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鲁中反扫荡
一、军事守势，政治攻势
1941年，敌后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日寇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代之以诱降为主的政策，把作战重点由正面转移到后方，于是敌后就变成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敌人集中了侵华兵力的大部分力量，将进攻矛头指向我各根据地，并采取了“治安强化”的扫荡和蚕食政策，军事上分割打击，政治上怀柔瓦解，经济上严密封锁，以及残忍的“三光”政策，企图窒息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抗战武装力量。
国民党却在此时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消极抗战”，转为“积极反共”，大唱“反共第一”，“宁亡与日，不亡于共，日可不抗，共不可不打”的滥调，并实行所谓“曲线救国”政策，妄图实现“与日和平共处，连日反共”阴谋。
1941年1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新四军军部及主力一部共八千余人，由江南向江北移动，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被国民党七个师重重包围，激战七昼夜，全军覆灭。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1月20日，我党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决心与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亲日派奋斗到底。
在此局面下，驻守山东的东北军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11师师长常恩多主张联共抗日，支持进步力量，该师的331旅旅长孙焕彩主张积极反共，镇压进步力量，驻沂鲁山区的114师等部分顽固势力，亦向我进犯，制造摩擦。山东各地区的地方顽固势力也分别向我进犯，制造种种流血事件。因此敌后我军的处境，日益紧张和困难，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形势，既复杂又残酷。
根据上级指示，当时我们的斗争方针是：“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对于日伪斗争的方针是：“包围反包围，扫荡反扫荡，清剿反清剿，蚕食反蚕食，分割反分割，封锁反封锁。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及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斗争，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于统一战线的政策仍然是：支援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分化顽固势力，坚决打击消灭亲日反共投降派与制造内战的反动势力。”对于顽固派则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山东各根据地党政军民根据上述方针，展开了积极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打击了敌人，保持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
二、滨海整军
115师指挥机关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在沂蒙山区靠拢之后，3月初，师指挥机关和山东分局由鲁中青驼寺附近，转到滨海地区，山东纵队指挥机关仍在沂蒙地区。我们所说的滨海地区，即胶济路东段以南，陇海路东段以北，及安邱，沂水、临沂、郯城以东地区。
为什么山东最高领导机关选择滨海地区呢？理由是，第一，为了开辟和扩大滨海地区根据地的建设，打通与华东地区的联系。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委指示山东115师部队应随时准备大力支援华东的反扫荡及反顽斗争。当时我们的教1旅和教5旅，已进入苏北地区，因此打通与苏北的密切联系尤为必要。第二，鲁中有沂蒙山区，山多地少，土地贫瘦，粮源有限，又处于春荒季节，因此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十分困难。而滨海地区多为平原起伏地，粮食产量较高，东面又临海，鱼盐海产颇丰。因此较之鲁中沂蒙山区及鲁南抱犊崮山区均富裕。为了经济问题，为了减轻沂蒙山区群众负担，故转到滨海地区。
我们到达滨海的临沭县寨子村一带后，即指挥滨海地区教导2旅和山东纵队2旅向陇海路以北地区发展，进行了青口战役，打通与苏北地区的联系及解决夏衣布匹问题。同时指导部队利用战争空隙，加强进行军事政治训练。自陶峪高干会议提出建设“铁的党军”号召之后，已开始第一期的整军运动。
5月初，由陈、罗首长主持召开了师司令部的部务会议，对于第一期整军工作做了初步总结，提出了第二期整军的中心任务：一是政治上加强形势政策教育，加强基层连队政治工作建设；二是军事上加强部队游击战术训练，并特别强调夜战、伏击战、突袭战、偷袭战的训练及加强战士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四大技术为主的单兵训练。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对教育和训练计划要同对待战斗任务一样重视，保证完成。
会议拟定在“八一”建军节，利用青纱帐时期召开滨海地区部队运动大会，进行政治建军、游击战术军事技术、军事体育等课目的比赛，检阅部队整军成绩。
因此，师直指挥机关于7月中旬进到临沭县的蛟龙湾地区，进行八一运动大会的准备工作。
7月下旬，以团为单位的代表队均集中与蛟龙湾附近，这次军政各项课目的比赛检阅共进行了十天左右，对于推动部队整军热潮，加强部队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由司政供卫机关共同负责筹办了一个抗日游击战争整军成绩展览会，供大家参观。还将滨海、鲁中文艺单位调集汇演，不但演出了反映部队和地方群众对敌斗争事迹的节目，还演出了数场大型话剧《日出》、《雷雨》及京剧《穆桂英挂帅》等，使参加检阅部队受教育，开眼界，非常高兴。接着师战士剧团到华东对新四军进行慰问演出，达数月之久，颇受华东部队欢迎，我们与华东部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三、战火中的婚礼
在战争年代，我们的生活目标非常简单，一切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对于个人生活问题考虑很少，就是对于个人生死问题，也置之度外。
可是男婚女嫁，这是人的自然要求。当时，组织上规定团以上长征干部可以结婚。因此在当前形势比较缓和之际，有的同志就积极帮助我介绍对象，有的是地方机关女青年，有的是文艺团体女演员，但我觉得不理想或不敢高攀，都谢绝了。
在八一运动大会期间，有一天陈光的妻子史瑞楚和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带领着卫生部女医生董其采来到我的驻地，寒暄之后，她们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过去认识把？现在给你们俩介绍做个朋友。”
我觉得有点突然，忙回答说：“见过面，但没有说过话，知人不相识。”
她们半开玩笑接着说：“那你俩就说说话，相识相识把！”又说：“董医生是个好同志，有文化，有技术，有事业心，工作很负责。”
搭好桥之后她们就走了，把其采留在我那里。我因工作忙，没有多谈，只问好了她现在住的地点，商定晚上我去找她，这是我和女同志的第一次约会。
经过数次谈话、接触，我觉得其采模样周正，心底善良，情操高尚，工作勤恳，谈吐文雅，朴实正派，因此引起我的好感。同时我注意到她的工作是医生，倘若患病负伤，自然将会有很大方便和帮助。对于身处激烈战斗，又曾多次负伤的我，注意到这一点，也对此颇为满意。这样就“情人眼里出西施”，不仅觉得容貌风度很可爱，更有内秀。其采对我也是颇有好感，天宝山战斗中，我负重伤住在卫生部治疗时，她就风闻我这个人的品格作风。经过多次接触后也觉得情投意合，我虽然是村夫丘八，泥土硝烟气味很重，但理想一致，信念共同，志趣共鸣伴随我们的感情升华为爱情，彼此都愿意结成终生伴侣。
9月下旬，日寇以沂蒙山区为目标的大扫荡即将开始。师首长决定，为了便于指挥机关灵活机动的行动，将师供给、卫生机关等后勤部门由吕麟、谷广善负责指挥，立即转到鲁南抱犊崮山区。如果敌人没有向滨海地区扫荡，再视情况传回到滨海地区。
这个决定下达之后，卫生部几位女医生跑来司令部探听反扫荡消息和辞行。她们先到陈士榘参谋长家里，以后又分别各到自己相识的好友家里玩，其采则来看望我。
正巧师政治部主任萧华批准了我们的结婚报告，我拿给其采看了，其他师首长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因此临时商定她不随其他女同志回去，当晚就留下在师部成婚。
战斗年代结婚是最简单不过了既无宾客，也无仪式，更无任何彩礼。静悄悄冷清清，吃的是大锅饭，勤务员给我们用油煎了一条半斤重的咸鱼，就成为了我们的婚宴。黄黄的小油灯照亮麦草铺成的床垫，上面一个补单，一条薄被，这就是我们的婚床。但是简陋不能减轻我们的情谊，短暂更增加了新婚的甜蜜。两心相知，又岂在朝朝暮暮。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骑马匆匆赶回卫生部，跟着机关转到鲁南去了。我们也就变成了牛郎织女，何日再相逢，能否再相逢，谁也不知道。
四、日寇沂蒙大扫荡
9月份秋收开始了，青纱帐的黄金时期已成过去。由于我们在蛟龙湾附近住的时间比较久，又加上枪炮声阵阵的战术技术比赛，话剧京剧连续演出，热闹非常，远近皆知。
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严重的政治事件：一个团级政治干部王凤鸣叛逃到连云港，当了汉奸特务，将我们的情况全部出卖了。
王凤鸣是何人？1939年秋，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曾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采取逼供信，乱打乱杀，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受到极大的损失。主要罪魁祸首是区党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及苏鲁豫支队第4大队政治委员王凤鸣。中共中央1941年2月对此次肃托错误有明确指示，并决定将王凤鸣撤销职务，开除党籍，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正要将王凤鸣调到师政治部听候处理期间，此人潜逃投敌。
这样敌人对我们的住地和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因此周围各据点，不断制造空气，要对滨海地区进行秋季大扫荡。
当时我是师作战科长兼任侦察科长，早已在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四大战略要点，及我根据地周围各重要据点，利用伪组织或其他社会关系，建立了秘密情报网，敌人的布置和调动，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
我们所知道的山东日军，分布情况如下：独立第5混成旅团驻防胶济路东段，潍县到青岛沿线及其两侧，包括胶东地区。独立第6混成旅团驻防胶济路西段，潍县至济南沿线及其两侧，包括鲁中地区。独立第7混成旅团驻防津浦路，济南、德州沿线及其两侧，包括渤海地区。独立第10混成旅团驻防津浦路，济南韩庄沿线及其两侧，包括鲁南地区。而第32师团和第59师团，控制在山东境内、津浦沿线各重要城镇，成为机动部队。敌43军团指挥机关驻济南。以上日军总计不到五万人。另外日军第21师团驻陇海路东段沿线及其两侧地区，属于华中日军建制，但与山东日军有协同作战的关系。
9月党中央指示，我军在山东力量已达十万人以上，而指挥尚未统一，为此重申山东分局、115师指挥机关、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应靠近，以分局会议精神为原则，统一山东党政军的领导机关。山东纵队归115师指挥，配合作战。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为书记。按照这个指示精神，根据敌人可能向滨海地区进行秋季扫荡的判断，于10月2日师指挥机关和山东分局由滨海蛟龙湾附近出发，转回到鲁中青驼寺附近。
当我们到达青驼寺附近不久，就连续不断地接到四面八方的情报，华北敌人为了在山东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命令山东日寇准备以鲁中的沂蒙山区为中心进行大扫荡。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赴临沂指挥，正在调兵遣将，运送粮秣、弹药、军用物资。我们已发现敌人第17、第32、第33、第59师团及独立第5、第6、第10混成旅团以及各地伪军、汉奸队，均已开始向沂蒙地区调动。
根据此情况，山东分局、115师很快于10月7日和13日发出了紧急动员反扫荡的指示，指示要求各作战部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领导机关要有计划地分散，加强反扫荡斗争的领导和指挥，主力部队应灵活袭击日伪军之侧翼与交通线，掩护群众转移等。
风云变幻，形势逼人，到10月下旬，情况越来越紧张。沂蒙周围各城镇的大小据点，敌人在源源不断的增兵。
我身为作战科长，差不多日日夜夜离不开作战室，不停地研究敌人的情况，预备我军行动方案，师首长也频繁地来作战室处理重大问题。
这里讲一下我们作战室的工作情况，这是我担任作战科长后的第一项工作建设。那时部队到达宿营地后，领导干部都分散居住在各自的临时住所，各方来的电报及各种文件，都是送到各位首长住所去处理。经常的情况是这位批几个字，那位指示一番。首长意见一致时当然好办理，如果意见不一致，还得往返请示。有时还发生有重要紧急的电文，压在哪位首长家里忘记批示退回的事，结果常常误事。战争中发生的情况是分秒必争、瞬息万变的，拖拉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我提出建立作战室制度的想法，得到领导们的同意。其办法是以作战科为中心，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点，由管理科找一间较宽大的房子，布置桌椅办公文具，张挂各种军用地图，不论上级来的文件、电报指示，还是下面来的情况报告和行动请示电报，全部集中在作战室。这里昼夜有参谋值班，有四通八达的电话联络，有专门岗哨守卫。除了首长和有关人员外，其他一般人员不准进入，是绝命办公地点。若有紧急情况或重要问题，由值班参谋立即报告各位首长到作战室集体办公。这样领导们更便于集中讨论研究问题，同样意见后下达命令，作战科及有关部门能迅速而准确的当场理解领导意图，并立即得以执行。
1942年刘少奇来到山东时，曾特意到作战室参观，并听取参谋人员对山东敌、我、友、顽情况报告。他表扬我们建立作战室的措施，便于首长集体商量处理重大军事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遂之坚持下来，成为工作制度。
云集在沂蒙四周各城镇的敌人，11月2日，在日军第12军司令土桥一次中将指挥下，调集号称五万之众，开始倾巢大举出动。
其第一步是切断鲁中和滨海的联系。临沂、莒县、沂水的敌人，沿着沂河东岸及沿着临沂，莒县公路线，布置两道封锁线，以重兵防守。其目的是堵击我沂蒙的地区部队向滨海地区转移，堵击滨海地区部队向沂蒙山区配合作战。
其第二步是沂水、蒙阴东西两个方向敌人，同时多路向岸堤、南墙峪地区进行“拉网合围”，企图一举消灭我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我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原计划利用敌人间隙向西北蒙阴、新泰方向跳出合围圈，未成功。立即掉头向东北沂水以北方向再次跳出合围圈，结果成功了，敌人第一次“拉网合围”的企图破产。
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纠集临沂、费县方向的敌人，沂河以东方向的敌人及合围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扑空的敌人，分路大举向留田地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企图消灭我山东最高指挥机关。
五、跳出敌人的合围圈
我们师指挥机关和山东分局是11月4日由青驼寺转到留田附近。5日发现各路敌人气势汹汹向留田接近。
师首长集中在作战室研究，一致认为务必争取网破鱼活，铁壁也要砸个窟窿，要敢冒危险冲出去。决定分局机关和师政治部大部为一个梯队，由分局警卫连掩护，指定司令部教育科长袁仲贤负责指挥，规定其向西突围，跳到蒙阴、青驼寺之线以西山区，尔后视情况转到鲁南。师司令部为主体及特务营等为一个梯队，由师首长直接率领向南突围，实行敌进我退的办法，跳到青驼寺、临沂之线以西地区。部署和编组完毕后，人人做好战斗准备，两个梯队均利用夜色，视野有限，开始隐蔽秘密行动。
一年一度秋风劲。深秋季节，叶黄草衰，寒气袭人。我们向南突围行动顺利，没有遇到敌人阻拦。部队行进到青驼寺以东冯家楼附近时，发现左右不远的地方，有敌人红色和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这其实是夜间敌人互相联系的讯号，结果把给我们带路的向导吓跑了。特务营的先头部队，不知如何走法，就停下来，准备到到附近村内再找向导。此时师首长们很快赶到先头部队，查明为什么停止不前，听说是向导跑了，要另找向导，首长们很生气地说：“现在还找什么向导，按照指南针的方向，赶快继续南进，没有道路就从田野里走过，经过村庄要避开。”部队按照首长指示，加速前进。首长们也随着先头连一起行动。在拂晓之前，折转向西越过青驼寺至临沂公路，进到汪沟、埠山附近隐蔽休息，严密封锁消息。此地属敌我游击区，距公路不过数里路，白天我们在汪沟以东的隐蔽观察哨，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公路上敌人来往运输情况。我们没费一枪一弹，安全地跳出了敌人的“铁壁合围”，由内线转入外线，敌人妄想大举消灭我山东最高指挥机关的企图，再次宣告失败。
在汪沟隐蔽休息一天之后，部队夜间出发向西北方向前进。7日拂晓前转到蒙山南端，诸满以西黄埠前一带宿营，观察敌人合围扑空后的扫荡形势。
当时敌人莫名其妙，不知我军破网而出的去向，其重兵仍在青驼寺、蒙阴、沂水之间地区，但很快就分兵进行分区“剔抉清剿”。
我们在蒙山地区，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地进行游击活动达十余天之久。我们的目的有三个：第一，调动分散敌人，减轻中心地区的压力。第二，支持蒙山地区群众斗争，打击敌人三光政策和伪化活动。我们身边虽然没有什么主力兵团，只依靠特务营，除了保卫指挥机关外，常抽一两个连配合群众打击敌人疯狂抢劫，强奸烧杀和汉奸特务捕杀我地方干部的野蛮暴行。第三，收容部分被敌人冲散人员。
袁仲贤指挥的梯队，在蒙山的大青山地区，遭到敌人合围，大部分人员冲出合围圈，部分被打散，损失不小。分局政治部长陈明，师政敌工部长王立人以及国际友人、德共党员汉斯？希伯等均牺牲。这个损失当然是令人极为痛心的。我们收容了失散人员，并组织他们转回滨海去。“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鼓励他们克服悲观失望情绪。
王立人是我最好的战友，在长征时他是国家保卫局的干部，我是军委二局科长。在长征结束到达瓦窑堡时，我们曾同台演出（李克农写的剧本，邓颖超参加导演），戏名为《我觉悟了》，内容是国民党军官反对内战，要求抗日。以后我们又在抗大同窗学习，毕业后一起到115师工作，互相来往密切，感情深厚。当闻其不幸牺牲，心中悲痛非常。北京解放后，邓颖超曾向我问及此人，我告知已经在抗战时牺牲了，她连说：“可惜，可惜，是个多才多艺的好同志”。
11月15日拂晓前，我们转到垛庄（垛庄是敌人扫荡的重要据点）西面大谷台附近，在这里隐蔽休息了两天。结果被敌人发现了，很快的调集了数千人马向大谷台附近分进合击。师首长决定于17日拂晓前跳到青驼寺、蒙阴公路封锁线以东去。北风呼号，夜暗星稀，黄昏后部队出发，为了避开途中与分进合击敌人相遇，我们选择沿着山沟坡的羊肠小道，悄悄而行，计划在垛庄以南不到五公里处跨过公路封锁线。部队行进到公路附近差点与敌人遭遇，侦查员回来报告说：“公路上有数目不详的大批敌人，由垛庄方向南下，先头已离开公路折头向西，在我们右侧很近的乡村道上向西南方向前进。”师首长命令部队就地停止，不准发生任何火光和响声，并严密监视敌人。待敌人全部离开公路西去之后，对公路南北两侧布置好警戒敌人。待敌人全部离开公路西去之后，对公路南北两侧布置好警戒，我们才迅速安全地跨过公路封锁线。拂晓之前到达垛庄东南地区隐蔽休息。我们再次与敌人擦肩而过。不久就听到大谷台方向炮声隆隆，显然敌人又一次白费心机，劳师动众地合围扑空了。大家都说真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不费一枪一弹，化险为夷，跳出了敌人合围圈。
六、绿云山歼敌战，又一次负伤
我们秘密回到蒙阴、沂水、青驼寺之间中心地区时，由于我们其他各地区不断出击，配合和策应沂蒙山区反扫荡，使敌人陷于顾此失彼状态。为了解救后顾之忧，敌人主力已经被迫开始撤退了。但留有相当数量兵力，进行“剔抉清剿”，实行三光政策，破坏我根据地设施。日伪军欺骗并威胁群众说：“八路军已经全部消灭了，现在这里是皇军治安强化地区，凡归降皇军的，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如果通八路军，反抗皇军一律枪毙。”又说：“谁是乡村共产党员，谁是八路地方干部，什么地方有八路的秘密军用仓库、工厂和医院，凡向皇军报告者有重奖，如查出知情不报者，一律枪毙”等等。
整个地区形势仍然是乌云滚滚，黑夜漫漫。日寇汉奸像疯狗一样乱叫乱咬，像毒蛇一样纠缠着群众，像虎狼一样残害着八路军及家属。朱瑞同志的妻子，因怀孕不能随军，埋伏在基本群众家里，被鬼子用“剔抉清剿”的办法给识别出来，被捕后壮烈牺牲。其他隐蔽在群众家里的八路军干部的妻子儿女和地方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以及八路军的伤病员等等，被捕被杀者为数不少。
但是不管鬼子汉奸多么疯狂残暴，不管环境多么恶劣艰险，敌人越烧杀、抢劫、强奸，就越增加人民群众的仇恨和反抗。那时候群众性的地雷战、地道战还没有普及，但人民自卫队、区乡人民武装、游击队神出鬼没的麻雀战、突袭战、埋伏战则打得很活跃。
特别是我们师指挥机关，转回到中心根据地后，对群众斗争鼓舞极大，对粉碎敌人“剔抉清剿”信心倍增。鬼子虽多恶，黑夜终有期。我们互相配合，在半月之内，打了几次较大的战斗，消灭敌人数百人，这样使敌人的疯狂有所收敛，小部队不敢到处横行乱窜，陷入天天有枪声，处处不安宁的境地。
11月底，天寒地冻，北风刺骨，我们转入绿云山北麓的安保庄附近。绿云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有高低数个山峰组成，最高山峰也不过四五百米。安保庄南端的山头为最高，没有树木，完全是岩石山。
12月1日中午，侦查员报告，发现一股敌人约四五百人，已进到绿云山南面十里处。我部立即停止休息，便衣队继续向北搜索前进，同时命令特务营派一个连占领安保庄南端绿云山高地，隐蔽监视敌人行动。在报告师首长后，不久就听到绿云山上隆隆炮声和步、机枪声。师首长决定特务营再上去一个连，并指示无论如何要坚守这个阵地，掩护指挥机关转移。如果这个阵地失守，我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和视野之内。
陈光代师长对我说：“你立即到山上去，不准随便撤退，山上部队由你指挥。”当我爬上山顶时，部队已将鬼子第一次试探性的攻击打下去了。现在敌人正在组织第二次攻击。鬼子占领的山头稍低，与我们占领的山头相距约三四百米，中间是个马鞍形。敌人第一次攻击是沿着马鞍形正面进行的。现在鬼子又开始对我阵地进行炮轰，用轻重机枪掩护一部分兵力仍沿马鞍形山坡正面向前接近。一部分兵力向我阵地右翼包抄。
我迅速调整兵力、火力后，利用地形严阵以待。我规定部队，不到一百米以内不准开火。当敌人向我接近时，没有发现我开枪射击，误认为我军已经撤退了，因此挺起腰杆大摇大摆，摇旗呐喊地密集前进。待其接近到一百米以内时，我各种火器突然猛烈射击，打得敌人东倒西歪，死的死，伤的伤，溃退下去了。但鬼子不甘失败，慰问掩护其连续攻击，各种火器——炮兵、轻重机枪、掷弹筒拼命向我阵地倾泻，打得满山硝烟遮天，弹丸石块横飞。鬼子第二梯队跑步向前增援协助其第一梯队残部，采用“嗷嗷”乱叫的武士道精神来助威，继续向我攻击，战斗很激烈。我们的战士沉着应战，顽强抗击。
我在一个土坎后面观察敌情，正扬手指挥身边一挺机枪射击目标时，“啪”的一声，一颗子弹打中我右胳膊近肩处，打了一个贯通伤口，手中握的手枪立即掉在地上，鲜血很快把我的棉衣袖子上半截染红了，伤口以下手臂麻木不仁，知觉失灵。跟随我的通讯员和卫生员把我拉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进行急救包扎，并用一块白布将右臂悬挂在胸前。我向北眺望，指挥机关已离开安保庄附近，正向北转移。
此时敌人的攻击又被打下去了。特务营领导见我负伤，同时战场形势已稍稳定，劝我下山去，由他们负责把敌人顶着。我对他们说：“敌人虽然几次攻击被我们打下去了，但伤亡不多，他们绝不会就此罢休，要准备打退敌人再次进攻，确保机关安全转移。你们看，现在机关已离开安保庄正向北转移，要争取再顶一个小时，你们才算完成了任务。”交代清楚之后，我即下山跨马追赶师指挥机关去了。
师指挥机关安全转移到岸堤以北山村宿营。当晚，师政治部的萧麦萍来到我处，我正躺在床上休息，他一进门就说：“听说你又光荣负伤了，政治部派我来向你慰问，并送给你二十元负伤费。”他问了问我的伤情，希望我好好养伤。闲谈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这次虽然是轻伤，但伤的是右臂，不但无法拿笔写字，就是左手用筷子吃饭以及脱穿衣服都很别扭，连骑马也上不去，非要别人帮助不可。不过我仍然坚持工作，不能动手就动嘴，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轻伤不下火线，不离开工作岗位，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12月4日下午，又发现一股敌人由东南正向岸堤方向前进。我们驻地东南有座高地，名为三角山，师首长指示，由特务营派两个连控制三角山，另派一个连占领三角山北面的高地。师首长也亲自到这个高地上观察情况，指挥机关准备转移，但暂时不动，待查明情况后，再定转移方向。我也随师首长到山上去了。大家都用望远镜观察四面八方的动静。
鬼子发现三角山有我军占领，就开炮轰击。三角山以南是平坦开阔第，敌人约有五六百人，还有一部分民夫、大车。他们停止在一片树林附近，然后部队就展开向三角山接近，逐步形成散兵线，端着刺刀的三八大盖枪，边前进边射击，指挥官挥舞洋刀，在后面呐喊跟进。地敌人接近了，我军才开火射击。鬼子攻了两次都没有攻动，两军变成相持状况。
夕阳西坠，寒风习习。师首长估计敌人晚上不会攻击，可能撤到岸堤附近宿营，明日再寻我作战。决定指挥机关利用夜间向东移动二十里左右隐蔽待机。结果敌人在岸堤附近休息一天，焚烧了被我击毙士兵的尸体，抬着伤员向蒙阴方向撤退了。
直到12月中旬，敌人扫荡清剿的高潮已过，倭寇和伪军大部已经撤退，整个形势日趋缓和，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才转回了中心地区。不久罗荣桓政委就到山东纵队同朱瑞、黎玉同志商讨山东统一领导指挥问题及其他重要问题。陈光率领我们指挥机关于12月24日转回到滨海朱苍地区，与先期回到滨海的后勤机关会合。
至此敌人妄图消灭我山东高级指挥机关的空前规模大扫荡彻底失败了，我们将进两个月的反扫荡斗争也宣告胜利结束。
七、滨海养伤和反扫荡总结
我的伤口虽经十多天治疗，但因行军作战环境、医疗条件简单，仍未明显见好。回到滨海地区后，组织上决定，不让我参加工作，专门养伤，同时卫生部也决定由我的妻子董其采专门为我治疗和护理。
在我们回来的第二天，其采就来到我处，夫妻见面，悲喜交加，百感交集。据她说，事先谁也没有正式告知她我负伤的消息，但通过察言观色，耳闻只言片语，隐隐觉察到似乎我又负伤了，可是具体情况不便深问。当时她的焦虑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谓是“长夜织寒衣，孤灯思战地，风闻伊负伤，心酸暗泣泪”。当她见到我的伤情不是要害部位，心里千斤重负顿时落地了。经过她和卫生机关协同治疗，约半月左右，伤口就基本上愈合了，她也心绪愉快地回卫生部工作去了。
回到滨海地区后，师机关对近两个月的反扫荡斗争进行了总结。
当时我是师直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对于袁仲贤指挥部队在大青山突围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问题，党总支也进行了讨论，并决定给袁仲贤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组织指定由我通知袁仲贤并指出其指挥上的错误。
我按照总支讨论精神找了袁仲贤谈话，他承认造成大青山战斗严重损失应负一定的责任，服从党给他的处分。但他有三点申述，第一，敌人的情况不明，我们只有一个连兵力无法应付；第二，我们的行动方向是师首长指定的；第三，我们指挥没有侦察通讯工具。我认为他讲的意见是事实，因此同意他保留自己意见，并可以向师首长提出。他以后是否向师首长提过，我就不清楚了。
在养伤期间，我曾反复考虑过，这次沂蒙反扫荡，师指挥机关用号称五万之众的强大敌人，长时间周旋战斗，是否正确？在留田突围分成两个梯队，由袁仲贤指挥的梯队向情况不明的蒙山地区转移，是否正确？我对这两个问题持否定的态度。如果敌人尚未形成合围之前，在青驼寺时师指挥机关和分局机关同师后勤机关一起转到鲁南去，就不可能有大青山的损失。如果留田突围时，不分成两个梯队，师指挥机关和分局机关一起向南突围，也不至有大青山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