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天翻地覆（之三）
一、“痛打落水狗”和革命大联合
1967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1966年5月16日“通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题目为《伟大的历史文件》。（当时，凡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编辑部文章，都要经过毛泽东审阅。）文章指出：“五？一六”通知是一个马列主义文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里程碑。文章结尾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不要以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另一篇重要文章，指出刘少奇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毛主席曾说：“《修养》是宣传孔孟之道，是否定阶级斗争，是欺人之谈。”
当时中央文革那伙“英雄们”，疯狂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大批判，“痛打落水狗”，“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徒子徒孙”。
全国文革进入第二阶段，实行“全面夺权”之后，已经半年了。虽然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宣传机器大喊形势大好，捷报频传，但实际上到处是乱糟糟的，看不到大好形势。前阶段是以打倒一切，揪斗所谓“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为主。现阶段似乎是以派性斗争、全面内战，互相争权夺利为主。旧的权力机构砸烂之后，已经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新权力机构，为数甚少。多数情况是夺权之前没有大联合，夺权之后无法实现三结合。因此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许多地方不得不实行军管，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暂时成为权力机构，在军管会之下设立抓革命和抓生产两个班子，勉勉强强应付门面，如果不实行军管，无政府状态还要严重得多。
中央再三指示，按部门、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并指出各革命组织只要大方向是一致的，就应求同存异实行大联合。实际情况是，各派组织犹如散沙一盘，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互相指责对方是打砸抢派。先夺权的少数派，反对未参加夺权的多数派，未参加夺权的多数派反对先夺权的少数派。人数多的说，以我为核心，想把其他组织吞并。人数少的说，应以我为主，因为我人少精干，你们人多是大杂烩。造反早的说，我功劳大，觉悟高，应以我为核心；造反晚的说，你们造反虽早，但犯的错误最多，我造反虽晚，但我们没犯错误，我们方向正确，因此应以我为主。受到解放军支持的组织说，我们是响当当的左派；没有受到解放军支持的组织说，解放军犯了带枪刘、邓路线错误，支持了反动组织，镇压了革命组织等等，各有各的理由。因此争吵、对骂、打架、武斗愈演愈烈，成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仇人。
中央再三指示要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并规定“三结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革命的高级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另一种是革命群众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解放军代表的“三结合”。
为什么“三结合”领导班子迟迟建立不起来呢？归纳起来，我看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没有大联合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不是真正“三结合”领导班子，就不可能为广大群众所承认你是合法的权力机构。实际上就是一派掌权，其他组织就要进行冲击，就要进行反夺权。
第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思想影响广泛严重。不相信绝大多数老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相信“犯了错误”的老干部多数是可以改正的，特别对原来领导班子中的一、二把手，几乎都被认为是“走资派”或“叛徒特务”，都必须打倒，都不能“三结合”，都不能叫他站出来工作。
第三、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人，煽风点火地多次提出，“三结合”要防止搞假三结合，防止恢复原状，恢复原来的统治，恢复原来的秩序，如果这样，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那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白费力气。因此反对复辟的口号，反对复旧的口号流行全国，不敢大胆解放老干部、不敢恢复正常秩序，生怕犯复辟、复旧的错误，生怕犯否定文革的错误。
原来的党、政、工、农、青、妇领导机构被砸烂了，或瘫痪不灵了，新的大联合“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又搞不起来，这种无政府状态，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何时了？前途渺茫，人心隐忧。
“三支两军”任务压在解放军身上愈来愈重。解放军与群众派别之间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打骂污辱解放军战士的现象愈来愈多，怎么办？谁也拿不出药到病除的有效办法。
二、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7月中旬，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一个新的指示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此后就离开北京，视察大江南北，亲自看看外地情况。当时由中央办公厅和总参组织了一个精干指挥班子随行。由于此行有毛主席可能要在长江游泳的计划，为了保护毛主席游泳的安全，周总理决定我也参加陪同。而周总理则是两地跑，有时在外地毛主席那里，有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
这期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我亲眼目睹和参与处理了事件的前前后后。
杨成武、汪东兴等人随同毛主席乘专列火车于7月14日晚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别墅内。我随总理乘飞机当日先期到达武汉的。
恰巧由中央文革派遣的工作组成员谢富治、余立金、王力等视察云南、四川后到达武汉，也住在东湖宾馆的别墅内。
7月15日，毛主席在别墅听取华东、中南地区的领导汇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对武汉文革情况的汇报。我则随杨成武及中办、总参、海军、武汉军区的有关人员，按主席原定的行程计划，到长江岸边检查主席游泳的准备情况。
7月16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武汉地区文革情况，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和我等人参加会议。
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要为武汉工人总部平反（当时被打成反军乱军的冲派），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头头。武汉军区对两派都应该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武汉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声明联合起来。要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错误，改了就好。要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要把军队工作做好，转过来就好。”又说：“军队犯错误，要承认的快，改正的也要快。”
毛主席的讲话，对解决武汉地区的问题定了调子，一是要为“工人总部”平反，二是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改正。
我当时心里十分清楚，毛主席的讲话，明显地支持和袒护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的冲派。
接着，17号、18号连续两天，周总理及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又连续召开会议，继续听取武汉军区负责人，对武汉地区文革情况和军队支左情况的详细汇报。我也参加了旁听（中央布置我的任务不是处理武汉问题，又因对武汉问题主席已定了调子，所以我一直未发言讲话）。
汇报时，总理再次希望武汉军区承认支左错误，并改正错误，总理说：“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但陈再道仍表示想不通。
会上，王力对军区支持“百万雄师”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谢富治也同意王力的批评意见。王力的讲话引起武汉军区领导人强烈的不满情绪。
依我旁听者对两天会议的感觉，汇报会上，中央领导与武汉军区领导的意见十分对立，会议没有解决多大问题。
武汉地区群众组织基本上是两大派。以汉口为中心的是“百万雄师”派，以武钢为中心的是“三钢”派或“工人总部”派。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而与冲击军区并打、砸、抢的“三钢”、“工人总部”势不两立。把自己地区称为解放区，把对方地区称为敌占区，把两派接界地区称为游击区，互相对立，武斗不止。
在这两天中，谢富治、王力等人还到武汉各地（华中工学院、水利学院等）的群众组织中讲话，认为“百万雄师”是保皇派，“三钢”是造反派，军区支左是支持了保皇派，压制了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受打击的现象不允许存在，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一去不复返。
这样一来，更加引起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三钢”造反组织广播了王力讲话实况录音，同时，武汉军区汇报会上王力严厉批评军区的讲话，也很快传播出去，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极大愤慨。
18日晚，周总理带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到东湖别墅见毛主席，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王力和我等人参加接见。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陈、钟在毛主席讲话后，表示同意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决定，并做好部队的说服教育工作。
之后，周总理回北京。
7月20日拂晓前，“百万雄师”数百人强行冲破警戒线，突然包围谢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别墅，破窗而入，将谢富治围斗一顿，将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同时数千人冲进武汉军区领导机关，逼迫军区领导对王力讲话表明态度。
20日上午，“百万雄师”用几百辆汽车（其中有几十辆高音喇叭广播车）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据汇报，游行队伍中有的手持枪械，还有军人参于其中并携带武器。
形势急转直下。谁也说不清，“百万雄师”是否还要冲击东湖宾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的人都高度的紧张。
20日上午，中央知道了武汉情况，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了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要求毛主席立即离开武汉。
周总理当天下午由北京飞回武汉。林彪、江青等人来信与毛主席商量，决定毛主席秘密转移到上海。中央过去有规定，为了保证安全，毛主席外出一般不坐飞机，但是这次破例要坐飞机转移，飞机夜航没有白天安全，也断然决定可以夜航。
当时毛主席住的别墅附近和周总理住的别墅附近，均有“百万雄师”的人员活动（别墅里的工作人员也皆“百万雄师”观点）。为了不使别墅内工作人员和别墅外“百万雄师”的人员知道毛主席的转移行动，毛主席一行人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21日凌晨，毛主席静悄悄地离开别墅，离开武汉，在余立金等人陪同下，上午顺利安全地到达上海。
毛主席离开后，周总理留下来，继续处理“七二○事件”的善后问题。因他身边没有带助手，就决定把我留下来，协助他做点具体工作。
我随周总理住在同一座别墅内，为了总理的安全，我们约定，夜间我秘密搬入总理住的那套比较宽大的房间内睡觉，并按照总理平时夜间办公的习惯，凌晨3时后才熄灯，上午9时后拉开窗帘。而总理则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较小的房间内，于11时前就熄灯休息，上午7时拉开窗帘。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一直住到离开武汉。
21日上午，周总理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我在场。
总理要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
总理说：“你派人去找回来。”
陈说：“我找不回来。”
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就生了气，“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
当时周总理最关心的是王力的下落，派人到处寻找。20日和21日上午均无任何消息。
21日下午，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跑来向总理报告，王力找到了，现在被隐藏在武昌南郊一个部队里，并报告了王力脱险的大概过程：刘丰按总理指示到处找王力，结果在29师找到，之后刘丰秘密将王力转移到武空的一个部队隐藏起来。
总理听了后很高兴，表扬刘丰立了大功。不久就升任为武汉军区政委。
周总理亲自布置22日送王力回北京，要求北京在西郊机场组织欢迎。
21日深夜，总理指示，由我和刘丰两人到武空部队接王力并负责护送到山坡军用机场。在机场，总理召开会议最后布置稳定武汉局势的措施，其中包括部队的调动。我参加了会议。
22日上午，王力坐一架专机先行起飞，总理和我们在机场送行。之后不久，总理和我乘上另一架专机，起飞后在中途加速，超过王力坐的那架专机，先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十五分钟后王力专机降落，总理和其他欢迎人群数千人，在机场隆重迎接。因此王力一度成了“文革英雄”人物。
7月26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说：7月20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一封信，指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的逆流行为一败涂地。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7月22日，我随总理回到北京后休息了两天。当时北京街上日夜有“打倒陈再道”的游行队伍，满城都是“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7月25日夜，北京群众组织万余人，围绕京西宾馆游行，高呼“打倒陈再道”，“保卫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致敬”等口号（他们知道陈再道住在京西宾馆）。
陈伯达、戚本禹等中央文革一伙人，得意洋洋地到军博广场前面观看游行队伍，并表扬游行组织得很好。
7月27日，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要我立即回到上海毛主席那里去，并说现在长江水温正好，如果游泳的话，由我负责选择水域，组织海军舰艇，绝对保证安全。
当天下午，我就飞到上海。
杨成武为了请示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问题也到了上海，究竟哪些人出席招待会，是当时国内外人们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毛主席同意北京提出的方案，并谈到几个老帅均应出席的问题。我和余立金均在上海未参加北京的八一招待会，但新华社报导参加招待会的名单中，仍有我们的名字，因为当时谁不露面，报上无名，就可能引起一场风波。
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关锋主持写了两篇纪念文章。由于武汉“七二○”事件的原因，他公开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引起全国各地红卫兵疯狂地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和部队。
王力也忘乎所以，尾巴翘得太高了，结果好景不长。王力于8月7日在外语学院接见红卫兵时发表讲话，煽风点火，动员红卫兵打倒陈毅，支持夺取外交部的领导权，这就是流毒全国的“王八七讲话”。王力说：“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有人说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的，王力说：“这话不对，革命与业务是不能分开的。”
毛主席、周总理批评这个讲话是完全错误的，是反对中央的（中央早有规定，国防、外交、公安等部门不允许夺权）。8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海看了《红旗》杂志社论和关锋的文章后说：这两篇文章是“大毒草”。为了制止“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毛主席在上海交代杨成武：“你回北京向总理报告，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由总理负责处理。”不久，王力垮台了，关锋也垮台了（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宣布隔离审查）。
8月9日，林彪接见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两个条件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他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成好事。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上思想上的大革命，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全文批转各省、市和军区。
武汉“七二○”事件，起因是毛主席批评武汉军区镇压了造反派，过程是“百万雄师”反对中央文革，对抗周总理指示，冲击毛主席驻地，抓走了王力，威胁到毛主席安全。
但我认为，“七二○”事件的根源是毛主席的方针、路线所致，是中央文革的一伙人，妄图通过全面内战达到阴谋夺权所致，是毛主席对武汉地区的问题做出了不正确的判断，确定了不正确的调子和采取了不正确的处理办法所致。
“七二○”事件的结果怎样呢？不但武汉地区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继3月“青海事件”后，很快掀起第二次全国性的反军乱军高潮。这样“打倒陈再道，打倒张再道，打倒李再道，打倒广再道，打倒宁再道”的反军乱军口号遍布全国各军区。各地凡是解放军未曾支持的群众组织，几乎全部借机而起反对解放军。
特别严重的是，冲派组织公开冲击部队的武器弹药仓库，抢夺解放军手中的武器弹药的行为到处发生。加上《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主笔的公开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更是火上加油。
据我所知，当时全国八大军区中，有五大军区发生地方冲派大规模冲击解放军的事件。由于军委有指示，对待群众，对待造反派，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不准开枪。因此成千成万件的枪枝被抢走，成千成万的战士挨打挨骂，被扒掉帽徽，揪掉领章。
由于冲派有了现代化武器，因此武斗方式也升级了。开始武斗是拳打脚踢，以后是棍棒石头，现在是真枪实弹，枪炮齐鸣。有的地方还使用了坦克、大炮。流血的惨重不言而喻。
“七二○”事件刚刚发生，江青就叫嚣“文攻武卫”，她说：“不能天真浪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她大叫大喊说：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又说：“我们还要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压倒敌人，摧毁敌人，瓦解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文攻武卫’。”
因此，全国范围的“内战”愈演愈烈，越打越广，越打伤亡越多，越打破坏越重。
江青一伙真是唯恐天下不乱，真是祸国殃民！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指出：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国国防安全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的唯一宗旨是紧密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胜利地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为了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胜利，这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和一切革命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虽然中央号召“拥军爱民”，但中央文革指使和支持的反军、乱军活动并未停止。
三、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
毛主席从武汉到上海后，亲自处理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我跟随主席在上海，了解的一些情况是：
第一，武汉“七二○”事件后，全国各地由于大规模武斗的需要，造反派破坏了大量的交通设施，使全国不少重点铁路中断交通和运输。当时，浙赣路诸暨附近，京沪路邹县附近，京广路邯郸附近的铁路，均先后被切断。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形势越来越使人担忧。
毛主席说，破坏铁路、切断交通运输的派别组织是坏组织，应由解放军采取武力解决办法，恢复铁路正常运输。总参按照毛主席指示，采用武力平乱，保证了交通运输畅通。
毛主席还指示，用他乘坐的专列火车（此列车有特殊标记，铁路各站均知道是毛主席的专列），由中央办公厅派人负责，由上海出发，经南京、徐州、开封、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再回到上海，视察铁路沿线的通车情况。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调动解放军维护铁路交通，切实保障铁路运输的畅通。各站段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第二，南京地区的群众组织有两大派，一派是上海张春桥支持的“红纵”，一派是南京军区支持的“八二七”造反派。“红纵”力量占优势，他们联合江、浙、皖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反对南京军区，反对许世友。
武汉“七二○”事件后，“红纵”借题发动“打倒许世友”，“打倒许再道”的黑风恶浪达到顶峰。许世友在南京无法立脚，被迫跑到大别山军区农场躲避，并决心在大别山里打游击，与揪斗他的坏人斗争到底。
南京海军军事学院的造反派也跟着“红纵”一起打倒许世友。我知道后，立即打电话，批评海军学院群众组织说：“参加打倒许世友的行动是方向错误，应立即纠正。”结果他们很快转变立场，改为支持许世友，支持“八二七”造反派，并引起了“红纵”的分裂，不少人跟着改变态度。
不久，张春桥由北京回到上海来了，经常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驻地听候指示。
有一天，毛主席要张春桥亲自去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商谈问题，并具体指示派一架专机，飞到合肥降落，然后坐直升飞机到大别山军区农场去迎接。许世友由张春桥陪同来到上海后，立即见了毛主席。毛主席肯定许世友是好同志，并说目前形势很快会改变，你暂时在大别山农场休息或到北京休息均可。许世友对毛主席接见很感动，决定仍回到大别山农场去。这次接见对张春桥支持“红纵”，反对许世友的阴谋诡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毛主席在上海亲自处理的上述两件事，都与武汉“七二○”事件有直接关系。不难看出，“七二○”事件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
第三，姚文元也由北京来到上海，将他写的《评陶铸两本书》的文章亲自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看了这两篇文章并作了若干修改，其中关于“五？一六”反革命组织问题那一大段话，完全是他增添的。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阴谋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
这篇文章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一发表，就造成了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的严重后果。
第四，不久杨成武也将他写的题为《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的文章，送上海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看了一部分后就对他身边的人说：“这篇东西我不看了，尽是吹捧我的，退回去！”但对于大树特树的原则错误，没有明确指示，因此中央报纸仍然登载，大肆宣传。
杨成武问题发生后，毛主席才指出：“绝对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尤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又说：“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又说：“权威不是由人树起来的，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这样中央报纸才批判大树特树是唯心主义思想的产物。
第五，在上海，有一次毛主席找汪东兴谈话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有三个区别，第一刘少奇有历史问题，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第二邓小平有战功，刘少奇没有战功。第三刘少奇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邓小平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把邓小平安置在中央办公厅搞点秘书工作，你看怎么样？”汪东兴说：“杨尚昆、童小鹏等人的问题还未解决，邓小平放在中央办公厅不合适。”毛主席见此情况，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这个决策实现，树立一个解放中央领导干部的榜样，对于全国、全党、全军必将产生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可惜这个非常好的决策（当然对刘少奇的看法仍然是错误的），遭到汪东兴的反对，就被放弃了。
毛主席在上海两个月时间，处理了许多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我仅仅简述了上面几件具体事情为例，多少可以看出他在决策问题中存在正确和失误两者皆有的情况。
9月初，毛主席在上海批准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中规定：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轮船上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已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今后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反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边防、海防、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这个命令出台时间虽然过晚，社会上已出现解放军大量武器、弹药被造反派抢夺，派性武斗更加激烈，双方伤亡人数增加的情况，但这个命令仍然对“打，砸，抢”者起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改变了军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准捕人，不准开枪等清规戒律，授予解放军为了保护武器弹药对不听劝阻警告者进行自卫反击，可以“捕人开枪”的权力。因此很快制止了抢夺解放军武器弹药的恶劣风气，否则抢夺武器弹药的形势必然更严重，派性武斗更激烈，双方伤亡人数更多。甚至坏人混水摸鱼乘机抢夺武器弹药，进行武装斗争，破坏社会主义。
9月中旬某天，周总理由北京给我打电话指示说：张学思（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原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之弟）出了问题，要我立即回北京处理海军司令部的问题。我当天下午就飞回北京，向萧劲光等人了解情况。当时海军领导谁也说不清张学思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中央在决定逮捕张学思前未与海军任何领导打招呼，逮捕张学思时，海军任何部门也未参与。回北京后我得知的情况是，根据中央决定，公安部已将张学思等所谓“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全部逮捕了。
张学思的专案组，既不归海军管，也不归中央二办管。所以被捕后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
张学思问题发生的很突然，但还是有前兆的。记得我随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之前的一天，叶群曾给我打电话说：“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你们有什么材料可以写一些送来。”我在东北与张学思根本不认识（我在北满，他在南满），对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情况也不了解。因此我交代海司办公室，整理了一份曾是群众大字报中批判张学思“单纯军事观点”为主要内容的材料送上。之后此事就再无下文了。
以后张学思病死在309医院中，海军保卫部门曾请示我：可不可以让家属去看一下，我的答复是：不仅完全应该让家属去看，而且海军派车。
这时，毛主席也离开上海去杭州、南昌、长沙巡察，于国庆节前夕回到北京。
国庆节后，由杨成武为主，我也一同参加，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综合整理成文。
10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将此指示记录稿，转发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组织群众学习，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指示对当时文革有重大指导意义，其内容概要如下： １、对形势估计。毛主席说：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２、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改变，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应该求同存异，实现革命大联合。
３、关于干部问题。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要整的，但他们是一小撮。除了投敌、自首、叛变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
４、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严重脱离群众，不能平等待人，群众就有意见。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
５、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海军召开学习毛著积代会
此时的海军文革形势，同全国、全军、文革形势大体相似，虽然派性仍然严重，但没有发生武斗，没有人伤亡。师以下部队比较稳定，坚持日常工作。师以上机关多数仍然动乱不安，对战备和指挥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7月1日，军委决定召开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总政通知说，召开这样的大会，不但将对我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把我军建设成为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的革命军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对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也将发生重大影响。
海军党委根据这个通知，决定召开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选择学习最优秀的单位和个人，出席全军学习毛著积代会。
经过上下积极筹备之后，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于1967年11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一次约五千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盛会。全体代表荣幸地于12月3日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及合影留念，林彪书写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题词，均对会议鼓舞很大。
关于林彪的题词还有一段趣事：11月29日，我从林办得知林彪为大会题词，非常高兴。当晚，题词送到我家，因第二天党报、军报都要公开报道，我将宣传部同志找到家中研究新闻报道的问题，会议中，海政宣传部长范丕忠发现题词中有一处错字，即11月的“月”字的两横中少了一横，有人提议加上一笔，我当时考虑，不能让错字见报，请林彪重写更是不可能，为保存原稿的真实，我同意并亲自为公开报道的题词中的“月”字加上了一横。这样，林彪手写稿与新闻稿中的“月”自不同了。
我在会议中作了《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的重点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路线，同时以相当重的分量宣传了林彪。
这个报告当时对海军，对全军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影响，赞扬较好之声不绝于耳。《解放军报》要求全文或摘要公开发表，我没有同意。《人民日报》也要求全文或摘要见报，我也没有同意。不少军区和地方单位，纷纷到海军政治部索要报告文件，我也指示要有限制地提供，仅作为参考，不要翻印，不要见报。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这篇报告中，宣传林彪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想借此提高解放军的威信，对于当时反军乱军浪潮的一次回击。但是这种提法是否合适？会不会有人乘机诡称这是在“扬林抑毛”？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下，稍有不慎，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在吃不准上层态度的情况下，考虑还是以低调处理，不扩散为宜。
为什么强调以林彪为光辉榜样呢？这并不是我的独创发明。去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林彪已做了相当高的评价，以后不少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报纸广播就不断地为林彪加码贴金。例如叶剑英在1966年11月21日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必须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他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就是拥护毛主席的几十年，他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理论，武装了我军成为世界革命军队的榜样。
张秀川也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主要是总结学习毛著的经验及今后的学习任务。
12月1日，海军党委作了，《关于学习和贯彻林彪副主席为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的决定》。
12月5日，在积代会闭幕式上，海军党委作出树立南海舰队鱼雷快艇第11支队党委、航空兵第4师“海空雄鹰团”、东海舰队护卫艇第29大队“海上猛虎挺”、南海舰队护卫艇第41大队“海上先锋艇”等十一个单位和战斗英雄麦贤德、舒积成等十一名个人为海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标兵。
12月9日，海军党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向麦贤得、张逸民和鱼雷快艇第11支队党委学习活动的决定》。
海军党委的目的，就是要在稳定部队、加强战备的同时，减少来自社会的干扰，将部队的注意力引向学习、宣传海军树立的二十二个标兵和麦贤得等三个典型的活动中。
会议结束后的一天，林彪找我到他家里去谈话，主要内容有两条。林彪说：“第一，你在海军积代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我已经看了，总的说还是可以，就是对我的评价太高了，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我说：“我是为了回击‘揪军内一小撮’，有意把你强调一下，这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全军的问题。”
我接着解释说：“自武汉‘七二○’事件后，全国性的反军乱军，到处抢枪、抢炮，到处冲击军队，到处打骂污辱“三支两军”人员，有的大军区司令员说话都不灵了，这里要揪斗张再道，那里要揪斗李再道。如果不把你强调一下，也许将来你的话也不灵了。”
林彪听了后，没有吭声。
他低头沉思了一会之后，又说：“第二，据说你们海军机关群众组织对萧劲光很不尊重，这不好。你应动员海军机关群众组织立即解散（会议闭幕式上，机关群众组织不让萧劲光在主席台上与我并肩坐在一起，此事林彪知道后很气愤）。”
又说：“宁愿自己受委屈，不要别人受委屈，宁愿自己吃亏，不要别人吃亏，宁要别人欠自己的账，不要自己欠别人的账。”
我一听就明白，这段话显然既有要我更好地尊重团结萧劲光的意思，同时也有对我批评的意思。批评我对海军机关“红联总”群众组织的错误行为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其实我对机关群众组织某些人常常搞突然袭击，有过严肃的批评，但没有收到应有效果。据说他们要保持自己的什么“造反派的精神”。现在虽然有林彪的“尚方宝剑”，要他们解散，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耐心工作，才把这个组织彻底解散。
从此北京海军领导机关开始恢复正常工作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