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积蓄力量和反摩擦斗争
一、黎明前的黑暗
1942年到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也是进入黎明前的最黑暗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上进一步把对国民党为主的作战方针，改为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作战方针，残酷频繁地扫荡我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断发起新的反共高潮，使我们的根据地日益被分割、缩小。
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我军以发展到五十万人，根据地人口约一亿人左右。1942年和1943年，抗日转入第二阶段，我们军队数量和根据地人口均缩小了，八路军由五十万缩小到三十万，解放区人口由一亿左右降到五千万以下。
在相持阶段，山东我军处在敌强我弱及日伪和顽固势力两面夹攻之中，形成三角斗争形势。力量对比是日伪占优势，顽固势力次之，而我处于第三位。我山东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以上，军队数量也减员四分之一以上，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特别是冀鲁边和鲁南军区的根据地几乎全部和部分变成敌占区和游击区。1943年6月又发生冀鲁边区司令员邢仁甫的亲信杀害副司令员黄骅等多人，邢仁甫随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使该地区形势更加困难。
我们初在滨海、鲁中、胶东三个敌强，尚有规模不大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之外，鲁南抱犊崮敌强、鲁中泰山敌强、渤海清河地区和冀鲁边地区，基本上已退化为游击区和敌占区。我军伤亡失散人员日益增多，兵源、粮源、财源的供应日益困难。我军没有比较稳定的后方，军械工厂、军需工厂、印刷工厂、物资仓库、医院休养所常被敌人扫荡、清剿破坏。到1942年底，山东境内日伪据点增至三千四百余处，日伪修公路一万三千八百余里，封锁沟墙八千四百余里，日军兵力达到四万余人，伪军兵力十八万余人。而山东我军减少到不足十万人。
总而言之，我们所处的战争环境已是空前困难。比较抗战第一阶段时的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
1942年，山东日寇布防情况如下：山东日军由59师团长细川中康统一指挥。第59师团驻津浦路兖州、德州沿线两侧；第27师团驻徐州、连云港沿线两侧；独立第5混成旅团驻胶济东段及两侧；独立第6混成旅团驻胶济西段两侧；独立第7混成旅团驻济南、德州段津浦路两侧。
在日军操纵下的华北汉奸政府继续推行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阴险计策。这不是什么新花样，而是蒋介石“围剿”红军时的老把戏。其目的是企图瓦解我军，挑拨军民鱼水关系，动摇人民抗日信心，实行怀柔伪化政策，欺骗逼迫群众自首，脱离抗日组织，参加反共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加上军事上的残酷扫荡清剿，分割包围、蚕食紧缩等等，以达到摧毁我各地抗日根据地，使之变为“治安强化”的敌占区。
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仍然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又拉又打，以拉为主。因此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高唱所谓“曲线救国”谬论。自1939年冬到1941年春，先后两次发动了反共高潮，潜在的内战危机日益严重。在敌后，各地的顽固势力也兴风作浪，不断制造摩擦流血事件，不断偷袭和侵扰我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国民党留在敌后的约七十万军队，在“曲线救国”谬论指导下，大批大批的投降了敌人。尚残留的一部分部队也采取两面政策，即用国民党军队番号，又接受日军授予的伪军番号，既是顽军又是伪军，他们和平共处，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反共、反八路军、反抗日人民、反抗日民主根据地。
但是放眼世界，我们就充满战胜千难万苦、争取胜利的信心。我们知道希特勒法西斯正处在走向死亡的阶段。他们去年大举进攻莫斯科失败之后，今年大举进攻斯大林格勒又惨败了，损兵折将十分严重，已经丧失进攻能力，不得不转入防御。而苏联红军则是越战越强，越战越勇，已开始转入反攻。这不仅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战线拉长，它的兵力不足，物力、财力也遇到困难。日本军阀对侵略中国问题无力解决，又把战线扩展到南太平洋地区，这样它已经全面陷入被动地位。日寇不但缺乏机动进攻力量，也缺乏强固的防御力量，他离彻底失败，彻底垮台的下场已经为期不远了。
毛主席曾经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是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1【注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84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因此现在的形势是，我们面临极端的困难，但是正日益接近胜利的时刻，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二、精兵简编，积蓄力量
为了渡过难关，积蓄力量，迎接新的大发展，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风、生产、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等运动。
山东我军的任务是：坚持抗战，粉碎敌人进攻，巩固扩大根据地，加强发展游击区，逐步缩小敌占区。再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下，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团结中间势力，争取再三角斗争中有利于我之转变。为此应坚决实行中央指示的“三三制”政权，土地政策、整顿“三凤”1【注1.整顿“三凤”：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等各项政策，这是我们渡过难关，争取胜利的根本措施。
1942年秋，中央根据敌后抗战的严酷形势指出：为适应根据地日益缩小和分割的严重局面，必须发挥党政军民的共同力量，各根据地必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必须无条件的执行上级和同级党委的决议、指示。中央强调“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115师直属机关开始精兵简编，其目的不仅是单纯为了紧缩编制，而是在残酷的敌后抗日斗争中，使指挥机关更加精干，尤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指挥机关的工作效率，加强对部队军事、政治、后勤各方面的指导作用。
1943年春天，山东分局向中央报告，建议将山东分局、第115师和山东军区机关合并，115师和山东纵队所属各旅、各支队的部队番号撤销，部队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中央批准了山东分局的报告。
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为115师政委、代理师长（陈光调延安学习），黎玉为山东军区副政委。
由于师参谋长陈士榘准备调任滨海军区任司令员，1943年3月份师首长命令我担任115师参谋处长。
此前，陈光代师长曾同我谈话指出：我有三个优点：第一，作战勇敢坚决；第二，工作积极有办法；第三，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至于有什么缺点错误，他稍微考虑后说：“你在机关工作时间长，特别在高级指挥机关工作时间长（指我在红军中革军委工作时间），机关工作、参谋工作经验多，但部队基层工作经验缺乏。在今后工作中，应注意这个问题。”陈光特别强调：“今后工作要跳出狭小的机关工作的圈子，你的工作不仅要为师领导作战决定出谋划策，提出意见和建议，还要多了解部队，熟悉部队，与部队的指挥员多交流，多沟通。要有全局观念。”
罗荣桓政委同我谈话中，除肯定我的优点外，指出我的主要缺点是：“有些傲气”，对人不够谦虚，办事有时急躁。并说：“山东战斗部队中的老干部、老资格不少，他们部队基层工作的经验丰富，你今后工作要特别向他们学习，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有事情不仅要向师领导及时汇报，还要与部队领导多商量研究。”
我对陈、罗首长指示完全接受，并向他们表示，今后努力改正。
山东军区下辖滨海、鲁南、鲁中、胶东、冀鲁边六个军区。原115师指挥机关改为山东军区指挥机关。因此我也很自然地成为山东军区参谋处长，萧华也很自然地成为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6月，山东军区临时党务委员会成立，罗荣桓、黎玉、萧华、罗舜初、陈士榘、李作鹏、梁必业等为委员。
当时，凡有关军事政治相联系的电文以罗（荣桓）、黎（玉）、萧（华）署名签发，军区对上对下的军事电文以罗、黎、李（作鹏）署名签发（参谋长缺位）。这种行为方式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我们离开山东去东北为止。
当时为了加强军区参谋机关的建设，在我建议下，调抗大一分校教育长阎捷三为作战科长，调原师供给部部长为管理科长。
军区在全山东进一步精兵简政，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广泛组织和武装不脱产的民兵，实行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全民游击战争。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中，发展培养新的武装力量，准备随时升级编为主力兵团。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这是过渡的办法，也是准备迎接抗日反攻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山东军区所辖六个战略军区（以后冀鲁边区与清河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共指挥十三个主力团，其余均辩称地方武装。各旅指挥机关改为军分区指挥机关，相当数量干部降级使用。由于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广泛深入宣传精兵简政的积极意义，克服各种思想阻力，因此这项工作进行时颇为顺利。
三、甲子山地区反摩擦
在敌顽我三角斗争及其复杂紧张的形势下，我们在滨海甲子山地进行了三次对东北军顽固势力的反摩擦斗争。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司令，并令其率领东北军进驻山东津浦路以东地区。开始时的部署是112师进驻鲁南之临沂、费县之线以西山区，111师进驻滨海之诸城、日照之间山区。战区总部及113师和114师进驻鲁中之沂鲁山区。该部到达山东初期与我犬牙交错，友好相处，互通情报，有时还协同作战。但在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指导下，特别是先后两次发动反共高潮之后，东北军队我态度逐渐逆转恶化。为了扩大兵源、粮源、财源地盘，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袭击我武装部队，捣毁我地方政权，捕杀我地方干部。另一方面是东北军内部发生了显著的分化和分裂。三种不同势力并驾齐驱的发展，一种是反共投降势力，一种是反共顽固势力，一种是联共抗日势力。
当然既不联共也不积极反共，既消极抗日但不向日本投降的中间势力更是存在的。于学忠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此人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师长，1927年吴垮台后转入东北军。1936年任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西安事变师，他在西安参加了张学良的高级将领会议，同意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张到南京被蒋扣押后，东北军先由王以哲后由于学忠率领。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把于部调到山东，其目的是让东北军自抗日反共战争中消耗掉实力，以达“消灭异己”的目的。于学忠一方面不得不遵守蒋介石的命令，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实力，因此他态度明确的表示“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后来事实证明他在山东期间基本上保持了中立态度。
于学忠部进驻山东后，不断与我发生局部摩擦。其中较为严重的摩擦是鲁南之东北军112师袭击我鲁南趣党委领导机关，区党委书记赵镈同志在战斗中牺牲。
驻扎在滨海北部甲子山地区敌东北军111师，下辖331、332、333三个旅。我们所说的甲子山区即莒县，日照县以南，十字路、坪上、碑廓县以北地区，其中心有座最高的山峰，名叫甲子山。这里山不青，水不秀，树不茂，岩石很多，土地很薄，人民很穷，但是抗日斗争条件很好。该师师长常恩多、旅长万毅和东北军政训处长郭维诚等人，不满意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政策，坚决主张联共抗日，于1942年8月率领该师主力一部约三千余人，毅然起义，脱离东北军，开进我滨海中心地区，接受共产党领导。经分局和军区研究，仍保留111师飞番号（目的是为了争取该师其他部队起义），由于常恩多师长于途中病故，由万毅任师长（东北军我地下党员），郭维诚任副师长，以后该师为滨海支队，屡建战功。
东北军111师起义后，逃到莒日公路以北的111师残部孙焕彩旅，从沉重的打击中苏醒后，立即对抗日的革命力量进行猖狂反扑，纠集约二千余人重新占领甲子山地区。并继续向南扩张，反共投降呼声甚高。
陈光、罗荣桓等师首长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决定，调集教2旅6团，山东纵队2旅6团和4团及57军独立旅（该部是原国民党军667团的两个连因不愿反共，于1940年投我起义，奔向根据地后发展壮大起来的）。从1942年8月14日到19日组织了第一次甲子山讨叛反顽战役，经激战后将其全部驱逐出境。这对于保证“八三”起义部队进行休息整编，稳定情绪不受干扰，起了重要作用。
逃到莒日公路以北的孙焕彩是不甘于失败的，偕日照汉奸队朱信斋部（伪日照保安大队），1942年10月8日乘我滨海地区军民处于紧张准备反日寇秋季扫荡之际，又越过莒日公路向我甲子山区进犯，占领石坊、纸坊、刘家东山地区。我山东纵队2旅6团在111师部队配合下，准备进行第二次甲子山区讨逆反顽战役。后来为了防止日寇扫荡时，我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只给了顽军部分打击，于10月18日撤出甲子山阵地。
顽军利用我撤退后的时间进行部队整顿，以孙焕彩旅为核心七拼八凑恢复了111师番号，由孙焕彩升任师长，其师部驻在刘家东山。此时孙焕彩对我已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对抗态度。一方面拼命修筑防御工事，强迫老百姓在防区各村落修建又高又厚的石头围墙及高碉低堡，并在围墙之外铺设鹿砦、铁丝网。另一方面派遣武装部队或便衣武装四出袭击我抗日地方政权，捕杀抗日地方干部，抢劫群众粮食财物，弄得甲子山周围地区老百姓鸡犬不宁，叫苦连天，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活动。
10月底开始的日伪军万人扫荡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手段。他们先扬言要扫荡滨海地区，后突然转移兵力，多路分进合击，扫荡了鲁中沂蒙北部地区我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及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即省政府）等机关。
当时在指挥上，又重复了1941年115师指挥机关及山东分局等由滨海地区转到鲁中地区的教训，结果又陷入日寇扫荡的合围圈内。我们虽然突出了敌人重围，但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竹如等同志牺牲了，黎玉同志也负了轻伤。
1942年11月下旬，日寇继鲁中沂蒙大扫荡之后，又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二万余人的大扫荡。此时已快进入寒冬季节，因此判断敌人目前对滨海地区进行扫荡的可能性不大。
11月，我教5旅由苏北淮海地区调回山东归建，这样我滨海地区又增加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部队。12月中旬，陈光、罗荣桓决定集中教2旅6团、教5旅13、14团、山纵2旅第5、6两团，滨海独立团及111师等部队，进行第三次甲子山区讨逆反顽战役，并指定由我进行具体计划组织工作。
根据陈、罗首长的意图，我指定的对甲子山区讨逆反顽作战计划是：以山纵2旅二个团、滨海独立团及111师为右纵队，由陈士榘、万毅统一指挥，经碑廓巨峰附近北进，然后由东而西向纸坊攻击前进。以教2旅6团及莒中地方武装等为左纵队，由团首长统一指挥，经涝波及大店以东地区北进，然后由西而东向纸方地区攻击前进。左右两纵队会师后，切实断绝敌人北去退路。教5旅为中央纵队，其13团经坪上向朱芦攻击前进，占领朱芦后继续向刘家东山地区与左右纵队会师，攻歼孙焕彩的指挥机关。教5旅其余部队为预备队。师前进指挥所在13团之后跟进。
计划制定之后，经陈、罗首长批准并颁发了作战命令。我随陈光代师长在前进指挥所，罗荣桓政委因身体不好，随师直后梯队行动，负责掌握山东全面情况。
各部队于12月18日黄昏后出发，利用夜间运动，力求进攻的突然性。19日拂晓，左右两纵队均先后打响，战斗进展很顺利。歼敌一部并控制了甲子山各主要高峰，对纸坊形成包围状态。中央纵队13团拂晓时对朱芦攻击未能成功，陈光命令周长胜团长重新组织兵力和火力于午时在此攻击，结果仍未成功，形成对峙状态。由于敌人围墙高厚，火力很强，白天攻击增大伤亡，决定准备利用夜间攻击。但傍晚时发现，敌人有撤退征候，我乘机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朱芦歼敌一部。我13团跟踪向刘家东山方向追击。顽军退守刘家东山、纸坊、石场等处固守顽抗。
20日陈光决心使用山纵2旅主力配合13团，首先攻歼刘家东山顽军指挥机关，使敌人成为“无头的苍蝇”，加上我政治攻势，这样敌人就可能动摇瓦解减少顽抗程度。我军攻占刘家东山东面高地后，居高临下控制了刘家东山。在我火力封锁之下，敌人深知顽抗无望，挣扎徒劳，就利用夜间分头突围向北逃窜。我因发现稍晚，敌人已突出我之包围圈。我各部即分路快速追击，歼敌一部，残敌向莒日公路以北逃走了。我们全部收复了甲子山地区，基本上把孙焕彩的反共气焰打下去了。此次战斗歼敌二千余人，缴获枪支五百余支，我军伤亡六百余人。
为什么没有全歼灭敌人？主要是敌人向北逃窜的退路没有完全切断。在纸坊以北两峰之间有一个隘口是南北通路必经之处，这个隘口由谁堵死，在作战命令中没有明确规定，左纵队以为右纵队控制了，右纵队以为左纵队控制了，结果两部均为控制，让敌人钻了空子逃窜了，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战斗结束后，师直后梯队均来到甲子山区，驻在刘家东山及其附近进行战后工作。
山东我党我军与东北军上层一直保持统一战线的关系，东北军111师起义后，我与东北军的关系一度紧张，东北军内部反共顽固势力的气焰也很嚣张。但甲子山战役之后，东北军对我之态度又有所好转，一度中断的相互关系很快又恢复了。原因之一是“坏事变好事”。此次甲子山战役我军未将孙焕彩部歼灭，于学忠、孙焕彩等认为是我军有意给他们留出一条缺口，让其向北撤退，因此紧张关系逐渐缓和，原因之二是国民党对东北军的不信任和日伪对东北军的分化瓦解，使东北军内部的不积极反共，也不投降日寇的中间派左右为难。先是57军军长缪征流投降日寇，不久该军112师334旅旅长荣子桓也先反共后投日，被日寇任命为伪和平救国军第10军军长。后又发生111师常恩多师长及该师333旅万毅旅长率部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均表现出东北军内部极大的矛盾。
故此蒋介石命令黄埔第一期学生、山东籍名将李仙洲入鲁反共，接替东北军于学忠部的防务，并提升李仙洲为28集团军总司令，将山东地方武装新36师（刘桂堂部驻鲁南）、暂12师（赵保源部驻胶东）、保安第2师（张步云部驻滨海北部）统归其指挥，增强反共势力。这样于学忠不但与蒋介石矛盾加深，与李仙洲的矛盾也不浅。他与八路军虽然也有某些矛盾，但究竟是西安事变反蒋的老朋友，现在与蒋介石、李仙洲的矛盾，又使东北军、八路军彼此利益相联，因此很快恢复了一度中断的友好关系。
当我们知道李仙洲部将入鲁与于学忠部换防的消息后，我们的方针是一方面顶住李部前进，一方面礼送于部出鲁。
1943年6月21日，于学忠部不等李仙洲部到达接防，就先行离开了沂鲁山区向大后方撤退了。经过我根据地沿途时，我们不但给予通行方便而且给予粮草供应。同时命令鲁中军区迅速控制原于部驻地附近的地区，接受于部以沂鲁山区东里店为中心的驻防地区。不久李仙洲部主力由皖北进到鲁西南地区，一个师进到鲁南抱犊崮天宝山地区，他们的口号是：“先打八路，后打鬼子”。我军原来预计在蒙山地区与之交战。但李仙洲看到于学忠部未等其接防就撤走了，又在鲁南和鲁西南地区遭到八路军强有力的阻击，继续前进困难重重。因此不久就全部缩回皖北去了。
从此山东已无国民党正规部队，减少了一个摩擦捣乱的力量。蒋介石派李仙洲入鲁反共的阴谋彻底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