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在武汉高级步校五年
一、为部队培训了大批基层干部
全国解放初期，部队干部战士普遍文化低，文盲和初小水平占相当大的比例。随着我军各军兵种的建立（当时已建立了海军、空军、炮兵、工程兵、装甲兵等）和苏式武器大量装备部队，加强文化教育和专业化培训日显重要。为适应正规化军队建设的需要，迫切要求我军指挥员，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军事指挥与政治理论水平，都要进一步的提高。
1950年初，中南军区曾召开兵团、军区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林彪在会议上强调，文化教育是关系部队今后发展带关键性的问题。会议决定，在一段时间内的部队训练中，以文化训练为主。
1950年8月，毛泽东提出：“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大批的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年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1【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69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新建和改建多所军事院校，使之成为大批培养我军指挥员的基地。
中南军政大学是第四野战军创办的军事院校。原是东北军政大学，在东北、华北及华中解放后，于1949年迁至武汉市。林彪兼任校长，罗荣桓兼任政治委员，倪志亮为副校长，刘其人为副政委。军政大学原有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分校，也在1950年8月，依次改称为第一至第六分校。
1950年秋，四野总部调我担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
1951年3月，中南军政大学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高级步兵学校。
我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刘其人为政委。后刘其人调北京，张驾伍为政委。我与他们一起工作了五年。
同时，原下属六个分校，也依次改称为第二十（商邱）、第二十一（信阳）、第二十二（长沙）、第二十三（南昌）、第二十四（桂林）、第二十五（广州）步兵学校。
高级步校领导机关设有校务部、训练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干部管理处，下面直属三个军事总队和一个政治大队。
当时高级步校的任务是负责培养以中南地区为主的解放军中级（团、营）军政干部。分校主要负责培训连、排干部。
高级步校第一期培训的军政学员是营、团干部，学期为两年。另有一个军事理论队，负责培训师职干部。
高级步校（含原中南军大）培训学员情况大致是这样：
按照中央军委“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化的”的教育方针，在1950-1953年期间，主要承担了五类对象的培训任务：
第一类学员：速成培训部队急需的补习文化和扫盲教员。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经政治审查合格后，从地方招收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在校一学期（半年）的速成政治教育和军事基础训练，毕业后大部分学员分配到基层部队，少数分配到地方工作。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使这批教员，尽快帮助解决部队各基层连队文盲多文化低的状况。
到1951年底，在三个学期中，我们总校和各分校培训的补习文化和扫盲教员数量已达几千人。
1951年底，中央军委决定自1952年起，部队执行一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计划。总政治部下发的《1952年文化教育计划大纲》，要求全军开展以扫盲为重点的文化学习运动。用50%的训练时间学习文化，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全军干部战士基本扫除文盲，并将各级干部的初小和高小文化水平，分别提高到高小和初中文化水平。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校必须抓紧培训更多的为基层部队服务的补习文化和扫盲教员。校务会决定自1952年初开始扩大招生。
当时，总校直属军事一总队和六个分校均承担了扩大招生任务。总校招生十二个连队：六个分校，每校各招生十六个连队，共招生一百零八个连队。每连队约有九十至一百人，每学期培训一万人左右。学员从1952年初陆续入学。
与此同时，我校还抓紧编写了部队适用的中、小学文化速成补习课本。
到1953年夏的一年半（三学期）中，我校共培训了近三万多名补习文化和扫盲教育，这些教员好我校编写的文化速成补习课本，不仅为部队大规模开展文化教育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且这批教育也成为解放后，我军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有文化的基层干部。
第二类学员：为了适应总校和各分校扩大招生的需要，急需培养学员队的军政教员。总校开始了军教、政教二个大队，共四个连队，每队约一百人左右。学员主要是从文化水平高的部队在职干部中抽调，以及少量政治表现好，文化水平高的国民党起义和解放军军官中挑选的。经过一学年（两学期）的培训后，分配到总、分校担任学员队的军政教员，其中有相当部分以后成为总、分校的教育骨干，有的还被输送到兄弟院校任教。
1951年初，军委连续下发了《部队教育的指示》、《补训团教育的指示》和《参谋人员学习的指示》等三份文件，强调进一步提高部队军事干部的训练。中南军区为此做出了《关于开办教导队、轮训队的决定》，决定要求，各军区要成立教导大队，军分区要成立教导队，坚持军事干部的在职培训。
我校也随即开设了军事训练课程。
第三类学员：培训在职的参谋人员。总校参训大队承担了这一任务。学员大多来自中南军区和华东军区的师、团司令部机关的参谋人员。每期共设四个队，每队约一百人。经过一学年的培训，这批参谋学员在技术科目和战术科目的教学和考评中，要达到会讲、会写、会算、会图上作业的“四会”要求，基本达到适应各军兵种对参谋人员业务的要求，解决部队指挥机关业务骨干的来源问题。毕业后，主要分配到部队师、团司政机关，做参谋或干事工作。
第四类学员：培训野战部队的初、中级军事干部。1951年总校开办了二个军事干部训练大队，包括六个训练中队，每中队不超过八十名学员。学员主要来自四野各部队的营、团干部，也有少量师级干部。先学一年文化后，师职干部转到相关的军事学院学习（少量回部队），营、团干部继续学习军事、政治一年。
从1952年第二期开始，为满足更多野战部队初、中级军事干部的培训要求，总校决定开设三个军事干部大队（九个训练中队），另开设一个政治干部大队（三个训练中队），这样，每期的学员达到了一千人左右，各分校则接受一年制的连、排军政干部的培训工作（半年学文化，半年学军事）。一般每校设四个队，十六个连队，每连队约九十至一百人。每学年各分校则培训近万名连排干部。
第五类学员：改造国民党旧军官。1950年开始接受国民党张轸部的起义军官的教育改造工作，总校直属军事三总队承担了营职以上起义军官的教育改造任务，经过一学期的政治教育改造，除少数作了遣送回原籍的处理外，大部分在部队和地方分配了工作。营职以下起义军官的教育改造在湖南南岳进行，隶属于长沙分校负责。
建校最初近三年的统计，我总校和各分校为中南军区短（半年）、中（一年）、长（两年）期培训初、中级军政干部（包括改造张轸不起义军官和为越南训练军政干部）数万人。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有一定文化基础，有一定政治素质，懂军事业务的基层干部。
二、向苏联学习正规化与改进教学
1951年秋，军委训练部在北京召开军事院校会议，由训练部长萧克主持，会上提倡并强调军事院校的教育方向，应全面向苏联军队的正规化学习，应全面建立正规化的军事院校，军事院校应全面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服务。
我和总校训练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和与会的不少院校领导，在会议上发表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大意是（1）拥护正规化、拥护向苏联学习；（2）但中国语苏联情况也不同，例如这个城市差不多都有城墙，这样就有一个攻坚问题：又如中国地形山多河多，南北气候条件也差异很大，对军事行动既有利又有弊；（3）因此向苏联学习的同时，应照顾中国特点。
萧克向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会议情况时，彭德怀指示说：“谁不好好向苏联学习，就叫他滚蛋！”这句话似乎是对我们提出意见和看法的批评，当时对我的震动很大，也印象极为深刻。
回到汉口，在学校党代会的讲话时，我就特别传达了“正规化地向苏联学习”的上级精神，并相应地提出了三个治校行动口号：“坚决地、全面地、不走样地向苏联学习，反对经验主义；以教学为中心，反对官僚主义；坚决贯彻条令，反对游击习气。”这次讲话对全校向苏军学习正规化建设起了促进作用。
当时学校的教育计划、课程设置和使用的教材基本是照搬苏联步兵学校的模式制定的，在学习贯彻纪律、卫戍等条令条例时也参照学习苏军、例如军事训练中，就特别强调队列条令，班队列、排队列，点名报数都要整齐划一。每天早晨5点半，全校广播起床，6点整，不论机关干部，还是学员队都必须出操练队列，齐步、跑步、踢正步，队列口号此起彼伏。又例如内务条令，特别强调军容风纪，教员上课必须把皮鞋擦亮，学员的军装洗干净后，必须叠好，压在床垫下。学员队宿舍规定床上的被子、床下的鞋子对必须摆成一条线，等等。
1952年11月，中南军区命令，第四高级步校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对上，学校直接归军委军校管理部领导，对下，各分校与总校脱离领导关系，由各省军区领导，但与高级步校仍保持业务指导和交流关系。
学校番号改了，噩梦教育工作的任务、方针没有任何改变。学校不再为基层部队培训补习文化和扫盲教员（专为分校负责），而成为专门培养和训练初、中级军事干部的基地。学员是来自全军各军区经选拔推荐的骨干。学员虽比前几年少了，但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因此对教学水准有了更高要求，学校办的更加正规化、现代化了，推动了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
军委军校部曾派了两名苏联军事顾问常驻学校，苏联顾问向我们介绍苏联院校和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情况，对我们工作帮助不少，我们与顾问的关系也很密切。
学校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受到多方面的表扬和鼓励。1953年，全军军事院校参观团来我校全面检查工作，参观团团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同志在检查后，称赞我校名副其实的“第一”高级步校，给予的评价是：“领导坚强，教育有方，生活正规，情绪高涨。”
几年来，我逐步积累了一些办学的经验，在全面向苏军学习的大背景下，开始注意和改进教、学双方存在的问题：
其一是教学方面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脱离，学员死背教条，追求高分，形成学员“高分低能”的现象如射击理论学习得高分的学员，在实际射击中成绩却不及格；
其二是锦标主义思想严重，为了追求分数，死背条文，不求甚解。有些教员和学员，对考核的目的不明确、不正确；
其三是教学与学习中的形式主义倾向，有些学员条文背的烂熟，教员就给高分，但问其一知道，问其二就不知道了。不求甚解的学习方法，多半是由于死记条文而造成的。不是所有的条文都要死记，而是记住某些重要问题的特点、结论、定义、重要数字等，这点在教育学上均有明确的指示；
其四是大量挤占学员的课外业余时间，高疲劳战术。等等。
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教学指导思想问题，是学员的学习目的的问题。是学位看，还是学为战；是只看高分，还是重在效果的问题。
1954年5月，我在《八一杂志》上发表了《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的文章，就是阐述了我对办学中存在问题的几点看法和改进的意见。
在高级步校，我在南征北战多年后第一次安了家，学校分配了宿舍，老伴带着三个孩子稳定地住在了身边，从此结束了流动不定、聚少散多的生活方式。
在高级步校工作的五年，我完成了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之间的过渡。冲锋打仗与学校管理之间的距离，真如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工作内容、工作节奏、工作方式完全不一样。校园内除了早晚和周末，出奇的安静，学员们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日常的教学与管理按部就班地进行，火烧眉毛的事情几乎没有，每天的时间对我来说好像长了许多。我认识到应该拿出一定的精力和时间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工作水平。参加红军的时候我只有私塾四年的文化，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我只能是用什么学什么，根本谈不上系统的学习。和平时期了，我的工作有允许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一边工作，一边争取系统的学习文化和军事知识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把学员每期的教材拿来通读，不懂的地方就到课堂上与学员一起听课。我还请了文化教员，系统地教了我两年初中文化，收获很大。后来，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深感在高级步校补习的文化和军事知识对我之后的学习帮助甚大。
三、步校老同事的往事回忆
前几年，我向原在高级步校与我一起工作的周伦等同志作了一点调查。他们为写了一些材料，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下面转载周伦同志的材料：
《作鹏在中南军大和高级步校工作期间的一点情况》
作鹏在中南军大、高级步校工作期间，正在全面落实毛主席发出：“向苏联学习，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向苏联学习，建设正规化的军事院校，是这个时期工作的中心。作鹏的活动，工作中的成绩与失误，也大都反映在这个问题上。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次讲话：
（1）1951年在学校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了三个颇有影响的口号，即“全面地、不走样地向苏联学习，反对经验主义；以教学为中心，反对官僚主义；坚决贯彻条令，反对游击习气”。报告是根据全军院校会议精神，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作了相应的决议。
（2）在同年下半年或第二年的全校行管会上的讲话，总校《教学导报》全文刊载了这个讲话。讲话实际上是对第二届党代会提出的有关正规化建校工作的初步总结，也是把高级步校建设成为正规化的军事院校再动员。讲话肯定了第二届党代会以来正规化建校的成绩，初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近一步加强正规化建校的措施。这两个报告对统一干部思想、动员全校人员齐心协力把高级步校建设成为正规化的军事院校起了良好作用。当时三个口号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成为全校人员的自觉行动，在全校掀起向苏联学习、建设正规化军事院校的热潮。当时各方面工作都有起色，特别是在加强正规化军事训练和贯彻条令抓教育上是走在全军前面的。在此期间，罗帅、叶帅、陶铸、谭政、伍修权、萧华、甘泗淇、孙毅等领导陶铸先后来过学校检查指导或参观。谭政同志每年都要来几次，军委、总部统一组织的以各院校自己组织的参观团，足有不下几十个。1953年春夏之交，总部组织的全军军事院校参观团在全面检查高级步校工作之后，参观团团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团长赞赏并鼓励高级步校为名副其实的“第一”高级步校，给予的评价是：“领导坚强，教育有方，生活正规，情绪高涨。”
如果说失误，主要是在向苏联学习这个问题上，当时提出向苏联学习是正确的，但是加上两个副词，即“全面地”、“不走样地”就有失偏颇，其理由不言自明。实际上，在后来的实践中已经逐步纠正了这个口号的不适当的提法。
关于作鹏在学校的表现，就我所见所闻，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工作勤奋，学习刻苦，作风紧张，生活简朴。
工作勤奋就其主要者列举如下：在学校工作五年多的时间内，举凡比较重要的讲话、报告、他都喜欢亲自动手，不嗑药机关、秘书代笔；部门和秘书起草的文稿，几乎他都要亲自做过修改，有的改过多次。对学校建设上的重大问题，他主动提出的建议比较多，这是刘其人政委的评价。刘其人同志说：他与许多人共事，合作得最好的是洪学智、李作鹏。在学校工作期间，除了做一次鼻病手术，在家休息十多天外，他没有住过医院，一直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只要他人在学校，每天都提前十分钟到达大操场，检查机关干部和学员连队的早操，一直到离开学校到军事学院学习。关于这一点，直到现在，在高级步校工作过的干部谈起来，还交口称赞。
关于学习，他的写作水平，总结能力是很强的。据我看大学毕业生写出的总结也不一定比得上他。但是作鹏在参军前不过只读过小学，算术在五十年代初也就是高小程度。当全军五十年代初掀起学文化的高潮时，他与刘其人政委一起请了一位文化教育教他们数学。经过近两年的学习，数学达到了初中或略高一点的程度。当时全军倡导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也是很认真的。中南军区考核时，他得了满分。至于对现代军事科学，他抓得很紧，除了与学校干部同样参加全校组织的学习外，更多的是抓紧自学，甚至星期天也常在书房里学习。在北京总部组织的高级干部集训，他与别的首长不同，以一个普通学生身份，同其他首长带来的参谋、秘书一起进行图上作业，表现的十分刻苦。他对不熟悉的学科也敢去碰。当时提倡学习心理学，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和许多同志一样可能也很陌上，但他却承担了给中南军区干部集训班讲心理学的任务。总之，作鹏给我的印象，在他的活动日程上，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打扑克、跳舞之类的活动与他是无缘的。
作风紧张，他本人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对部属的要求，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他办事干脆、利索、不拖拉。我记得1951年为修建射击场征用土地问题，学校曾正式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打报告，并派人多次请示催促，拖了很长时间未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作鹏出于对建设正规化军事院校的责任感，再次向市府报告，提出强烈抗议，不久问题得到解决。听说市政府为此对学校还有些意见。
关于生活，除了制度规定的他应得的享受外，作鹏没有特殊要求，也没有得到特殊照顾。刚迁到硚口营区时，他全家住三间房。作鹏夫妇住一间大屋（等于两小间），保姆与小孩住一间。后来给苏联顾问建一栋小楼，不知什么原因，顾问没有进来，这栋小楼即由作鹏与刘其人政委共用。作鹏用六间，约80平米左右。保姆房、会客厅都在内。当时政治风气都比较简朴，除了必要的应酬（如顾问赴任或回国，重要的参观团等），平时根本没有请客送礼之说。我记得总、分校领导参加一次军教会议，考虑到大家在胜利后头次进京开会，便请大伙到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用掉人民币40多元。三反时作鹏为此还作了检讨。作鹏离校时，校领导与四部一处领导为作鹏饯行，也是由这些特征自己掏腰包。
周伦（1992年春节于武汉）
四、办学体会
随着办学的逐步规范化、系统化和办学经验的逐步积累与成熟，1954年，我在当时的军队权威性刊物《八一杂志》上，发表了办学过程中实践经验的总结专题文章《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高级步校的办学方针，已经从盲目“全面地向苏联学习正规化”，不走样地照搬苏军教学的那一套，逐步转变为突出这个军校的办学特点，更切合我军实际作战水平。教案以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效果为目的，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教学方法，强调学以致用的教学风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通过几年的办学实践，不断摸索、完善办学思路和教学办法的过程。
文章发表于1954年5月，在《八一杂志》第51期。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我校自转入本科学习之后，教学上已取得相当成绩，教学效果是逐渐上升的。但根据教学情况看来，各科的成绩发展不平衡，不巩固。有些科目的实际效果仍然不够好，甚至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例如在去年十、十一月份，步枪基本射击第一练习全校不及格；冲锋枪基本射击第一练习虽然全校平均及格，但有九个教学单位不及格；轻机关枪基本射击第一练习就已进行的单位计算尚有十一个单位不及格。其他所属理论性的科目，从测验统计数字来看成绩很好，但实际效果还有一定的距离，死记条文不求甚解的现象仍较严重。如对于支撑点的形成或战斗队形组成的原则，背的与原案几乎一字不差，但究竟如何形成支撑点或战斗队形，显示在图上便有错误，或显示不出来。有些学员作业成绩很好，但抽测时往往成绩很差。
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在哪里呢？除了科目进度的安排上有缺点，射击练习时间拥挤，预习时间少，赶进度走过场的现象仍然存在外，主要的是在教学方法上还存在问题。
（1）在教的方法上存在的主要缺点是教条主义。就是在讲解课文时，往往把理论的内在联系加以分割，没有把问题有机地；连贯起来阐明其实质，并且不善于使理论与实际联系，忘记把学员亲身经验及最熟悉易理解的事实列举出来，印证原则融化理论，结果有些生动的科目都讲的枯燥无味，不能开导学员的思路。许多疑难问题不能获得解决，对重点问题的深透讲解，认识上海存在着片面性，过分地迁就学员们喜欢简单的思想，而盲目地强调“抓重点”。如有的教员对学员说：“急着这几条就行了”。这样做的结果，破坏了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把“重点”孤立起来。
（2）在学员学习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是：对“弹钢琴”的学习方法领会还不深刻，仍存在有重此轻彼“单打一”的现象，对如何苦练与掌握要领还掌握的不够好，做笔记与不做笔记以及做笔记的方法问题，还没有明确解决。这些都使学习效果不能提高。
（3）在教学双方，都还存在着一些锦标主义的现象。主要地表现在学员单纯追求分数，教员定分数上尚有偏差。如学员只要背过条文，教员就给五分；丢掉一句就要扣分。测验题目太简单，注重记忆而不注重发挥，对联系实际重视不足。在记分上一般偏偏高。有些学员为了追求分数，常常死背条文，不求甚解。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根据上面所说的原因，应该采取以下方法：
（一）加强对教员业务能力的培养，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
要使学员学习成绩好，圆满地完成美国课题的教学要求，其关键有三：第一是依靠教员把课讲好，把实际作业领导好；第二是依靠学员的自学；第三依靠辅导与互助。以上三点是缺一不可的。而其中以教员把课讲好和把实际作业领导好是根本的关键。有的教员不重视把正课领导好，而依赖于课后辅导解决问题，这本末颠倒的。如果正课时间解决了应解决的问题，那么不仅可避免学员在课后的过度紧张负担，而且也可避免教员在辅导中互相争时间的现象。要想把课讲好和把实际作业领导好，必须强调课前充分准备。课前准备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在教学内容上，既要按照教育计划的要求，又要考虑到学员的实际接收能力；第二，在教学方法上，必须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教授一定的内容，同时又要使学员能在一定时间内确实接受。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常常使讲课的效果大大降低。任何一堂正课，都要考虑充分发挥学员听、看、做相结合的方法。
理论与实际，既不可不联系，也不可乱联系。死啃条文不联系实际或者只是现象罗列，甚至东拉西扯、张冠李戴地乱联系一通，都不能使学员深透地解决问题。既反对急于求成的做法，也反对死背条文不求甚解脱离实际教条主义的偏向。对课题进行重点讲透是对的，但不能理解为孤立地讲透重点而忽视系统全面，必须是在系统全面的基础上的重点讲透。
（二）克服锦标主义正确进行对学员的考核
要想克服锦标主义，就要用正确的方法考核学员的学习成绩，使考核真正达到这样的目的，即：一方面督促学员巩固学习成绩并克服学习中的缺点；另一方面了解教员教学工作中的优缺点，以便及时改正。
对学员学习成绩考核的方法，基本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教员对学员的平时考核。其方法有三：一是教员领导课业时进行个别的有系统的日常考查，即在每次上课或实际作业时经常抽问学员，检查其了解程度，其中一部分记分，一部分不记分；一是在教员监督下进行作业，由教员评定其成绩分数，一是教员在日常与学员接触谈话及辅导中去考核学员的知识水平，根据这种了解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中。
第二种是对学员的定期考核，其方法也有三个：一是“单元测验”或“课终测验”，就是根据教育计划对某些已进行的章节内容加以复习进行普遍测验，使学员把每课零碎片段的知识，归纳成为系统的较完整的知识。这个方法一般是由训练部计划组织实施；一是学校按照教学检查计划，每月对一定的教学班进行重点的抽测或普测，次数不能过多，大约每隔学期对每个教学班进行一次，至多两次。一是升级考试，检查学员队每个学期中各种科目的学习成绩，决定其是否可以升级抑是留级，并找出全学期教学工作的优缺点。这种考试是由校首长命令成立考试委员会及科目小组委员会进行的。
第三种是全学期教学内容结束，进行国家考试。经军委命令成立国家考试委员会及若干科目小组委员会，代表国家进行对学员全期学习的总检查，并决定其是否可以毕业、肄业，或进行补考，同时是对学校全盘工作的总考察。
以上三种考核方法，如能正确掌握，认真贯彻实施，就能正确掌握学员的实际知识状况。除了以上三种考核方法之外，营、连及各科系不要随便增加测验。频繁的测验，会使学员负担过重。如果有必要时，亦必须经过校领导批准，以免影响教学正常进程。
关于考核成绩的评定问题，必须完全按照五级记分的统一标准执行，并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态度。凡评为五分者，在理论上一定是确实融会贯通了，并能联系实际加以发挥，绝不是背出了几条原则就是五分，在实际动作上则必须是完全合乎标准的要求，不是一般地会做就是五分。理论与实际作业题目，应以实际作业题为主，记忆与发挥题则以发挥题为主。可高可低者一般从低定分。当然故意压低学员成绩也是错误的。属于第一种日常考核形式者完全由主讲教员个人负责定分，其他任何人不能干涉。如果其记分有偏差时，可按级向上报告，由其直接上级给予批评和纠正。关于单元测验的成绩评定一般由指定的教员评定之后，由主任教员、系主任级训练部首长分别进行重点复查，亲自审阅若干卷子，以便了解其定分标准是否正确，并从中了解上、中、下各种不同成绩学员的实际知识水平。而升级考试及国家考试的评定，任何人无权单独决定，必须由科目小组委员会评定之后，经过校或国家考试委员会审查批准才算合法，以保证成绩评定的最大客观性和公正合理。
（三）加强复习巩固学习成绩
为使学员学到的东西大部确实变成自己的东西（部分的忘掉是不可避免的），就必须对科目内容反复地复习，以求消化，防止前学后忘的现象。
复习飞方法是多样的，不能认为每天两小时的自学才算复习，这是一种狭隘的看法。
在开始讲解正课之前，检查一下学员对旧课的了解程度和记忆程度，在讲解新的教材时，讲解一段就提问一两个问题，最后教员给以结论，把重要问题重新提示一下，这都是进行正课时的复习。其次学员自修时独立思考和独立作业，对重要理论性科目的课题讨论及属于战术与技术问题的搞通原则后的实际作业，单元测验时的较有系统的综合性的复习，以及期末考试（包括考试后的休假期间的复习）及国家考试前的总复习，都是最基本的复习。只要美国环节都抓紧了，科目内容就能够求得消化，成绩也就能够巩固，前学后忘现象就可以克服。至于课外的复习辅导及各种配合虽很重要，但在复习中只起辅助作用（如俱乐部的配合，专修室的讲座，以及教育的课外个别辅导等）。如果把应该复习的机会放松了，或不认真进行，不改进方法，大家只注意去搞课外复习辅导，同样是本末颠倒。课外休息并不是浪费，而是养精蓄锐准备更好的学习，学员过度疲劳，学习效果也是不会好的。所以该休息时必须尽量休息。
目前我们在复习与辅导上，仍存在混乱现象，如在每天自习时间中有个别教员争时间的现象，战术教员交代复习三个战术题目，坦克教员来了就把黑板上三个战术题目擦掉，写上坦克复习题；有的科目复习时间超过正课一倍以上，有的则不及正课的七分之一；亦有过分限定学员机动的现象（对自习内容上的必要机动）。为了纠正这种混乱现象，自习时每天以不超过两个科目为宜，应允许学员必要的机动。有些科目要逐渐转变以预习为主，教员应着重于个别辅导。其次是大家都抓晚上游戏时间，抓不到就不高兴，弄的学员筋疲力尽，甚至把理发洗澡时间都占去了。这样做是不对的。除周末晚会及少数人的必要会议与讲座辅导之外，应贯彻自觉自愿参加体育娱乐或其他活动为主的原则。游戏时间应由俱乐部掌握，尽量少搞统一的大集体活动。
（四）运用正确的学习方法
必须认识，不求甚解的形式主义的学习多半是由于没有开动脑筋死记条文而造成的。那么今后条文还记不记呢？必须指出，盲目地反对记忆条文是不对的，必须记的仍然要记，当年必须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记忆。知识上的遗忘现象常常是因为印象不深刻或机械记忆而造成的后果，如果印象深刻确实懂了的问题是比较难忘的。另一方面不深所有的问题都死记，而是记住某些重要问题的特点、结论、定义、重要数字等，这点在教育学上均有明确的指示。笔记问题：过分强调笔记的作用是不对的，但有笔记能力根本不记，否认其作用也是不对的。课堂上，边听教员讲边记笔记，自修时将读过的书或教材内容之要点加以摘要笔记（但不是抄书）或按照习题作答案，均应提倡，不应禁止。以我们现在学员的水平，不能过高要求。重此轻彼的思想，应纠正，以求全面科目获得良好效果。因为教育计划上规定的科目都是重要的，都是必须学习的，都有一定要求的。抓住中心，必须兼顾全面，不能理解为只抓住某一科目，而是各个科目各个课题都有中心问题，都要抓住同时又都兼顾其他。只有这样学习，我们才能既深透又能全面地提高。
作为我军军校建设的亲历者，高级步校的成长过程，既反映出我军在和平年代的建设、调整与进步的过程，也反映了我在解放初期的适应、转变与提高的过程。我为自己能够在创建新中国强大的新兴军队的过程中贡献一份力量，深感欣慰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