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天翻地覆（之二）
一、海军仍处于兵荒马乱的大动荡中
军委文革决定揪出苏振华之后，海军仍处于兵慌马乱、军心不稳的大动荡状态中，一是多数院校领导全部瘫痪，院校造反派并不是什么真正夺权，而只是将干部揪斗打倒，将大印大章抢到手。由于派性争权夺利恶性发展，谁也联合不起来，谁也组成不了新的领导权力机构，谁也不服从谁的招呼。因此踢开党委，捣毁和破坏党的权力机关之后，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独立王国的无政府状态。割据和占山为王的状态，把院校破坏得不像样子。二是各舰队领导机关也仍处于硝烟弥漫、混乱不堪的状况。北海舰队是打倒卢（仁灿）、潘（焱），东海舰队是“穷追叛徒陶勇的狐群狗党”，南海舰队是揪斗“吸血鬼”方正平为首的一小撮。加上家神野鬼，互相勾结，军队和地方派性斗争结合，形成军队内部派性斗争日益泛滥膨胀，严重的影响战备工作。
中央早已规定，就地闹革命，停止串联，各地已经外出串联的应当立即返回原单位。但各地来北京请愿告状和隐蔽串联的仍经常有数十万人。而海军所属单位来北京海军大院串联的也是经常一批又一批的络绎不断。
1967年2月的冲击海军报社事件（又称“黄楼1【注1海军直属机关办公大楼，因外墙面为黄色而得名】事件”），就是由海军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联合其他院校造反派组织，非法查封海军报社引起的。
当时，院校造反派组织查封报社的主要理由是：《人民海军报》在过去的几年中，刊登过不突出政治，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而登载了军事大比武等单纯军事观点的文章，是宣传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造反派头头，在查封报社前先征求萧劲光的意见，萧答复：“必须得到海军党委的同意。”以后又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如果你们掌握的材料充分、确实，就交给海军党委，经我们调查后，如《人民海军报》确有方向错误，由海军党委决定是否查封。”我又说：“你们应做贯彻执行军委八条命令的模范，不要做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事情。”我还说：“你们要相信海军机关的广大群众，你们应按军委八条命令的要求，停止在北京的串联，尽快返回原单位。”
我们的意见非常明确，第一，报社的问题应由海军党委解决；第二，不能用冲击的办法查封海军报社。冲击报社就是冲击海军领导机关。这与军委八条命令精神是相违背的。
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劝告，也不顾黄楼警卫的阻拦，2月16日晚10时左右，一百多人高呼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浩浩荡荡，旌旗招展的冲进海军领导机关办公大楼，直奔第五层楼，不仅查封了报社的编辑办公室，而且在办公楼的楼道内静坐示威，在墙上胡乱写大标语。
而其对立面组织“红流”则组织人马，把查封海军报社的院校造反派重重围困在办公楼的楼道里，水泄不透，搞得办公楼内乌烟瘴气，双方情绪激动，武斗一触即发。
作为海军领导机关办公地，海军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室和作战指挥室、保密机要室等要害部门都在黄楼内。
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当晚我知道情况后，立即通知海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到我家开紧急会议（当时已无法在办公室开会了），研究解决办法。17日凌晨，我们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了四条决定：第一、双方不允许武斗；二、双方立即撤离现场；三、双方有什么不同意见，提交海军党委处理；四、凡是报社的文件、材料一律就地查封，任何一方不准将材料带离现场。责成海军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到现场传达海军党委的决定。
第二天，虽然现场没有发生武斗，但双方也无撤离现场的迹象。当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外围的“红流”派不准给参加查封报社的院校学员们送饭送水。党委当时研究，不论哪一派，都必须遵守“军委八条”的规定，不准冲击军事机关。我曾亲自到各层楼道做说服工作，毫无效果。
要想撤出查封报社的院校造反派，必须要围困的“红流”组织让出通道。21日，以海军党委的名义，下达命令，命令指出：为了维护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军委2月8日通知的尊严，命令你们参加围困的战斗队组织立即撤离现场，否则海工“红色造反团”等组织的同志不能按期和尽快返校的责任，由不执行命令的战斗队组织的负责人承担。
与此同时，我们与院校造反派代表谈话，我们严肃地告诉他们，你们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和要害部门，擅自查封海军报社的行为是极端错误的，是违背军委八条命令的，如果你们不立即撤出办公大楼，后果自负。
围困行为一直持续到24日。在海军党委强大压力下，冲击海军报社的院校造反派和围困他们的对立面组织，终于撤离了黄楼。
1967年2月份，在海军大院内，先发生了部分院校造反组织非法占领王宏坤家，紧接着又发生院校造反派冲击海军机关办公大楼，擅自查封海军报社，而冲击机关办公大楼的性质更严重，情况更复杂。
我们海军领导之所以能挺直腰杆，坚决地、果断地连续处理“占领王宏坤家事件”和“冲击海军报社事件”，使海军领导机关能够相对稳定和坚持正常地工作，刚刚下发不久的军委八条命令，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广大干部和群众拥护军委八条命令，要求机关和部队稳定的愿望是强烈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在我们无法控制，也无法摆脱的情况下进行着。这期间，有一件事情深深触动了我，那就是没有能够从造反派手中抢救出国家海洋局局长齐勇。
自1966年冬开始，国务院系统的各委、部、局和地方院校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指使下，利用开展“四大”，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对“资产阶级当权派”抄家封门、揪斗游街、私设公堂，逼供刑讯，武斗成风。1967年1月，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就惨死在造反派的棍棒下。
我到海军后，与齐勇不仅在工作上联系十分紧密，而且私人关系也十分好。他任海洋局局长前，是南海舰队主管海防工程建设的副司令员，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每年我都要数次到南海舰队所属的福建、广东、海南岛等海防、空防前线去视察工程建设，齐勇是主要陪同者之一。我们一起爬山涉水，深入工地。齐勇抓战备工程建设认真负责，年年超额完成工程计划。几年来，南海舰队在机场、码头等重点项目的建设上，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工程进度在全海军都是名列前茅的。文革前不久，齐勇调国务院任国家海洋局局长。当时国家海洋局和第六机械工业部一样，是国务院与海军双重管理，但以国务院为主。
大约是刚刚解决“黄楼事件”后不久，秘书转给我一封群众来信，信中说到：“齐勇被海洋局造反派抄了家，天天被挂着黑牌子、带着高帽子游街。造反派拳打脚踢的批判他，人都快被打死了。救救他吧！”我一看这封信，遏止不住的怒气一下子在心中涌起，这么兢兢业业，埋头工作的好干部，调北京工作还不到两年，也要被如此批斗？简直是岂有此理！
我立即让秘书将海军文革办有关的负责同志找来，我对他们说：“你们立即与海洋局联系，了解一下齐勇的情况，一定要找到齐勇的下落，立即向我报告。”我又与秘书说：“你每天都要与文革办联系，一有齐勇消息立即报告。”
第一天没有消息，第二天仍没有消息，我心急如焚。大概是第三、第四天，海军文革办的同志向我报告，仍没有找到齐勇的下落。他们告诉我，批斗齐勇的主要是海洋局中的地方造反派，但也有海军院校造反派参与。齐勇是什么时候开始被批斗、批斗的具体情况、造反派把齐勇抓到什么地方现在都不清楚。他们又说，据了解，来信中反映，批斗中搞武斗的情况是属实的。
面对大批判中搞武斗，我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不管被批判者问题多么“严重”，不管是“三反分子”还是“狐群狗党”，我都坚决反对搞武斗，坚决反对搞人身伤害。
听了文革办的情况反映，我决定亲自与海洋局各造反组织的头头谈话，以尽早将齐勇保护起来。
很快，海军文革办就将海洋局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召集到黄楼会议室。会上我说：“齐勇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海军党委的态度非常明确，坚决反对在大批判中搞武斗。齐勇是海军干部，你们可以将齐勇的问题写成材料，交海军党委处理，海军党委处理不了，我呈交周总理。”我说：“齐勇现在身体有病，需要尽快住院治疗，你们要先放人治病，不然是要出人命的。”
这些造反组织的头头，根本不听我的劝说，非让我们承认他们批斗齐勇是“革命行动”，齐勇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是罪该万死”。
我拿出军委八条命令，对他们严厉地说：“限令你们今天，必须交出齐勇，其他的问题以后再说。”
造反派头头说：“海军党委压制了海洋局的运动，保护走资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不仅要造齐勇的反，也要造海军党委的反。”他们说：“我们不执行军委命令，也不执行你的命令。”他们围着我，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会议现场一片混乱。
我又气又急，当场犯了心脏病。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在会场抢救。
稍好后，医护人员把我送回家。我一边躺在床上吸氧，一边告诉秘书：“让海军文革办起草一份有关海洋局齐勇情况的报告，立即送周总理办公室和全军文革办公室。”我当时想，现在只有总理能把齐勇抢救出来了。
几天后，我没有等到救出齐勇的消息，等到的确是齐勇的噩耗。齐勇跳楼自杀的消息，是海洋局政委李长如打电话报告我的。在电话中我厉声质问他：“为什么齐勇被揪斗情况你没有及时报告？为什么齐勇被造反派抓走的情况你没有及时报告？为什么你们党委对齐勇不作任何保护？现在人死了你才报告，有个屁用！你们简直是不负责任！”我把话筒狠狠地摔在办公桌上。
尔后，秘书转来齐勇爱人的一封信，我记得上面写道：齐勇是个勇敢的战士，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看到这里，我当着秘书的面，黯然泪下。
1967年3月中旬，另一件棘手的事情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变自首问题”的调查报告。由此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而引起的“揪叛徒”浪潮，波及全国，海军自然不可能例外。有的造反派组织翻阅干部历史档案，有的造反派组织到地方图书馆查阅历史报纸、杂志资料，有的到地方家乡进行调查，有的到监狱提审历史反革命索取口供。总之，不少造反派组织东奔西跑，无孔不入地寻找证据。一时各方面提供的所谓“叛徒”材料确实不少，经我过手处理的，概括有这样几种类型：
１、证据可靠，确有叛变行为。例如当年的共青团员登报公开申明脱团，或在战斗中被敌包围，向敌人缴枪后释放回来，或开始参加革命以后脱逃，并带领敌人镇压过群众等等。这类人由于隐瞒了历史，有的已经成为高级干部了。海军也有此类性质的情况。但他们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有过功劳。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先给生活出路，待后再做政治结论。每人每月发给80—100元生活费，政治结论待后再说。
２、年幼无知，虽然打过白旗，但不属于叛徒。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特别在“立三路线”影响下，不少地方，苏区与白区接壤地区“赤白对立”很严重，双方群众和地方武装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形成拉锯形式，甚至互相烧杀、抢粮、抢牛，群众不堪其苦。为了应付这种“赤白对立”斗争形势，有时苏区武装越过边沿打到白区去，白区群众怕烧杀，就打着红旗表示不对抗。有时白区地主武装或封建会门，越过边沿侵入到苏区来，苏区群众怕烧杀也打着白旗表示不对抗。我们有的红军老干部当时不过十几岁，跟随着群众打过白旗，这算不算叛徒？我们认为是年幼无知，以后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为党为人民立过功，不应算为叛徒。海军这种类型的若干名高级干部，我们采取了慎重政策，结果平安无事。
３、为了逃避敌人追捕，暂时跑到反动军队里躲起来，或暂时把武器埋藏起来，停止了一段时间的革命活动，甚至参加了伪群众组织，但没有暴露自己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这算不算叛徒？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为了保存党的力量，是党的原则所允许的，不是叛变行为，不是叛徒。海军某部部长就属这类情况。他是山东党早期地方党员，敌人发现后通缉追捕，他就跑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躲起来，既没有暴露自己身份，也没有泄露任何党的秘密。当时某部有那么一部分人，硬要将他当叛徒揪斗打倒，海军党委不同意。但他们不服从党委决定仍要揪斗。所以我在某部的一份材料上写了段批语，“坚决反对这股暗流，如果他们要与党委较量，那我们就奉陪到底。”
４、同名不同人，经查实完全是误会，根本不是叛徒。有的群众组织，在敌人报纸上查出所谓海军某政委在战斗中被俘，投降了敌人。又有的群众组织，在敌人报纸上查出所谓海军某副司令员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成员。经过海政保卫部派人审核，完全证实是同名不同人的天大误会。为了慎重起见，我曾把调查某人的那份材料和结论，送呈周总理审阅，周总理看了后批示：“此材料应入档保存，以免后代子孙再生误会。”有的群众组织揭发海政某主任也有历史问题，经过认真调查并无其事，纯系道听途说，捕风捉影。
总之，“抓叛徒”这股恶潮，持续时间相当长，危害相当大。
1970年4月，为了消除所谓“抓叛徒”运动遗留的恶果，尽早的解放被审查的干部，海军政治部发出《加强领导，落实政策，认真做好审查干部政治历史问题结论处理工作的指示》。主要精神是：一、做好结论的关键是“准”，要材料真实，根据充分，处理恰当。二、结论要突出重点，主要是审查干部的政治历史、政治思想。对过去重大历史问题没有做过结论和以前有结论，复查原结论不恰当的，必须做出新结论。三、审查问题要与本人见面核实。
这项工作使得受到审查冲击的干部甩掉了所谓“有历史问题”的尾巴，可以大胆解放出来工作。
海政文工团是文革期间最早开展“四大”的单位之一，经过一场乱揪乱斗的狂风暴雨之后，逐渐形成一个多数派群众组织，名叫“红色舰队”。另一个以歌舞团部分青年组织的少数派，名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揪出苏振华之后，“红色舰队”倾向于支持李、王、张，而“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仍然炮轰李、王、张。
经过再三调查和考虑，我对文工团发表了三条意见：
１、海政文工团某团长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意打倒，但也不宜继续担任团长工作，可另安排其他工作。文工团某政委的错误仅仅是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问题，因此更不同意打倒。
２、对几个有才华的文艺干部，如吕远、吕文科等等，并没有发现严重问题，我指示海政宣传部、文化部应加以保护，他们可以参加演出和进行创作工作。
３、“红色舰队”组织不能有歧视和压制“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行为，他们什么时候愿意联合都应采取欢迎态度。他们不愿意联合不应强求，采取耐心等待态度。
这三条意见对稳定文工团的局面影响很大，双方都不反对，并大体上按照这三条执行了。
二、青海流血事件与军委“十条命令”
1967年2月23日，青海西宁发生了开枪镇压群众组织的流血事件。这是解放军在支左中造成的一次重大惨案，打死打伤红卫兵三百余人，逮捕万人以上。
我所知道的事件经过是：西宁当时红卫兵有两个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一个名叫“八？一八”造反派，一个名叫“捍卫”造反派。青海军区党委讨论决定支持“八？一八”造反派，并由司令员刘贤权接见了他们的代表，说明了军区党委的态度。“捍卫”造反派知道后，当然很不满意，因为解放军支持谁，谁就是左派，不支持谁，就表明不是左派。因此“捍卫”造反派就冲击军区，揪走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及副司令员张江霖等人，进行关押批斗。军区另一个副司令员赵永夫等少数领导干部见此形势，突然改变党委决定，不支持“八？一八”造反派，而坚决支持“捍卫”造反派。并成立造反联合指挥部，宣布“打倒刘贤权”，“撤消刘贤权一切职务”。
《青海日报》机关工作人员，多数是“八？一八”造反派观点，在报纸宣传上有支持“八？一八”造反派倾向，赵永夫等人决定对《青海日报》实行军事接管，由此引起“八？一八”造反派的反对。二十多个学校的红卫兵先后拥进报社驻地和在报社驻地附近搭棚扎寨，名之曰“保卫报社”。赵永夫等人认为这是一种反革命暴乱行为，因此调用了十三个连队的兵力，对手无寸铁的红卫兵进行围攻，开枪镇压，造成严重流血惨案。
3月2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青海军区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中央决定赵永夫隔离受审，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为死难革命群众恢复名誉，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宣布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青海问题由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并建立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军事管制委员会。
之后，周总理做了一个简短讲话：“刘贤权、张江霖你们自由了，你们解放了。赵永夫你凭什么权力撤消刘贤权同志的党内一切职务？青海军区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手段，打倒刘贤权，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党权、军权，以后勾结了张晓川对西宁革命组织进行残酷的法西斯镇压。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又说：“解放军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今后，不允许解放军开枪，打死、打伤革命群众。”
青海流血事件发生后的几天中，军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青海事件的经验教训，并联系到当前支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检讨。
不久，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林彪到会作了总结性的讲话：第一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观点问题；第二讲主流和支流问题；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问题。他特别强调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我们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在讲到第三个问题时，林彪指出：“军队‘三支两军’是一个很光荣、很繁重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很新鲜、很复杂，过去没有干过的任务，搞不好就有犯错误的危险，这个错误一犯，比刘、邓路线还厉害。”
林彪的讲话录音，中央文革通知，应向人民解放军和全国红卫兵播放。并号召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
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全国到处揪斗“带枪的刘、邓路线”，冲击军事机关，掀起了文革以来第一个反军乱军浪潮。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117号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文件强调“革命无罪，大民主无罪”。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加上了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
毛主席这段讲话与陈毅、叶剑英去年11月的讲话精神是对立的，是否定两位元帅讲话内容的。其实陈、叶两元帅的讲话精神，无论现在看还是当时看，都是完全正确的。无政府主义的乱打、乱冲、乱揪，是“全面内战”，“全面夺权”大动乱、大破坏的根源。
这个中央文件下发后，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支持造反派”、要“反复辟”的背景下，中央军委4月6日颁布“十条命令”，其中指出：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的很好，有的做的不好。目前出现的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一、对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予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先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八、派到地方上去支左干部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很右的干部；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十、违反上述诸条的做法要立即改正。
毛主席对“十条”的批示是：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后交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一致通过。
4月中旬，毛主席说，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
我认为，《十条命令》的主要内容是对《八条命令》的否定，相当于表明前一段时期部队支左“大方向”出错了。这样使得原来部队不支持的造反组织更坚定了与部队的对立，并组织更猛烈的行动冲击部队，抢夺武器弹药用于武斗。而原来部队支持的造反组织认为部队立场转变，也对支左部队大为不满。
4月中旬，中央关于内蒙古问题做了决定。中央指出：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内蒙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及保守组织，把军区党委书记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擅自逮捕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等同志，宣布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中央决定由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同志任军区政委，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要在内蒙古公开揭露，王逸伦隔离审查。
三、“五？九？一三”流血事件
大约是1967年3月某天，北京军区文工团多数派组织“燎原战斗队”的头头王文浩等数人，来到我家里请示，说他们准备串联北京三军（陆海空）文艺团体联合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觉得这样比乱冲乱闹好，因此立即答应：“完全支持！”
不久，由北京军区文工团“燎原战斗队”牵头，海军、空军、工程兵、二炮等文工团的多数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排练歌舞节目，并数次在北京军区礼堂组织演出。我们这几个参演单位的领导干部都出席观看。演出效果也非常好。
这样以驻京部队的文艺单位，联合进行文艺演出开始，带了一个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好头，以后就逐渐扩大到这几个单位领导机关中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了，采取了驻京“三军”群众组织的统一行动，即所谓“老三军”派，他们是拥护军委八条命令，支持党委工作，支持部队保持稳定，反对打、砸、抢，反对把军队搞乱。由此引起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既所谓“新三军”派，他们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并与清华、北航等地方院校造反组织相勾结的反军乱军的冲派。两派彼此之间采取了一些更尖锐、互相对立的行动，直至发生了“五？九？一三”两派大规模冲突和流血事件。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老三军”派的文艺团体决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联合演出《长征组歌》，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
演出前，演出单位请示了林办（林彪办公室），林办转达了林彪对演出表示支持的态度。
演出当天的上午和下午，演出单位又两次报告请示全军文革，但全军文革均不同意演出，理由是防止不同观点群众组织冲击演出，发生武斗。
林彪和全军文革对演出的不同态度，演出单位及时地报告了我们。当时演出的剧票、海报均已发出去了。
是演还是不演？我一直在思考中。要支持演出，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其一，刚刚发生的“二月逆流”，几位老帅因提出部队要稳定而遭到批判；其二，“青海事件”后，中央文革在全国掀起反军乱军浪潮，到处揪斗“带枪的刘、邓路线”，冲击军事机关；其三，“新三军”派，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冲派，在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地方院校造反组织的支持下，打、砸、抢的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已扬言：“只要老保演出，就砸烂会场”；其四，全军文革已表态不同意演出，那么中央文革又是什么态度呢？其五，我们当时“后院”还在“起火”，自身仍然难保。但是，要是现在突然宣布不支持演出，或者取消演出，不是冲派的“胜利”吗？不是我们也被打、砸、抢行为吓倒了吗？如此下去，领导讲话还管用吗？将来谁还敢支持党委工作？
此刻，我们必须有旗帜鲜明的态度。我紧急与海军的几位领导商量，当我谈了应坚决支持演出的意见后，萧劲光等领导完全同意，很快就形成了海军党委支持演出的决定。之后，我们又听取北京军区、空军、二炮等单位领导的意见。我们商量的结果是：第一、宣传毛泽东思想正确，宣传工农兵无错；第二、联合演出比乱打、乱揪、乱冲好，对稳定部队和驻京机关有利；第三、如果演出成功，可以起到团结“新三军”，实现大联合的作用；第四、如果不演出，正符合冲派破坏演出，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势必再次引起新、老“三军”两派的对立；第五、更严重的是如果冲派占了上风，将没有人再敢支持各级党委的工作，稳定驻京机关和部队将更加困难，反军乱军，打、砸、抢将会愈演愈烈。因此我们同意仍然按照原定计划演出，并要演出单位做好应付冲击演出的准备。
为了支持演出和防止武斗，我们几个单位的领导还商定：都到现场去观察情况，帮助他们处理问题。
海军是我和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于13日黄昏分别前往，预定在展览馆剧场东侧一座房内集合。但我的汽车走错了路，开到展览馆西侧去了，正陷在冲派的人群中。这些冲派估计有两千人以上，他们有清华、北大、北航等院校造反派的学生，也有驻京部队机关中与“老三军”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四路纵队前进，一边跑步，一边叫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冲到剧场附近，发现四门紧闭冲不进去，就用砖块、石头劈里叭啦把窗户玻璃砸碎，然后从窗户上蜂涌跳进去，既打演员，又打观众，一片对骂对打，混战一团。
我坐的车子赶快退出来，转到剧场东侧小楼与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余立金、曹里怀、李天焕、吴烈、熊伯涛、傅崇碧等人会合，我们商定由卫戍区调两个连来制止武斗，并打电话报告请示中央文革怎么办？陈伯达糊里糊涂答复说：“他们武斗，你们不武斗，不就解决了吗？”萧劲光听此废话气得摔帽子，拍桌子，骂陈伯达是“死官僚”。
这时两派双方互相对骂对打，冲派不仅用拳头、砖头、棍棒殴打不同观点的演员、观众，还砸毁了剧场的演出设备和桌椅板凳。由场内到场外，由黄昏到深夜，你冲我杀，造成了一百多人受伤的流血事件。
我曾利用夜暗钻到剧场内的群众中去观看，只见双方正打得火热。
听到一方大骂：“打砸抢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冲击演出是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打砸抢是土匪行动”。另一方对骂：“打砸抢是教训保皇派的最好武器”，“打砸抢万岁”，“保皇派罪该万死”，“只准革命派造反，不准保皇派乱动”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到了后半夜，大部人员逐渐散走了，各自尚有数百人在那里继续相持，互不示弱。
14日天将黎明时，陈伯达、萧华等人来到现场，召集双方人员在剧场内训话。陈伯达主要宣布，你们两派暂时不要见面，天明后双方谁也不准抬着伤员上街游行。萧华则批评“老三军”文艺团体不该演出，把武斗责任强加在“老三军”头上。
这一下立即引起了“老三军”派的强烈不满。天亮后，“炮轰萧华”的大标语就上街了，认为萧华是破坏“五？九？一三”联合演出的“罪魁祸首”。
这次武斗双方都有伤员，但没有死人。“老三军”派伤员更多，有的被打得昏迷不醒。“老三军”派的伤员分别被送到海军、空军、二炮等医院治疗。
15日，林彪派叶群到各医院看望“老三军”派的伤员，进行慰问。这无疑是对“老三军”派的支持和鼓舞，而对冲派则是最沉重的打击。
16日晚，“老三军”文艺团体要在北京军区礼堂开大会，庆祝“五？九？一三”斗争胜利，我们几个单位的领导都同意。并决定由我和吴法宪出面，到中央文革处汇报，并请示是否派人参加大会。本来我们对中央文革派人参加大会，并不抱多大希望，只是汇报情况和想了解一下他们对此事的态度。
没想到的是，中央文革听了我和吴法宪的汇报和请示，江青一反常态，当即决定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参加会议。我们同戚本禹一道到达北京军区礼堂时，礼堂里响起了热烈欢迎的掌声。戚本禹登台讲话，情绪颇为激动，完全支持“三军”的联合演出，批评了“冲派”破坏演出的错误。
事后我了解到，毛主席是支持演出的。
5月23日，“三军”文艺团体在天安门午门广场联合演出，上万人观看了演出。特别是6月9日，林彪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亲自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三军”文艺团体的联合演出，这对“老三军”派的支持鼓舞就更加有力了。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人民解放军驻京陆、海、空三军文艺战士，为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联合演出了丰富多彩的革命文艺节目。他们突出地宣传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生动地歌颂了历史主人翁工农兵，热情地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三军文艺战士的这个演出好得很，硬是好得很！三军革命文艺战士同志们，在台下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在台上是热情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他们为全国文艺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这样一来，萧华就被动了。“炮轰萧华”升级为“打倒萧华”，认为萧华是“冲派”的后台，萧华是对抗林彪指示的。
当时我考虑萧华已经被打倒一次并抄了家，由于毛主席说：“萧华是好人”，不同意江青的做法，才躲过一劫。现在群众又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要打倒萧华，但是中央并没有表态，我们不宜轻易跟着群众情绪跑。（同时我与萧华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都很不错。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起在山东，他是115师政治部主任，我是司令部参谋处长。以后到东北虽不在一起，但经常见面。）因此我向萧劲光提议，召开海军党委常委会议进行研究，经大家研究，一致同意将认识明确为：萧华错误是严重的，支持了“冲派”，反对“三军”联合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性质属于“讲错话”，是人民内部矛盾，决定海军不参加“打倒萧华”的行动。
“五？九？一三”事件不仅在北京影响很大，对全国也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对北京驻军领导机关的文革形势以及全军的文革形势起了扭转局面、稳定局面的重要作用：第一、稳定了三军领导机关的形势，扭转了乱打、乱揪、乱冲的无政府局面。初步恢复了领导机关的工作秩序；第二、实现了大联合，对于多数派群众组织由被动转为主动，由相对优势变成绝对优势，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而“冲派”受到严重打击，开始土崩瓦解；第三、由于北京三军领导机关的稳定，为全军在文革中的稳定带了一个好头；第四、从来不主动看样板戏的林彪在周总理、陈伯达等人的陪同下亲自观看三军演出，这在文革期间是极少有的。说明林彪对全军和三军领导机关的稳定是多么的重视。军队稳定了，党和国家才有保障；第五、对中央文革打着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旗号，实质是反军、乱军之阴谋，是有力的回击。“五？九？一三”事件，毛主席和林彪的表态，迫使中央文革一伙承认“冲派”是“错误的”。
由于海军在“五？九？一三”事件中及对萧华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坚定、明朗，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有“地方看军队，军队看海军”的说法。这种说法不一定全面，但却准确地说明了军队在文革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这里还要提一句。文革开始后，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把几乎所有电影、戏剧都打成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产物，打成封、资、修的产物而禁演。广大群众和部队指战员能看到的只有样板戏和少量经中央文革审查通过的电影，除此之外就是“忠字舞”、“语录歌”。
“五？九？一三”事件后，借《长征组歌》的成功演出，我指示海政文工团重排话剧《赤道战鼓》，重排反映“八？六”海战的话剧《夜海战歌》，又新创作了反映航空兵战斗生活的话剧《海空雄鹰》，深入部队演出。
我们又决定举办了兵画兵、兵摄兵的《海军美术摄影展》，并到部队巡展。我还要求各舰队文工团组成文艺小分队到机场、码头、海岛慰问演出，丰富了部队文艺生活，得到广大部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三年后的1970年5月13日，晴空万里。叶群邀请黄、吴、李、邱及夫人游览长城。当时工作压力很大，我们都很少出来散心。但这一天特殊，是“五九？一三”事件三周年。在长城上，我们举目远望，心情十分舒畅。
我知道叶群代表林彪邀我们游长城的用意：一是“五？九？一三”事件为文革中稳定部队开了一个好头，值得纪念；二是部队要像长城一样坚固、强大，永远是保卫党中央，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中流砥柱。
“五？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人不但不再挨揪斗，甚至开始出现“李、王、张是坚定革命左派”，“向李、王、张致敬”的大标语。我们在群众中说话开始发生效果，我们的处境从此逐步好起来了。
1967年5月29日，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发出当前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说：为了胜利的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历史任务，院校文化大革命应逐步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本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深批透。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不要外出串联，已经外出串联人员要迅速返校。应尽快建立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临时领导机构，行使对本校的领导权力。中级指挥、技术、医务学校要逐步做到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
自此指示后，全军多数院校由兵慌马乱，逐渐向恢复秩序方向转变，一步一步地向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上课闹革命的方向发展。
1967年6月9日，中央军委命令，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我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