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天翻地覆（之一）
一、海军机关开展“四大”
1966年下半年，海军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全国、全军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紧密相连的。
8月中下旬开始，军以上机关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先后展开，文体单位乱揪乱斗也已经开始，海军大院1【注1海军大院是指位于北京复兴路55号的海军直属机关驻地。】尤为热闹。
运动刚开始，群众大字报所揭露的问题尚多属于工作中的一般性的缺点错误，唯有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作为高级干部，以“井冈山红卫兵战士罗斌”的署名，第一个写了一张很长、很具体、很有“分量”的大字报。此人并未参加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但他恰恰在会议结束当天，就把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全部公开出来了。
在叶帅、萧华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林彪的指示，特别是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形成决议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就显得格外刺眼，苏振华也觉得不好，慌忙地把它移到一个大仓库的空房子里面，只让团以上干部看，其他人不准看。这样又引起营以下干部群众不满了。
经过这张大字报的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快就集中火力，“万炮齐轰李、王、张”，“火烧油炸李、王、张”，“打倒李、王、张，再踏上千万只脚”的大字报、大标语像雪片一样贴满大院，我和王宏坤的家都在大院内，“炮轰”、“火烧”、“打倒”我们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就贴在我们家的墙上和写在门口地上，不时还有高音喇叭对着办公楼和我的宿舍高喊口号，让你既不能工作也不能休息。大有一口把李、王、张吞下去之势。
事后，当时的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在一次军委会议上也说，罗斌的根子是苏振华，他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贴的，罗斌是运动中的政治扒手。
罗斌是何许人？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是原贺龙的部下。斯人资格虽老，能力不强，以前萧、苏对之也不器重。我到海军后的初期，经常往我家里跑，在谈话中有意流露对萧、苏的不满，无非是什么萧、苏只重视新干部，不重视老干部；只重视有知识，懂业务的干部，不重视工农干部之类的牢骚。我当时对他是采取多听少表态的态度。后来有一次他老婆手提着东西来送礼，我坚决拒绝接受，并发了脾气，让他老婆下不了台。从此他就与我疏远了。
谁曾想运动刚开始，他却突然跳出来，成为泄露会议机密，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群众斗争的矛头指向李、王、张的急先锋。在当时，他这一跳，使我们已经举步维艰的日常工作更加困难，说话、指示更没有人听，把我们搞的十分被动。
无独有偶，与罗斌贴出大字报同一天，总参发生王尚荣、雷英夫事件。据说王尚荣、雷英夫带头写大字报攻击军委办公厅领导，引起国防部机关的大字报、大辩论。
军委通知，要各军兵种党委成员到国防部大楼看大字报，看了以后要写大字报表态，送给国防部。我参加看了大字报，由于大厅里、走廊里，满墙都是大字报，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只好走马观花的东看看，西看看。
忽然在大厅的一角，发现有两张不甚显目，但观点对立的大字报。一张是毛家湾林办（林彪办公室）写的批判王、雷观点的大字报，一张是东交民巷八号贺办（贺龙办公室）写的支持王、雷观点的大字报（王尚荣是贺龙部下）。这两张大字报，引起大家特别注意。透过林、贺两个办公室的大字报，可以看出两位元帅的不同态度。
不久就听说，中央军委已决定将王、雷两人审查，并指出王、雷大字报是错误的，是心怀阴谋野心的，是政治扒手。
当时总政也起了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即召开总政群众大会，揪斗梁必业，并向各军兵种推广其所谓“揪斗干部成功的经验”。海军苏振华参加旁观批斗情况，回来向海军其他领导介绍了旁观批斗经验，说什么要狠批狠斗，要斗得满脸发白，满头流汗，全身发抖。要台上斗，台下组织喊口号助威，一定要斗得他低头认罪，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能怕斗得过火等等，这是军队机关文革初期极左思潮的表现之一。
9月22、23日，林彪两次到海军机关了解海军开展“四大”情况和看大字报，并在视察海司、海政等单位后，在海军党委常委会议上，林彪说：“希望你们原班人马都在海军工作，我们没有把你们哪一个人调出海军，你们要把谁排挤出去，我们也不赞成。”又说：“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我们一定要做模范，做好样子。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使我军彻底革命化，使我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林彪又针对海军工作说：“是非要搞清楚，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做好工作。”9月24日，海军党委作出了《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党委常委指示的决定》。
自1966年秋冬起，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搞的乱揪乱斗之风特别猖獗。海军领导干部和直属各大部领导干部、各院校领导干部、各舰队领导干部，大多数均被揪斗或围攻，没有被揪斗的是少数，没有被围攻的恐怕更少。今天揪斗这个，明天揪斗那个，戴高帽，挂黑牌，翻穿棉大衣，搞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形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有的人跳楼自杀，有的坐而待毙。机关处于半瘫痪状况（院校全部瘫痪），党委开会也要躲起来，打游击式的召开，不然你开会，他就冲会。业务会议召开更困难，工作的进行几乎是听天由命，自流发展。幸亏我们有一批干部，一边挨揪斗，一边仍坚持工作，揪斗时应付揪斗，不揪斗时坚持工作。他们这种精神，真叫人敬佩！
军以下单位规定不准搞“四大”，应进行正面教育。但在那种“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全国大动乱的形势影响下，什么规定也不起多大作用，或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他有利的就起作用，对他不利的就不起作用。
由于没有办法对开展“四大”实施强有力的领导，派性斗争也恶性膨胀起来了，封自己是造反派，骂别人是保皇派。当时海军领导机关基本上分为三派：反对李、王、张支持苏振华派，这是主流，支持李、王、张这是支流。还有所谓观潮派或称“逍遥派”，这是极少数。一个大派之内又有许多小派。什么红联总造反派，红色舰队造反派，井冈山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单独一人也能成立一个组织，号称“独立团”，如此等等，数不胜数。除了派性结合之外，谁也管不了，各级党委的话根本无人听。
当时我们曾多次请示总政：“党委能不能领导群众组织？”答复的精神是：如果党委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是按照文革十六条办事，群众组织应该接受党委领导；如果党委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按文革十六条办事，甚至压制群众，不依靠群众，那就不应该接受党委领导，并且应该允许造反。所以党委能不能领导群众组织，要由造反的群众组织来鉴别。
由于军队是随时准备打仗的，因此军事行政和军事业务工作，必须坚持上下级的领导关系，同时规定任何造反群众组织，绝对不允许冲击作战部门，破坏战备工作。在海军领导机关的“四大”刚刚开始后不久，海军党委根据军委要求，就及时下发了《关于师以下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切实搞好正面教育，加强战备的指示》。指示强调，遵照党中央、军委和总政关于部队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海军党委决定，师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当时，战备值班部队基本上是遵照这个精神执行的，但遇到的困难也是无穷无尽的，千千万万的。
二、军队院校造反派冲击海军机关
1966年10月5日，总政向全军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说，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规定，充分发扬民主，实行“四大”。凡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的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取消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院校串联的规定。等等。
中共中央对这个文件批语说：“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适用”。
这个《紧急指示》发出后，军队院校一哄而起，完全脱离党的领导，学员们像野马一样到处串联，大批大批地涌进北京，冲击各总部，冲击各军兵种领导机关。
1966年11月初，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六百余人乘总参、总政乱轰轰的局面，冲击国防部大楼。当时用一个警卫连的兵力阻拦，未挡住。又增调了一个营的兵力进行阻拦。见此情况，很多指战员敢怒不敢言。
海军院校的所谓造反派，大批涌进海军大院与机关造反派合成一股，冲击领导机关，其主要矛头又是对准李、王、张。于是，今天这个院校把我揪去批斗，明天那个院校把我揪去批斗。有几次围攻批斗我的时间长达几十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有时是从早到晚，造反派不让我吃饭、不让喝水、不让抽烟，甚至不让上厕所。
有时萧、苏知道后，也来给我解围，差不多每次都是他们一来，围斗的造反派就鼓掌欢迎，他们略微讲几句话，就把我解围了。当时萧、苏说话还是很灵的。也有些造反派组织围攻批斗萧、苏二人，在此种情况下，凡是我能做到的，也总是尽力设法支援他们。
有一次院校造反派在海军礼堂开批斗苏振华的群众大会，同时把我和张秀川拉去陪斗。碰巧那天苏振华重病，不能起床，这样他们就决定背靠背的批判。一边批判，一边高呼口号。当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类口号，我都举手跟着喊，当呼“揪出苏振华，打倒苏振华”之类口号，我既不跟着喊，也不举手。我越不跟着喊，不跟着举手，他们就越连续高呼，我一直坚持不喊不举手。这样他们就停止批判，把我拉到批斗台中央，怒责我为什么不喊口号不举手。我说：“把苏振华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批判我赞成，当成敌我矛盾打倒我不赞成。”因此，他们就把我使劲一推，并说：“滚下台去！”我走下台后，就退出了会场，以表示对他们行动的抗议。又有一次院校造反派把萧劲光揪走了，当时既不知道哪个院校揪走了，也不知道揪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接到萧劲光亲自从天津某旅社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被海军工程学院造反派揪到天津来了。我立即找到那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戴涛，把林彪对萧劲光的三条评价告诉他们，同时要求他们立即把萧接回北京，否则我要去报告林彪。他们答应派第二号头头到天津去把萧接回来，结果第二天就接回来了。
1966年11月，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看到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横冲直闯，搞得领导机关无法工作，因此决定于11月13日和27日，在工人体育场两次召开十万人大会，所有到北京造反的军事院校造反派全部参加。会议由萧华主持，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讲话，在叶、陈讲话中，对军事院校造反派乱冲乱揪提出严肃批评，有的批评甚至相当尖锐，例如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南海就是反革命行为等等。由此类推，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机关，也是反革命行为。
陈毅在11月13日大会上讲话说：人民解放军是七亿人民的伟大的模范，是一支革命化的部队，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部队，是一支有高度政策水平的部队，是一支能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死的部队。……我们七亿人口的中国，主要依靠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其他可以乱，我们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你们学生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
叶剑英讲话说：我们军队院校师生近几年来大学毛主席著作，思想水平有很大提高，成绩是主要的。但又要看到有一小撮人……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占着领导岗位，如果不把他们揪出来，就要改变颜色，我们必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回去后，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牛鬼蛇神、反动权威、反动教员批倒、批臭。
11月27日，陈毅接见军事院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就更加激动，他说；“我上次讲了话，大家有意见，要揪出来批判，什么罪魁祸首，什么最后通牒，看起来很吓人，但没有打中要害，真正的黑帮没有斗，资产阶级当权派没有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斗，而斗的是那些一般缺点错误的人。现在资产阶级当权派，坐山观虎斗。你们搞扩大化、简单化，你们这样凶，这样厉害，如果你们不改，我们交班也不交给你们。交给你们，我们不放心。”
叶剑英的讲话就更加尖锐、更加严格，他说：“我们院校同志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战斗的。可是也有小部分败坏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像这些人，如果我们不把你们当成一个反面教员，来教育广大同志，我们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不是一个解放军干部。……你们这一小撮人再不改，就会变成废品，就会不能用，是要处理的，是要清洗的。再也没有比冲最高统帅部、冲国防部、冲中南海更大的错误了，严格讲起来，这就是反革命。”
老帅们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军事院校造反派普遍不满，很快就把矛头对准叶剑英、陈毅，到处贴大字报，刷大标语，进行炮轰、火烧。说他们是军队刘邓反动路线的代表，非作公开检讨不行，否则要揪斗。
周总理见此情势，不得不亲自出面，召集军事院校和军队文艺单位代表开会进行解释，总理说：“几位老帅都不是军队刘、邓反动路线的代表，他们是反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是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你们矛头指向他们是不恰当、不符合实际的，他们在11月的两次讲话，是属于说错话，做错事的性质”。
12月31日，叶剑英在八千人大会上被迫做了检讨，承认讲话是犯了“压制军事院校造反派的错误”。陈毅也准备做检讨。
这样才把这场风波逐渐平静下来。
当时中央文革确认这场风波是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捣的鬼”，把几位老帅推到了第一线。刘志坚是中央文革副组长兼全军文革组长，中央文革说他既未请示中央军委，又未请示中央文革，擅自主张召开军事院校十万人大会，他向几位老帅提供了不正确的情况汇报，给几位老帅起草了不正确的讲话要点。大会之后，他又想借军委名义，下发几位老帅的讲话稿。
由这个“错误”为导火起点，进而“揭发”刘志坚其他许多错误，因此中央文革决定把他当成军队刘、邓反动路线的代表，交给群众揪斗。并决定改组全军文革小组。
1967年1月4日，江青在接见军队部分院校和军队文艺造反派时，当众宣布：“在军队内部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既不向军委请示，也不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自作主张，不执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在江青策划下，造反派迅速行动，1月5日，全军文革小组被封，刘志坚被揪走。
1967年1月11日，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改组了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撤消了刘志坚的组长职务，成立了新的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由徐向前担任文革组长，江青担任全军文革顾问，领导小组归军委直接领导。
江青插手全军文革后，借刘志坚问题，顺藤摸瓜，追查所谓后台，又一手制造了“萧华事件”。
江青说，刘志坚的旧全军文革是归总政领导的，因此萧华对刘志坚的错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说：“刘志坚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少是经过萧华批准同意的”等等。中央文革决定要对萧华进行批判。
1967年1月中旬，经林彪同意，叶剑英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会议的主题，一是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稳定部队，最大限度的减少地方造反派对部队的冲击。
会议初期，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等中央文革那一帮人，都盛气凌人地参加了会议。他们不但在“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和“如何稳定部队”方面与叶剑英等老帅的意见针锋相对，而且还揪住萧华的所谓问题不放。
一天下午，江青在会议上大发洋脾气，拍着桌子说，军队的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政对运动领导不力，“萧华是资产阶级政客”，硬逼萧华当晚到中央文革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去作检讨，其实就是要将萧华交群众揪斗。叶剑英对此非常生气，当即离席，去向毛主席请示。
当晚，萧华住在叶帅家里，暂时躲过一劫，但他的家被抄了，不少重要文件被抄走了。
第二天上午一开会，叶帅就向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萧华是好人，不同意江青的做法。”同时叶帅还宣布扩大会议的所有发言稿，不论是自己发言内容或记录别人发言内容的笔记本，一律当场销毁，并要绝对保密，不准外传。
事后不久，中央文革一伙人说，现已查明，萧华被抄家一事，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泄的密，他把会议批萧华的情况告诉了军区文工团，因此文工团就星夜去揪斗萧华（没有揪到人）和抄家。这样萧华被抄家一事被转嫁给了杨勇，杨勇也闯下了灭顶大祸。中央文革小组摇身一变，决定把杨勇交给群众揪斗，还加了什么“彭、黄漏网分子”之类许多罪名。
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就是这样以各种各样莫须有的罪名陷害打击高级干部，当年的英勇战将、如今坐镇一方的高级干部，常常就莫名其妙地被打倒了。
此时，海军直属机关“红流”等造反组织，积极串联海军院校造反派组织，在“炮轰”、“火烧”李、王、张一阵后，也开始策划要把李、王、张揪出来戴高帽，挂黑牌子游街，并召开大会狠批狠斗。
我得悉后，很快到杨成武家里去，把情况报告了他，恰巧林办来电话说，林彪有事找杨成武去，我即请杨把海军情况顺便向林彪报告。林彪听完杨成武的汇报后，决定海军向下传达他在1966年8月13日作的关于海军“李、王、张”的评价（既“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罗瑞卿是有功的。”）。并要杨成武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请示，看看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毛主席当即同意传达林彪对李、王、张的评价。毛主席还指示杨成武，由萧劲光亲自向海军机关干部传达。
1967年1月9日，海军机关在西苑旅社礼堂召开了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由萧劲光以受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委托的名义，传达了林彪的指示。1月16日，海军党委下发文件，将林彪指示转发海军各院校、海直各大部，并要求传达到师以上单位的党员干部。这样海军机关和院校造反组织矛头指向李、王、张的情况才稍有缓和。
三、军委决定揪斗苏振华
1967年1月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有四位老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陈毅）出席，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干部均参加。海军萧劲光、王宏坤和我三人参加。会议两个议程：１、听取和批准萧华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２、讨论把苏振华交群众揪斗的决定，其罪名是“彭、黄漏网分子、‘三反分子’、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
徐向前代表军委和全军文革在会上了讲话，他说：“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院校的学员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海军问题主要是苏振华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刘邓、贺龙安在海军的钉子，这个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要把苏振华斗倒、斗垮、斗臭。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
散会后，军委文革派人（其中有军委文革成员王宏坤）去向造反派群众组织宣布军委的决定，当晚造反派就把苏振华揪走了。
第二天，即1月18日，海军党委召开174次常委会议，会议由萧劲光主持。会上传达和讨论了军委和全军文革关于苏振华问题的决定，在军委决定的基础上，会议统一了“苏振华是海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代表”的认识。会议还认为，跟随苏振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骨干分子是极少数，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不能把斗争面搞宽了。会议还决定，绝不允许借批判搞武斗，绝不允许搞打、砸、抢，绝不允许冲击领导机关等。会议要求各级党委不仅要把握好运动的大方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还要把握好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常委会议的这些意见，均写入了会议记要。
在讨论海军党委常委今后的工作时，萧劲光提出自己身体不好，希望不再主持常委工作，他提议由我主持常委工作。常委们一致同意，我也接受了这个任务。会议同时决定改组海军文革领导小组：萧劲光任组长，我任常务副组长，王宏坤任副组长，张秀川任办公室主任。
顺便说句后话，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海军把“一？一八”这一天（即1月18日海军党委174次常委会议）说成是“李、王、张”或者我李某人夺取海军领导权的日子，把“一？一八”海军党委常委会议纪要说成是李、王、张夺权的铁证文件。
我想说的是，第一、在当时文革大动乱的背景下，谁主持工作，谁就可能成为被造反派批判、被揪斗的对象，成为造反派冲击的“资产阶级当权派”。除了毛、林以外，哪个敢说自己不会被揪斗？不会被打倒？当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时，海军工作也不能没人管时，我担起了这份责任。第二、萧劲光提议由我主持常委工作，大家一致同意，我服从大家意见，这完全是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正常做法。如果这也算是夺权，那萧劲光的提议，其他常委一致同意，又算是什么呢？第三、当时，党内职务我仍是海军党委副书记（叶剑英在1966年8月17日口头所讲“增补李作鹏为海军党委第三书记”，实际中央和军委之后并没有正式下文件），军内职务我仍是海军副司令员，而海军的党政一把手、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还是萧劲光，“夺权”从何而来？
传达了林彪对李、王、张的评价和军委关于苏振华问题的决定后，海军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支持李、王、张的，当然兴高采烈，觉得长期受压，终于翻了身；原来观潮派基本上转向支持李、王、张；原来支持苏振华的则发生了分裂，多数转为观潮派，部分转为支持李、王、张。这样凡支持李、王、张的就联合起来，在机关中形成了占有较大优势的机关群众组织——“红联总”，由这个群众组织按照全军文革要求，组织进行了对苏振华及那些拥护、紧跟苏振华的骨干分子的批斗。但是海政“红流”、海航“红司”和文工团“思想队”等群众组织依然不听海军党委的劝阻，曾参加冲击国防部，冲击海军机关，并大搞打、砸、抢。虽然在机关中他们已是少数，但他们与院校造反派联合在一起，造反的能力也不小。
当时聚集在海军大院的院校造反派组织，在批判大会上搞武斗，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严重违反了海军党委常委“一？一八”会议的精神。
记得有一次，海军各院校造反派组织，联合在海军大院广场召开批斗苏振华等人的大会，我混在批斗台侧面一个角落里观看。当时情景比农民斗地主恶霸还利害。首先将苏振华推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再拉起来，向毛主席画像下跪认罪，又拖起来向正面的造反派下跪认罪，再拖起来向两侧群众下跪认罪，最后就是长时间的“喷气式”。
我看了后，觉得这样的残酷批斗会把人整死。因此我反复考虑，最后下决心将苏振华保护起来。当天就派人，以海军党委的名义，把苏振华从造反群众组织手里要了出来，然后交给海政保卫部，负责把他秘密藏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经过多次与造反派抢夺和反抢夺，东藏藏，西躲躲，终于保住了苏振华，没有被造反派再次抢走。形势稍微稳定后，将他疏散到湘南海军一个机场内隐蔽居住，生活上也给予适当照顾，救了他一条老命。
当时中央把他列在“彭、黄”专案组内进行审查。
四、对李、王、张的冲击围斗仍未停止
虽然海军领导机关文革形势有了变化，但海军某院校有个“镇虎口战斗队”和海军机关的“红流”、“红司”、“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造反组织联合在一起，对李、王、张的冲击围斗仍未停止。
1月18日海军党委常委会议后，我们坚决不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坚决不承认他们的打、砸、抢行为是“革命行动”，因此他们就宣布：海军党委执行的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一八”会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产物”，“一？一八”会议记要中所讲“不能把斗争面搞宽了”是“划框框，定调子，是保护苏振华的狐群狗党”。他们连续给海军党委贴出三张《公开信》的大字报，说海军党委“至今还抱着一条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王、张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吗？我们的回答：不是。”
2月3日，他们一百多人突然包围和占领了王宏坤的家，切断了王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让王宏坤站在雪地里几个小时回答问题，说是“与王宏坤对话”，实际是围斗王宏坤。我知道情况后，立即给林彪打电话请示，林指示先让王到京西宾馆避一避，我又把他的老婆孩子接到我家里避难。但造反派仍不撤离王家，并扬言：“要与海军党委对话，不对话坚决不撤离”。我曾亲自动员“镇虎口战斗队”先撤出王宏坤住宅，再与党委对话，但他们根本不听。
他们已占领王家二十余天，我只好以海军党委名义，把“镇虎口战斗队”占领王宏坤住宅及其活动情况报告了全军文革，并建议将这伙人全部逮捕。全军文革很快就批准了逮捕的建议。但为了做到仁至义尽，我请萧劲光出面最后一次做工作，或下命令要他们撤出去，如果再不撤出，就布置捕人。经过萧劲光出面做工作，结果甚好，第二天就撤走了。
当时，我也仍然受到冲击围斗。北海舰队机关造反派要来北京海军领导机关造反，并围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潘焱，要他派飞机送他们来北京。潘焱请示我怎么办？我的答复是：第一不同意他们来北京，上级早有规定，舰队机关不准大串联。第二不同意派飞机送他们。这伙所谓造反派，听到我的答复后很不满，很生气，改坐火车跑到北京，冲进海军大院，大吵大闹，并把我揪去围斗。从下午到半夜仍不放我，既不准吸烟，也不准吃饭，甚至连水也不准喝。我的老伴得知此情况，给叶群打了个电话，请她转告林彪，林彪立即要叶群给我打电话称：有紧要事情要我去接受任务。我向那伙造反派宣布了林彪电话内容，这样才把我放走。
到了林彪家，林彪问我：“怎么样？”
我说：“真他妈的胡闹，首先要我背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来就说我不学毛著，不学毛著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应该打倒。”
林彪听后苦笑一下说：“你暂时避开一下，让他们闹去。”并要叶群把我安置到京西宾馆。
1967年1月，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林彪曾讲话指出：叶剑英犯了一个错误，在处理海军问题上，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海军过去以军训为重点，转为以政治为重点；以非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转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官僚主义作风转为非官僚主义作风。海军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不能抹煞的。李、王、张被扣上“夺权”帽子，扣上“地下活动”帽子，是不公道的。
当然我知道，林彪与叶帅除了在海军党委“三？三”会议和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上有分歧外，林彪对叶帅还是非常支持和信任的。
五、《中央军委命令》和“三支两军”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对林彪指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毛泽东的指示，实际上是对林彪的批评，因为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前，确定了稳定部队的重要原则，就是规定部队不允许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布《关于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开始正式介入地方文革，担负起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批准了中央军委对部队文化大革命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命令”）。
“八条命令”首先指出：“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八条命令”要求：“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机要工作人，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特别重要的是第三条，“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八条命令”还要求：“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八条命令”规定：“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准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八条命令”明确划分：“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祖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我所知，此项命令是林彪亲自口授的。
《中央军委命令》，对当时稳定部队，遏制地方冲击部队，特别是遏制军事院校造反派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和军队要害部门，起到了非常大的关键作用。
1月29日，叶剑英向军委扩大会议传达“八条命令”。关锋也参加了这个会。叶帅在传达讲话中，既兴奋又恼怒，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落地有声：“谁想把部队搞乱，绝不会有好下场！”话语刚落，挥手“啪”的一声，重重地猛力把桌子一拍，致使右手掌边端骨折。关锋就坐在叶帅旁边，听后一惊，立即叫喊：“你这是干什么？你向谁拍桌子？”尚未等叶帅回话，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立即站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我们参加会议的人，都情绪激动地跟着高呼口号。然后散会。
害群之马江青首先反对军委八条命令，批评解放军压制了造反派的革命行动。
《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海军党委立即组织传达、贯彻。并大张旗鼓、家喻户晓地宣传《军委命令》。因为《军委命令》的精神与海军“一？一八”会议记要精神是一致的，并更有权威性。《军委命令》对当时稳定海军领导机关被冲击的被动局面和稳定部队起到重要的作用。有了《军委命令》我们海军党委处理问题腰杆更硬，说话更有底气。
海军的三支、两军工作，是经海军党委研究后，报全军文革批准。从1967年3月开始，陆续抽调了数万名干部、战士投入到三支、两军工作中。主要是以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的工厂、学校、党政机关为主。当时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的情况比较稳定，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只有北海舰队面临辽宁、山东、江苏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山东地区、旅顺地区、苏北徐州、连云港地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
当时，山东有个王效禹，参加山东造反群众战斗队，很快就成为山东“造反英雄”。以王效禹一派为主，打倒省委书记谭启龙，夺取了领导权，于2月3日成立山东省革委会，自任革委会主任。在王效禹的支持下，青岛机车车辆厂造反派头头杨葆华，也打倒了市委书记张敬涛，夺取了青岛市领导权。并很快组织“棒棒队”（即每个造反派发一根棍棒），王效禹、杨葆华掌权后，不仅与不同观点的地方群众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流血武斗，而且是山东地区反军乱军的总头目。
北海舰队和驻苏北徐州、连云港地区的68军在支左的问题上明确表态：既不支持山东的王效禹一派，也不支持青岛的杨葆华一派。
因此，王效禹、杨葆华视北海舰队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与驻青的政治学校、潜艇学校、401医院护校等海军院校相同观点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冲击舰队指挥机关，冲击战备值勤部队，打伤我多名值勤官兵。反军、乱军的气焰十分嚣张。
中央指定康生负责解决山东问题，但他“拉偏架”，表面上是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支持王效禹、杨葆华一派，使山东地区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
六、我与贺龙不熟悉
我与贺龙很不熟悉，没有什么来往。国庆十周年时（1959年），他在民族饭店请两桌客，专吃羊肉，不知怎么也把我拉去了，我才第一次同贺龙说话闲谈。
文革前，林彪养病，贺龙主持军委工作。当时我参加罗瑞卿主持召开的军委办公会，有时贺也出席会议，做总结时讲讲话。
当时我感觉，贺龙对罗瑞卿的工作是很支持的。1964年底，林彪对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提出了批评，军委办公会议上，罗瑞卿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按“军事、政治应该并重”，对林彪的批评进行了修改。会上，贺龙认为“修改比不修改好”。
文革初期的“王（尚荣）、雷（英夫）”事件时，到国防部大楼看了林办、贺办两张观点对立的大字报之后，我对贺龙问题才开始引起注意。以后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消息，逐渐得知贺龙在空军要打倒吴法宪，准备由二方面军干部成钧任司令员。还要提许光达为总参谋长。贺龙在体委闹“独立王国”，及贺龙在南昌暴动时曾经“叛变”，又说贺龙阴谋“政变”，又说贺龙是手枪不离身，罗瑞卿的后台是贺龙等等。上述这些说法，情况是否属实，我心里没有多大把握。
1966年深秋的一天，军委办公厅通知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到京西宾馆集合，有什么事情也没有说。大家到齐后，由杨成武、萧华带领，随即乘大轿车到西山叶帅家里，在叶帅家会议室内摆了不少揭发贺龙的材料。叶帅当时说，这次看贺龙材料是根据毛主席“在小范围内打招呼”的指示而进行的，并要大家看材料。
因为人多材料份数有限，每人拿一份，就差不多拿完了。看完一份之后，要互相交换看。我也看了几份，多属一般性问题，没看到明显的敌我性质的材料。估计谁也没有全部看完，就已到吃饭时间了，这次“看材料”就结束了。
返回车内闲谈中，有人说看到了很重要的敌我性质材料，究竟什么问题没有深谈。当时我就感到，可能中央很快就要公开揭发批判贺龙了。但之后我一直没有听说和参加中央和军委批判贺龙的会议。
不久，大街上出现“打倒贺龙”的大标语。以后又听说，是江青最积极要把贺龙揪出来。周总理亲自把贺龙身上的手枪缴下来。经中央批准，把贺龙软禁在西山中央防空洞门口的一座房子里。实际上就是被打倒了。由于贺龙出了问题，又必然要株连原贺龙部下的一批高级干部。例如许光达、廖汉生、黄新廷、谭友林等等，均先后被打倒，被关押。
关于江青提出“揪斗贺龙”问题，据说是1966年秋，毛主席主持一次中央会议，主要讨论由解放军派干部进入学校“实行军训”，对学生进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就在这次会议上，江青提出要“把贺龙揪出来”。并说她“有大批材料，非常确凿的，贺龙是个大坏蛋，要搞军事政变。把贺龙端出来，你们不敢动他，我什么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毛主席稍微思考一下说：“此事现在不议。”但江青不依，面向主席发疯似的说：“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毛主席果断地宣布：“散会！”离席而去。江青放声哭起来，陈伯达走到江青面前，劝她说：“太悲要伤心的，制怒，制怒，你也太过了一点。”结果江青站起来又同陈伯达吵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