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梁山抗敌
一、独山庄战斗大捷，蒋介石来电嘉奖
陆房胜利突围后，部队转到东平县以东之无盐村一带进行休整，并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等师首长亲临讲话。会上指出了陆房突围胜利的意义，分析了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扫荡，创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鼓励大家进行充分思想准备，迎接战争新形势。
总结会上还表扬了再陆房突围战斗中的好人好事，本人也在受表扬的行列之中。其实事情很简单、很平凡。在战斗最紧张、最激烈时，我带参谋葛正兴在师指挥所前方高地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进攻行动。忽然葛参谋大腿中弹负伤不能行动，我把他背下山来，交由救护所进行上药包扎。当天晚上突围时，没有民工抬担架，我将我的马让给他骑，我则随大部队步行突围。胜利突出敌人包围后，到达宿营地，葛参谋见到我就放声大哭，感谢我救了他的命。我想同是革命队伍中的战友，谁都会这样做的。
休整数天之后，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决定由参谋处长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黄励负责率领师直机关大部分人员，由无盐村出发，转移到津浦路以东，并统一指挥先期到达蒙山地区的师后勤部队及挺进纵队第七团。陈、罗则带一个轻便指挥机关，仍坚持在泰西、鲁西地区活动。对115师部队进行全面指挥。师指挥所在运河两侧地区停留不久即转到梁山地区，同留在鲁西的杨勇部队靠近，并展开游击战争，壮大主力部队。
1939年5月下旬，中央指示“望令苏鲁豫支队（685团）酌派一部分兵力并地方工作干部去徐州东南宿县、灵璧一带活动，侦察苏皖情况，并建立当地工作”。因此陈光带一个骑兵排到湖西去实地研究布置，罗荣桓在家主持全面工作。
在鲁西地区，杨勇以一个营又两个连的兵力为基础，不到半年已经发展为一个旅的兵力，抗日声势日益扩大。敌人发现我部队在鲁西地区很活跃，因此驻在津浦线及其两侧地区的日军32师团长田敏江大队及伪军共四百余人，带着9将步兵炮一门，野炮两门，于8月1日由汶上出动，经靳口过运河向梁山地区扫荡。此时陈光已回到师部。
我们获得了敌人向梁山地区进犯及出动兵力数目的情报，陈、罗首长认为敌人仅此一路，数量不大，其他方向情况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又正值青纱帐时期，我们在地形上有梁山和东平湖为依托，有一定优势，因此决定采取伏击方式，伺机给敌人打击。即命令师特务营和骑兵侦察连，686团第3营等部，分别隐蔽于梁山南端前集庄及其以南地区待机。中午时分，敌人进到前集庄附近与我特务营接触，歼敌一部后我向北撤退。鬼子继续向西前进，到达马家场时，我骑兵侦察连出其不意地突然向敌袭击，打得敌人慌慌张张地窜入独山庄。这个村庄比较大，靠近梁山西南端。
此时天色渐晚，日寇在独山庄宿营休息，四周布置警戒，防我军夜袭。敌人同时还占领了独山庄附近一个独立小高地，作为防御我夜袭的支撑点。因为气候正值炎热，暑气逼人，鬼子有的住进房屋，有的在广场上露宿。敌人的一切行动，我们在梁山南端高坡上，居高临下观察得比较清楚。
陈、罗首长决心利用夜间消灭这股敌人，布置686团第3营由南而北向独山庄进攻，师特务营二个连由北而南向独山庄进攻，师指挥所在梁山南端高地指挥。黄昏后战斗打响，开始打得比较顺利，南北两路很快突入村内。但在进行村落战时，越大越艰苦，敌人抵抗非常顽强。鬼子一方面感觉到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拼杀挣扎，死里求生，另一方面根据战场与兵力和火力的情况，边打边进行调整，防守更加严密了，与我军逐街、逐院进行争夺。我们的部队步步压缩敌人，步步扩大占领面积。战斗到下半夜，已将敌人大部歼灭，两门野炮也被缴获了，并夺占了独山庄的制高点，把敌人压缩到几座大院内。我们又连续攻击两次，但均未奏效。我们人员伤亡、弹药消耗比较大，协同配合不够密切，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我军继续调整部署，组织火力，进行战场鼓动，争取拂晓前解决战斗。可是在拂晓前，我军尚未发动攻击，鬼子首先向我猛烈反击，敌人的目的是企图杀开一条血路，准备突围。战斗异常激烈，天亮后敌人丢掉一切重武器和大部分物品（士兵连背包也不要），实行轻装突围，向南逃窜。我们发现敌人突围，立即猛烈追击，将敌围歼于村外田野里。只有少数敌人利用青纱帐，狼狈地跑掉了。
此次战斗我歼灭日伪军四百余人，其中击毙日寇大队长长田敏江少佐及以下日军三百余人，俘日军十三人，缴获野炮二门，92步兵炮一门，电台三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长短枪二百余支，及企图军用物资。这次战斗的最大特点是敌我兵力相差不大，我军兵力优势不到敌人的两倍，且敌人装备优良，技术熟练，战斗顽强。我军尽管装备劣势，但战术灵活机动，善于近战夜战，部队勇敢不怕死，充分发挥了刺刀、手榴弹的威力，结果将敌人全部歼灭，取得了完全胜利。不论对参战部队，对梁山地区群众，均鼓舞极大。
梁山告捷的神奇，像春风一样，越吹越广。不仅受到八路军总部的表彰，甚至蒋介石也来电嘉奖。
二、反扫荡，中弹负伤
倭寇对这次惨败，恼羞成怒，仇恨满腹。8月4日开始，日军32师团纠集五千余兵力，汽车一百余辆，装甲车四十余辆，向我进行报复扫荡。敌主力一部由汶上、巨野、郓城方向，同时多路由南向北扫荡，另一部分兵力由阿城、阳谷方向，同时多路由北向南扫荡。均以梁山地区为目标，寻找我主力决战。来势汹汹，怒气冲天，大有吞食梁山，饮干水泊，以雪耻“皇军”的惨败。
我军队鬼子可能进行报复扫荡早有充分准备。打扫战场完毕后，部队迅速分散转移，离开梁山地区。唯有师指挥机关，仍隐蔽在梁山与东平湖之间地区，并准备了几艘较大的渔船，靠在附近，必要时乘船转移到湖里同敌人周旋。湖内尚有几个孤岛小渔村，我们事先已经用船运了一部分粮食保存在那几个渔村里。
敌人多路向梁山地区分进合击扑空后，即分散进行清剿，反复扫荡。日寇尤其对失去的两门野炮，心有不甘。大有不夺回这两门野炮决不罢休之决心。因此组织了又本地汉奸参加的两个专门追寻野炮的部队。他们采用的办法是，第一，逐村审问老百姓：看到八路军拉的大炮没有？拉到哪里去了？谁如实报告了，可以得到“皇军”奖金，谁知情不报，就要抓起来枪毙。第二，沿途寻找大炮车轮行动的辙迹，发现路上有炮轮运动的征候，就跟踪追击。这两门野炮日军本来是用汽车牵引的，因为伴随步兵出动扫荡，故改用军马牵引（报复扫荡时的日军野炮均用汽车牵引，以装甲车和汽车装载步兵伴行）。在独山庄战斗中牵引野炮的洋马，有的被击毙，有的被击伤，有的被部队牵走了，因此我们缴获野炮之后，没有军马牵引，只能采用大黄牛拉动，日隐夜行。由于敌情紧张，转移笨重，拉到巨野境内的一个地方，利用夜间秘密在野地挖了两个大坑，将炮埋藏起来，准备待敌人扫荡结束后再取出备用。然而鬼子终于将埋藏野炮的地方发现，把炮取出拉回去了。但那们92步兵炮是用骡马驮载，行动轻便，我们一直没有丢失，并在以后的抗日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
敌人在梁山地区清剿扫荡时，我们发现一路敌人由北向南，沿着梁山、东平湖之间道路前进，对师指挥机关安全颇有威胁。陈光代师长决定由我及作战参谋来光祖带一个连及便衣侦察排占领梁山，转移敌人视线，吸引敌人向梁山方向攻击。我们及时占领梁山北端的高地，特务连布置在山腰和山顶，便衣侦察排隐蔽布置在山脚下的村落内。
敌人进攻到梁山东北数里出，发现了我们故意暴露的目标，其主力立即停止前进，派了一个骑兵小队接近梁山进行侦察。党敌人骑兵接近梁山北麓时，我埋伏的便衣侦察排突然开火，首先将敌小队长打死，摔下马来，其他敌骑兵掉头往回跑。我们刚把击毙的敌小队长的王八盒子手枪和装有军用地图的皮包拾回来，敌人主力已经在炮火掩护下分两路向我们逐步接近，我们也开始还击。
打了近一个小时，来光祖向我建议，吸引敌人向梁山进攻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可以撤退转移了。我同意他的意见，让他先带特务连向南撤下去。侦察参谋周云指挥便衣侦察排进行掩护。最后我带两个通讯员也准备转移。此时我在望远镜里发现山下村庄屋顶上有三四个鬼子，在向山上观察，可能是敌人炮兵观测人员。我告诉通讯员：“我先走一步，你们把那屋顶上的敌人瞄准打下去，随后跟我来。”我刚走约一百米左右，突然两发炮弹在我身边前后落地爆炸，气浪把我推倒，但爆炸声音异常，粗而不脆，烟雾呈灰黄色。接着又有数发炮弹落地，烟雾很快联成一片，我双眼立即有异物强烈刺激的感觉，泪流不止。当时全身其他地方没有负伤，因此估计是催泪弹。我立即站起来，离开烟雾地段。此时两个通讯员也赶到我身边，连推带拉夹着我跑步离开危险地区。接着敌人向山顶端又连续发射了类似的炮弹，但那里我们的战士早已经撤走了。
我和便衣侦察排在梁山南端下山后（此时敌人已上梁山），利用青纱帐，七转八拐回到师指挥部，找卫生员用硼酸水冲洗眼睛，但没有多大效果，仍然流泪不止。当时师指挥部只有两个医生，几个卫生员，除了有点外伤救急药品之外，其他药物很少。每天只有用消毒水冲洗，滴点普通消炎眼药。几天后左眼逐渐好转。
当时敌情很紧张，敌人老在梁山地区辗转不退。陈、罗首长决定将师指挥机关转到东平湖内渔村。但又担心敌人采用军用舟艇前来袭击，令我们研究对付办法。经我们调查研究，认为湖中水草正多，对军用舟艇推动器妨碍很大。况且湖中芦苇地区不少，是湖中的青纱帐，渔船渔民水道熟悉，我们完全可以在湖内打游击。因此我们在东平湖没隐蔽多时，敌人根本没有发现。
到8月下旬，鬼子全部撤退了，我们有回到东平湖西岸地区。梁山虽然经受敌人反复扫荡，但一山独峙，岿然不动，继续支持我们的抗日斗争。
三、北平治伤
大约经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我的右眼虽然不流泪，但已处于半失明状态，视力只能看半寸以上的大字，报纸只能看大标题，一般文字完全看不清。因此我向陈、罗首长报告，现在情况已缓和，能否趁此机会批准我到北平治疗眼伤。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我在军委二局时，组织上曾派我化装到北平，搜集日、伪、蒋军的情报。当时我正患眼疾在延安未治好。到北平后，由住在南汉宸家中的张经武同志，安排我的住地，并配合我的工作。同时张经武还指定王世英同志协助解决我的治疗问题。当时，在日本同仁医院治疗眼病，治疗结果很顺利，不到半个月，就把眼疾治好了。
由此经历，我即向陈、罗首长要求，再到北平同仁医院治疗眼伤。陈。罗首长考虑，现在北平情况与过去完全不一样，又没有什么可靠关系，安全保障是个大问题。他们曾提出，如果到济南去，还可以利用地下党的关系。我认为，我对济南的治疗技术不了解，对北平同仁医院比较熟悉，而且北平的医疗技术可能要高明一些，治疗效果可能会更理想一些。再者，我是多年告情报工作的，对付明的，暗的敌人由一定的经验，因此到北平安全问题不大。最后陈、罗首长同意我去北平。由陈光批给我数量不大的经费（一百元伪币），由本科参谋李大中及政治部敌工部长王立人各支援我伪币数十元。
当时组织上还安排山东纵队第6支队政治部的组织科长帮助我在北平解决部分治疗经费问题。他是北平人，家境甚富，他给其父亲写了一封信，说我是他的好友，去北平治疗疾病，请在经济方面给予帮助照顾，所有我没有向组织多要经费。
9月初，我化装便衣离开部队，在泰安以北界首车站登上火车、直上北平。我在前面外找了个旅馆，暂时住下。这里到同仁医院不远，交通方面。次日就到同仁医院门诊。到医院后，我才发现以前给我治病的人，已经不在了，现在的大夫一个也不认识。我向医院介绍1937年6月曾在这里治过眼病的情况，他们很快就把当年的治疗病案找出来了。但是目前的病情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我不能实情实说，完全是编造的假话。初步检查后的第二天，医生对我说：“你现在的病情比那时严重，在治疗上耽误了。现在住院治疗，可能要进行手术。”
我一方面继续门诊，另一方面考虑住院问题。住院有两个问题：第一住院治疗费相当贵。我曾到位于崇文门外头发胡同的那位组织科长家里去拜访。这是个四合院，相当宽大，门面也很讲究。第一次见到他父亲还比较客气，我把他儿子写的信交给他后，就让我进他的北屋客厅落座。他主要是打听他儿子的事情，听我说是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里工作时，就表示惊讶，心情不安。三天后，我第二次去向他借钱时，他根本没让我进他的北客厅，而是站在院子里等，他慌慌忙忙进屋去拿了二十元伪币给我，并说：“以后请不要再来，防止日本宪兵队知道。”我一看大失所望，对方完全采取逐客关门的态度。我对他说：“你儿子是八路军的干部，我是他的好友，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我想你是清楚的。他给你的心中不是已经说明，我的治疗在经济上有困难，请你帮助照顾。现在医院要我住院治疗，我带的钱有限，因此以后请你帮助的地方可能不少。”他听了之后，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说：“唉，我现在处境也很艰难，手头并不宽裕。”据我观察，这个人并不是没有钱，主要是害怕，既怕别人知道他是八路军的家属，又怕别人知道现在还正供给八路军干部治病经费。因此依靠他帮助解决费用问题，显然希望极小。第二，同仁医院是日本人开的眼科医院，自医生护士中日本人占优势，全部讲日语。现在北平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在那里看病住院的，多是日本人和汉奸。一般老百姓到那里看病住院的也有，但多是比较富裕的人。而协和医院是美国教会医院，名气也不小，又带有慈善性质，在那里看病住院比较便宜，所以一般老百姓都愿意到协和医院治病。
我在同仁医院就诊了一个星期左右，病情不见好转，住院治疗又怕费用不够，因此决定到协和医院门诊试探一下。经过协和医院眼科门诊检查后，大夫对我说：“你的右眼角膜已呈浑浊现象，需要施行角膜移植手术，因此要住院治疗。角膜移植手术成功的可能性是50%到60%如果不成功，视力可能尚不及现在。”我不懂什么是角膜移植，大夫对进行了解释。我又问：“住院手术需要多少费用？”答曰：“住普通病房，大约每天手两三块钱，你考虑后，如果同意，即来办理住院手续和在手术书上签字。”我考虑再三，决定住院手术撞撞运气，横竖现在右眼已半失明了，不进行手术，无法恢复正常视力。
第二天我就去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以后又在手术单上签了字，住在一间有四张病床的病房。几天后就进行了手术。又过了几天大夫来会诊，将右眼包扎的绷带打开一看，失败了，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好像处在浓雾茫茫之中，报纸的头号标题大字也看不大清，但自己伸开手掌，尚可分出五指。由于大夫会诊，全部用英语，所以他们究竟讲的什么，我听不懂，一点真实情况也不知道，心里很着急。当时给我治疗的主治大夫名叫张晓楼。次日我问他：“手术为什么没有成功？”他没有明确地回答，只说：“我吗正在研究。”我越想越后悔，如果在同仁医院治疗，可能不至于如此。主要怨自己带的钱太少，依靠别人帮助是靠不住的，这一点事先估计不足。又过了几天，张晓楼大夫向我宣布：“你的眼睛这次角膜移植不理想，三个月之后再来，重新手术。现在你可以再疗养十天，疗养期间一切免费。”
我被转到疗养室住了十天后出院，随身所带的钱，所剩不多，不得不再去头发胡同借钱，结果只给伪币十元，气得我要命，只好勉强接收，我连一个“谢”字都不曾吐，扭头就走了。
乘车回到山东泰西师指挥机关，我向师首长报告了在北平治病情况。陈光说：“三个月后你还去不去？如果去的话，可多带点钱。”我说：“现在正处在战斗紧张期间，我暂时不想去了，以后再说吧，侥幸的是左眼视力正常还可以工作。”陈光接着说：“那好，以后有机会再去吧。”以后抗日战争更加艰苦紧张。抗日胜利后接着又是解放战争，更无机会治病，这是留给我终身痛苦的一次创伤。北平回来后，师卫生机关发给我战伤二等甲级残废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