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天翻地覆（之五）
一、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国庆前夕，毛主席提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项：一是刘少奇专案审查问题；二是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三是讨论和决定修改党章，讨论和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方案，并研究准备召开“九大”问题。
当时，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大部分被打倒了，出席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还不到全数的一半。中央决定，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各大军区、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也列席参加会议。
10月10日左右，参加会议人员到齐后，中央发下一份会议小组划分、编组名单。其中指定我和潘複生为第一小组召集人。我们这个小组有黑龙江、浙江、云南、宁夏等省负责人及中央国家机关参加会议的部分人员，包括李富春、胡耀邦等。会议以看文件、小组讨论为主，各小组讨论情况通过会议简报进行交流。
10月13日全会开幕。这次会议的大概情况是：
一、关于刘少奇专案审查问题。会议之前，每人发了一袋关于刘少奇问题有关材料和一份中央决定（草案）。在《关于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的结论中称：“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在我们组的讨论中，大家一致同意中央决定（草案），同意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同意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意永远开除党籍。我当然也是毫无例外地同意（会上，我没有表决权）。
在大会上，我没有听到包括老一辈革命家在内的任何人，对中央决定（草案）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制造了党内有史以来的最大冤案。
二、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为了批判“二月逆流”，中央划分小组时，就把所谓“二月逆流”参加者分散在各组内，分别批判。
江青参加我们这个小组会议，她和谢富治在小组发言时，指名道姓的批判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把他们批判的很厉害，上纲上线很高。
按中央会前的安排，我们这个小组主要批判的对象是李富春。在批判之前，我就向富春同志打招呼说：“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你要很好做个检讨，争取主动。”富春同志说，他已准备作检讨。同时我也作了一些准备，按中央会前确定的统一口径，准备发言批判。
富春同志检讨得不错，我改变了主意，没有按会前中央的要求，再做批评发言。胡耀邦同志也作了深刻检讨，大家没有提出批评意见。
在江青、谢富治小组发言后，我也不可回避地，违心地念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发言稿，东拉西扯地批判了一番。我在准备发言稿时，思想上就明确了发言内容的原则：只按中央定的调子大原则地讲，既不上纲上线，也不用过火的语言，更不指名道姓专批某人。
当时会上，就有人说我的发言是“明批暗保”。记得会议期间，陈毅曾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听了这么多人的批评，就数你对我不错，没有任何失实之处，另外你对我的人身也采取了保护，和那些对共产党有仇恨的人是不同的。”
当时在小组会上，江青除了批判“二月逆流”外，还讲了刘少奇等人的其他问题。每次发言后都要我亲自帮她整出一个记录稿，然后亲自送到钓鱼台她的家里去。她一方面要我在那里坐等，另一方面自己修改记录稿，待修改好了，再找康生、张春桥等来帮她审定。她每念完一段就问：“康老，行不行？”再念一段又问：“康老，行不行？”康生当然很认真负责的，哪一段可以，哪一段或哪一句要修改，怎样改法，都提得很具体。有时也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但张春桥提得不多，偶尔也讲几句，待定稿后再由我转送会议秘书组印发。
经过几次为江青送审稿，给我的印象是，江青的政治靠山除毛泽东外就是康生。我多次听到江青宣传康生“善断”。
三、讨论党章修改问题。大家意见最集中、最强烈的，是对毛主席和林彪的评价，要求调子要高，篇幅要长，内容要充分。我当然也不反对。
10月26日，林彪有一篇讲话。其中他说，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世界二千年；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大革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而第四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七亿人民的大革命，也影响到全世界。
我当时对这个讲话不仅拥护赞成，而且亲自原原本本地向之后召开的海军三届四次扩大会议进行了传达。
毛主席在会议期间讲话再次强调：“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又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因此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一是要注意政策。”又说，“我们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闭幕。11月7日，海军党委召开了三届四次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由我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并听了毛泽东、林彪在全会上讲话录音；二是提出海军出席“九大”代表的协商名单和决定“九大”后召开海军第四届党代表大会。
会议提出的海军出席“九大”代表的协商名单，共十八人。他们是：萧劲光、李作鹏、王宏坤、吴瑞林、张秀川、段德彰、刘浩天、易耀彩、李长如、武毅、张逸民、王天保、舒积成、王瑞昌、陈运和、杨保贵、董其采（女）、张凤彩（女）。
二、珍宝岛武装冲突
1969年3月初，冰河开冻之前，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
珍宝岛位于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内，在乌苏里江中心线靠近我岸一边，历来属于我国领土。但苏联方面长期认为，中苏边境线应以乌苏里江我岸一边为界，企图霸占珍宝岛及周边地区。
中、苏关系恶化后，特别是美国大规模侵略越南北方，战火不断升级后，苏军在我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边境及其远东地区加紧军事部署，陈兵百万。对我三北地区的边境安全构成威胁。
自1968年下半年开始，苏军在珍宝岛及周边地区多次向我方挑衅，其边防武装部队经常侵犯我国领土，我边防部队保持克制的态度，多次向苏军发出警告，但苏军依靠着机械化装备和大口径武器，对我方警告置之不理，并首先使用武力，打死、打伤我边防部队多人。
当时，沈阳军区就不断地将珍宝岛地区的双方冲突情况报告军委办事组。办事组及时将情况和对情况处理的意见与建议报告毛主席和林彪。
珍宝岛地区双方冲突的形势日益加剧，中央曾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对应策略。中央的基本精神是：第一、根据苏军的挑衅，要求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及新疆军区加强三北地区边境的警戒，三北地区的东段为重点；第二、做好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两手准备，既准备打，也准备谈；第三、将珍宝岛作为边防斗争的重点。要“有理、有利、有节”，绝不首先打第一枪。等等。
军委办事组和总参谋部作战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具体负责三北地区和珍宝岛地区的军事部署，并将各军区制定的作战计划报毛主席、林彪批准。
3月2日，苏军边防武装巡逻部队又进到珍宝岛附近封冻的河面上，恰与我边防武装巡逻部队相遇。我再三向其提出警告，令其退出，结果不但无效，苏军反而向我首先开枪，并向我发起进攻。我巡逻部队被迫开枪还击，我另一支巡逻部队也立即上岛参加战斗。一举将苏军巡逻队六十余人大部歼灭，我方也有伤亡。
当天，珍宝岛武装冲突的情况就报到办事组，并报告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和林彪齐口称赞说：“打得好！”
我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3月2日，苏军边防军入侵我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多人，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北京、上海等城市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入侵我国领土。
苏军恼羞成怒，不甘失败。根据情报显示，苏军正抓紧大规模调集兵力和重型武器，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与此同时，我们也指示沈阳军区，迅速调集兵力和反坦克武器装备，以对付苏军的进攻。
3月15日到17日的三天时间里，苏军在大炮、坦克、装甲运兵车的支援下，连续向我珍宝岛发起猖狂进攻，并多次越过边境线，冲上珍宝岛。我军也迅速调集兵力和火炮，进行自卫反击。我猛烈的炮火首先将苏军的坦克、装甲车压制在岛上，我守岛部队的轻、重武器在近距离射击，大量歼灭苏军有生力量。最终将苏军驱逐出珍宝岛。战斗中，我军击毁、击伤苏军坦克、装甲车十余辆，缴获62型新式坦克一辆及其他武器，打死、打伤苏军百余人。
3月15日，我外交部再次照会苏驻华大使馆，对苏军入侵我领土，再次提出强烈抗议。《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打倒新沙皇》的社论。
3月2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3月22日，我国政府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苏联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坚持其侵略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
4月以后，封冻的乌苏里江面开化了，珍宝岛战斗中在我方一侧被击毁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沉入了江底。为了获取苏军入侵的罪证，也为了研究苏军的技术装备，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建议将苏军坦克打捞上来，中央批准了办事组的报告。
办事组将打捞任务交给海军执行，海军司令部将此任务交给北海舰队旅顺基地完成。旅顺基地派出打捞小分队，在沉入位置不明、打捞条件差、敌前作业和当时水温还很低的不利情况下，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顺利完成任务。后来，打捞起来的苏军坦克被送到军事博物馆展览。
同年7月，苏军又在我新疆边境地区不断挑起事端，侵占我领土，打伤我边民，并在铁列克奇地区开枪袭击我边防巡逻队。
中苏关系达到空前紧张程度，随时有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
9月，经毛主席批准，军委办事组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会议对苏军的战争准备和可能对我发动的突然袭击，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认真准备。同时决定我军从华东、中南等地调动数个军的兵力，加强三北防卫。其中为防止苏军从外蒙古的军事基地，沿内蒙二连至河北张家口一线发动突然袭击，直接威胁北京安全，故在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及张家口地区、承德地区、大同地区部署了相当数量的兵力和重型武器。
后来我获悉的情报材料证明，在珍宝岛地区发生的中苏边界冲突，曾使莫斯科受到极大震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彻底消除中国的威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赞成格列奇科核打击的人不占多数，认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世界大战，苏联会陷于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将更坏。因此采取了不扩大战争的态度。
不久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会谈，周总理对双方边境问题未解决之前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维持边界现状；第二、防止武装冲突；第三、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三、林彪：“无名小卒，野心不小”
记得在我尚未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之前，曾有一天晚上，在钓鱼台16号楼参加中央碰头会议。在周总理谈有关工作时，江青不知为什么（据说是北京哪个红卫兵组织搜集了大量江青的历史材料，正偷送到西山某地进行整理）发疯似的又哭又闹，没头没脑地骂总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骂得总理低头不语。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她生气地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有什么不好？我要是成了武则天，那些人不要想好日子过。”又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不懂军事，我怎么不懂军事？我跟毛主席几十年，跟毛主席学战略战术，难道还不如你们？”
她发疯似的又哭又闹，骂够了就去睡觉。乘这个空子总理领导我们继续研究工作问题。一会儿她睡醒了就又跑来胡闹。总理见此情况，会议实在无法继续下去，因而宣布散会。
我在乘车回家途中，反复回想开会时的情景，感到江青真是狂妄嚣张，令人气愤讨厌。为什么参加会议的中央常委们对江青的胡闹不予批评、制止？难道中央高级领导层的政治生活是这种状况？我真是很不理解，心中总觉得不是滋味，江青真是一匹害群之马！
新军委办事组成立后不久，有一天，江青通知军委办事组成员，到钓鱼台11号楼她的住处集合（钓鱼台宾馆小楼很多，她可以今天住这楼，明天住那楼）。人到齐后，她说要带我们到林彪那里去受领林彪的接见和指示。黄永胜当即说：“林副主席刚刚见了办事组全体成员，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我们将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做好工作。”江青听后先是一楞，之后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她碰了软钉子，不再提带我们去林彪那里的事了。
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当时，立即引起我们几个人的反感和愤怒！难道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文革领导之下？是在你江青领导之下？我们要见林彪还要你江青带领？你江青既不是军委主席或副主席，又没有正式军职，也不是党中央什么领导人，仅仅是一个普通党员，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军队文革的顾问。你有什么资格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你有什么资格在军委办事组面前说三道四？
据说毛主席曾说过：“中央文革等于以前的中央书记处。”可是中央文革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如果等于原中央书记处，也轮不上你江青在军委办事组面前指手画脚。
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权的野心早就有了。
1967年初，军队文革改组时，她已是军队文革顾问。加上解放军报社，被江青女儿萧力掌握，八一电影制片厂被江青的样板戏控制。江青还要求部队的三支两军问题要先经过她来决定和批准，然后再由她报告毛泽东和林彪。但江青并不满足，得寸进尺，野心越来越大，现在她又想夺取军队指挥大权，要把军委办事组控制在她的直接领导之下，把林彪、周总理及其他军委副主席架空。
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是在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副主席和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是军委办事组的直接上级和领导。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与江青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
我们军委办事组对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队指挥权的野心早有警觉，并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
黄永胜出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后，除参加中央碰头会，并接受、执行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及其他军委副主席的指示外，根本不到江青那个庙里去烧香磕头，引得江青大骂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无组织，无纪律”。黄永胜到北京工作不久，江青就散布“总长选错了”。
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谢富治、温玉成参加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也向毛主席和林彪建议让李天佑、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江青要霸占八一电影制片厂只搞样板戏，不能搞其他题材的军事影片，黄永胜坚决不同意。中央碰头会议经常讨论样板戏，黄永胜很反感，不愿参加会议，即使参加也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中央文革一伙人极力吹捧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样板戏是“文艺革命的里程碑”，黄永胜就说：“文化革命的旗手是毛主席”，“什么样板？样板就是绝对化，就是没有发展了嘛。”
黄永胜批评军报不要以支持不支持萧力划线站队，江青则大骂黄永胜和我在军报“搞复辟，保护走资派”，并到毛主席那里告黄永胜的状。造船工业形势大好，江青就说“生产压制革命”。
1968年夏，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报告，建议凡涉及到部队战备、调动等重大问题的军委文件，主送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三人审批后即执行，其目的是传阅军委文件的人数太多既容易失密，又容易误事，不利部队隐蔽、快速的行动。主席批准：“同意”。但江青又骂黄永胜对她“封锁消息”，“不请示，不报告”。并提出停止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参加中央碰头会，检讨错误。黄永胜说：“我没错，不检讨！”江青则说“黄永胜不检讨，就不能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谁给她那么大的权力？简直要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了。
1968年秋，中央决定黄永胜率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又利用这次出访发难，在中央碰头会议上大发洋脾气，指着鼻子对黄永胜进行批判。江青声嘶力竭地怒骂黄永胜说：“国民党搞党国，你们搞军国，你们搞军队领导一切，你们搞军阀专政。你们戴五星军帽，穿红旗领章军衣，不受党的领导，不觉得耻辱吗？”并生气地把发给她的解放军服装全部退还给黄永胜。江青还提出中央应改变决定，不能让黄永胜率团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无理要求。经周总理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指示“按照原决定不变”。这样又引起江青的不满，进行消极对抗和捣乱。
为了缓和矛盾，周总理曾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我和邱会作去见江青。事先，总理特别嘱咐我们：“要团结，要求大同存小异”，又说；“不论江青同志说什么，你们都不要说话”。
我们在楼下客厅里站着等，江青由楼上缓缓下来，一见到我们，就边下楼边大骂不止，又是什么“国民党搞党国，你们搞军国……”。
黄永胜对江青说：“代表团后天走，一是来向江青同志请示，二是来告别。”
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你们走我不送，你们回来我不接。”
黄永胜访阿回京后，阿使馆设宴感谢，应该出席的人员全出席了，唯独江青不出席。这样就不能发表新闻消息。经总理向阿使馆解释，并请他们过几天再次设宴补救。可是第二次设宴，江青仍不出席，仍不能发表新闻消息。
一匹害群之马，弄得总理左右为难，非常被动。总理只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令江青做检讨。
江青并不糊涂，她知道军队的重要，知道军队的作用，随着地位的提高，她妄图控制军队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实际上江青是妄想在军队中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常务副主席，妄想把林彪也架空。她企图夺取军队的指挥大权，就必须千方百计控制军委办事组，江青的阴谋诡计在屡屡遭到军委办事组的强烈抵制和反对而失败后，便集中力量打击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大骂黄永胜，大骂军委办事组搞“军国主义”，“不要党的领导”，甚至提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合适”。
“九大”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更加专横跋扈，目空一切了。她不仅没有按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指示办，而是加紧了分裂新一届党中央的阴谋活动。有两件事情突出表现了她的险恶用心。
其一，煽动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九大”之前，江青还不敢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林彪，而是集中力量打击军委办事组。
“九大”刚开完不久，有一天，江青到京西宾馆办事组的驻地，名曰“找办事组的人谈谈话”，实际只找了黄永胜、我和邱会作（吴法宪当时不在家）。
闲谈一阵后，江青突然话题一转说：“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是即席讲话，只有个讲话提纲，讲话内容事先也没有与中央碰头会通气，我们都不清楚。”又说：“有些话讲的不妥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怎么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呢？那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嘛。”
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们都立即警觉的感到，江青的讲话是针对林彪的。
江青走后，黄永胜与我和邱会作议论，江青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与我们讲？江青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批判林彪的讲话。我们感到事情重大，决定立即到林彪那里去报告。
听完了我们报告的情况，林彪说：“让她去说吧，看她搞什么鬼。”
其二，1969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我和邱会作，在钓鱼台11号楼她的住处开会。我们到时，见江青正在和姚文元说话，随后李德生也来了。李德生到后，江青宣布开会，她要大家不要记录，美其名曰“随便和你们谈谈”。
江青首先谈了她的家庭状况和她的出身，以及参加工作的经历，还谈了在延安与毛主席结婚的前前后后。并说她当前的奋斗目标是搞二十部样板戏。
之后，她开始逐个评论“九大”当选的三个中央常委。
她说：“陈伯达是书呆子，不会办事，没有主张，经常讲错话，我们都给他‘擦屁股’。整个中央文革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又说：“陈伯达是组长，连文革小组会议也不召开，他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人。”又说：“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是唯生产力论的。”
她评价康生说：“康老有理论水平，同修正主义作斗争很坚决，是有功的，但他的实际工作经验很少。”
她又谈到总理说：“周总理有行政领导能力，勤勤恳恳，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看的不准，决心不大。在中央只能做些具体工作……”接着又说；“这与他在历史上走机会主义路线有关，历史上他就是东风来了拥护东风，西风来了拥护西风。跟着王明跑，苏区损失很大……”等等。
江青滔滔不绝的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讲完的意思。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谁也没有讲话。当时我环视了一下参加会的人，姚文元在江青讲话时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吴法宪、邱会作、李德生低头不语，只有黄永胜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
不等江青说完，黄永胜突然插话说：“江青同志，我们还有重要的会议，向江青同志请假。”说完起身就走。吴法宪、邱会作和我也跟着出了会客室。
回到办事组，我们在一起议论刚才的会。黄永胜不禁提出疑问：这是一个什么会议？一个政治局委员召集另六个政治局委员，开会议论三个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种会议正常不正常？合法不合法？是不是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另搞一个小圈子？江青为什么这样做？她有没有资格这样做？
议来议去，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里面有问题。
黄永胜说：“上车，我们一起到毛家湾去向林副主席报告。”
在毛家湾，林彪听了黄永胜汇报江青的言谈之后，很生气地骂了一句：“无名小卒，野心不小，想凌驾于三个中央常委之上。黄永胜、吴法宪你们两人到毛主席那里去，据实向主席报告。”
随后，黄永胜、吴法宪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听黄永胜后来对我说，毛主席听了报告之后说：“你们不要叫她知道到我这里来过，我也不告诉她。不然你们要挨整的呀。”
可是以后从江青的口气里我们知道毛主席告诉了江青。江青又记下我们一笔黑账。
四、“九大”召开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代表全国二千二百万党员。大会议事日程为：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讨论通过党的章程，选举新一届党的中央委员会。
毛主席在开幕时讲了话，他说：“我们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之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林彪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中心思想是阐述“文化大革命”问题。
这个政治报告的初稿，中央开始指定由陈伯达负责组织班子起草，林彪和周总理均主张既要抓文化大革命，又要抓生产和备战。初稿写好后，送毛主席和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审查。毛主席看了后很不高兴，召集会议对陈伯达进行了批评，并将其起草的初稿内容全部推翻。
毛主席全部推翻政治报告的初稿，是因为陈伯达起草的，以《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为题目的政治报告的基本精神，是偏重发展生产和加强备战，没有更多的强调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没有更多的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因此被中央文革一伙人指责是“唯生产力论”。
毛主席当然也不能同意这样的政治报告，并指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所犯的错误，只讲发展生产，不讲阶级斗争，现在又想重复。”并批判是“伯恩斯坦主义”，甚至联系陈伯达陪同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谈时发生的“船未沉老鼠先逃”的错误，一并批判。
之后，毛主席指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重新起草，限期交卷。张春桥等人起草的这个稿子，通篇是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影响、作用、目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论述。毛主席认为可行，中央讨论时通过。
但林彪态度沉默。对张春桥等人重新起草的政治报告在送审时，采取一言不发，一字不改的态度。在向大会做报告时，林彪像和尚念经，照本宣科，缺乏热情，结结巴巴的念了两个多小时。
对待两个不同版本政治报告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毛主席和林彪对待文化大革命“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虽然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没有做出什么反映，但我相信林彪对待政治报告的态度，毛泽东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我出狱后，我一直在苦苦的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心与林彪“分手”呢？根据当时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见所闻，虽然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不同的态度，肯定是重大的转折之一。可惜当年我们都被“九大”新党章中明确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开幕式后，从4月2日起，开始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4月10日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在新通过的党章中明确向全党宣布：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之后，又分组讨论和选举中央委员问题。候选人名单是由主席团汇集各代表团的意见提出的，再交各代表协商确定，然后进行一次无记名投票预选。
当时出席会议代表的思想中，存在一个疑难问题，就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如何看待那些“犯过错误”，受过“批判”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例如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邓子恢、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选不选他们为中央委员？有不少年轻的和造反起家的代表有可能不投他们的票。
毛主席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要投他们的票，保证选上。第二票数不要求太多，有三分之二就可以了。”
经过预选结果，证明可以达到这两个要求，然后方在大会正式无记名投票选举。选出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九人。其中八届老中央委员不到三分之一。
在讨论选举过程中，有一天，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办公时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不投11楼票的（江青当时住钓鱼台11楼，此即指江青）。”这话显然是在表明黄的态度和暗示其他人也不要投江青的票。我们几个人都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都没有投江青的票。
果然大会报告选举结果时，江青少了几票。当时江青的脸色就非常难看，如坐针毡（江青是想得全票的）。
选举散会后，康生为此在毛主席那里提出要进行追查，看谁不投江青的票。毛主席当即驳斥说：“那还追查得？你若追查，就要犯政治原则错误。”这样康生才不敢乱来胡闹。
大会完成预定议程，于4月24日闭幕。
28日举行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全会通过了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和军委办事组成员。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中央军委委员：（略）
在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新的军委办事组成员。
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
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吴法宪
军委办事组成员：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李德生、李天佑、刘贤权、温玉成。
毛主席在一中全会上讲话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马列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是，他们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又说：“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清理阶级队伍，要做过细的工作，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每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此外毛主席还谈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问题，谈到“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问题和“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五、海军第四次党代会大会
1969年5月16日，海军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六百了六十九人，列席代表有一百二十五人。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九大”精神。另外是选举海军新一届党的委员会。
5月19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及其他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
5月26日，我代表海军第三届党的委员会做了题为《高举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伟大红旗，为实现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政治报告。
在报告中，没有全面总结第三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因为处于那种极左思潮情况下，各种意见纷纷，一时很难在思想上统一起来，对已往的工作，不可能做出正确的估价。
我在报告的最后部分用了较大篇幅讲到准备打仗和加强团结两大问题。
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后，我军把准备打仗放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上。我在报告中提到：“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粉碎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可能侵略。现在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都在拼命扩军备战，已构成对我国的全面包围形势。我们的原则是‘敌不犯我，我不犯敌，敌若犯我，我必犯敌’。做好充分准备，准备早打，准备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战争。”“战争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两个方面，首先是思想准备，要深入进行战备动员教育，要使干部战士认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认清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本质。”“还要做好物质准备，在作战指挥、通信联络、后勤保障、战场准备、工程建设、军工生产、装备修造、科学研究等工作方面，都要想到打仗，适应打仗，准备打仗。要认真总结历次海战、空战经验，认真搞好军事训练。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各级指挥机关要严格值班制度，战备值班部队要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在报告中，我把加强党的建设、大抓基层工作、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等阐述，统归于“一切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一切为了打胜仗”。
在谈到加强团结方面，我不仅提出要加强党委内部的团结，同时也是针对海军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解放干部而言。
我在报告中提到：“特别要注意搞好以下几种人的团结。要加强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要加强未犯过错误的干部和犯过错误的干部之间的团结；要加强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团结；要加强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之间的团结；要加强上下级团结和官兵团结；要加强军政团结和军民团结。”
1969年6月6日大会结束。
6月9日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一次全会。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办法，选举了海军新一届党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
8月7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新一届党委会由47人组成，党委常委由李作鹏、萧劲光、王宏坤、吴瑞林、张秀川、赵启民、周希汉、张敬一、潘焱、王政柱等十人组成。我为第一书记，萧劲光为第二书记，王宏坤为第三书记，吴瑞林、张秀川为副书记。
海军党委四届一次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6月10日），乘各舰队领导都在北京的机会，海军党委常委即召开了军以上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座谈会。主要议题是贯彻中央军委准备打仗的指示和具体措施，海军在“四五”期间战场准备规划。会议要求认真抓好战备思想教育，继续抓好基层建设，深入开展四好连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