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天翻地覆（之四）
一、只要部队稳定，就能打胜仗
从1967年秋冬到1968年春夏，虽然全国文革动乱情况仍很严重，但比较1966秋冬到1967年春夏的全国性至上而下的大动乱情况似乎略有“好转”。虽然这种“好转”并非是文革“取得伟大胜利”，只能说全国性的大混乱、大动荡的程度有所降低，造反派之间的大武斗、大夺权由全国各地变为重点地区，文革对国家各方面的破坏有所减少。这种“好转”的标志，据我观察有三点：
一、各地中、小学校多数已复课闹革命，全国性大串联，不论乘车或徒步基本上已停止了。工厂、农村多数已开始恢复生产，就地闹革命。但仍有不少学校、工厂、农村、企事业单位和机关，派性严重对立，争吵不休。到北京上访告状、请求中央解决问题的人数，经常有数万人或十余万人。
二、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建立速度明显加快。到68年9月份止，全国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已全部成立。但还有不少省辖地、市、县、公社及机关、学校、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尚未组成，这些地方的动乱情况仍很严重。
三、反军乱军第二个高潮基本上已经过去，强行硬夺解放军武器现象，除少数地区外，多数地区已经停止。全国性持续的武斗情况变为间断发生的地区性武斗，但反军乱军现象仍很严重，保定地区、徐州地区尤为突出。江青曾造谣说驻保定地区的38军要“发生兵变”，为继续反军乱军推波助澜。
当时，无论动乱多么严重，武斗多么激烈，反军乱军多么猖狂，我们海军党委始终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坚持师以下部队的正面教育，特别是战备值班部队和国防工程建设部队的正面教育工作不受干扰。我们认为，只有坚持了正面教育，部队才能稳定，只有部队稳定了，才能随时打击敢于入侵的美蒋军从海上和空中对我沿海的袭扰。
1965年“八？六”海战大捷后，台湾蒋海军再也不敢用大型舰艇与我正面交战了。他们变化了战术，组成多支“海狼突袭队”，并将“海狼”艇秘密运到金门、马祖等岛待机。他们使用的“海狼”艇目标小、隐蔽性强、速度快、机动性好、火力强。其主要目标是偷袭我锚地的船舶、伏击我训练中的舰艇、袭击我渔船商船、掩护小股武装分子登陆等。由于艇小、速度快，几乎在浪尖上飞行，因此我雷达回波显示与海鸟群相似，很难区别和发现。蒋海军与我海军玩起了“猫捉老鼠”。
根据敌情，我们要求南海舰队，坚决打击蒋“海狼突袭队”。
1966年秋，我部队发现蒋四支“海狼”艇，趁夜色从马祖窜出，向我沿海靠近。指挥所命令海上待机的四艘护卫艇从两个方向出击。不到一小时就击沉一支“海狼”艇，击伤两支“海狼”艇（其中俘获一支“海狼”艇，并俘敌两人）。
1967年6月26日，我海军航空兵6师16团大队长王柱书、飞行员吕纪良双机起飞，在海南岛文昌县东南135公里上空，一举击落美F-4C战斗机一架。这是自文革开始后，在全国大动乱的局势下，我海军作战部队的首次战斗胜利。这也是海军航空兵师坚持正面教育，稳定部队，加强战备的成果。海军命令，给王柱书、吕纪良记一等功。
1968年2月14日，我航空兵第6师18团接到警报，副大队长陈武禄、飞行员王顺义双机起飞，在海南岛万宁地区上空，一举击落、击伤入侵美海军A-1H舰载攻击机各一架。这是该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第二次对敌空战的胜利。参战部队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海军给陈武禄、王顺义各记一等功。
文革开始后，我海军部队在不断打击美蒋军从海上和空中的袭扰外，又接受了中央军委新的作战命令。从1966年下半年，根据军委的统一部署，我海军高炮部队（3—4个团）及对空雷达、探照灯部队共计万余人，编入陆、空军高炮部队的战斗序列，入越作战。
我海军入越作战部队是采取轮战式，既前期入越部队，经一段时间的作战后，由新部队接替阵地。当时文革正处在大动乱、大武斗时期。我们要求参加轮战的入越部队坚持正面教育，并在政治思想、战斗作风、战术技术、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
1967年6月30日，我海军高射炮第1团在入越作战中，一天内击落美机十六架，击伤多架，创单日击落击伤入侵美机的新记录。战后，受到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北海舰队高炮2团3营入越作战，在保卫友谊关至河内铁路段七个月的作战中，击落敌机二十九架，击伤二十八架，我人员、装备无损。3营在战斗中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套用老式装备对付敌先进飞机的办法。该营战斗总结被选入海军作战范例。
1968年2月中旬，海军党委指示海司、海政、海航组成工作组前往越南，向入越作战的东海舰队高炮独立8营庆功和慰问。该营在入越作战的八个月中，作战四十一次，取得击落敌机二十八架，击伤敌机三十一架的重大胜利。
1968年1月3日，根据海防部队、空防部队和高炮部队作战新形势对部队加强战备的要求，海军党委向全体部队指战员下发了《关于正面教育部队必须坚持正面教育，保持部队稳定的指示》。《指示》对当时稳定海军部队，加强战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指示》中特别强调了几点：
一、各级党委、各级领导，要加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全体人员都要懂得稳定部队的伟大意义。正面教育部队一定要按照中共中央1967年11月14日通知以及过去中央历次指示执行，坚决抵制和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想对部队的侵蚀。
二、正确对待干部，坚决制止随便扣政治帽子、揪斗干部、抄家封门等错误做法；对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采取党内整风或办学习班等方法解决。
三、正面教育部队不得擅自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凡担任战备值班任务及其他特殊任务的舰艇支队、航空兵师一律不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没有战备值班任务的舰艇支队大队以下、航空兵师团以下人员免除“支左”任务。地方群众组织和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许到正面教育部队进行串联。
四、各单位应遵守中央关于“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律不得索取和抢劫”的规定，任何个人不得已任何理由索取和查封“个人档案材料”。
五、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
海军党委要求向海军全体指战员传达，并坚决执行。
这是自去年军委八条命令后，海军党委对所属正面教育部队和战备值班部队保持稳定、加强备战的最严格的要求。
1968年2月底，海军召开了政治工作座谈会，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在稳定部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治思想工作建设。会议期间，会议代表受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看到海军部队的稳定和作战部队不断传来的胜利捷报，我的心里真的很高兴。在文革大动乱的特殊年代中，既要把部队稳定住，又要打漂亮仗，我肩头的压力千万重！
二、“杨、余、傅”事件
1968年的3月，发生了震动极大的“杨、余、傅”事件。事件发生的真实情况，我始终没有弄得很清楚。
“杨、余、傅”事件其实是两码事，并非一回事。勉强把他们联在一起，只是因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差不久。
杨成武、余立金问题的起因，据说是代总长杨成武有一个女儿在空军报社工作，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关系密切，情况汇报到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那里。为了不影响杨成武的威信，空军有关部门就把余立金的秘书控制起来了。事发后，杨成武女儿就闹着要自杀。
这样一来，不仅引起余立金的不满，更引起杨成武的强烈不满，因此都对吴法宪意见很大。杨成武的夫人和余立金先后到林彪处告状，吴法宪思想压力极大，也跑到林彪那里诉苦，结果林彪同情和支持吴法宪，并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知道情况后，连续召开了几天的会议，江青在会上不仅诋毁杨成武，还说傅崇碧“带人带枪冲钓鱼台”。最后毛主席决定拿掉杨成武。
3月22日，经中央决定，撤消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的职务，撤消其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撤消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同时任命黄永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当天深夜，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王新亭、邱会作、我和江文（军委通信兵部主任）四人开会，交待任务说：“杨成武犯了严重错误，毛主席、林副主席已决定其离职审查。由邱会作、李作鹏负责去把他立即找到这里来。由王新亭负责封查他的文件和私人物品，由江文将杨家的军线电话切断。”又说：“我已通知卫戍区，将杨成武家的警卫部队换下来了。”
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我对杨成武的工作能力一直是敬佩的，总理突然交办这样的任务，使我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但是作为下级我只有服从命令。
接受任务后，邱会作和我乘车至杨成武住宅，来到二楼办公室时，杨很快地从卧室内出来，边穿衣服边惊慌地问我们两人说：“老邱，怎么样？出了什么事？”
邱会作回答说：“周总理要我们来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
杨又问：“到大会堂干什么？”
邱答：“我们也不清楚。”
待杨穿好衣服，我们一起下楼。杨成武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要求见一下他的家属子女。此时王新亭已将他的全家老小集中在会客室内，杨推开会客室大门，站在门口，同家属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同我们一起乘车到达人民大会堂。
我们到达杨成武家时，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杨成武家和徐帅家仅一墙之隔，当总理布置卫戍区更换警卫部队时，引起了徐帅家工作人员的警惕，结果徐帅秘书未经请示报告，就将徐帅也给扣了起来，并收缴了徐帅保密文件柜的钥匙，引起了一场误会。
到达大会堂后，林彪和总理在福建厅接见杨成武，由林彪批评了他的错误，并宣布离职审查的决定。
宣布之后，连同杨成武的家属子女，先送武汉，后又送河南洛阳隔离审查。
而余立金据说是“叛徒”，由吴法宪负责，当时就将他关押起来了。
关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问题。据说是3月5日夜接受江青给予的任务，到某处寻找被遗失的鲁迅的书信手稿，结果在中央文革找到了下落。傅崇碧很高兴，于3月8日没有请示批准，就带上秘书（秘书手提公文皮包等）乘车亲自到钓鱼台江青的住处报告情况。
到江青处后，傅的秘书精神过于紧张，一进会客室就被地毯绊脚，“啪”一声摔倒在地，其皮包抛到江青的身旁，把江青吓了一跳。
江青大骂傅崇碧：“你这是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傅崇碧说：“报告江青同志，鲁迅的书信手稿找到了，现在中央文革。”随后就告辞退出来了。
这就是傅崇碧的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滔天大罪”。
后来，在中央碰头会上，江青还多次说，傅崇碧秘书拿的那个皮包里可能有手枪，是企图谋害她的。因为没有来得及用手枪，就企图用皮包打断她的腰骨。秘书倒在地上还斜眼狠狠地盯住她。这种“莫须有”的罪状谁能相信呢？但是谁又能阻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呢？
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3月22日下令，撤消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同时任命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4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机关和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由林彪讲话，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均坐在主席团位置上。毛泽东最后也出台露面，但没有讲话。
林彪首先讲，今天这个会议，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邓陶，彭罗陆杨那样大，但也比一般其他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付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以及其他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毛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了四次会，是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担任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林彪接着讲，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斗争。我们当然希望没有矛盾，然而矛盾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也不能消灭矛盾。而矛盾总是通过斗争来解决的。我们尽量希望我们的同志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希望不出事，希望少出事，希望不出大事。这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愿望。可是客观规律总是矛盾的，总是要出事的。所以我们只有面对客观，面对现实，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林彪继续说，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曲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派性，只是名词不同，本质上是相同的，它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同共产党的党性是不相容的，同党的团结是不相容的。它是反共产主义的，反党的，破坏团结的。关于两面派问题，他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他参加反罗瑞卿，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罗瑞卿分子，他参加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阴一套，阳一套，作了事情不承认。付崇碧前一个时期带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住地去抓人，这件事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三次给付崇碧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他也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却在空军罢官夺权，要把吴法宪打倒。表面上他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实际上他对毛主席是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关于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不赞成这样提法。去年12月17日毛主席是这样批示的：“绝对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合，绝对真理只存在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杨成武说，他有哲学根据，是合乎哲学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不但哲学上是荒谬的，就是在政治上也是不通的，所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毛主席决定拿掉杨、余、傅问题上，江青起了作用。会上，林彪说：“很显然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同时对事物很敏感，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作用。她不但政治上是很强的，文化艺术方面也是内行。”
事后，叶群告诉我，这是江青请求林彪帮她说几句话，说她现在处境很为难，不少人反对她，反对中央文革。林彪难推脱，就照办了。
讲话完毕将要散会时，林彪站起来亲自领导大家高呼口号，其中有一条就是“打倒刘、邓”，我听了之后觉得这样喊可能不好，特别是林彪带头喊更不好。因为我知道，毛主席1967年夏秋时节在上海视察时讲过“刘、邓有三条区别”的指示，并想要为邓小平安置工作。其实喊不喊“打倒刘、邓”，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文革从一开始就喊“打倒刘、邓”的口号，而现在毛主席又讲刘、邓有区别。我们搞军事的武将，真是跟不上政治家的思路。
过了两天，我为此到毛家湾去见林彪。
我问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讲的刘、邓有三条区别？”
他说：“不知道。”
我又问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要安排邓小平的工作？”
他说：“也不知道。”
我就把去年在上海知道的情况向他谈了，他静思了很久没有说话。
我坐了一会儿，略谈了一点其他问题就离开了。
当时我有些不解：毛主席讲的刘、邓有三条区别和要安排邓小平的工作，都大半年了，怎么连“亲密战友”，副统帅都不知道呢？林彪听后静思了很久没有说话，他又在想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将近两年的时间，经过了五个大“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打倒了彭罗陆杨；第二个大“战役”，打倒了刘邓陶；第三个大“战役”，击退“二月逆流”；第四个大“战役”，打倒“小爬虫”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五个大“战役”，打倒杨、余、傅。当时说这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三、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
杨成武垮台后，由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和总参党委书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办事组（1967年9月下旬成立，杨成武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也进行改组，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组员。之后，又增加了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为组员。1969年4月，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确定了新军委办事组及成员。
1968年9月，中央及军委命令，任命我和邱会作为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早已是副总参谋长了）。
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后，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繁重。除参加办事组研究、讨论和决定全军战备、调动、训练、装备、国防工程建设、抗美援越作战方案制定、三北防突然袭击作战方案制定和防止美、蒋军的海、空骚扰等全军重大会议和重大问题的处理外，“九大”后，中央又分工我担任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造船工业领导小组组长、电子工业领导小组组长，还是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领导成员之一，并兼管饶漱石、萧华两个专案组具体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是江青领导的饶漱石专案组和陈伯达领导的萧华专案组）。办事组又分工我兼管解放军报工作，总理又指定我兼管国家体委工作。
当时，不少地区派性依然严重，武斗依然成风，反军乱军的势头依然不减。中央要求办事组成员陪同中央负责人解决各地区派性斗争问题。当时指定我陪同总理解决徐州地区问题和内蒙问题，陪同陈伯达解决湖北问题，陪同康生解决山东问题，陪同谢富治解决保定地区问题等等。今天飞到这里，明天飞到那里，经常是点灯熬油的马拉松式会议，搞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只好利用飞机上的个把小时睡觉。
还有海军（当时称为“自留地”）大量的工作、会议和堆积如山的文件等待处理，更不能置之不理。待把中央和办事组的工作处理完后，还要处理海军的问题。每天的工作从早到晚安排的满满的，经常是走马灯式的一个会接着另一个会，只好利用在车上的时间，吸着氧气，再看下一个会的文件和思考下一个会的问题。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回到家中身体像散了架子。
工作的繁重和压力，搞得人日夜忙乱，精疲力竭，狼狈不堪，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处理工作。经常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有时刚吃安眠药睡下，电话一响，爬起来就要参加紧急会议。我也知道吸烟不好，但当时我每天至少要吸三包烟，这是我唯一的提神办法了。
没日没夜的工作，使我的心脏病随时随地可能发作，当时，在我的衣袋中，在随行警卫员的皮包中，在随行医生的保健箱中，各种抢救心脏病发作的急救药物是必备的。为了保护心脏，医生要求我，每天工作的空隙时间和睡觉之前必须吸氧气。我的办公室、家中和车上都放着氧气瓶，以至氧气瓶成了我所在地的标记。讲个小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邱会作在北京见面时他告诉我，在秦城监狱时，他看见在一间牢房门外放着一个大氧气瓶，就知道我被关在里面。
当时，办事组的其他人，也和我一样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
尽管万事忙，分别缓急办。
第一、我负责解放军报时，正是军报最混乱的时期，随时有停刊的危险。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又名萧力）等人夺取了解放军报社领导权，成立以萧力为首的解放军报新的临时总编辑小组。他们以是否拥护萧力为站队标准，凡对萧力领导有意见有批评的，就是反萧力；凡是反萧力的，就是反江青，就是反毛主席，就必须打倒。这样的站队使大批干部靠边或打倒。
我和黄永胜以军委办事组名义，召集了军报一个小型会议，对军报把大批干部靠边或打倒提出批评，并说明群众对萧力的领导有意见，有批评，不能上纲为反江青，反毛主席。同时指出，在军报不能继续工作的干部，可以同各大军区报社之间进行对调。记得当时，黄永胜还指示，解放军报和解放军画报要少发军委办事组的消息和照片，要多宣传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多宣传林副主席。
不久会议精神被江青知道了，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她又发脾气。大骂黄永胜和我在军报整萧力，搞复辟，保护走资派，并报告了毛主席。她原想借机整黄永胜和我，不想，毛主席决定将萧力调离军报，下放中央办公厅干校锻炼。这样军报工作才稍有好转。可是拥护萧力的那伙造反派就把矛头对着我进行捣乱，当时的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因此我管军报工作期间，仅仅维持“军报抄党报”，坚持出版而已，并未根本扭转军报的动乱形势。
第二、协助办事组处理一些情况。我记得“江文事件”和“军科要求批判叶帅”两件事就是我亲自处理的。
1968年夏天，军委通信兵部利用新技术，特制了几十台质量好，保密性能强的电话，准备给中央领导、军委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每人的办公室装一台。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温玉成却跑到江青处诬告：电话中安装了窃听器。江青听后大怒，在中央碰头会上责成办事组彻底查清此事。
军委通信兵部与电子工业相关，分工我管。黄永胜就把调查“窃听器”的事情交给我负责。经查，根本没有此事，纯属谣言。办事组按“查无实据”报告了中央碰头会和江青。
但是江青依然不依不饶。她强词夺理地说：“那是我们发现的早，安放窃听器的阴谋没有得逞，”又说：“一定要严肃处理，江文是坏人。”
总理和黄永胜分别把此事向林彪做了汇报，最后决定，将江文调兰州军区任副司令员。
江文同志是我军第一代报务员，兢兢业业的干了三十多年，是我军通信兵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做出了很大贡献。江青一句话就干不成了，真是害人。
我和江文的关系不错，他临上任前，我在京西宾馆请他吃了饭，他仍问我，他的工作调动是不是因为有什么问题，我说：“办事组报告中央是查无实据，”又劝他：“先出去避避再说吧。”
文革中，军事科学院也很乱，两派意见对立，主要表现在反对叶帅还是支持叶帅。科学院的领导说话不那么灵了。
有一天王树声、阎揆要带各派意见的代表到京西宾馆，请示军委办事组怎么办？当时军委办事组派我接见了他们。
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他们提出要开批判叶帅大会，请叶帅出来参加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我代表军委办事组宣布坚决不同意。”第二，他们提出要把叶帅的住房围起来，架上广播喇叭向屋里宣读批判叶帅的文章，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坚决不同意！你们这么一闹，叶帅怎么工作和休息？”第三，他们提出把批判叶帅的大字报集中起来送到他家去，可不可以？我说：“这一条我同意，但不能把大字报贴在墙上和院子里，最好将大字报抄成小字报送去。”
王树声同志怕落实不了这三条意见，要我派一位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人员去帮助他们落实。我答应可以派一个联络员经常到你们那里看看，如有违反这三条意见的，立即报告我们。事后我向黄永胜汇报，他同意我的处理意见。
第三、由于国务院多数部门领导都靠边了，几个与军工关系密切的机械工业部均实行了军管。总理指示我负责造船、电子两个工业领导小组的工作，同时兼管国家体委工作。
我的重点是抓造船工业，因为造船工业与海军建设关系密切，与电子工业也有关系。
1967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装备科研第三个五年计划》。该计划提出了自主研制中型水面舰艇、潜艇和核潜艇的规划与实施。该计划的实现，将使我海军装备提高一大步，并发生质与量的飞跃。
我多次主持召开海军、国防科委和造船工业的各种会议，确定建造舰、船的方针、规划和措施，解决和协调遇到的各种困难。多次到科研和生产第一线，检查研制进度。
这里着重说一下，我参加代号09工程的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核潜艇是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是我们海军从“近海防御”走向大洋，冲破帝国主义对我沿海进行封锁的装备基础。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为了加快09工程进度，于1969年10月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我任领导小组组长。主要成员有：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罗舜初、赵启民；海军有副司令员周希汉和装备部副部长侯向之；还有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二机部副部长刘伟，六机部副部长边疆和第七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等。从小组成员可见，建造一艘核潜艇要诸多单位同心协力，须全国一千多个工厂协作，可见建造核潜艇谈何容易。
1968年11月，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终于下水了，到1971年4月，各个系统在码头调试完毕，随后准备装填核燃料进行试航，填补了海军远洋攻击能力的空白。
在六机部和多家大型造船厂的共同努力及各方面密切配合与协同下，造船工业情况逐步好转，万吨以上的远洋货轮下水数量逐年增加。
按照《海军装备科研第三个五年计划》，1967年，新型猎潜艇批量制造，1968年代号053工程的导弹护卫舰开始研制，1969年5月，常规动力潜艇开始批量制造，1971年8月，第一艘代号051工程的导弹驱逐舰开始试航。同时，大型海洋调查船等纷纷下水或开工建造。新的造船厂、新的鱼雷水雷厂、新的舰对舰导弹、舰对空导弹和岸对舰导弹、新的长波台、新的卫星导航台等也先后开工生产和研制成功，进展不慢，整个造船工业形势不坏。
林彪见此形势很高兴，提出要建造航空母舰，要建造大型远航登陆舰，要成立海军陆战师。陈伯达见此形势也很高兴，提出要建造五十万吨级的大型运输船。但周总理很慎重，曾两次提醒我，造船花样不能太多，要抓住重点。但江青却说在造船企业中“生产压制了革命”。
负责电子工业工作，由于精力和业务水平有限，我是尽自己的力量进行了一点帮助，成绩不那么显著。
国家体委的工作影响面不大，相对比较稳定，但重点是涉及国际交往和比赛的外事工作。当时，曹诚同志负责体委的具体工作，协助我处理了大量工作，对我的帮助很大。曹诚原是总参军训部的副部长，“三支两军”时，任国家体委军管会主任。
我对国家体委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亲自导演的“乒乓外交”和江青一手策划的“曹诚事件”。
1970年冬，国家体委一份关于是否派队参加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报告，放在了我的面前。这不仅是国家乒乓球队中断了两届（1967年的第29届和1969年的第30届）后重返该赛事，而且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出国，并到未与我建交的日本参加大型国际赛事。这不仅是体育方面的大事，也是外交方面的大事。
事关重大，必须立即向总理报告。总理看了体委报告，没有立即表态。几天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提出此事让大家议一下。会后，总理与我说：“现在去不去还定不下来，但体委和运动员要做去的准备。”我把总理的指示转告了曹诚。
当时，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江青一伙人以批陈整风是全国的头等大事为由不同意派队参赛，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和总理表示同意参赛。
1971年初，周总理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很快批示：“同意派队参加比赛”。事情就这样的定下来了。
事后，总理在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开会研究具体参赛事宜时，道出了他坚持参赛的真正想法：第一、中国迟早要重返国际社会，并会在国际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体育没有国界，今年你邀请我去，明年我也可以邀请你来，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第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这次中国乒乓球队的方针。
当时，中国派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消息一公布，立即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我乒乓球队到达日本后的良好表现和高超球技也给国际社会和体育组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赛期间，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美国乒乓球队向我方主动提出希望到中国比赛的要求。
消息传来，总理紧急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开会研究对策。几十年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处于敌对和隔绝的状况，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接触，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时除毛主席外，谁也不敢做主。
最后，毛主席亲自批准同意邀请美乒乓球队来华比赛。消息传出，世界震惊！
美乒乓球队来华接待的规格是很高的，在北京比赛时，总理不仅亲自出席观看，而且接见了美乒乓球队全体，并合影留念。
美乒乓球队顺利结束访问后，我和曹诚及体委的有关人员如释重负，还以为圆满完成了任务。不久，在一次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大声说：“现在的国家体委执行了一条没有荣高棠的荣高棠路线，问题性质非常严重。”又说：“现在体委推行了一条直接与毛主席革命路线根本相反的资产阶级路线，严重破坏和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和体育路线。”
江青所指的，就是不久前来访的美乒乓球队。她说什么：“像接待国家元首一样接待美国人，崇洋媚外，”什么“美国人在宾馆大跳摇摆舞，怎么没有人管？”什么“美国人到处照相，是收集情报，怎么没有人管？”等等。她提出：“要报告毛主席，要严肃查处体委的问题。”
会后，总理把我留下，了解曹诚的情况，我向总理报告说：“曹诚是好同志，这几年把体委原来那么一个烂摊子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要不是曹诚去体委，庄则栋、李富荣他们还不能解放呢。”我又说：“曹诚长期在部队工作，突然接触到这么复杂的外交活动，大问题上是按总理的指示原则办的，也许有些小的问题没有注意到。”总理一边听我的讲话，一边点头同意。最后我说：“曹诚早就提出体委不好干，愿意回部队，我没有同意。”
当时，体委的工作总体是好的，但文革以来，特别是重新恢复乒乓球等国际体育交往以来，也出现了一些并不严重的问题，例如庄则栋曾对朝鲜体育官员说：“知道朝鲜女排打败了苏修女排，我们很高兴。”朝鲜体育官员回答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又如西方记者问我乒乓球运动员：“中东战争中国是支持埃及，还是支持以色列？”我运动员不知如何回答等。
5月，中央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经总理批准，我在大会上做了总结发言，发言中，我既总结了“乒乓外交”和国际体育交往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成功经验，也提出了工作中的某些不足。
曹诚在会上做了检讨，会后，曹诚调离体委。
第四、全国不少地区派性斗争仍很严重，各派不能联合，省以下各级革委会迟迟建立不起来，工农业生产无人负责。两种不同观点群众组织代表，成千上万涌来北京，请求中央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次通宵达旦的大会、小会，听取两派争吵，再同他们协商解决办法。有时一、两个月也达不成协议。
军委办事组成员分别陪同中央常委负责人，先分工负责提出方案，后统一研究，拍板定案解决各个多事地区问题。由于中央常委有负责人和主管领导，我们这些人，只是听听意见，提点建议，作点指定的具体工作而已。虽然不起主要作用，但也得陪着整夜通宵地熬时间。
至于各中央专案组的工作，也是由中央常委负责领导，他们不开口，不点头，不摇头，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当然不便说三道四。有时提点建议，有时照例划圈，什么不说也可以。专案组中的专案对象都是一些重要高级干部，不了解其复杂情况，采取少说为佳的慎重态度是比较明智的。
四、解放干部和处理层层站队问题
自1967年11月，海军召开了学习毛著积代会之后，海军党委和李、王、张在海军部队中的领导威信有进一步的提高。因此我们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及我随毛主席南巡到上海时得知毛主席要解放邓小平的意图，开始更大胆地落实解放海军干部政策。当时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对明知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但群众鸡毛蒜皮意见不少的高级干部，实行上下左右互相调换，摆脱原单位群众的纠缠。
第二、对基本上是好的，但问题不少，群众抓住不放的干部，采取办学习班的形式进行解放。1968年2月底，海军召开的政治工作座谈会，除研究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治思想工作建设外。另一主要议题就是研究通过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方式，分期分批的解放干部。大家都认为这是解放干部的好办法。会议还总结了已经开始办的第一期学习班的经验。
从1968年1月起，海军办了六、七期学习班，每期时间二至三个月，每期人数有百余人，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共计千人左右。学习班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开展四大单位中的团、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参加各省地方“三支两军”工作的海军各级干部。让他们脱离开原单位，集中到北京学习。
在学习班中的重要领导干部的检讨，海军领导都表明同意其检讨的态度，一般领导干部的检讨，学习班的领导也表明同意的态度，切实保护其过关。
学习结束时，海军领导隆重接见，合影留念。这不是简单的形式，而是故意做给造反派看的。当时有此需要，也有其一定政治意义。通过学习班的形式和海军党委的表态，使大批干部得以解放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第三、对群众揭露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干部，由干部部门组织调查组，负责复查核实材料，然后做出结论，并与干部本人见面，允许其提出不同意见。
第四、对少数有严重历史问题，又有严重现实问题的干部，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党委分工由王宏坤负责专案领导工作。
由于采取了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大量措施和办法，确实解放了相当数量的中、高级干部，大批领导干部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海军解放干部的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对稳定部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时不少驻京军兵种单位和大军区来海军学习经验，也颇欣赏海军落实解放干部的政策、措施和办法。
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林彪及其他中央领导接见了海军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全体同志。毛、林接见海军学习班的学员，不仅使参加接见的学员倍受鼓舞，而且也是对海军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方式解放干部的肯定。这样，在解放干部问题上，我们党委心中就更有数、更有底了。
但在当时极左路线的环境和影响下，以及怕犯复辟、复旧错误的思想顾虑，海军仍有一批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及时纠正。主要是与中央已决定的重大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如罗瑞卿问题、贺龙问题等。
此外，我们还着手处理海军层层站队问题。层层站队也就是搞多中心的一种表现，它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进行站队，而是以拥护或反对某人或某几个人的领导为标准，进行站队。由于上行下效及站队要具体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似乎中央有正确和错误路线的代表，有“两个司令部”的“搏斗”，各级无例外地都应有这种现象。这样形成各级都有不同观点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和错误路线的代表，各级都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两种错误观点，长时间相互对立，相互摩擦，争吵不休。由政治思想上的错误，发展到组织上的错误。其恶果，既破坏了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团结，又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稳定和革命化、战斗化的建设；既发展了资产阶级派性，又掩护了某些人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
海军层层站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文革初期，毛泽东、林彪和中央军委、全军文革，首先肯定海军李、王、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同时又肯定苏振华是“彭、黄漏网分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应该打倒的对象。这样中央和军委就在海军党委内部确定了两个界限分明的阵营，这是形成层层站队的主要根源。
当时各舰队、各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有的“压制了群众运动”，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有的平时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错误，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不满；有的是过去反对李、王、张，拥护苏振华的，政治风向一转，他们就受到冲击，说话无人听，指挥机关处于半瘫痪或瘫痪状况。
为了与中央和军委保持一致及稳定部队，坚持战备的需要，海军党委支持和解放了各舰队大多数受冲击的干部站出来工作，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表态，保护他们。而这批干部又希望以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提高自己的领导威信，取得群众信任，这就是在中央确定的大背景下，海军内部上上下下互相支持、互相依靠而形成层层站队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海军部队和院校主要分散在沿海各省市，并担负当地的“三支两军”任务，海军部队不同观点的形成又与所在地各大军区、各省市群众不同观点相联系的。例如旅大地区，一种观点是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不支持沈阳军区和旅大警备区。另一种观点反之。山东地区一种观点是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不支持王效禹（省革委会主任）和杨保华（青岛革委会主任），另一种观点反之。沿海其他地区，皆有类似情况。总之，海军部队及院校基本上是以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或反对海军党委和李、王、张的两种相反观点，划线站队。
总之，由于层层站队，又人为的“制造”了一批犯站队错误的领导干部。
我们对于这种错误，自1968年就开始纠正：第一、强调要以拥护或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为标准进行站队，而以某级党委或某几个领导人为标准站队是错误的；第二、立即停止突出李、王、张的宣传，明确指出这样做不是真正支持李、王、张，而是“帮倒忙”；第三、将地方派性陷得很深的部队进行互相调防，使之与地方造反派的派性脱勾。例如，威海水警区与旅顺水警区，青岛水警区与海洋岛水警区，沙埕水警区与长涂水警区，互相调防。各航空兵师也进行互相调防；第四、强调正面引导，坚持正面教育，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要求各部队，对地方运动不参与、不支持、不表态，减少地方运动对部队的影响。
对于层层站队这种顽疾，虽采取上述措施，收到一些效果，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一直拖延到1971年批陈整风，才引起大家严肃认真地来解决这个问题。海军党委带头作自我批评，并得到毛主席的表扬。
1968年6月28日，海军召开第二次四好连队代表会议，主要目的是坚持基层部队的正面教育，表扬四好连队建设搞的比较好的单位，宣传他们的先进经验，引导指战员将精力转到四好连队建设方面来，以增强部队稳定性，削弱或分散派性思想对基层部队的渗透。我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进行重新动员。
海军党委在会议期间作出了《关于树立四好连队标兵，普及四好连队先进经验的决定》。决定树立南海舰队快艇第11支队11大队3中队、南海舰队航空兵高射炮兵第8团6连、东海舰队航空兵第4师10团2大队、北海舰队潜艇第12支队125艇等十四个单位为海军四好连队标兵。
林彪知道海军召开四好连队代表会议，也及时作了指示。其大意是：总的讲，军队不抓基层不行，抓基层不抓四好不行。政治不能松，其他也不能松。政治思想好与其他三好不能并列，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中心，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但抓好了政治思想工作，不等于把其他都抓好了。三八作风、军事训练、生活管理也要抓。如果基层搞不好，政治觉悟不高，那就会漏洞百出，堵不胜堵，就不可能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于8月11日下午，接见了出席四好连队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大会于8月13日结束。
五、在工作中发生意见分歧
从1968年秋季开始，我和王宏坤、张秀川之间在对海军机关、部队如何进一步稳定和解放干部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当时由于我在军委办事组工作很忙，顾及海军的事情确实少了一些，除了重大问题参与研究决定外，一般的事情基本就交由萧（劲光）、王（宏坤）、吴（瑞林）和张（秀川）等常委成员集体研究办理了。这期间，发生了三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其一、“海政文办整风”。海政文革办公室整风这件事，张秀川曾向我报告过，我也同意。因为整风的初衷是统一思想，解决海军政治部中，在落实干部政策、加快解放干部、清理阶级队伍等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争取通过整风，达成文革办公室成员思想上的一致。
但在整风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这本来也是正常的。身为海军副政委的张秀川作为主管海军政治部的领导，本应在两种意见中进行协调，化解矛盾。但他却支持一派意见，反对另一派意见。非逼着海政文办主任、海政保卫部部长萧云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撤消萧云文办主任职务。张秀川事先并没有告诉我，整风的目的是要撤换谁，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搞的复杂化，我当然不能同意，并要求海政立即停止所谓的整风。
其二、王剑魂事件。王剑魂是海政文化部部长。1968年秋的一天晚上，王、张两人到京西宾馆找我说：“王剑魂现在表现不好，群众意见很大，要求批判他。”并征求我的意见，可不可以批判？我答复是：“可以批判，但要按人民内部矛盾批评教育。”我又强调：“要团结大多数。王剑魂，我也不说他很好，也不说他很坏，批评教育可以，打倒不同意。”但他们回去后，并没有按照我的意见办。在两天的时间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办公楼内外。
当时海军机关大字报刚刚收起不久，墙壁也刷洗干净了，现在又闹得满楼风雨，乱七八糟。
一天凌晨，我由京西宾馆办公完后回海军大院，路经海军机关办公大楼，发现墙上和地上又有大量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我就停车进楼观看。大字报的数量如此之多，大字报的内容充满了敌我矛盾的语句，还有什么“砸烂王xx狗头”之类的恶语，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场的人说是根据李、王、张的指示，要运用大字报大批狠批，不低头认罪就不罢休。我看了之后很生气，对在场的人说：“我没有指示要搞大字报围攻，要搞突然袭击，要搞大批狠批，要砸烂狗头。”
王剑魂既不是什么大的当权派，也不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更没有严重问题和错误，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闹得机关大院不得安宁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王是个老老实实的文人，懂一点古文诗词，有时我请他到我家中给我解释唐诗宋词，不过如此而已。王、张大概以为我在海政安设了什么对他们不利的“据点”和“钉子”，非要把它彻底“拔掉”不行。我当即决定停止批斗。
其三、“青岛潜士校事件”。1969年1月，青岛杨葆华反军派开始策划冲击我北海舰队潜艇士兵学校。这所学校不同于海军的其他院校，它是我潜艇士兵的训练基地，从文革开始就是正面教育单位，不开展“四大”。
地方反军派的动向，北海舰队及时报告了海军文革办，海军文革办又及时报告了主管领导张秀川。但张既不向海军党委常委报告，也不向舰队布置对应的措施。几天后，杨葆华的反军派大规模冲击潜士校，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之后，反军派又冲击并一度占领了舰队指挥机关，不得已，舰队指挥机关只好搬到东海饭店（舰队第一招待所）办公数日。事后，舰队对海军的意见很大。
这个事件，不仅惊动了海军，也惊动了军委办事组。因为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除局部地区外，地方造反派大规模冲击军事设施并发生流血事件已比较少了。张秀川在这个事情上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我回海军召开了常委会议，批评了张不负责任的态度。
潜士校事件后，中央决定由北海舰队领导出任青岛市“核心组组长”职务，青岛的形势才趋于稳定。
记得早在1965年，张秀川就对我有某些意见，或是误解。起因是干部的任用问题。当时负责海军干部工作的杜义德副政委，在一次常委讨论干部问题时，悄悄向我提出，是否将张秀川提为副政委。我当时考虑，张秀川到海军后的工作是积极的，但海军老资格很多，张秀川刚到海军才三年，另外部队干部任职，确有要看资历的情况，还是慎重些好。因此我提出，请杜了解一下各大军区是否有“三八”式干部任大军区副职的先例，待了解后再议为好。做为常委成员之一，我仅仅是个人的建议，提还是不提也不是我说了算的。但事后，杜义德却将我的想法和建议私下里告诉了张秀川，张对我的意见极为不满，他曾当面指责我：“把我提为副政委你为什么不同意？你是唯德、才论对，还是唯资格论对？”虽然张秀川对我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但杜义德违反组织纪律，挑拨是非，破坏团结的做法更是非常错误的。
李、王、张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公开化了，不久林彪也知道了，找我和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等人谈话，指出海军工作刚有起色，应继续搞好工作，加强团结，不要受人挑拨，要互相支持。但没有具体批评谁是谁非。谈完后，我当场表了态，承认在海军领导中，对海军的某些工作中存在意见不一致的现象，并从海军主要负责人的角度承担了自己责任。其他人没有讲话。
结束谈话后，我们几个人在京西宾馆开通气会议，但毫无结果。事后，林彪又指示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海军，并决定把张秀川调出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