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文革前期之我见
第二十九章调入海军
一、参加军委检查团
1962年初，在参加中央七千人大会听取刘少奇、林彪、毛泽东三人讲话之后不久，我就带工作组到东北辽东半岛，巡察部队新年度训练准备与开始情况。
3月下旬，我正在旅顺海军基地检查工作时，忽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要求我立即返京，准备参加军委检查团，检查海军东海舰队工作。
回到北京后，稍事组织准备，3月底即随杨成武（军委检查团团长）、刘志坚（军委检查团副团长）等出发。
当时，林彪为什么同意派军委检查团，检查海军东海舰队的工作呢？这是因为海军东海舰队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连续发生严重的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其中最严重的是两件：一是发生飞机叛逃台湾的政治事件。1962年3月，海航6师16团飞行员刘承司从宁波路桥机场驾机叛逃台湾成功，在国内外、军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而这次驾机叛逃台湾事件，又是近两年多的时间中的第二次。上一次发生在1960年1月，海航2师5团飞行员杨德才也是从宁波路桥机场驾机逃往台湾，后在台湾宜兰坠机。二是1959年12月一艘苏式418号潜艇在舟山群岛附近训练中，与参加训练的护卫舰相撞沉没。艇长以下近四十名艇员，除一人生还外，其他全部牺牲。这是我海军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训练事故（当时全军还没有在训练中一次死亡几十人的现象发生）。林彪看到海军的此种现象，心里当然着急。
我在军训部工作期间，也多次随总参领导到部队检查训练工作，但参加检查严重的政治事件和重大的训练事故的调查还是第一次。在我的记忆中，以军委名义派出的专门检查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的检查团，在全军也是第一次。
军委检查团先到上海，再到舟山，后到宁波。先后检查了东海舰队舰艇、航空兵、驻岛部队等二十多个单位，听取了舰队、基地、东航等军、师以上单位领导的情况汇报，实际调查发生事故的原因及处理结果。检查团还召开了几十次座谈会，有师团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有专门飞行员参加的座谈会，还有基层干部、战士参加的座谈会。当时发现的大大小小问题真是不少，除驾机投敌和潜艇沉没外，还有刘承司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路桥机场又发生防化参谋唐彦优枪杀地方干部，串联多名复员战士携械投敌和护卫舰6支队在舟山盲目射击等四项重大事件。
我军飞行员的选拔，从入伍到航校学习再分配到作战部队，是经过了层层政治审查、技术考核、身体检查，选拔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会出现驾机投敌事件呢？在检查中，我们发现重要原因之一是部队对飞行员的政治教育不强，生活管理松懈，少数飞行员长期偷听敌台的情况未被发现。当时台湾无线电台对我大陆沿海部队有专门的策反节目，一天要重复播出数次，对我大陆沿海各机场、码头到台湾岛各机场、码头的距离、航向、时间、航线气象、识别方式、奖金等都介绍的非常详细。刘承司、杨德才之所以能从我军的优秀飞行员蜕变成驾机投敌的蜕化变质分子与长期偷听敌台，思想发生变化，革命意志动摇有直接关系。检查团也发现，偷听敌台现象也同样发生在远离陆地的岛屿部队中。
在同样的条件下，当时空军部队在东南沿海各省有十几个军用机场，几百架作战值班飞机，却没有发生一起驾机投敌的政治事件。而东海舰队在同一地域，在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两次发生驾机投敌事件，检查团认为，问题虽然出在下面，但各级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驾机和携械投敌”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不断发生，恰恰说明在基层部队，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够，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思想教育薄弱，从而使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有机可乘，侵袭了少数指战员们的思想。是没有把“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真正摆在第一的后果。
检查中还发现，各级党委内部不团结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基层党支部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有些海岛哨所，班无党员，排无党小组，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是瘫痪了。有的舰艇在战备值班期间，舰（艇）长带头违反纪律清客喝酒，有的单位个别干部管理教育不当，连续发生战士自杀，或报复干部的他杀现象。还有的基层单位政治思想工作放松，军事训练稀稀拉拉，纪律松懈，甚至少数干部生活作风糜烂，成为当时被称之为“烂掉了的单位”。
经过二十多天的工作，检查团认为所发生的各种严重问题并非偶然现象。回到北京，检查团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材料》。《汇报材料》共分三大部分，大意为：
第一部分谈到了海军建设的工作成绩。指出，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海军党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战略方针，我人民海军已经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能抵御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有战斗力的海上武装力量，结束了我有海无防的历史。成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
第二部分谈到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教育工作不突出、不落实、不扎实，领导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基层管理工作薄弱。突出表现在：“问题成堆，基层薄弱，关系紧张，风气不好”。部队的训练工作在反教条后也有很大削弱等等。根本的原因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是“四个第一”没有摆在第一，犯了方向性的工作错误。
第三部分是检查团提出的加强和改进海军工作的六条建议。
4月下旬，军委检查团对海军的检查情况和《汇报材料》由杨成武向林彪及军委领导汇报，林彪听完汇报后又指示杨成武亲自向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汇报。
4月28日，在广州军委召开的编制装备会议上，林彪十分生气地批评海军“把四个第一变成了四个第二，没有把政治工作摆在首要地位”；“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已找到了好药方子不用，又去乱找药方子”；“不是紧张地做工作，而是松松垮垮，是懒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乱七八糟”。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林彪对海军的“三条指示”。
二、由陆军调到海军
军委检查团完成工作回京后，大约是5月中旬，林彪找我谈话：“军委已决定调你到海军担任常务副司令员。原决定调李天佑去，萧劲光不同意，他指名要求调你去。”当时林彪指示：“根据海军当前情况，第一位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第二位才是加强军事工作。并争取以政治思想工作为重点，扭转海军的被动局面，争取海军工作同全军工作并肩前进。”
当时我请示林彪：“常务副司令员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他说：“在司令员的意图下处理全盘日常工作。如果司令员因病或不在家时，则代替司令员先处理问题，然后再报告。”
几天后，罗荣桓元帅找我谈话，他的谈话主要是批评海军领导干部不团结，勾心斗角，先是整罗舜初，把他搞走了，以后又整王宏坤，又想把他赶走。他们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蹲在北京很少下部队，下基层，连续发生那么多严重问题也不着急。指示我到海军工作后应多到下面去，帮助基层干部解决问题，把基层工作搞好等等。
之后，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又找我谈话，他说的大意是：萧劲光已经了六十多岁了，身体很不好，脑血管末稍破裂，经常头昏，你去海军是干实际工作的。海军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主要是领导班子问题，另外是放松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委调你和张秀川两人去海军，主要是加强海军的领导班子和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经过几位军委、总政领导人的谈话，又结合在军委检查团中的所见所闻，我深深觉得海军当前是个问题成堆的单位，是个老大难单位。
林彪决定调我到海军工作，我既感到突然，也对是否能把工作做好心中无底。原因有两点：一是我没有搞过海军，不但没有海军工作经验，连建设海军、指挥海上作战的常识也可说是白纸一张，打海南岛的渡海作战与建设现代化的海军不可同日而语；二是当时我已听到反映，海军党委领导间对军委检查团的检查结果和向军委报告的《汇报材料》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扭转海军的被动局面”困难很大，结果如何，很难预料。虽然我当时感到有很大压力，但军委对我寄予很大希望，我深知任务非常艰巨，我决心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好工作。
1962年6月，根据国防部命令，任命我为海军副司令员，张秀川为海军政治部主任。
1962年7月初，我到海军报到上任。当时海军党委在海军大院礼堂召开欢迎大会，由萧劲光致欢迎词，内容非常简单，但颇为热情。他宣布军委对我和张秀川任命之后，只讲了三句话：“第一是欢迎，第二是欢迎，第三是热烈欢迎”。我也讲了几句谦虚客套话，没有什么动人言辞。最后由海政歌舞团演出歌舞剧《小刀会》。
欢迎会隔日，萧劲光设家宴，请我及我的夫人吃饭。在饭前闲谈中萧劲光说：“我非常欢迎你来海军工作，是我亲自向林总建议调你来的。1950年海军开始建立时，我就向林总建议调你到海军工作，未获同意。今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编制装备会议的时候，我再次向林总建议才获林总的同意。”
我说：“担子太重，可能挑不起来，会使你失望的。”
萧说：“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就对你有较深的了解，我相信你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吃饭时还顺便谈到海军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萧劲光对我说：“海军党委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认真学习林总的‘三条指示’和落实军委检查团提出的加强和改进海军工作的六条建议。”
我同意萧的意见，因为这是我初到海军的工作重点。
到海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海军党委常委“通气”会议。这次常委会议，有海军原来的十一位常委，加上我和张秀川两人。
首先由萧劲光传达了军委检查团对海军工作检查的意见，然后各委员联系实际，对海军工作和领导发表意见。由过去到现在，由领导到基层，由个人到组织，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发扬了民主，但对会议引导不够，没有集中到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例如：对海军目前的工作应如何估计和评价，成绩和优点是什么？缺点和错误是什么？经验和教训是什么？今后海军工作方针任务是什么？应采取主要措施是什么？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一致的结论。似乎有点互相通气交换意见、议而不决的状态。虽然如此，但对我了解常委情况、海军情况很有帮助。
不过有一条是大家一致同意、一致拥护的，就是军委检查团提出的今后海军工作应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重点，贯彻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出的一系列建军方针、政策和任务。
最后常委分工，确定张秀川协助苏振华、杜义德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组织领导对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方针任务的贯彻执行。确定我协助萧劲光工作并主管海防作战和海防工程建设。
1962年8月底至10月初，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办公厅和总政派出检查团，对海军驻京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检查。主要是检查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机关体制、干部住房等问题。最后总政检查团的结论意见是：机构庞大，管理混乱，政治工作软弱无力，违纪违法事件严重，干部住房紧张，大院内风气不好等等，检查情况上报了军委。
1962年12月5日，海军召开师以上党委书记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军委检查团《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材料》，重点检查了海军党委对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今年4月28日林彪对海军的“三条指示”的贯彻执行情况。
萧劲光、苏振华、王宏坤、周希汉、张秀川等常委先后发了言。
我的发言，是根据军委检查团对东海舰队种种严重政治事件和重大训练事故等事例说明展开的。我最后说：“林副主席提出‘四个第一’已经两年多了，别的单位都雷厉风行的贯彻了，并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海军的情况表明，在军委检查团检查工作之前还没有把位置摆对。造成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结果是问题成堆，基层薄弱，关系紧张，风气不好。有些工作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开倒车。”我又说：“1963年海军的工作，第一位是政治思想工作，这是海军当前工作的薄弱环节，是搞好海军工作的关键，要用最大努力把它突上去，加强起来。”
会议在讨论林彪的“三条指示”时，不少代表提出确实存在林彪批评的“大路不走走小路”“找到了好药方子不用，又去乱找药方子”的偏向。如军委提出“四好为纲”，海军则提出“以四好为纲，以军训为重点”，又如军委提出“立足于准备大打，同时照顾小打”的作战方针，海军则提出：“首先抓好应付当前斗争，准备小打，应付大打”。1960年林彪提出“四个第一”，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海军一直在强调“人与技术的矛盾是海军建设最基本的矛盾”。
有些代表还提出海军党委内部长期不团结的问题，认为海军的班子不算弱，由于不团结，力量相互抵消了。
会议期间，军委在京常委贺帅、罗帅多次与海军主要领导同志谈话。罗总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专门召集海军常委们座谈，指出海军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海军建设的方针。
1963年1月15日，罗瑞卿总长到会并做了重要讲话。罗总长在讲话中肯定了军委检查团向军委的《汇报材料》，严肃批评了海军不突出政治、不突出“四个第一”、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领导不团结等错误，并指出这是海军连续发生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的根源。他指出：“海军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正确认识错误的问题，是端正海军今后工作方向的问题。”罗总长还说：“当前建设一支精干的、有战斗力的海军是海军建设的方针。”罗瑞卿总长的讲话，对落实“四个第一”，端正海军工作方向非常重要。
罗总长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的海军党委常委会上曾说：“鉴于萧劲光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日常工作，海军主要工作的安排应为：李作鹏和张秀川挡在第一线，苏振华、王宏坤挡在第二线，萧劲光挡第三线，有了三道防线，海军的工作就能搞好。”
1月17日，党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林彪同志的三条指示，加强海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这次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前后开了四十余天，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在会议上，各级党委领导认清了海军的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端正了下一步海军的工作方向，对扭转海军当时的被动局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与会同志反映，这是海军建立以来，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
会议结束后不久，军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毛主席的《军委关于海军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十多年来，海军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建成一支初具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总的看来，海军工作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可是，海军在进行肃清彭、黄影响的同时，却没有正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尤其是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所以工作转变不快，进步不大，海军政治思想工作上的薄弱情况，已经严重地妨碍了海军战斗力的巩固和提高，影响了海军的建设。”“军委、首先是林彪同志，对海军存在的问题早有察觉，在1960年，林彪同志就曾恳切地指出过，海军问题不是人和技术的矛盾，根本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报告》中说：“根据林彪同志的意见，军委于1962年3月下旬派出了由杨成武、刘志坚同志率领的军委检查团，到发生问题较多的东海舰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检查。经过检查，发现海军政治思想工作极为薄弱，军委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许多重要指示，在海军没有落实。”在这份报告中再一次肯定了军委检查团的《汇报材料》。
《报告》指出：“海军问题最本质的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四个第一没有真正摆在第一，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某些单位则极为薄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部队问题成堆，政治事故严重，驾机投敌事件接连发生。（二）基层工作异常薄弱。（三）关系紧张。（四）风气不好。”
报告中点名批评了海军的主要领导：“萧劲光同志作为党委第一书记，官僚主义和家长作风都相当厉害。第二书记苏振华同志，坚持原则不够，没有把主要精力去抓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在思想政治领导上起到应有作用”。看的出，对海军萧、苏的批评是有侧重地。
《报告》最后指出：“海军问题的性质，总的看来，还是工作方向上的问题，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是执行工作中的问题。”
5月初，毛主席在军委的报告上批示：“关于海军的报告已经看过，认为很好，照此执行，每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
1963年，在各级党委的共同努力下，海军的工作有了可喜的变化。6月，东海舰队派出的海上编队，顺利完成了调查“跃进”号远洋货轮沉没原因的任务，得到周总理的表扬。10月，海军党委召开二届三次全会，会议肯定了八个月来，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部队工作有了新的气象，工作方向得到端正。
当时军委领导对海军的可喜变化给予了充分肯定。贺龙元帅、罗瑞卿总长多次在军委办公会等不同场合表扬海军的工作“有很大的起色”，部队的精神面貌“有很大的变化”，“贯彻落实‘四个第一’后，各方面工作也搞上去了”等等。我到医院去看望罗荣桓元帅，他拉着我的手说：“海军工作有起色，上上下下都高兴，要多到基层去，把政治工作落实到基层。”叶帅也多次当面表扬我：“到海军后工作有成绩，海军有了不小的变化，扭转了被动局面，要继续把海军的工作做好。”有一次，我到叶帅家汇报工作后，叶帅笑着拿出两只山鸡对我说：“这是我打猎打的山鸡，你拿去吃吧，犒劳犒劳你。”我当面道谢。我知道，海军的变化，使老帅们都非常高兴。
从1962年4月到1963年底，这是海军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对海军有重要影响的事情：这其中有军委检查团、总政检查团对海军工作的检查并给军委的报告；有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和海军党委二届三次全会；有军委向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海军情况的报告；有林彪关于海军问题的“三条指示”，也有毛主席对海军的重要批示和罗瑞卿总长对海军工作的指示。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端正海军的工作方向，扭转海军的被动局面，“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
当时，海军各级党委和部队精神面貌的可喜变化，也为日后在海空对美蒋作战中，取得连战连捷的巨大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
“文革”结束后，我看了一些了解当时情况的海军党委常委老同志的回忆录，对这段海军的重要历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不顾历史真相地说“在林彪的指使下，李作鹏被派到海军夺权”。这是实事求是吗？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吗？还是让史学家和读者评说去吧！
三、海空战大捷，全歼入侵之敌
1962年6月下旬，新华社发布消息，指出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从年初起，就疯狂策划窜犯大陆，并指出全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彻底消灭来犯的敌人。这一情况，我在总参军训部工作时已了解的比较详尽，并布置全军开展战备训练。
台湾蒋帮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大陆经过三年天灾人祸之后，人心浮动，政权动摇，中苏关系恶化，是反攻大陆的好机会，因此公开大喊大叫要“反攻大陆”。
当时我们分析，蒋帮力量有限，美国也还不敢直接参加作战，因此敌人只能是以政治攻势为主，虚张声势。但军事上可能有三种窜扰形式相配合：第一是小股匪特窜扰；第二是一个团以上兵力的窜扰；第三是一个师以上兵力的窜扰。
为了粉碎敌人窜扰企图，我们做好了各种情况下的作战准备，决心来多少歼灭多少，小股来歼灭小股，大股来歼灭大股，来的愈多愈好，送货上门，求之不得。
海军部队是首当其冲的战斗在第一线，也正是提高我指挥海军作战的良好机会。实战锻炼比和平时期练兵要优越十倍，因此加强海军战备工作也是我到海军首先碰到的一个边干边学的问题。
我对海军作战毫无经验，日本投降后，组织山东部队渡海去东北，算是我对船和海的初次接触。解放海南岛战役是我第一次组织海上作战，但是，用帆船打敌人军舰，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学的东西，仅停留在书本上，没有经过实践考验。
我要求作战部门提供了不少相关的参考书，例如《蒋帮海军手册》，《敌情参考图册》等，仔细阅读。一方面抓紧时间学习海军作战指挥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熟悉并研究敌情。
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队作战准备与训练和战备工程建设两大方面。
首先我领导作战部门研究制定了配合陆、空军粉碎敌人大、中、小窜扰的各种作战方案。然后我多次到海防前线实地视察，调整兵力部署，加强实战训练与演习，赶修战备工程，补充战备物资，进行战备动员等工作。
作战方案确定后，重要的是加强有针对性的实战训练与演习。
为了加强东南沿海的海空防务，打击蒋敌空中骚扰和侦察，同时又根据敌空军的装备不断更新，手段不断变化的特点，我海军航空兵对歼击机2师、4师和6师在山东流亭机场、浙江路桥机场和宁波机场的部署进行了重新调整。针对敌机窜犯的战术特点，从难从严地组织了各种技战术科目的演练。
水面舰艇的战备训练主要是各种舰艇的进攻编队训练及舰炮对海对空射击、鱼雷攻击、反潜攻击、扫雷布雷等战术技术训练。
为防止蒋海军在台湾岛附近海域和台湾海峡对我海岸、岛屿及商船、渔船的袭扰，并为我护航舰艇获取相关的海洋资料，1964年10月13日，总参谋部批复同意129潜艇到公海训练。全文如下：“海军司令部：1964年9月29日司潜字26号报告悉。同意129潜艇按第一方案进行公海训练。望细心组织，周密准备，确保安全”。
这次北海舰队129号潜艇的公海训练，针对蒋海军的实战意义十分重大：
其一，是我海军潜艇部队首次离开我领海范围，远航公海训练；
其二，当时装备的国产“03”型潜艇，续航设计时间为三十昼夜，而129号潜艇海上持续活动了四十二天，对战时使用要不要作超三十昼夜准备，平时要不要按三十昼夜或更长一些时间的训练做了肯定的答复；
其三，对艇上人员、机械、通讯、物资消耗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检验；
其四，对我预定阵地海域内，航道上往来的船只，特别是军用船只进行了潜望照相。查明了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国际航道的宽度、深度等水文资料。
该艇的公海训练，不仅为我海军各舰队的舰艇编队，在之后的公海训练和护航、护渔的任务执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收集了大量水文、气象、航道宽度、深度、岛屿地貌、海水温度等海洋资料，填补了我军用海图上的许多空白。
1965年1月18日，在129号潜艇公海训练总结报告上，我的批示是：海军党委、首长对潜艇部队一九六四年的训练是满意的。
经过海军上下齐心协力及各方面的配合协同，到1964年底，在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沿海，共消灭蒋军窜扰的武装匪特二十余股，击沉击伤一批特务运输船和登陆小艇。
1964年6月11日夜间，在山东莱阳地区，海军航空兵4师飞行员陈根发驾驶米格-15歼击机，在轰-5石振山机组的配合下，击落入侵蒋匪P2V-7型侦察机一架。这一仗，参战部队克服我机夜航装备和低空性能明显落后敌机的劣势，群策群力，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第一”，不畏困难，发扬我地面雷达引导优势，采用轰炸机在敌机上方空投照明弹，歼击机低空目视攻击的全新战法，取得胜利。同年12月18日，航4师10团副团长王鸿喜驾驶歼-6飞机，在浙江温岭地区上空击落美制蒋军RF-101型侦察机一架，并俘获飞行员谢翔鹤。此时，王鸿喜刚刚改装歼-6飞了几个起落，而对方是获得蒋军四枚勋章的王牌少校。参战部队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1964年下半年，美国侵略越南北方不断升级，战火日益扩大。美舰和美机不断侵犯我领海、领空，我南海的安全遭到威胁。
根据军委指示，我海军作战部队不但要防止蒋匪军在东南沿海的袭扰，也要抗击美舰和美机对我南海领海领空的侵犯。
1965年初，海航第4师进驻海南岛海口机场，并立即进入一级备战。
3月24日下午，美无人驾驶高空电子侦察机—架，窜入我海南岛万宁上空，我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中队长王相一单机起飞拦截，连续开炮，命中美机左翼，美机随后坠海。这是我海军航空兵部队第一次击落美机。
3月31日下午，美无人驾驶高空电子侦察机—架，窜入我海南岛陵水、保亭地区上空，我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副大队长舒积成驾驶歼-6飞机，在地面的正确引导下，一次跃升抵近敌机，仅用二十发炮弹一举击落敌机。战后，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舒积成同志战斗英雄称号。
1965年4月9日，航8师24团谷德合中队驾驶歼-5飞机，在海南岛白沙地区上空，拦截美军四架当时性能最好的F-4B“鬼怪”式飞机。这是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在国土上空第一次与美军飞行员交手。交战中，我机机动灵活，敢打敢拼，迫使敌机发射“麻雀”型导弹，击落自己飞机一架，我机全部安全返航。此次战斗充分说明，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是人而不是武器。
8月21日，舒积成再次击落美无人驾驶电子侦察机—架。
不到半年时间，连续打下三架美军装备先进的无人驾驶电子侦察机，沉重打击了美军嚣张的气焰。而我航空兵打得勇敢，打得果断，打得坚决，打得非常漂亮。
1965年5月24日，国防部授予我南海舰队护卫艇41大队3中队先锋1号艇为“海上先锋艇”光荣称号。
8月6日，我南海舰队护卫艇41大队及快艇11支队，在兄弟屿海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海战，经过近四小时激战，一举击沉蒋匪“剑门”、“章江”两舰。这一仗，是一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小艇打大舰，以弱胜强的战斗，是一场英勇顽强的海上近战夜战，更是一场漂亮的海上歼灭战，是海军在近几年来海上作战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战斗结束后，海军发布命令，授予护卫艇41大队611艇“海上英雄艇”称号，授予快艇11支队1中队119艇“英雄快艇”称号。
在这场海上战斗中，护卫艇41大队611艇机电兵麦贤得，在头部负重伤的情况下，坚守战斗岗位三个多小时，体现了我海军战士的大无畏硬骨头精神。战后，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麦贤得战斗英雄称号。
在战后的记功评奖中，由于金刚山观通站掌握敌情准确，报告敌情及时，海军发布命令，给予该站雷达分队记集体一等功。
8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八？六”海战有功人员。毛主席称这次海战“打得好！”
我代表海军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汇报的《“八？六”海战的基本经验》（见附录），受到毛主席的好评。毛主席不仅仔细地审阅，还在很多地方划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划了双道。
9月20日，美F一104C型战斗机一架，侵入我海南岛西部地区上空。我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大队长高翔及黄凤生当即起飞战机迎战，一举击落敌机，并生俘美上尉飞行员史密斯。此战中，高翔发扬我军敢于近战，敢于空中“拚刺刀”的精神，抵近敌机到二百九十一米开火，直打到距敌机三十九米才脱离，打得美机凌空爆炸，敌机碎片将我机击伤，可见两机的距离之近。史密斯被俘后说：“这么近的距离开炮，我看也不敢看，想也不敢想”。击落敌机后，高翔又驾驶受伤的飞机安全返航。
这次胜利，粉碎了美军吹嘘的“海上空中优势”。战后，周总理、罗总长接见了参战有功人员。
海航第4师进驻海南岛不到一年的时间，共击落美机四架、击伤一架，是一支政治思想、战斗作风、军事技术都过硬的部队。10月，海军党委决定树立该师为海军标兵单位，号召海军各部队向航4师学习。12月，国防部授予该师10团“海空雄鹰团”称号。
11月14日，我海军福建基地护卫艇第29大队、31大队的高速护卫艇六艘和快艇6支队第31大队的鱼雷艇六艘，于福建祟武以东海面，一举击沉蒋匪“永昌号”护航炮舰和击伤“永泰号”大型猎潜舰，取得海上作战的又一重大胜利。周总理、罗总长接见了张逸民等参战有功人员。不久，国防部授予护卫艇29大队588艇“海上猛虎艇”光荣称号。
1965年是海空对敌作战捷报频传的一年。全年两次海战，四次空战全歼入侵之敌，打了六场漂亮仗。是我海军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成立以来，对敌作战取得最辉煌胜利的一年。这不仅是参战部队的光荣，也是全海军的骄傲。党、政、军、民皆大欢喜。我作为海军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当然更加高兴。
但在实战中，并不是毫无失误的。无论海战、空战，失误和错过战机的情况是有的。例如有一次，敌人两艘中型舰窜到沙埕外海，我几艘护卫艇勇敢迎战，一顿猛打，当即击伤一艘，另一艘见势不妙，掉头逃窜。被击伤那艘敌舰已失去机动能力，漂泊顽抗，我护卫艇因火炮口径小，无法将其击沉。当时东海舰队有一艘大型护卫舰在附近，这条舰装备有大口径火炮，如果及时加入战斗补上几炮，就可以将敌舰击沉。但没有这样行动，结果敌舰经过一段时间抢修，仍然逃走了。至于与入侵敌机的空战，更是几分钟、几秒钟就决定胜负的。我机未能及时起飞，或在空中待机位置不当，都易丧失击落敌机的战机。但打一仗，总结吸收一次经验教训，就可以不断提高部队作战能力，越打越聪明，越打办法越多。
四、“三头”司令
我到海军后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战备工程建设。
海防战备工程的修建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它的内容包括军港码头建设工程，各种舰艇停泊补给工程，飞机一线二线机场建设工程，空防、海防、陆防相结合的海岸防御工程，对海对空雷达工程、通讯网工程，舰艇、飞机维修工程，师以上部队陆上指挥所工程，后勤油料、弹药、物资器材仓库工程，部队营房建设工程等等。
建设这些工程，涉及海防前线战略和战术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既要能够应付当前对敌斗争的需要，又要能够应付今后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既要高度分散，以防原子弹袭击，又要加强机动能力，以保证部队适时集中；既要以基地建设为主，又要建设地下洞库和深水泊位；既要全面规划，又要分先后、有步骤地进行；既要加强主要方向的工程，又不能忽视次要方向的工程；既要有足够的数量，更要有坚固实用的质量；既要研究现实情况的需要，又要考虑财力、物力、人力的可能。我将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提高部队战斗力、建设现代化海防工程之中。
为此，我每年中都用相当的时间在沿海各地反复勘察定点，确定规模和要求。在施工现场反复检查工程进度和质量，反复调整财力、物力和人力。到海军的前三年中，我曾两次带领有关人员翻山越岭，乘风破浪，北从鸭绿江口，南到中越边界的防城，沿海岸线和长山列岛、舟山群岛、海南岛等大岛屿进行全面的战备工程视察，每次行程上万里。每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基层、在海岛、在深山、在工地。几年来，码头、机场、岸炮阵地、雷达通讯、洞库等重点海防工程建设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可喜的成果。
当时，陆续开工建设了一批陆上指挥所、长波台、观通站和导航站等工程，其中，长波台建设的深远意义尤为突出。
长波台是使用长波波段发射信号的台站，是岸上指挥所对潜艇和远航舰艇编队实施指挥的重要通信设施。
五十年代，我国政府曾与前苏联政府达成援助建设意向，但赫鲁晓夫却利用此事提出搞“联合舰队”和“共同使用长波台”的无理要求，遭到我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为此，苏联放弃了对我的援助。六十年代初，中央决定，自行研制和建设长波台。这不仅是我海军潜艇和远航舰艇编队能否走向太平洋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政治上独立与国家自强的问题。当时长波台的建设时期，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工程建设困难重重，不仅有种种技术难题，而且施工部队的物质生活也十分艰苦。我多次到施工工地视察，检查工程进度和质量，协调解决问题。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65年8月建成我海军第一座大功率长波台。
当时就有人称我是“不突出政治”的日头、人头、石头的“三头”副司令。什么是日头呢？就是规定施工部队每年施工时间不应少于二百四十天。什么是人头呢？就是规定施工部队必须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参加施工。什么是石头呢？就是对施工部队的工程进度按定额石方标准检查。工程进度快，工程质量好的施工部队，我就现场表扬，反之我就批评。
这算不算不突出政治呢？当时流行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即为了“突出政治”而“突出政治”，把突出政治与军事训练，战备工程相对立、相割裂。不了解“突出政治”的真正意义，既是为了促进部队思想革命化，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是为了促进部队战斗化，有力地推动部队军事训练和国防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健康的、全面的发展，保证部队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全歼入侵之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