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建立鲁南敌后根据地
一、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
1939年9月1日凌晨，法西斯德国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英国和法国于9月2日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了。
18集团军总部指示：山东泰西山区范围甚小，115师主力应转到津浦路以东，泗（水）、费（县）、临（沂）两侧广大山区活动。于是，686团于9月，师指挥所于10月，进到鲁南抱犊崮地区，与先行一步到达的，由参谋处长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领的师直机关会合。
1940年1月下旬，中央指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今后一年内，山东应发展武装（包括游击队）到十五万人。据此，陈、罗首长提出创建一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活动。
当时我的任务是迅速布置侦察了解抱犊崮山区周围的敌、顽、友三方势力的历史、现状和当前动态，特别是敌伪和顽固势力的现状和动态。我们的基本手段是在敌伪占领城市和交通干线个据点内，及其他个侦察对象内部，建立秘密情报员及联络点，在整个地区形成四通八达的情报网。不论敌人哪个方面有什么新动向，特别是向我进攻侵犯的动向，保证及时发现，及时分析判断，及时报告师首长及通报有关部队。
1940年3月，中央军委致电陈光、罗荣桓，其大意是：“确占华北”为日寇之已定方针，敌之扫荡使我部队困难增多。国民党政策是把我封锁在敌后方与敌拼消耗。因此战略部署我们有下列意见：（1）在北线，即冀中、冀察晋等地区的主要方针是坚持斗争，而不是扩大部队，因部队扩大，给养、枪支均无着，反而使坚持斗争发生困难。（2）在南线，即晋东南、冀南、山东地区，除山东外，很大的扩展的困难的。115师344旅为主即新编第2旅编出的黄克诚纵队与苏鲁豫支队应立即南下，转往华中，支援新四军的斗争。（3）华中是国共必争之地，蒋介石梦想新四军调到黄河以北，将我送到敌人手上，困死、饿死。我决不能上他的当。
当时鲁南地区敌、顽、友三方力量的斗争犬牙交错，极为复杂，各方力量互相夺兵、粮和地盘。交通干线、重要城镇均被日伪控制。临沂、费县之线以西地区为东北军第57军112师霍守义部盘踞。（1939年4月，于学忠率东北军57、51军及大土匪刘桂堂部队进入鲁南、鲁中地区，建立苏鲁战区，于学忠为司令长官。）靠近抱犊崮附近地区为万春圃、孔照同等地方抗日进步力量掌握。津浦线邹县、藤县以东地区为亲日反共顽固派申宪五等部割据。其他各地，旧政权的区长、乡长各自拉起数量不等的武装，占山为王，这一部分人为数最多。他们是地头蛇，是唯势力论，谁势力大就靠近谁，有的靠日伪，有的靠顽固反共派，有的也同八路军拉关系。其目的是为了保持他们的武装，保持他们的地盘，保持他们“司令多如牛毛”的官位，保持他们压迫剥削黎民百姓的反动势力。
我们抗日统战政策是：（1）团结援助进步力量，对于万春圃、孔照同等部实行联合抗日；（2）争取中间力量，对于东北军霍守义部，我们采取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保持联系的原则；（3）分化打击亲日反共顽固派，对于申宪五、孙鹤龄及其他反动地方实力派的反共亲日活动进行坚决的打击；（4）积极发展巩固自己力量，创造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实践证明，上述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受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军进到鲁南后，先是向南发展，即向陇海路北之郯城、台儿庄之间地区发展，那里冰缘、粮源充足，又便于同苏北新四军打通联系。同时，那个地区在1938年国民党军队和日寇在台儿庄会战时，散失不少武装弹药在民间，可以为我搜集利用。但那一带是平原，对日寇陇海交通干线和徐州地区，威胁极大，所以敌人特别重视与我争夺。不久便由我占领区变为游击区。铁道游击队和运河支队始终坚持在枣庄、台儿庄地区进行游击活动，保持路东和湖西的交通联系。
以后我们主要力量向北发展，即向费县、邹县之间广大山区发展，那里日伪力量比较薄弱，但亲日反共顽固派的力量相当强大。
1940年2月份，我686团歼灭了亲日反共的临、郯、费、滕四县伪剿匪司令孙鹤龄部，解放了白彦地区。3月份先后三次粉碎日伪重占白彦企图。4月份粉碎了日伪八千人对抱犊崮地区的扫荡，开展了梁邱、白彦、城前以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
8月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山东纵队、115师住地应靠拢，以分局会议为核心，实行山东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山东纵队归115师指挥，配合作战。因此师首长决定我军继续向费县、平邑、泗水、临滋公路以南地区发展，开拓和巩固鲁南与沂蒙山区的联系。686团、苏鲁支队、师特务团主力等部向邹县、平邑之间地区发展。不久，陈士榘支队有晋西开来山东归建，到达费县以北地区后，令其暂在费背开展工作。
陶峪、费县、平邑之间有一块重要地区，即天宝山地区。天宝山并不太高，在东西两端的高地上，当地村民利用悬崖峭壁的有利地形，个修筑一座石寨。凡人可攀登的地段，用大块石头垒起围墙。凡人不可攀登的地段，则只垒设观察瞭望小石屋。在寨内有少数住房和屯积粮弹饮水的设备，并在寨内准备了成堆的大小石块。东端山寨名为天宝山石寨，西端山寨称为南大顶石寨。天宝山石寨四面大部分地段是高百米以上的悬崖峭壁，只有西面和东面一小段是六十度以上的陡坡。而南大顶石寨更是东南西北几乎全部是悬崖峭壁，只有东面有一小段陡坡为上下的道路。形象的说，就似一把翻扣的铁勺，东面的道路是铁勺的把子。这两个山寨据说已有很久的历史，过去是为“保境安民”，防止土匪乱兵的抢劫，不断加强而成的。
在天宝山北面山脚下，有一个稍大的村庄，名为新庄。天宝山的乡长廉德三就是这个村庄的人，他年龄约四十出头，没有文化，家庭为富裕中农。过去不仅抵抗土匪乱兵很勇敢，甚至对乱收苛捐杂税的官方人员也敢不客气，所以他在天宝山地区有一定威信。这个山区有两条谷地，除粮食作物外，还出产梨和金银花，比抱犊崮附近村庄稍微富裕一点。
在我军未到达前，东北军曾想控制这个山区，但被拒绝，只允许派一个联络组住在新庄。因此廉德三既同地方（费县西北一个伪军据点）汉奸据点有秘密联系，有与东北军有公开的联系。伪军不向他摊派粮草，东北军也不向他摊派粮草，三方和平相处，矛盾不大。
二、先攻南大顶山寨
我们直属机关1940年8月初进驻陶峪地区，与天宝山地区相邻，仅一山梁之隔。而天宝山地区是阻断我与沂蒙山交通的重要障碍。
因此师首长决定由我带一个便衣侦察排，以侦察费县等处日伪情况为名，进驻天宝山。同时劝说东北军联络组退出天宝山，劝说廉德三允许我军进入天宝山地区。理由是：我军准备进攻费县等处日伪据点，切切断滋临公路交通，因此八路军部队要进驻天宝山地区。结果很顺利，东北军联络组愿意立即离开，廉德三也不拒绝我军进入。这样我们就由特务营派了一个连进驻，掩护政治民运科长邱励带的工作组，开展地方民运工作。我则有时回师部住几天，有时又到天宝山地区住几天，常来常往，时间不定（因为那时我还要参加9月在陶峪村召开的115师干部会议）。
开始一段时间，我们和廉德三及各村的群众，关系很不错，民运工作很有进展，群众对八路军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评价很高。当时参谋处长王秉璋曾来天宝山地区视察情况，认为群众情绪正常，民运工作进展顺利，决定将特务连撤回陶峪，只留一个便衣侦察班在那里监视费县方向敌人动向。
由于我军民运进攻费县和切断滋临公路交通的实际行动，敌人特别是伪军、汉奸对廉德三进行造谣挑拨说：“八路军进攻费县是假，控制天宝山地区是真，你的乡长位置好景不长，人家要实现民主选举。老百姓不但要负担粮草，还要抽丁当八路，今天要你参加这个什么救国会，明天又要你参加那个什么抗日组织，‘皇军’能饶你们吗？唯一出路是何文明联合反共反八路。”廉德三相信了这些造谣挑拨，并开始遵照伪军汉奸的指示行事。
大约是在8月底，乘我回师部的机会，廉德三秘密召开各村村长会议，宣布反共反八路的主张。声称凡愿意上山寨者不论男女都上山寨，有洋枪土炮的人都应上山。如果有不愿意上山寨的，可以留下看家，将许多群众哄骗上了南大顶山寨，其中包括有妇女儿童。廉德三还组织各村村民，利用夜间偷偷向山寨运送粮柴、饮水（寨内无水源）。
一切准备停当后，廉德三就将我书名民运工作人员及便衣侦察员捆绑押上山寨，用铁丝穿着锁骨，交给费县日军杀害。这样敌对行动就公开化了，一场战斗已无可避免。不少村民均感到突然，惊慌不安，不肯跟着廉德三同八路军打仗，有的离家跑到外地躲避，有的蹲在家里装病不出门，消极抵抗。
天宝山地区的情况发生突变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一天我带两个通讯员，准备步行由陶峪到天宝山区去，出门不远就开始爬山路，南大顶山寨土匪观察到我的行动，就派了七八个持有步枪的叛民，埋伏在外面必经的山梁路口附近，待外面接近到数十米处，突然站起来开枪向外面射击，我立即拔出手枪连射还击，两个通讯员也开枪还击，对方大叫大喊：“抓活的，抓活的！”迅速向外面接近。我们利用梯田高岸，边打边退。他们追了一段未敢远追，我们脱离危境。这次敌人的埋伏袭击，使我差一点呜呼哀哉。如果他们隐蔽埋伏不先开枪，让我靠近，就可能被擒，真险啊！简直是虎口逃生。至此我们方知天宝山地区已经风云突变了。
陈、罗首长决定，由我负责解决天宝山地区问题。我先把师直特务营（留一个连担任师部警戒）调去，同时将686团也调过来，摆在天宝山南端待机。师政治部派直属政治处主任刘四喜，协助做政治鼓动工作，派敌工科长葛燕章协助做战场分化敌人工作。
特务营调进天宝山地区之后，决定首先解决南大顶山寨，（山寨下面就是陶峪师部驻地）。这个石寨，四周悬崖峭壁，只有东面一小段，可为我进攻突破点。但这里面积小，有多的兵力也展不开，确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一个连的兵力，已是绰绰有余（寨内武装叛民百余人，土枪土炮不少，现代步枪只有十余支）。当时特务营长曾昭谦，原是我们侦察科的参谋，调到特务营时间不长。此人打仗勇敢，我要他展开一个连的兵力进攻，以一个连为预备队。我的位置在攻击点东面山岗的高地上，距突破目标不到三百米。在指挥位置与突击之间尚有一个小高地，那里正好可作为我们机枪火力阵地。
9月1日拂晓前，连队已展开到达进攻位置，天亮后再机枪火力掩护下开始进攻，敌人早知道我们只能从东面那条上下通路地段攻击，因此步枪土炮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个狭窄正面，封锁阻击我接近，致使我冲击数次均未成功。战斗到下午才接近到距敌数十米处。我决定在组织火力，挑选十余名勇敢投弹手，不带步枪多带手榴弹，分为四到五个小组，在火力掩护下冲到距敌二三十米处，手榴弹就可以连续投入围墙内，这样敌人无法躲藏，无力反击，我们就可以用人梯跳进围墙内精选纵深战斗。
布置后我拟将指挥位置移到前面小高地，便对刘四喜、葛燕章和其他参谋人员说：“我先走，以后你们采取拉开距离的办法，一个一个的跑步跟上来。”我正要起身时，刘四喜突然把我按住说：“我先走，你第二个走。”他爬起来就向前奔跑，跑出不到五十米，“啪”的一声枪声，就把他打倒了，向前扑再地下一动不动。我要卫生员前去急救，刚跑出几步，“啪”又一枪，又把他打伤了，倒在地上。我说：“敌人由阻击手瞄准我们，大家隐蔽好，不要乱动，暂时不转移了。”
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可以说刘四喜同志是替我牺牲的。刘四喜不但是我的老战友，而且是我的邻村同乡，少年时就相识。1930年我们一起参加红军，现在他却在我之前牺牲了。瞬间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和老乡，悲愤之情充满心胸，暗下决心：非把石寨打下来，一定为战友、老乡，为烈士报仇雪恨。
在夕阳西坠时，我们最后攻击开始了。果然如我所料，英勇的投弹手在火力掩护下，视死如归，冒着敌人弹雨，冲到二三十米处，只见手榴弹连续不断的飞进敌人围墙内，炸得守敌死的死，伤的伤，有的狼狈向后逃跑。我们的战士用人梯跳进围墙内，有的继续向前冲，投掷手榴弹，有的把小门打开，把垒围墙的石块推开一个缺口，后续战士迅速利用缺口冲进去。敌人完全溃乱了，想逃跑也走投无路，只好束手就擒。我们的战士一想到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一想到那些被土匪出卖人而让日寇杀害的同志就怒火中烧，打红了眼，誓死要报仇。有个别人不顾政策，见人就杀。我们负责指挥的几个人也跑步跟进寨内，但没有想到敌工科长葛燕章竟也拔出手枪参加乱杀。我见此情况，立即大喊：“不准乱杀，优待俘虏。”当时除留少数人打扫战场，其余部队人员一概下山去。我看寨内秩序已经好转后，也准备下山去，但见有几个二三岁的儿童，爬在血泊尸体上，大哭不止，情景凄惨。我带头抱起一个刚会走路的小男孩，并让参谋、通讯员把其他小孩也背上一起下山去，交给村内老乡，请他们转送给他们的家人或亲友。晚饭后我连夜向陈、罗首长写了一封战斗结束的情况报告，如实地提到违反政策纪律乱杀人的现象，陈、罗收到信以后，对乱杀人的事情，非常生气，很快把葛燕章调回去批评，党内给予处分，行政调离工作。
战斗结束第二天，部队埋葬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我和其他几位部队领导也参加了埋葬仪式，以示悼念。按照以往战斗惯例，哪个战士牺牲了，就把他的衣被遗物盖在他的身上，然后入土掩埋。但刘四喜烈士是团级干部，不知他们从哪里弄到几尺白布，把他包裹起来，就在他牺牲所在地的半山坡上挖坑安葬。墓坑块挖好了，将要入土时，我们赶到那里，目送他安葬，我的心情无限悲痛。
三、陶峪会议
师指挥机关进到陶峪地区，为了解决山东统一领导问题，山东分局书记到陶峪师部进行商讨。
1940年7月日，抗战三周年之际，中央发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分析中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三大阵线的斗争。第一个是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第二个是英法美帝国主义阵线，第三个是苏联和平阵线。”“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由于德国进攻、意大利参战、日本侵略中国，并准备在太平洋参加德意阵线。法官投降，英国已退出欧洲大陆，美国正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轨道。目前双方都在重新组织力量，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洲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由于日本切断我西南国际道路，并积极向正面进攻，企图增大压力，分裂中国内部。这样就使中国抗战局面亦处于新的环境中，空前的困难时期与空前的投降危机块要来了。但同时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机好转可能性也增加了”。
当时，我党有关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政策是：
1、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险性，而是强调在日本压力下，一部分人悲观失望与实现投降的危险，号召人民为克服这种困难与危险而斗争。
2、强调团结一致。我们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强调自卫斗争，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不能打退当时的反共高潮，促使顽固派的重新觉悟。现在是反共高潮下降时期，故又应该强调团结。但不是停止一切斗争，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一天不停止，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
3、他们军事力量的发展，限制在战区与日军后方及陕甘宁边区。而不向国民党后方做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我们有的部队不愿深入敌后，而想向国民党后方行动，恢复内战时期的游击活动，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4、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这是保证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力量。扩大的方向是敌人占领区域，在人力、物力已经发生困难的区域，主要方针是巩固。而在其它地区，则主要的方针是扩大，并在扩大中巩固之。
5、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左的错误。在反摩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例如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未能坚持自卫原则，（1940年2月中央指示：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再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让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争就要失败。）财政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滥损等过左政策，不执行各阶级联合政权的原则，对中央建立“三三制”1【注1“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三分之一，进步分子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身份三分之一。】的指示怠工，对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甚至把顽固分子看成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
6、继续巩固党的工作。目前组织上的基本方针是巩固而不是发展，注重质而不是注重量。必须严格审查干部，肃清内奸，必须从党内将内奸分子、投机分子与太落后分子这三种人清洗出去，而对其他分子则加强教育。
根据中央有关坚持敌后抗战的方针政策，1940年9月份，陈光、罗荣桓在天宝山地区的陶峪村召开115师高级干部会议，这是115师入鲁以后的重要会议，各旅、各支队及师直机关负责同志，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均参加了会议。罗荣桓同志作了重要报告，对115师入鲁后的工作、对敌斗争、统一战线和部队建设做了全面总结。朱瑞同志作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山东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各地区总结了部队入鲁后的发展情况，交换了经验教训。
根据八路军总部提出的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罗荣桓结合115师的实际，提出创建模范党军的条件是：（1）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党的任务；（2）普遍深入的建立与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3）实现高度的政治团结和建立无产阶级的友谊，自觉遵守纪律；（4）发扬我军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5）坚持严肃、紧张、精细的工作作风。
会议还研究了部队整编问题，决定115师入鲁部队（已发展为六、七万余人）共整编为六个教导旅。
罗荣桓在会上还严肃批评了南大顶战斗中违犯纪律的错误。会议开的很重要、很严肃、很及时，结果也很好，意义深远。
四、再攻天宝山石寨
现在是秋高气爽，鸿雁南飞的季节。天宝山地区挂满枝头的甜梨已经成熟，早晚气候呈现寒意。解决了南大顶石寨以后，要继续解决天宝山的石寨，而天宝山石寨的面积要比南大顶石寨大三四倍，廉德三在这里亲自坐镇，反动力量比较强大，有三百余人，但现代化步枪至多不过二十条，主要是土枪土炮。这里距费县城只有二十余里，为了速战速决，决定有686团担任主攻，展开一个营兵力，由西而东进行突破。由特务营担任助攻，由东而西攻击敌人东面一段围墙地区。同时对费县方向警戒，准备阻击敌人增援。并拟使用在梁山战斗缴获的那门92步兵炮，将石寨西侧围墙轰开缺口，以步兵从缺口冲进寨内进行攻击。我们指挥位置在炮兵阵地附近，距围寨不过四百米左右。
部队正按计划调动部署的前一天，费城出动了伪军百余人，向天宝山地区前进，企图解围。我便衣侦察队携带地雷，在天宝山与费县之间敌人必经道路处，埋设地雷。人员则隐蔽在附近有利地形观察敌人行动。当敌人进入埋雷区，踏响地雷时，我部又开枪射击，把敌人打得不敢继续前进，下午就缩回去了。
因为有炮兵配合作战，部队与拂晓前展开，隐蔽地尽量靠近敌人，准备拂晓后再炮兵支援下发动攻击。上午8时开始炮击，由于我们的炮兵射击不够熟练，发射了七八颗炮弹，不是打远了，就是打近了，没有将围墙炸倒。那时的炮弹是特别珍贵的，虽然在白彦战斗中，我们缴获了日军几十发此种炮弹，但也不敢放手多用。于是再三命令炮兵指挥员把距离测量准确，瞄准后仔细检查无误再发射，不求速度而求准确。结果由发射数弹，仍然没有一弹命中目标。只得命令炮连立即停止射击。
张仁初团长见此情况也急了，命令部队实行强攻攻，硬向上冲，冲锋号一阵接一阵的催战。但因坡度很陡，向上爬的速度慢，尤其敌人发现我向上接近，一面开枪射击，一面拼命像冰雹一样地翻滚，使我部队无法前进，战士被石头砸伤不少，战斗形成相持状态。
上午11时左右，陈光带师长由陶峪来到我们的指挥位置。此时张仁初团长已到东门查看地形去了。我把情况向他做了报告后，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战斗的情况，然后对我说：“白天攻击，很难攻上去，即使炮兵打开围墙缺口，也很容易被敌人封锁，他不用打枪，只要抛滚石头，我们就不容易接近，因此要准备夜战，夜间看不清楚，枪打不准，抛滚石头也是盲目的，我们先采取各种欺骗敌人手段，暴露敌人弱点，然后避实击虚进行偷袭，你们在研究一下，白天不要再强攻了。“我们觉得师长讲的有道理，表示立即与686团首长共同研究，按照师长的指示执行。陈光停了两个多小时，就骑马回去了。
不久张仁初团长回来了，我把师长的指示告诉了他。张说：“看了东面地形，那边有一段围墙不高，而且坡度不大，我们部队可进到距围墙不到一百米左右的地方隐蔽。炮兵阵地距敌人不到二百米，可以直接瞄准射击。”他建议立即调整部署，争取黄昏前解决战斗。我同意张团长意见，并共同决定立即开始行动，把我们的指挥位置也移到东面去。大约在下午4时左右，已布置完毕，我们的指挥位置距敌人不到二百米。
五、剿匪中，负重伤
由于我在天宝山新庄工作过，由于戴着墨镜，不少敌人认识我，因此成了他们的射击目标。即将发起攻击时，跟随我的一个通讯员在我的侧后被枪弹击中，“咳哟”一声，仰面翻倒在地。我抬起身回头一看，其左胸部鲜血滋滋向上喷射。正在我转身之际，从右前方打来一枪，“啪”的一声，将我击中，子弹从我右下小腹进入，贯穿膀胱，从左臀部出来。这是颗老式粗造弹丸，子弹出口处的伤口有半寸之大。跟随我的人员，把我拖到稍安全地点，进行急救包扎。此时攻击信号已经发出，第一发炮弹就击中目标，跟上第二发炮弹，就把敌人围墙轰开一个缺口。炸得敌人鸡飞狗跳，鬼哭狼嚎。战士们随着手榴弹的爆炸，跳进围墙向纵深发展，战斗进展顺利。我虽负了重伤，仍一直观察到战斗结束，才躺在担架上抬下山来。由于有南大顶战斗的教训，这次打扫战场没有乱杀现象，战场纪律身为良好。
蓝天如洗，白云悠悠。从此天宝山地区重归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怀抱，日寇汉奸的阴谋彻底失败了。鲁南与沂蒙山地区联系的障碍扫除了，根据地扩大并得到巩固，根据地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战斗结束后，担架把我抬到南大顶北面山脚下的一个村庄，休息弄饭吃。随着我一起的参谋周云，坐在我的床头边，一边陪我说话，一边准备擦枪，他正将驳壳枪子弹退出时，由于粗心大意，“啪”一声，枪走火了，子弹从我左耳边擦过，把离我左耳约三寸的床板打穿。我可真是命大，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是我在天宝山地区战斗过程中第四次遇险。当时把周云参谋吓得不轻，脸都白了，哭丧着脸求饶似的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该死，我粗心大意，你处分我吧，你怎么处分我都接受。”我安慰他说：“我福大命大，现在不是没有事吗，接受教训就是了。我现在口渴的要命（流血过多易口渴），你快去给我弄碗水喝吧。”周云是个很好的参谋，高中文化，工作积极，打仗勇敢，所以我没有责备他。
由于膀胱受伤，不能小便，把人憋得心焦，苦不堪言。部队派人到师卫生部报告情况。结果卫生部长谷广谷广善、副部长刘放等人携带药品器械，星夜赶来，先进行插管导尿，以后有重新给我处理伤口。第二天把我抬到卫生部去治疗时，路径陶峪师部，陈代师长、罗政委等均来看我，鼓励我安心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陈光并要他的夫人史瑞楚（师直卫生所医生）亲自给我检查伤口，换了药以后再抬到卫生部去。
在卫生部治疗期间，卧床一月有余，才可以起来慢慢走动。总的来说治疗进展比较顺利。但治疗的日日夜夜是艰苦难熬的，要忍受极大的痛苦。由于伤口很大，要塞进一大堆药物纱布。还要在床上大小便。尤其膀胱神经受破坏，小便极为困难，插管导尿也是很不好受的。整日整夜卧床，不见天地日月，真有度日如年之感，想借本小说消遣都找不到。
当时卫生部有两位女医生（其中一位后来成为我的终生伴侣），是不久前由天津大城市来的。我派勤务员到她们那里借书，结果是只有医务书，没有小说，仍失望而归。
那时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以高粱稗子煎饼为主，面食甚少，菜也简单。我只能依靠十元负伤费，买点稍微好一些的食物增加营养，我记得当时的猪肉是四角钱一斤。天宝山地区的老百姓是很好的，他们知道我负了重伤，并探知我养伤的住地，派了两个代表（其中一人与廉德三是叔伯关系），挑了一担天宝山脆梨，两只大母鸡，两斤粉皮，代表天宝山地区群众，前来慰问。他们表示道歉，连说：“实在对不起，是少数人不好，我们老百姓是拥护八路军的，有的反对八路军也是被少数人强迫的。”他们看到我的伤情很重，不能起床，表示很难受，希望我早日康复。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情好意。就说：“由于少数人不好，他们与汉奸勾结作恶，结果你们天宝山地区老百姓也受苦了，死的死，伤的伤，生产也耽误了。我对你们老百姓所受的灾难，心里也感到很难受，回去后要告诉大家，八路军是咱们老百姓的军队，以后不能再受坏人欺骗，不能自己打自己了，要同八路军团结一切打鬼子，打汉奸。”他们点头称是，面带笑容回去了。
10月下旬，师直机关又陶峪出发越过滋（阳）、临（沂）公路，转到鲁中青驼寺一带与山东分局靠近。我因伤口未愈，留在原地继续治疗，直到12月才归队。
此时，陈、罗首长任命我为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兼侦察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