叶群、李作鹏发言，另外整理”。我看后，把“叶群、李作鹏发言另外整理”之句删掉了，并给叶群写了一个便条，连同简报一起送给叶群过目。便条的原文如下：“叶群同志：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地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过目。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
因为我感到华北组的讨论精神与林彪发言的精神不合拍，与主席的态度也不符。在当时小组讨论时，我的发言，是否有过火之处，有些吃不准和隐隐的担忧。对于叶群的做法，我内心并不是很欣赏，她的背后是林彪，任何时候都应该稳妥为好，故而写此条。
其实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的指导思想是：1，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不再提“国家主席”问题；2，我反感搞串联的做法，我没有联络任何中央委员搞什么动作；3，我有自己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原则，不会随随便便地跟着跑。不论什么“表忠心”还是什么掉眼泪的过分举动，我从来不搞；4，对自己的言行要负责任，敢做敢当。
其他各组讨论情况大体与中南组相似。据说，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也非常激愤，边讲边哭，引起不少人一起掉泪。主要讲的是修改宪法中，有人反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提法，及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与吴法宪所讲的内容基本相同。康生在西北组，听了邱会作发言后，还称赞说：“你读了不少马列的书，水平高。”
晚上政治局开会时，周总理也对邱会作说：“你今天在西北组放了一炮！很有分量。”（邓颖超在西北组，可能是她向总理反映的情况）邱会作以点头作回答。李先念紧接着问：“是批评谁呀？我怎么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当时谁也没有回答先念的疑问。
五、全会休会
25日下午，毛主席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除中央常委外，各分组召集人均参加。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具体情况不了解。据说，毛主席严肃地批评了陈伯达：“不请示报告，在华北组发难，搞突然袭击，搞分裂活动”；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了九大精神，违背了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问题了，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会议决定各小组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六号简报。毛主席要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进行检讨。当时我仍在中南组参加讨论，我和叶群发言后不久，小组召集人（大概是曾思玉）回来后宣布：“立即休会。什么时候复会，听候通知。”其它什么也没有说。人们的思想情绪立即发生变化，猜测为什么突然休会？为什么不说明休会原因？各人有各人的考虑和估计。
从26日开始，全会休会。在休会期间，各组均未进行集体活动，大部分中委在住处反复阅读会议各种文件，独立思考问题，思考会议形势，思考自己在小组发言中的正确和错误程度，也思考其他人的发言内容。也有部分壮年的中委，他们性急坐不住，仍然保持红卫兵互相串联的某些老习惯，到自己上级、或到小组召集人或相识的朋友那里，探听“动静”，打听消息，了解究竟发生什么性质问题，交换对会议形势的看法。
在休会期间，毛主席尤其忙，不少老一辈革命家要求去看望他。据许世友和我说，他见了毛主席，问候毛主席健康情况时，毛主席说：“目前这个问题把我的手脚都整得发凉。”
据我所知，在休会期间毛主席处理的主要问题有这样几件：
第一、找林彪谈话，批评了林彪性情太急躁。并说：“对张春桥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再观察两年呢？”林彪当即承认毛主席批评正确，检查了自己性情急躁的错误。
毛主席指示林彪，要他召集一次小型会议，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参加，主要批评陈伯达，教育其他人。林彪很快（大概是8月28日）在他的驻地召开了这个会议。首先谈了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并作了自我批评。林说毛主席批评他，对张春桥为什么不可以再看二年，批评是对的。同时批评了陈伯达旧文人、旧知识分子习气很大，清高散漫，文人相轻。最后讲了几句：“解放军要特别谦虚，防止骄傲，军队要同地方搞好关系，老干部要注意团结新干部。”
第二、要黄永胜立即上山。全会召开之前，经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决定黄永胜在北京看家。黄永胜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上庐山参加会议，总理没有同意。现在庐山出了问题，牵连到解放军，因此毛主席决定黄永胜立即上山。黄永胜到达庐山后，当天就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略谈了会议情况，重点是批评了解放军有骄傲情绪，“背上背了两个大包袱，一个是打仗有功的包袱，一个是支左有功的包袱，经常在这两个包袱上滚来滚去”。
黄永胜上山后，在林彪那里得知，康生曾到林彪那里说：“吴法宪报告的关于修改宪法小组所谓‘天才’问题、‘指针’问题的争论，根本没有这回事，是吴法宪扯谎进的馋言。”林彪回击康生说：“吴法宪这个人我观察了二十多年，还没有发现他扯过谎。”因此黄永胜告诉吴法宪说（当时我和邱在场）：“这个问题，你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是扯谎，否则林副主席开幕时的讲话，就站不住脚。”
第三、找陈伯达谈话。休会第二天（26日）我们接到陈伯达电话，请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他驻地去有事相谈。我们到齐后，陈伯达说他刚从毛主席那里谈话回来，已经报告总理同意，向你们传达一下毛主席对我的批评。这时他的情绪似乎有些恐慌，加上满口福建方言，说得越快，我们越听不懂。因此他就一边讲，一边写，大意是毛主席批评了他搞宗派分裂，参加了军事俱乐部。但毛主席态度很好，离开时毛主席面带笑容的和他握手。经毛主席同意，他又见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征求批评意见，康生批评他把林副主席绑在自己战车上。
当时我听了之后，最深刻的感到“军事俱乐部”这个提法意味深长，思想震动很大，估计可能要牵连相当一批干部。后来事实证明，这并非杞人忧天，果然未出所料。
第四、8月31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严肃批评陈伯达唯心论的先验论，及煽风点火，制造分裂，进行突然袭击，唯恐天下不乱。这是一篇短短的、但具有重大作用的文章。文章中还多处把林彪和毛主席拉在一起，用“我和林彪同志认为”如何如何的口气，似乎两人意见始终“一致”和“亲密无间”，迷惑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为了使读者正确了解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很好配合的领袖。这里例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的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们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这是唯心论、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起，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在休会期间，政治局会议更加频繁，讨论处理日常许多重大问题。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几个问题是：
第一、决定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三人要向全会做出认真的检讨。当时吴法宪思想压力特别大，心情紧张急躁，自己写不出检讨提要，秘书帮助写，又写得不像样子，很难过关。我和邱会作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安，因此利用一个夜晚，同吴法宪共同商量检讨内容。把检讨轮廓确定后，由邱会作亲自执笔，我就回家休息去了。邱会作写成后，又把我叫醒，修改定稿。
8月底，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首先听取陈伯达的检讨，因为陈伯达讲话多数人听不懂，张春桥自告奋勇充当翻译。陈伯达讲一句，张春桥翻译一句。陈伯达检讨完毕，接着吴法宪、汪东兴作检讨。主要是念稿子，时间都不太长就念完了。以后有若干人发言进行批判，即算初步通过。会议结束时，江青等“上海帮”特别兴高采烈，连走路都不像一般走法，简直像跳快步舞一样向前跳。他们鱼贯而行，满脸春色，同每个参加会议的人握手。
第二、讨论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9月初，这次政治局会议是由林彪主持的，讨论虽然严肃认真，但并不很深入。多数是表态拥护，联系陈伯达进行批判。我原来打算除表达拥护之外，还想作点自我批评。黄永胜知道我的意图，临开会时劝我不要急于作检讨，因为叶群没有作检讨的准备，我与叶群又同是在中南组发言，如果我作了自我批评，势必迫使叶群作自我批评，使叶群陷于被动。我接受了黄永胜的劝告，在我的发言中，取消了自我批评那一段。
第三、决定成立会议公报起草小组。会议开始时，政治局会议指定由陈伯达负责组织几个人起草会议公报。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经毛主席批准决定改为由康生负责，张春桥、姚文元、叶群和我组成起草小组。实际上我只参加了两次讨论，一次是在康生住处，讨论公报应写些什么内容。根据毛主席说的：“这次庐山会议闹了一个大笑话，什么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什么是唯心主义先验论，都搞不清楚。因此公报重点应提倡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指示精神，确定了公报基本内容。另一次是公报草稿写出来之后，几个人在一起，逐字逐句逐段审查定稿。
在休会期间，政治局若干委员的活动也很忙碌。康生和江青很快把各组记录集中到他们那里进行审查。康生看了陈毅发言记录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公然骂陈毅说：“这个老反革命，嗅觉真灵，遇有机会就跳出来”。当他们没有查到叶群的发言记录时（叶群把自己的发言记录已取走了）立即报请总理迅速追究。
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问叶群：“你的发言怎么收回了？”叶低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我：“你的发言收回了没有？”
我说：“没有。”
毛说：“那你是‘英雄’。”
此时康生指着我插话说：“你的发言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内容是尖锐的。”
我知道，毛对我的发言也是不满意的，而康生则是兴灾乐祸，落井下石。
“上海帮”的几个人经常在一起研究会议形势，研究各种对策。吴法宪检讨后，办事组的几个人，也常在一起议论会议形势，估计可能出现的后果。叶群甚至担心别人来抄她的家，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保住林副统帅。她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锅里有米小锅里就有饭。”
六、全会复会
休会一周左右，大约于9月初，又恢复了小组讨论。讨论中心是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并联系实际批判陈伯达。不但批陈的天才论，同时联系陈过去历史上所犯错误，系统地批判，也就是算总账。总理、康生对陈伯达的历史情况比较了解，由他们到各组讲话，介绍材料。我亲自听到周总理在中南组的讲话。总理从1957年陪同毛主席到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发生的“船未沉老鼠先逃”讲起，一直讲到庐山会议，提供了不少大家不知道的材料。例如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陈伯达帮助进行修改的，江青等早就把陈伯达划在刘少奇圈子里的人，将帮助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看成一条重要罪行。
现在刘少奇平反了，《论共产党员修养》成为经典著作，又怎么看待陈伯达的功劳呢？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任意窜改历史事实，典型的实用主义！实事求是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是我党历次大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
依我的观察，全会后一段分组讨论的气氛基本正常。如果说，前段分组讨论偏于盲目起哄，后段则偏于谨小慎微。因为大家觉得前段受骗上当了，应接受教训。所以发言除表态拥护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尽自己所知所感进行批判外，似有少说为佳的现象。小组对原来规定的三个议程讨论不多，主要是采取政治局扩大会议方式讨论确定的。
9月5日开始，恢复大会。按原定三项议程，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四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通过了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
9月6日下午举行全会闭幕式，毛主席决定陈伯达不能出席会议，因此主席台上只坐有：毛、林、周、康，没有陈伯达。除原则上通过了会议公报外，主要是毛主席讲话。开始讲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要读几本哲学书的问题，并说“不要上‘黑秀才’的当”；又讲全党的团结问题等等。
此时毛主席的言语还比较温和平静，但后来越讲越生气，特别讲到国家主席问题，火气更大。大意说：“你要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吗？我是十几年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要当国家主席。”又说：“谁想代表人民，谁就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毛泽东声色俱历的这些讲话，越听越令人齿冷心寒，殊感问题严重。把党的中央会议搞成这个样子，汪东兴的罪恶尤大。
散会后，吴法宪对我说：“有了毛主席这篇讲话，问题全解决了。”我顶了他一句说：“你不要自我安慰。”
会终人散。
9月6日晚8时，叶群忽然通知黄、吴、李、邱同她一起到江青那里去，看样子是低头向江青道歉求情。江青住在原来蒋介石的那座别墅里。我们在会客室里等了半小时，江青才缓缓由寝室出来，满脸怒气。抬眼将大家扫视一遍后就坐下来，半天不吭声。
叶群紧靠江青身旁，低声下气地说：“这次我们本来动机是拥护毛主席的，结果反而干扰了毛主席，我们心里很不安。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严重错误。林副主席批评我们头脑简单、头脑发热。我们都是从小就参加革命，我们都是一条藤上结的瓜……”没有等叶群说完，江青就发开了洋脾气：“你们要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你们，你们在毛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害得我好苦啊……，你们，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对我封锁，你们搞军国主义，你们搞军队领导一切，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看样子根本无法谈下去，只好请江青同志息怒，我们告辞了。
我对这次低头向江青求情非常反感，回来后我对黄永胜发牢骚说：“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该杀就杀，该剐就剐，何苦去跪求别人乞饶。”
9月7日告别庐山。当时毛主席准备去杭州，林彪飞苏州，黄、吴、李、邱四人同机飞回北京。在九江机场，按计划林彪乘坐的飞机先起飞，黄、吴、李、邱乘坐的飞机后起飞。因此，在林彪、叶群上飞机后，黄、吴、李、邱也跟着上飞机送行，并由随行的记者照了几张像。当时江西军区、庐山交际处和全会服务人员都礼节周到地上上下下，川流不息前往送行。
政治局规定这次会议内容除传达公报外，其它一概保密。同时对会议工作人员，随身秘书都打了招呼，要绝对保密。陈伯达回到北京后，即停止参加中央任何会议，停止阅看中央任何文件，实际上处于靠边软禁状态。
林彪已大难临头了。二中全会之后发生的事情是顺“理”成章的。虽然当时我们都没有认识到这层意思，但二中全会后，我曾在办事组说过：“我们不适应高级的政治生活”，也反映了我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最困难情况的最坏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