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在军委训总和总参军训部五年
一、1958年，在批判“教条主义”中渡过
1957年，我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毕业后，于9月底接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9月27日发出的命令，任命我为军委训练总监部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
我回到武汉，稍作家事安排后，即于10月到北京报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成立于1955年，该部下设计划和监察部、陆军战斗训练部、军事院校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军外训练部、军事出版部、军事体育训练局、军训物质保障局、战斗训练杂志社等单位。
最初是刘伯承任部长（因他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一直未到任），后由叶剑英任代理部长。
其他部领导为：张宗逊副部长兼军事院校部部长，萧克副部长兼陆军战斗训练部部长，李达副部长兼计划和监察部部长，彭绍辉副部长兼军事科学和条令部部长，郭天民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部长，周士第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
中央军委明确规定训练总监部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指导和监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训练的统率机关。其职责是组织和计划全部武装力量及诸兵种的战斗训练。
1957年11月，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萧克为该部部长，这样就免除了刘伯承、叶剑英的部长和代理部长的职务。
1958年1月，我到任不久，就参加了训练总监部在广州举办的战术集训，参加集训的有军长、师长、步校校长、训练部长共五百余人，参加集训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着战士服装，按班、排、连编制，每人一支步枪，完全过战士生活，作战士动作，主要是体验战士和班排的战斗动作配合。集训时间半个月，对大家锻炼不小。
1958年2月，中央军委批复训练总监部党委，同意增补我为训总党委委员。
从3月下旬开始至5月中旬，训练总监部党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二百余人。会议期间，训总领导之间就全军训练方针等问题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当时主要分歧和争论的焦点是两条（因为这两条与我之前在高级步校期间的教育方针和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习内容有相当的关系，所以我特别注意争论双方的观点。也记忆深刻）：一是全面向苏军学习问题。萧克、李达认为，苏军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锻炼，有丰富的现代战争的实战经验，科学技术在武器装备中的应用水平也是很高的，要使我军实现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苏军的宝贵经验仍然是我军学习的重点。这也是中央、中央军委的精神。而张宗逊认为，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不能死记硬背，不能生搬硬套，这是教条主义，要保持我军的传统。二是在什么战争环境下和作战条件下训练部队的问题。萧克、李达认为，未来战争不同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也不同以往我军主要依靠单一步兵的战争。未来战争是常规武器与原子弹及各类化学武器共同使用的战争，是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战争。为了能取得未来战争的主动权，我军应开展以现代战争为背景和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张宗逊认为，这是脱离我军实际的教条主义，是唯武器论。总之，以萧克、李达为首的一派意见，主张我军的训练指导思想和方针要以反对经验主义，反对保守思想为纲，而以张宗逊为首的一派意见，则主张我军的训练指导思想和方针要以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脱离中国实际为纲。
多数发言人认为，反教条主义的意见，是拒绝军事训练中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是最大的保守思想。当时我也是倾向同意萧克、李达的意见。
可是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支持张宗逊的意见（毛泽东的观点与当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国际背景有关）。据说毛泽东当时也骂“萧克是个坏人”。这样萧克、李达在会上和会后就以“单纯军事观念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而张宗逊成了反教条主义的正确代表。
我虽刚到新的工作单位才半年，但也在会议后期做了检讨。
5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有千余人，训练总监部二级部长以上主要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有两个：
第一是毛泽东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排除迷信，解放思想”。彭德怀在开幕发言中讲“要严肃批判教条主义，要恢复和保持我军的优良传统”。这与他在1952年12月24日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说的：“这些事实铁一般地证明了苏联军事科学的优越性，军事制度上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苏联军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军队，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对于学习苏联的阻力，彭德怀斥责：“或者赶快赶上来跟大家一起前进，或者就请滚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会议以整风的方式开始批判萧克、李达，同时也批判刘伯承。对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的所谓“教条主义”，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把当时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一些工作、认识、方法上的分歧，上纲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正确思想，说成是“崇洋媚外”，是单纯军事观念、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把训练总监部说成是“教条司令部”，把南京军事学院说成是“教条大本营”。
记得当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会议期间给中央军委、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讲了自己对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些意见，实际上是对当时军委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批评。这个报告得到了参会各总部、军兵种和各大军区不少领导的赞成。而彭德怀和会议领导小组认为这个报告是坚持了萧（克）、李（达）观点，严厉地批评了他，并责令黄在大会上做检讨。这是会议上影响较大的事情。
这次批判教条主义的会议，不仅是思想意识上的斗争，有的同志还受到了组织处理，严重伤害了许多分管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
第二是解决总参谋长粟裕与国防部长彭德怀发生将帅不和的矛盾。据我所知，在3月训练总监部党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后，粟裕的观点是倾向同意萧克、李达的意见。
会后，粟裕借病休息。不久，黄克诚接任总参谋长。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为贯彻会议精神，训练总监部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对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揭发党委书记萧克及李达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
会议通过了“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问题的决议”，并建议撤消萧克、李达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对于所谓参与萧克反党宗派活动的十二人，也受到不公平的处理。
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带领的工作组一直参加会议，对萧、李的斗争态度坚决。
因为我是支持萧克、李达意见的，所以在会议中只能听取别人批评及检讨自己错误，没有资格批判别人。但对那种无限上纲的批判，内心也存有怀疑，只好一言不发。
我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军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另一重点，是以南京军事学院为代表的军事院校，汉口高级步校也不例外。虽然我早已离开步校，但学校在批判教条主义时，仍以我为重点，抓住我曾提出“全面地、不走样地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为批判重点，说我也积极地执行和贯彻了军事教条主义，并将批判我的材料送到北京，我都看到了。不免思想上有些压力。
9月，总政批复训练总监部党委，同意停止萧克训练总监部党委书记职务，由郭天民代理书记，郭天民、谭希林、孙毅、李作鹏、杨秀山为训总党委常委。
1958年12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撤消训练总监部，将所属各部局整编为军事训练部、军校部、军事出版部，并纳入总参谋部建制。
12月18日，训练总监部党委在呈送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训练总监部整编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整编后，军事训练部编制为一百四十四人，李作鹏任部长；军校部编制为七十一人，郭天民任部长；军事出版部编制为四十八人，孙毅为部长。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
刚刚到训练总监部工作的第一年，就在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军事教条主义”中度过，而对我这个到京赴任的“新官”，还没有来得及“三把火”，就被“老账”（在高级步校贯彻“教条主义”）、“新账”（在总监部支持萧克、李达的观点）当头一棒，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二、1959年，半年抓训练，半年批“彭、黄”
1959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下发由总参军训部拟制的《1959年陆军训练的指示》，确定了当年全军军事训练的三大基本任务：一是加强干部训练，以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为主；二是全军各军兵种和各级部队，要根据实际编写训练教材，并明确了编写训练教材的指导思想；三是加强部队训练，并对各兵种的训练提出了具体要求。
1月下旬，按照总参谋部指示，军训部组织在厦门召开战备训练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各总部、各兵种的领导；北京、南京、武汉、广州、沈阳、福州等军区；第15、20、24、28、31、40、41、60军及二十八所院校，共三百余人。会议内容主要是观摩第31军在海门岛举行的加强步兵团在海空军协助下渡海登陆作战的实弹战术演习，会议研究了渡海登陆作战和全军的军事训练问题。会议结束时，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作了总结。会议后，全军的训练工作按计划展开。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按照总政的要求，机关干部重点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要求读《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十大军事原则”，为此军训部组织了三期、每期一个多月的干部集训。
2月份开始，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干部下连当兵的指示，军训部党委决定，分期分批组织部机关的干部下连当兵锻炼。我安排好工作，带头于3月份到舟山一个岸炮团的连队当兵，在一个月的时间中，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娱乐，并帮助连队附近的农民群众插秧劳动。四十多岁的人虽然笨手笨脚，行军训练后也腰酸背痛，觉得辛苦，但还是坚持下来了。能每日与战士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互相见面都称我“老李”，心情特别愉快。
下连队当兵回京不久，军训部在杭州召开全军训练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各兵种负责训练的领导和训练部门的领导及担任战备训练的野战军主要领导，共一百余人。会议内容首先观摩南京军区组织的穿山半岛渡海登陆作战实弹演习，而后交流了上半年的训练和编写教材的情况和经验，讨论了下半年诸兵种进行合练问题。我在会上就上半年全军的训练工作和教材编写工作做了小结，并强调下半年的训练重点是在单兵种训练的基础上，加强诸兵种的联合作战训练和演习。
会上还讨论了由总参军训部、总政青年部共同拟制的《步兵一专多能标准》。之后，总参、总政联合颁发了这个《标准》。这个文件对步兵一专多能的统一标准、考核办法、奖励办法、批准权限等作了具体规定。《标准》对鼓励士兵努力钻研军事技术，熟练掌握多种武器装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7月下旬，军委总直机关党委批复总参军训部，同意由李作鹏、刘少卿、韩复东、吴伟、赵凌汗、张文渲、王月德、李玉波、巩树祥九人组成军训部党委，我任书记，刘少卿任副书记。
总的讲，1959年上半年，军训部的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领导班子也很团结，相互支持。
9月下旬，建国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三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有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共十二个国家的军队体育代表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团长由我担任，并司职会议执行主席。
会议开始由国防部副部长谭政向大会致词，友军体委常委会主席苏军列文科少将致答词。会议听取了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交流了开展军事体育活动的经验。代表们还出席了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贺龙和谭政接见了各代表团。会议之前，各代表团由我陪同，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参观游览。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和总政指示，军训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开展以粉碎“彭黄反党集团”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整风运动。
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来由是：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后开中央全会）。彭德怀在会议期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后称“意见书”），信中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指标过高，发展速度过快，发展比例失调，并由此产生的浮夸虚报、“共产风”、小资狂热性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毛主席对这封信的看法是：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向党进攻，目的是动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锋芒直指中央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猖狂进攻。毛主席还说，他与彭的关系，历史上就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毛主席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把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定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庐山会议结束后，军委立即在北京召开会议，面对面的批判彭、黄。部队高级干部千余人参加会议。我因工作关系，断断续续地参加了会议，大致了解了庐山会议发生的情况。
军训部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提高对总路线、大跃进的认识，并揭发批判“彭黄集团的罪行”，以后又联系本部的具体情况，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重点清肃右倾错误思想。半天业务工作，半天开会学习，拖拖拉拉，党委扩大会前后开了两三个月才结束。我因参加外事活动和其他工作，没有全部参加。当时我没有什么右倾可言，主要是去年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整风的矛头不是对准我。
部党委扩大会开完已近年末，按训练计划，我立即组织军训部和各军兵种及有关部门参加的七个全军军训考核工作组，对九个军区三十二个全训师的军事训练进行年终考核，我带着工作组，跑了一半以上的军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全训师实地考核，由于全年训练工作安排早、落实快、抓得紧、训练效果突出，因此，对这些师的训练成绩总评为良好。
此间，军委成立“军委军事训练与学术研究小组”，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粟裕、张宗逊、刘志坚。我是十四名小组成员之一。
12月下旬，召开的全军训练工作会议，由军训部承办了会议组织工作。会议增加了批判“彭黄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内容，会议传达了国防部长林彪提出的四条训练方针，同时交流了各军区全训部队的训练工作经验，讨论了1960年训练纲要，最后叶剑英元帅在会议上做了总结讲话。
三、1960年，向国防部长的两封建议信
由于受国内自然灾害和苏联经济封锁的影响，军费开支也受到一定的控制。这关系到当年全军全训师数量、训练经费和训练弹药基数配备的确定。这个问题在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上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方案报军委和总参。
3月上旬，总参批准下发了军训部拟制的《关于全军训练工作物质保证工作规定》，《规定》明确海、空军战斗训练经费和通用弹药器材，由海、空军司令部向总参军训部提出年度申请计划，报经总参批准后，由海、空军司令部具体掌管。陆军各兵种战斗训练的经费、弹药、器材等，由总参军训部和各级合成军队训练部门统一掌握，按照兵种技术专业分工管理的原则进行管理。
到总监部和军训部工作已是第三个年头了，我对全军，特别是陆军的军事训练工作的思路方案、经费分配、组织安排、协调检查、考核总结等已比较熟悉，并对训练中的不足也十分了解。
为了使全军在和平时期的训练更接近实战的要求，我结合全军的训练情况，两次向国防部长林彪写信请示，提出全军训练方面的建议。
第一次是4月13日，我向国防部长林彪写信（这是我建国后第一次向林彪直接请示）建议：“每年度每个军争取一个师进行全训合练，三年内使每个师能轮流进行一次师的全训合练。”
4月23日，林办电话传达说“林彪同志同意李作鹏的意见”。
第二次是4月21日。当时林彪对我军训练方针提出四条指示：1，全军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２，继续总结人民解放军的战斗经验，编出自己的条令；３，研究原子弹等条件下的作战与训练；４，限于军以上的干部选学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理论和批判地选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
在听取林彪的四条指示后，我又向国防部长林彪写信，建议对林彪提出的四条训练方针稍作修改。
我建议对四条训练方针的“第四条”稍作改动，即不要“限于军以上”，改为“主要是军以上”或“有自学能力的干部应读一部分马恩列斯的军事理论，军以上干部还应批判地选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因为有“限于军以上”几个字似乎对发挥全军干部学习马恩列斯军事理论的积极性容易产生误解。
4月25日，林彪批示：同意李作鹏的意见。
两次向林彪的书面请示，均得到林彪的重视及肯定，我自然十分高兴。
5月初，总参批准下达了由我部拟制的《1960年军事训练指示》的文件，《指示》中把林彪提出的四条训练方针作为1960年的全军训练的总方针。其中第四条根据林彪批准我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即：有自学能力的干部应选读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著作，军以上干部还应批判地选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同时《指示》还明确了1960年军事训练任务，一是继续深入地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二是进一步加强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战役战斗训练；三是培养部队优良的作风；四是积极帮助民兵进行训练；五是贯彻试行新条令，进一步修改新编制的训练教材。
为贯彻落实林彪提出的训练方针，军训部立即组织了三个工作组，于7月开始，分别对沈阳军区16军、46军，南京军区27军、60军和广州军区42军、47军的训练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各军、师落实执行训练指示的情况比较理想，不论在干部训练、部队基础训练，还是在培养“三八”作风1【注1“三八”作风：指解放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把它概括为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绩。存在问题是干部工作与学习和部队生产与训练的矛盾突出，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学习与训练中的弄虚作假时有发生，训练成绩不够扎实等等。我部将检查结果的优点与不足和改进训练的建议及时报告总参，并举一反三地通报全军训练部队。
在场地建设上，由军训部向总参写报告，利用原坦克学校射击场，改建成立长辛店射击场，解决了驻京部队轻武器射击集训、射击比赛和专业射击队训练困难问题。
当年，有力促进、提高和检验部队军事训练成果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组织全军各种军事科目的比武，这种比武既能促进军事训练，又能考核训练成果，还能提高战士对苦练基本功的兴趣。
9月1日，经军委和总参批准，由我部和总政宣传部联合主办，在北京举行全军步兵武器射击竞赛大会，这个射击竞赛大会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比赛，而是对近几年全军训练成果的检阅，是对一兵多能和新武器装备使用与保养的检查。各军区都十分重视这次射击竞赛，选派最优秀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参赛，使用最新装备的步兵武器。
参加竞赛的有十四个代表团的四百余名射手。
总参张宗逊副总长、总政甘泗淇副主任及总部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开幕式。
我代表总参和军训部在大会上致开幕词：这次射击比赛的目的，是为了检查部队射击训练的效果，总结交流射击训练和射击技术的经验，进一步推动全军步兵武器射击训练。我们的射击训练贯彻了从实战需要出发，坚持在复杂条件下训练部队的指导思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一专多能”和特等射手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持续跃进的局面。林彪元帅再三指示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技术训练，一定要把部队技术训练搞好，特别是射击训练。我们应当坚决响应这个号召，并以积极的实际行动贯彻执行。
甘泗淇副主任讲话指出：部队训练必须重视培养优良作风——“三八”作风。林彪元帅给我们的指示是：业务重要，作风更重要。作风好，仗就打的好；作风不好，仗就打不好。这是历史经验。
张宗逊副总长指示：我们一定要狠抓射击，认真贯彻执行林彪元帅加强射击训练的指示。射击是专，作风是红。又红又专，我们就能消灭一切敌人。1【注1《解放军报》1960年9月2日】
经过七天的激烈竞赛，广州军区代表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团体总分前六名依次为广州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
9月10日，竞赛大会闭幕。张宗逊副总长在闭幕式上讲话指出：这次大会的经验再次证明了射击训练一定要政治挂帅，一定要发扬“三八”作风。在部队训练中，如果政治没挂帅，成绩就会不巩固，不扎实，就会防碍团结，就会在战斗中造成不良后果。
我致大会闭幕词。我在发言中指出：经验告诉我们，要搞好射击训练，第一，必须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林彪元帅说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这是铁的真理。第二，一定要按照实战要求，严格训练部队。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复杂战斗情况地考验。第三，今后的射击训练，一定要坚决贯彻少而精的原则。第四，必须切实搞好基础训练。第五，一定要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2【注2《解放军报》1960年9月11日】
林彪对竞赛大会的召开很重视，也很满意，并为大会题词：“一定要把射击训练搞好”。
军训部成功地主办了这次全军竞赛大会，不仅军委和总参的领导满意，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部队训练再上一个新台阶，我也为工作取得成果而感到高兴。
在这一年中，我部还分批分期的与各军区、各军兵种联合组织以师为单位召开的军事项目运动会。全年共有一百一十一个师召开了军体运动会，竞赛内容主要是射击、刺杀、通过障碍、快速行军等等，空军和海军也根据训练特点，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比武竞赛。既推动了部队训练，又活跃了部队生活，同时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全军的军事训练热火朝天的开展起来。
同年，军委决定筹建解放军体育学院，总人数编制二千四百人左右，以原广州军事体育学校校址为基础进行扩建，此筹建工作由我部负责并提出扩建计划，并争取当年把学院办起来。经过各方努力，11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正式成立。
10月初，总参颁布了军训部编制。根据该编制，军训部设办公室、组织计划处、干部训练处、会同战术训练处、步兵技术训练处、军事体育训练处、海空军训练处、物资计划处、经验研究处、军教影片科，杂志社及政治协理员，共九个处，及一室、一科、一社，定编一百八十八人。军训部领导机关的逐步健全，使我部领导主抓军事训练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从10月下旬开始，军训部机关学习和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关于正确处理政治工作领域中四个关系问题》的讲话精神，以整风方式对照检查党委和部首长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当时我承认，这几年中，我抓军事训练比较多，而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重视不够。
四、1961—1962年，改革训练，贯彻“少而精”
1961年1月下旬，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由叶剑英主持的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与会人员首先学习国防部长林彪《关于我军训练条件重大变化的指示》。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均在会议上讲了话。
会议根据“少而精”的训练方针，着重讨论了全面改革训练的措施。会后，军委下发了《军委训练会议纪要》。
《纪要》强调1961年要全面改革训练工作，军事训练主要是贯彻“少而精”的方针。规定师以上干部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团以下干部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毛泽东著作，战士训练以技术为主，战术训练重点是搞好连以下基础训练。总参还下发了由我部根据军委训练会议精神拟制的《安排1961年军事训练》的通知。
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之后，我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战术训练业务会议，参加会议有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战术训练业务干部，着重讨论如何在战术训练中贯彻“少而精”的方针，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加强基础训练与提高战术合练质量等问题。
从3月开始，我部先后派出工作组，分别到沈阳军区67师201团、南京军区58师172团、兰州军区55师163团，解剖“麻雀”，调查研究，重点了解“少而精”训练方针的落实情况。并将调查情况及我部建议报总参领导。
根据《军委训练会议纪要》精神，我部还着手编印了《林彪元帅军事论文集》，并于4月发至全军团以上干部，此书是经部党委同意并报总参领导批准的，经过我亲自审查定稿的。下发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部队更好的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林彪知道此事后，曾对我说：“现在主要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不要编印我的东西。”我认为林彪的军事文章是他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作战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为主，同时学习林彪的军事著作，并不矛盾。因此总参批准下达了由军训部拟制的《关于学习林彪元帅的军事著作问题》的通知，明确今后各部队学习林彪军事著作，均以此书为准。
7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委员会（简称军委训研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任副主任、我任秘书长。军委训研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统一管理指导全军部队、院校的军事训练、军事学术研究和条令条例的审查验收等工作。训研委员会的前身是1959年11月成立的军委军事训练与学术研究小组，当时，叶剑英为组长，粟裕、张宗逊、刘志坚为副组长，我和宋时轮、李聚奎、郭天民、陈伯钧、周希汉、曹里怀等人为组员。但小组的作用不大，开过一两次会，没有进行什么具体工作。现在是进行改组，并规定了具体的职责。
为加强我军多兵种协同作战，我部于8月在北京举办兵种知识集训，主要学习和介绍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防化兵、铁道兵等兵种的建设情况、作战及战术运用原则、发展方向等。为了加强对集训的领导，成立以张宗逊为首的集训委员会，我为秘书长，军训部副部长曹诚为副秘书长。军训部会同各兵种有关部门承办集训的组织工作。集训分两期，每期时间半个月，第一期为各军区军以上领导和军事院校的领导，第二期为院校的训练科研干部。
1961年12月23日，为来年打好训练工作基础，总参下发了由军训部拟定的《1962年军事训练工作指示》，要求部队以“四好”为纲，切实搞好军事训练。战备值班部队必须全训，一般部队进行半训，生产和施工部队训练不少于两个月，守岛和边防部队训练应根据所担负的任务，提出不同的要求。要求部队在随时保持战备的前提下，积极参加农副业生产，正确解决训练与生产的关系。
1962年1月，根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关于开展四好运动的指示》，军训部所属处科室和基层单位，积极开展“四好”运动，要求各单位全年工作争取做到“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生活管理好”。
我到军训部后，组织新编写的条令条例和训练教程教材几经修改已日臻完善。贯彻条令和训练教材成为当年工作重点。
1962年1月初，中央军委批准下发由我部参与拟制的《军委关于颁发和验收条令、教令、教程、教材的几项规定》，确定上半年验收合成军队战斗条令，下半年验收军兵种战斗条令。凡属诸军兵种会同战斗条令和全军共同条令教程教范，均由军委训研委员会验收，经军委审批颁发。凡属军兵种专业战斗条令和专业战术、技术教范等，专业由军兵种党委负责验收，以军兵种名义颁发……
同时，我们仍然坚持把军事训练的重点放在基层、落实在士兵的原则。当时，总参、总政颁发由我部和总政青年部制定的《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基本标准》，以此作为全军开展“三手”活动的基本依据，同时利用军报开展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各部队以争当“三手”为目标的练兵活动十分火热。
当年6月，随着战备形势的变化，全军的训练也发生重大的变化。根据军委和总参的紧急指示，我部会同有关部门拟制了《关于当前战备训练工作指示》，此指示是针对东南沿海战备形势日趋严重，台湾蒋军不断叫喊反攻大陆，不断组织有针对性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断有敌机敌舰侵犯我领空领海和多股匪特袭击骚扰我东南沿海地区而发的，《指示》要求凡有战备任务的部队，应迅速改变原定年度训练计划，立即转入战前的战备训练，根据预定作战方案，针对蒋军的作战特点，进行战备训练。
随着形势的发展，总参随即下发了由军训部拟定的《关于战备训练的补充指示》，具体要求部队有针对性训练应强调的五个方面：1、根据任务不同进行干部训练，守备部队应反复演练防御动作，机动部队应以组织机动和进攻战斗为重点；2、加强部队基础训练；3、搞好战备行军训练；4、加强部队行政管理教育；5注意节约弹药。
根据新的战备形势，我部向中央军委呈报《关于部队训练和执行其他任务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近年来，执行全训任务的部队逐年减少，而执行其他任务的部队逐年增加。陆军全训师1957年为全部陆军师的72％，逐年下降，至1961年为20％。《报告》建议全军应安排40个陆军战备值班师，进行全训。非值班部队应保证三年中有一年进行全训，生产施工部队要坚持天天练、经常练。中央军委根据我部的建议，向毛主席及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之后，中共中央批准安排40个陆军师为战备值班师，并从1963年起，进行全训。
此后，我调离了总参军训部到海军工作。军训部由副总长张宗逊兼任，并将军校部、出版局与军训部合并。
我担任总参军训部部长五年的时间，忙忙碌碌，未敢偷闲地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刚到军训部不久就“出师不利”，受到反教条主义的打击，结果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大胆工作，部队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也不敢提了。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提倡以我为主，政治思想挂帅，全军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而对于同时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特别是学习苏军的先进军事经验，我仍顾虑重重。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也不是完全理解的，唯一办法就是紧跟上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1962年初，在参加中央七千人大会听取刘少奇、林彪、毛泽东三人讲话之后不久，我就带工作组到东北辽东半岛，巡察部队新年度训练准备与开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