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红军时期
一、破译敌军密码电报
当时中革军委谍报科长是曾希圣（后任侦察科长），他曾在上海和武汉做我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有丰富的隐蔽工作经验。包括我，科内只有两名科员。主要工作是指导部队进行战场敌情侦察工作和收集整理情报工作，上呈下发。同时我科有一部收音机，每晚接受南京、上海等地新闻广播，经整理，送军委领导。
那时对国民党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由王诤的无线电队负责。
约两个月之后的1933年初，我由由谍报科调到军委机要科当译电员。当时，周恩来已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带来一个密码本，名称“豪密”。是以周恩来的曾用名伍豪而命名，也就是“伍豪密码”之简称。这个密码本先是由一位秘书负责保存翻译，后来指定由我保存和翻译，是专门与上海中央联络的密码本。
1933年上半年，我又调到中革军委二局当参谋，军委二局的任务是通过无线电侦听敌军通信，破译敌人无线电密码，获取情报。比在军委机要科工作时的困难大得多。
当时，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也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其中包括多部无线电台及敌密电码本。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军委二局，专门执行破译敌无线电密码的侦察任务。我调到二局时，二局的无线电装备已相当不错了。
如何破译敌无线电密码呢？据我当时所知，有这样几个办法：其一是从俘虏的敌机要人员中了解缴获的敌密电码本。其二是从我打入敌军内部的地下党人员获取敌密电码。其三是在作战中，突击敌指挥所，收集敌人译好而未销毁的电报，或是翻译了一半的电文底稿，对照文字和组码，推译密码。其四是国民党军队最初使用的无线电联系是用明码电报，我们发现，这个明码与当时刚刚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少量使用的邮局民用电报密码基本相同，就通过我地下党得到邮局电报密码，这样就可以窃取敌军队之间的明码通讯消息。以后敌军部分改用密码通讯，虽中央军与中央军之间用密码，但中央军与地方军阀部队仍用邮局明码。另外，敌人有时将密码与明码混用，如报文中的地名用了明码，根据敌人的行动情况，就可以推译出地名前后密码内容，从而掌握密码。其五是于上海中央及各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保持联系，交换情报。这是当时中央红军用破译敌无线电密码的方式，获取敌人重要情报的主要来源。
1934年，军委二局局长是曾希圣，副局长是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钱壮飞牺牲后，宋峪合接任。二局下属有：一科破译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二科是译校科，科长由我担任；三科在侦听科，科长王震。长征开始，王震留在苏区，三科由副科长胡立教负责。
当时，在局长曾希圣的领导下，二局已具备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种电报的能力，并多次成功破译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密电，为红军总部反“围剿”提供了不少可靠情报。成为中央红军打击国民党军队的秘密武器。
破译的地情报主要送军委领导外，还要送苏联军事顾问李德，但需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将情报译成俄文。所以，当时伍修权对我们二局的工作比较了解，我与他也有较多的工作来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我们的任务是掌握全面敌情，主要手段是破译敌军电报，为突出重围，选定行军路线提供依据。当时，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破译密码的经验和办法。几乎把敌人师以上的主要电报密码都破译了。因此敌人用电报调动部队，我们是了如指掌，一清二楚。
在长征的行军途中，我们共有四部接收敌人电报的电台，每两部电台为一班，分做两班：一班驻扎开机侦听，一班赶路前行。等一班到达驻地，立即架设开机，另一班则关机上路，此停彼开，轮流值班，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接收周围敌人电台的电报。将敌军调动情况，源源不断地报告军委首长。
长征途中，有两次在中央红军生死攸关之际，准确破译敌电的情况，至今我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在“四渡赤水”期间，此时，军委二局多次准确破译敌军调动情况，对遵义遵义大捷和摆脱敌军围堵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5年1月，红军由土城子南北地区“一渡赤水”后准备在宜宾附近强渡长江。敌人估计我红军要在川南强渡长江，慌忙调集大军，寻求在长江南岸与我决战。
可是我军突然东返，“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此时，二局截获准确情报，乘敌川军未赶到之前，中革军委决定红三军团打击娄山关之敌。在击溃数团敌军后，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向遵义城发起进攻，并攻占遵义城。此时，二局有截获敌情：川军行动缓慢，而敌吴奇伟部孤军深入至遵义附近。中革军委根据情报再次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围歼吴部，并取得遵义战役大胜利。敌人妄图与我在黔决战的计划完全破产。
遵义战役大胜利之后，部队进行了几天休整。
此时，毛泽东已担任前敌总指挥。对中央红军下一步如何行动，毛泽东召开了会议。会议上多数人建议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地区前进，消灭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并由红一、红三军团担任主要攻击，五军团为预备队。会议决定红军主力继续西进。
此时，我局准确破译了多份敌军重新调动部署的电报，电报表明，敌军正大规模向打鼓新场调集。周恩来将刚接到的二局情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决定立即发电各军团，停止西进，不进攻打鼓新场。
红一、三军团于3月中旬攻占茅台镇。这是个著名的产酒的地方。在那里茅台酒一大缸一大缸的摆着很多，香极了！我们不但喝足了，还用水壶灌满带足。甚至拿茅台酒擦脚活血。笔者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喝茅台酒，味道真是好极了！喝了茅台酒，走路脚底快如风。
此时，中革军委决定在茅台附近“三度赤水”，向川南前进，摆脱敌人。
敌人手忙脚乱，判断红军仍有在川南强渡长江的可能，再次调集大批兵力向川南集中。可是敌人尚未部署完毕，红军又突然东进，“四渡赤水”，出现在贵阳附近，把敌人作弄得团团乱转，疲于奔命，抛在远远的地方。望着红军人马的脚印，无可奈何，望洋兴叹。
第二次是在毛儿盖会议，红军主力是按毛泽东制定的北出陕甘，还是张国焘主张的西进川康，发生了分歧。
红军总部制定红军北上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为第5、第31、第32、第33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经川北阿坝地区北进。右路军为红第一、第三军团和第4、第30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再次在毛儿盖举行会议。毛泽东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红军主力应迅速占领一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并根据这个地区向东发展，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针对张国焘以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指出“在目前将我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宜的，是极不利的”。
此时我们军委二局再次截获敌情电报。胡宗南、刘湘在电报中判断，目前红军主力不是向四川发展，就必北出陕甘，但向川康发展的可能性大，因此，胡宗南将主要兵力布置，重点放在防止我向四川内地发展。
破译的敌电证明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北出陕甘的决策是正确的。
毛儿盖会议之后部队浩浩荡荡向北行进，我们二局作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行军序列是红一军团为前锋，中间是四方面军第4、第30军等部队和前敌指挥部，最后是红三军团，毛泽东随前敌指挥部一起行动，前敌总部参谋长是叶剑英。周恩来因病，王稼祥因伤随红三军团行动。
9月初，红一军团到达巴西。
一天，参谋长叶剑英突然亲自到二局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命令我局立即出发“执行任务”。叶剑英亲率军委二局，很快转移到达红三军团驻地，与毛泽东、周恩来会合。彭德怀下达命令，红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立即出发北进，向红一军团靠近。当时，我们不知道红军总部发生了什么情况。出了草地之后，传达中共中央指示才知道，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并将四方面军部队全部带走南下。据说，毛泽东在秘密率部脱离右路军时，要求叶剑英带出二局全体人员。此次紧急转移，可见军委二局在红军总部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对当时军委二局工作成绩的评价是“胜过一个军团的作用！”。
在红军的破译情报工作史上，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是创始人，功不可没。
二、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
1935年5月，红军在会理休整五天后继续北上。红一军团为先锋，占领德昌，击溃川军一个边防旅，歼敌一部，绕过西昌到达泸沽。此后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1师第1团及工兵等组成红军先遣队，向安顺场前进。准备强渡大渡河，为红军北上开路。毛泽东、林彪指挥红一军团主力在后跟进。
先遣部队24日到达安顺场渡口，消灭敌人两个连，打垮川军刘文辉的河防部队，占领对岸滩头阵地。因浮桥架不成，只好依靠四条小船摆渡。一个团一天还未渡完。毛泽东、林彪看到船少又小，渡河困难，立即决定迅速夺取泸定桥，命令红1师2、3团和干部团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河东岸北上向泸定桥前进。军委和我们中央机关直属队随后跟进。由安顺场到泸定桥有三百二十里，要求两天半赶到。
时间就是胜利。部队冒雨在路上打了几个小仗，将敌人消灭后仍然行走如飞，于29日晨到达泸定桥西岸。由于我军到达突然，敌人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只点燃铺在彼岸桥头上的几十米木板。红2师4团的勇士们，于当天下午4时，发起惊心动魄的夺桥攻击。在我火力支援下，敌人企图炸桥的导火索被东岸赶到的红3团切断，22名奋勇队员匍匐前进，打退了坚守东岸桥头堡的敌人，黄昏时胜利夺取了那横空高悬、下临急流的天险泸定桥，并占领泸定城，守敌一个团向天全溃退。
有的文章中将抢夺泸定桥的情景描写为铁索桥上的木板全被敌人抽走，只剩下孤零零、滑溜溜、光秃秃的几根铁索。这个描写是不完全确切的。准确地说，铁索桥基本是完好的。因为红军出现突然，敌人来不及彻底破坏泸定桥。如果木板全部被抽走了，那就麻烦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不要说两小时，就是两天恐怕也完成不了攻占铁索桥的任务。这座桥我是亲自走过的，那时我是随中革军委机关一起通过的。对于红军英勇作战的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要实事求是。
全军渡过大渡河之后，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继续北上，于6月初占领天全、庐山、宝兴等城。进入川康边境稍事休息后，又继续北上。
6月中旬，胜利翻过长征中第一座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大维、懋功，与退出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之后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打鼓山等大雪山。
军委直属机关大约是6月中下旬开始爬夹金山的。
夹金山高度五千米以上。当时川西正是暑热夏天，我们每人只穿一身单衣，忽然进入雪山地区，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的。夹金山每天下午大雪纷飞，冷空气遮蔽天空。照一般道理，上山走块一点，身上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现实不容你这样办，因为上市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地、一步一步的缓行，并且走数十米，又要停步休息一会，才能再走。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天气越寒冷。
我们军委二局，因工作关系有不少挑夫挑着机要文件，还有一个班的战士轮流抬无线电台，另一个班的战士轮流抬发动机。机要文件不能丢失，电台和发动机既不能摔，也不能碰，山又高，路又滑，因此行动十分困难，体力消耗很大。爬山沿途，体弱病倒、缺氧晕倒和冻死的现象，时有发生。下山比上山容易一些，行军速度也快一些。不过道路曲折盘膝，雪冻路滑，有的地方道路峭如立壁，连走带滚，坐地滑行现象也不少。但毕竟越往下走越暖和。在下山途中，我们听到先遣部队红一军团第2师已经与四方面军回合了，给大家很大鼓舞，加快行军速度，到达大维。
大维有住户四五十家，全是藏族。这里与中国内地不同，建筑物有高至数层的喇嘛庙，一般民房都是两层楼房，房屋四壁以石块垒成，屋顶也是以石板铺成。屋内楼上住人，并有一间经堂，藏民都信佛教。楼下有的存放粮食、杂物，有的成为牛羊圈。生活方式每天吃的是青稞、苞米。富裕家庭也吃牛羊肉、牛奶、牛油，穿的是喇嘛袍子，同内地和尚袍相似。讲话是藏语，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由于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他们对红军有误解，大都离家躲避，家里空无一人。
红军北上，要经过没有人烟的茫茫草地，那里气候恶劣，忽晴忽雨，没有道路，河沟交错，泥泞不堪。我们要越过草地困难很多，粮食问题是最大的困难。
草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人比拟是同戈壁相反的地方。戈壁是没有寸草抵税，渺无边际都是砂石。而草地是一望无边，遍野是密密青草，水流满坑遍地。水虽然多，但多是黑色，含有毒性，不能喝，喝了不但肚子胀痛，而且可以致命。地质特殊，遍地长满青草，草根互相联结，结成草皮，草皮下面是泥水，因此上面硬而下软。步行其上，像踩在棉花上，落脚下漥，抬脚复原。或像布包豆腐一样，走路稍不留神，踏破了丛草根结成的地皮，就可能陷入泥水之中，其深度很难探知。有时骡马陷入其中，就不易爬起来。草地天气变化无常，忽晴忽雨，雨多晴少，雾气腾腾，见到太阳的时间很少。
草地不但树木很少，石头也很少，藏人放牧住的小房子，是用牛粪垒成的，上面盖上毡布就可以避风遮雨休息。到了班佑一带，居民的牛粪房才像个样，比较宽大，用牛粪垒墙，有梁有柱，屋顶盖上干草、泥巴或石板。房内有床铺及各种生活家具。
草地根本没有道路，虽然有藏民作向导，也只是大方向向北走而已。红军后续部队走的道路是由先遣部队踩出来的。因为草地没有人烟，吃饭全靠各人携带的青稞做成的饼子，或炒熟的青稞麦粒用水泡着吃。各自为政，自己管自己，一个人一个伙食单位。干粮吃完了，就只好采野菜充饥。晚上露营睡觉，则是“居室宝庐，幕天席地”。一种办法是找个地势较高、比较干燥的地方，就地睡下，另一种办法是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就只能拔点野草垫屁股，两人背靠背的坐睡。有的战士疲劳过度，睡在潮湿的地上，加上饥寒交迫，风吹雨淋，第二天出发时，早已安息永眠了。在草地行军，虽然只有六天，但比爬雪山一个月，牺牲的人还要多。
1935年9月，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及红一、三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部队前进方向为继续北上，出腊子口，到达哈达铺。
当时我们二局从无线电侦听和国民党报纸中证实，陕北有一块红军根据地，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因此党中央决定向陕北进军。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正是秋高气爽、北雁南飞。红军击退追击之敌骑兵第35师，继续向环县与庆阳之间前进，在庆阳歼灭邓宝珊一部，并击退敌人追击骑兵。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边缘吴起镇，从此结束了贯穿着重山恶水、艰难险阻、枪林弹雨、舍生忘死、史无前例的铁流二万五千里，与陕北红军会师了。长征红军虽然人困马乏，但无不欢欣鼓舞，笑逐颜开。人人都是死里逃生、万难不屈的英雄。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用成千上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铺成的征途，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多少曲折与磨难，终于走向了胜利。它告诉人们，艰难险阻不可挡，万水千山只等闲。它讲在中国战争历史上闪光不息，万古流芳。因此人们高呼“长征万岁”！
三、抗大学习
为了培养红军部队中的骨干力量，1936年6月1日，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办学的目的是对从部队中抽调的大批干部进行培训。
1937年初，校名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开始在瓦窑堡，以后迁到保安，最后迁到延安。迁延安后，毛主席新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
第一、二期学员共约一千四百让人，每期学习时间约为六个月。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军委二局派我化装到北平，在张经武等同志的配合下搜集日、伪、蒋军的军事动态情报。7月下旬回到延安不久，我就接到到抗大学习的通知。
为什么调我去学习？是因为当时对敌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适应我军装备直接对日军作战的需要，我对敌收集军政情报工作的重点，由主要针对国民党军队转为主要针对日军的对华进攻。当时破译日军的电报比破译蒋军的电报难度大的多，二局也调进不少懂日文的干部。我不懂日文，很难适应当前的工作任务，因此需要再学习和深造。
我参加的是1937年下半年的第三期。
从第三期开始，学员队分为军事队和政治队，我在军事第五队学习，并担任参谋训练队队长。
由于敌人的封锁，那时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窑洞就是我们的校舍，五六个人，甚至七八个人一间。睡的是土炕，吃的是小米、咸菜。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们是一边学习，一边生产，自己动手，开荒种地。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之后大批蒋管区的青年学生，源源不断的来到延安求学，因此学员增加，校舍困难，为了解决校舍问题，从第三期开始，校长林彪动员全校师生、员工，亲自动手，轰轰烈烈地挥锄挖窑洞。
我们这期学员也是一边听课，一边参加挖窑洞，学期结束时我们挖了近两百孔窑洞，解决了近千人的住宿问题。林彪曾特别传令嘉奖第八队，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挖窑洞计划，堪为全校的模范。后来毛泽东曾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窑洞里”。
当时教室少，教员少，教材也少。由于教室少而小，我们就在学校院子里听大课，校园内的石壁就是黑板，桌子和凳子也都是石头的。军事队的军事战术训练和军事操练训练时间占三分之二，政治理论课时间占三分之一。教学的主要方式是听课、分组讨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我们也曾听过林彪校长和其他红军领导人的讲课。
毛泽东为抗大确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同时强调要切实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后经林彪总结，“三八作风”成了全军的最高行动准则。林彪校长还给抗大确定了“理论与实际联系”、“少而精”、“军事、政治、文化并重”、“集体研究讨论”等教育原则。
我在抗大的学习时间不长，但收获不小。是我参加革命六七年来第一次较系统的学习军事和政治，懂得了许多消灭日寇、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革命道理和军事常识。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始终伴随着我的战斗里程。
抗大毕业后我仍回军委二局工作。
1938年我调到115师工作。1938年底，接任苏静的司令部侦察科长的工作（苏静调任政治部秘书长，并出任我师与二战区国民党军队抗日协调作战的联络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