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走向革命
第一章走上革命道路
一、我的家乡
我是1914年4月22日出世的。
我的老家是江西吉安县，五十一都上堡乡流家坊村。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天玉镇流坊村。这个地方离吉安城很近，只有十华里，中间只隔着一条赣江。离吉水城则较远，有四十华里。
1929年家乡农民暴动后，我们这里划归吉安县水东区领导。革命失败后仍归吉水县管辖。
吉水、吉安两县都是秦汉时代就存在的古城。历史上是北方通过广东必经的要道。这里的经济、文化在江西是比较发达的地方，有“金庐陵”（吉安）、银鄱阳（南昌）之称。历史上出了欧阳修、文天祥等著名人士。自然环境优越、土地肥沃、雨量充沛，不但有“赣中粮仓”之美誉，而且盛产多种经济作物，矿产资源也很丰富。
解放后。流家坊村的地域管辖在吉安、吉水两地之间反复几次后，现在又划归吉安市统管。
我家所在是一个不到五十户的小村庄，村东面靠山，自然条件较差，比较贫穷。村里没有地主，也没有在外面做官的，较为富裕的户也就够上富农的边吧。与我们相邻的两个村庄比较大，不仅有地主，也有在外做官经商的，最大的官当过知县。他们两个村有钱有势的人多，看不起我们小村穷村，因此我们常受他们歧视，好像低人一等。互相发生纠纷时，我们说话讲理无人听，他们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因此村民们希望我们村也出一个有名望的、办事公道的人物。可是自古以来，我们村就没有出现过什么重要人物。老人们曾说我们村的地势不好，是一个荷叶形的小盆地，西边有个大缺口，天下雨荷叶是装不了多少水的，并且一刮风就倒掉了，所以出不了重要人物，聚不了财宝。
我的祖父叫李贞虎，就字面解释就是一只规规矩矩的“老虎”。靠种田和做小买卖为生。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就挑起担子，走村串户，摇着拨浪鼓，成为作小买卖的货郎。由于省吃俭用、勤俭治家。生活还可以过得去。
祖父去世时留给子孙后代的家产主要是：耕地三十多亩，山林两块，住房一栋共八间，不放债，也不欠债。
父亲李遇臻也是普通农民，在我们尚为孩童的时候，家里每年要雇请长工一人或半人（半天帮家干活）协助翻种。后来父亲和叔父分家，我家人口多，平分的田地少，变成下中农。叔父人口少，变成中农。土地革命分配土地时，即是按此定的成分。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寡言少语，实心待人，年复一年的早出晚归，耕种田地。他专心务农，深耕细作，把田地种得很好。父亲读私塾七年，在村里可算是会写会算、有文化的人，由于平时言行正直，知书达理，颇颇受村民的尊敬。村内发生什么纠纷，常常愿意找他征求解决的意见。解放后，我在武汉工作安家，曾将父亲接到武汉同住并治病。父亲于1965年去世。
父亲治家的主导思想是维持自给自足的家庭生活，并培养我的大哥读书，希望他成为有出息的人。
我家有兄弟五人，我排行老三。大哥李仁鹏高中毕业。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在吉安白鹭洲中学读书。在这座学校中，我党的基础比较好，经常组织学生下乡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主张。大哥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接受新思想，也随着革命潮流，下乡进行宣传活动。但大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国民党右派掀起了反共、反左派、反工农革命运动的狂风恶浪。1927年3月，反动派向共产党吉安党部、县总工会、县农协、县商协进攻，捕捉各级机关团体负责人六七十人，杀害了县总工会委员长，并派爪牙下乡镇压工农群众革命运动。
在这种白色恐怖形势下，大哥也被通缉，迫使他在乡下东躲西藏，不敢露面，不敢在家，也不敢回城读书。后来我父亲四处打通关系，给乡里当官的人送去了八十元光洋，请求他们帮助说情，大哥才落下个免于追究，回到城里继续读书。1930年红军攻克吉安城，乡里的外村农民又把他当成“反动派”逮捕，（当时乡下农民认为，城里的人都是白色的，城外的人的红色的）折磨了一段时间，释放回家。不久，吉安城又被国民党占领，白色恐怖更加厉害。大哥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动摇，便投入国民党军队谋生，在国民党军队第14师担任中尉书记官。西安事变后辞职回家，先后担任吉安县政府科长、区长。1949年国民党败退时，我曾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不要去台湾。他接受了我的意见，自认为有一个在共产党里当大官的弟弟，想来会没事。但吉安解放不久，他就被捕判刑，并死于劳改中。他的一生随着世局变迁而颠沛。结局很悲惨。
二哥及两个弟弟均在家中种田，没有远离家门。解放后五弟曾在本地公社当文书。二哥及两个弟弟都已去世多年了。
由于大哥读高中，二哥身体不好，两个弟弟又小，父亲就寄希望把我培养成为农田的主要劳动力。我的童年除了读书之外，课余时间还要经常干些放牛、砍烧柴、采桑叶、捞猪草等农田零活。我脑子好使，掌握各种活路都很快，到了十四五岁就学会了农田一般耕种，什么犁田、耙田、施肥、播种、锄地及收割样样都会。农闲时，挑担到城里卖家里做的油豆腐，账目我也算得清，可以说我在家里是挑大梁的。
可是又要读书，又要干活，又在长身体，我经常觉得吃不饱。我记得当时在家里，早晚只能吃稀的，中饭能够吃到干的，但是父亲也要几个孩子先吃掉一碗红薯后才能吃米饭。为了能够快些吃到米饭，我就耍点小聪明，将红薯在碗里架空起来，让父亲看到我吃了冒尖的一大碗红薯，其实下面是空心的。
母亲张氏，是一位不识字的、连学名都没有的劳动妇女。她为人善良，终日忙碌操持家务。由于她的娘家是农村道教世家，我的外公和舅舅均是道士，我的母亲从小接受总价教育，于是信奉鬼神，经常烧香拜佛，乞求家人平安。母亲很会管家，既会煮饭烧菜，又会纺纱织布，养蚕、养猪、喂鸡、种菜样样能干。我们南方的菜园子，主要由妇女管理，男人管得很少。我还记得母亲亲手腌制的腊肉非常好吃，可惜平时吃不着，父亲把腊肉挂在房梁上，我吃饭时只能抬头看一眼，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小块。
为了维持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母亲对孩子管教很严。那时的我有些调皮，就时常挨打。有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偷偷藏在家里的阁楼上，偷喝了给父亲醸的米酒，直至醉倒睡着，结果挨了打。为了躲避父、母亲的管教，我曾经想外逃不归家。有一次决心跑出家门，白天饿了，就到地里偷地瓜吃。晚上天下大雨，只能躲在桥洞底下避雨过夜。第二天，二哥寻我回家，母亲就从此再也没有打过我。在一个十四五岁孩子的内心，为了不再吃红薯，为了不再挨打，宁愿离家出去闯世界的想法是有的。
母亲先后生育了七胎，最后死于难产。终年刚满四十岁。母亲死时，我已离家参加红军去了，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我们村里在家祠内办了一座私塾，雇请了外地一位先生，而学生也不过三五人，我是其中之一。所学的启蒙课本之一是“人之初”及“学而时习之”。每天除了背书之外，就是写毛笔字。在老师的教书桌侧面，贴了一张孔子的像，学生每天早晨入学，要先向孔子三鞠躬，放学退出也要向孔子三鞠躬。背书不好或写字不好，老师都要用戒板打手。背书好的，可以不帮老师跳水做饭。字写得好的，可以得红圈。当时我们死背书但不解其意，老师虽也讲解，但学生不易听懂。学了不到一年，转入初级小学读书，设有国文、算术、音乐、体育、图书、手工等科目。只读了三年，我就停学了。我的学习成绩不算很好，属于中等程度。
我在小学读书时，第一次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小学也讲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每天第一课之前，要全体起立，由老师领着集体背颂“总理遗嘱”，然后才讲课。
由于离吉安城很近，在城内又有一个姑父开店经商，我每到城里去时，必到姑父店里看一看。姑姑、姑父很喜欢我，每次去，姑姑会给我作一些好吃的东西。姑父读了几年私塾，又是一个勤于自学的人，他对《三国》、《水浒》里的故事讲的滚瓜烂熟，社会新闻消息也知道得很多。所以凡去城里一次，就可以知道一些农村里不知道的事情。另外，大哥在白鹭洲中学读书时，订有县报、省报，我父亲喜欢看旧报纸，不论家里谁到城里去，都要到大哥那里去取回旧报纸，我也经常跟着翻阅，似懂非懂地从中得到不少消息和知识。
上述这些方方面面的耳濡目染，对我当时的思想均有些启发作用。
二、参加红军
第一次大革命之前，盘踞江西的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共有四个正规师，三个地方师，二个独立旅，总共兵力号称十万人。驻守吉安地区为赣军第2师蒋镇臣的部队，军阀的统治腐败残暴，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对“北兵”、“侉老”厌恶已极，民心思变。
1926年秋天，北伐军攻赣总指挥朱培德率领第3军及新编第14军，由广东出发占领赣州之后，夹赣江两岸向北挺进，很快占领吉安、抚州，并配合湘北转入赣北的北伐军攻占南昌、九江。
北伐军经过吉安地区时，与蒋镇臣师展开短时间激战，战场离我们村最近的地方只有四五华里，枪声、炮身震耳欲聋。北伐军很快就把敌人打垮了，并乘胜追击，枪炮声越响越远。人民十分高兴，热烈欢呼胜利，积极支援北伐军。有的自发地送水送饭，有的自愿带路当挑夫。更多的人在村头街尾议论“南兵”如何好，不扰民，不拉夫，买卖公平。在清扫战场时，乡民拾到的枪支弹药，均自动送给乡政府（乡政府同我们小学是行教合一的单位，乡政府的办公室也就是小学的办公室，乡政府的负责人兼任小学教师）。由乡政府转送县政府。为了庆祝胜利，我们小学也挂了彩旗，张贴了五颜十色的标语。总而言之，我所见所闻的第一次大革命，对我产生革命思想影响不小。
但是时移事改，好景不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到半年时间就开始消沉下去了。所谓“军事北伐、政治南征”的腥风血雨开始了，白色恐怖很快就来临了。当时驻在吉安地区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师，师长叶剑英虽然是革命左派，也对形势无能为力。
叶剑英就是我们后来的叶参座、叶元帅。两广解放后，我在广州工作时。叶剑英还同我谈过这段历史过程中的故事。
国民党右派及地主豪绅，兴高采烈地迎接反革命形势的到来，并推波助澜，疯狂地进行反扑，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真是一片血海尸山、鬼哭狼嚎的凄惨状况。而广大工农革命群众被迫偃旗息鼓，怒而不言，由积极参加革命，变成忧心忡忡，观望等待。
左派势力、共产党人更是义愤填膺，被逼上“梁山”，用刀枪相对抗。在城市站不住脚的形势下，迅速转入山区，以农村为主，搞武装斗争，坚持革命。自1927年起，吉安县出现两块农村游击根据地。一块是赣江西面的延福山区，一块是赣江东面的东固山区。我的家乡离东固山区七十华里，开始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变化。1928年之后，逐渐地有各种传说，也就是小道消息，什么“苏维埃”，什么“土地革命”，什么“红军”，什么“赤卫队”，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吉安反动派的报刊除登载井冈山地区“赤匪”活动外，也登载延福地区、东固地区的“土著赤匪”窜扰情况。
东固地区处于吉安、永丰、吉水、兴国、泰和五县边界，游击地形很好，农民生活贫苦。1927年3月，吉安城党的组织被破坏，大批党员、团员及左派人士被捕。共产党员赖经邦是东固山区赖村人，原任吉安县教育局长，在城内站不住脚，他就跑回东固家乡坚持革命，将东固地区原有“土匪”十余条枪争取为革命队伍，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一支数百人的游击队。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武装“围剿”，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而是更加壮大了，战斗力更强了，并创建了东固最早的革命武装力量，后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2团和第4团。1929年，革命形势已发展到我们家乡附近。赣江以东均成为东固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的活动范围。
1929年12月，一天黄昏后，老百姓还没有睡觉，在我们村庄前的大路上，突然传来跑步声和低声说话声：“快跟上，快跟上”。我们出门一看，原来是一支农民组织起来的队伍，从东面山里出来，向吉安城方向前进。除先头有少数步枪外，绝大多数人背的、抬的是土枪、土炮、梭镖、大刀，甚至有的是棍棒。据说有两千多人。他们在吉安城对面的赣江东岸，向城内放了几枪，在附近村子里打了几家土豪，第二天早晨就返回山里去了。
当天上午，吉安城敌人百余人渡河向东侦察搜索，进到丘塘以东高地（此地离我们村约四华里），稍停了一会，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即返回城内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农军行动，是第一场攻打吉安的佯动部队。直到吉安城解放为止，农军先后有九次围攻吉安的行动。由于赣江阻隔，我们这边不能成为主攻方向。而主攻方向在赣江西面，那里可以直接攻城。
我们村里老百姓亲眼看到这次农军行动后，议论纷纷。家境比较富裕的人保持观望态度，不敢发表意见。家境比较贫穷的人，特别是青年，积极主张我们也跟着宣布暴动，成立苏维埃，成立赤卫队。但年纪比较大的老人，认为我们离城太近，敌人可以随时来到，不能轻举妄动。不要惹祸。最后商定是先采取秘密办法，准备红旗，红袖章，准备梭镖大刀，待机而动。
1930年2月第二次农军进攻吉安时，我们村里一部分青壮年，自发地高举红旗，手持梭镖，也跟到赣江东岸摇旗呐喊，并在大洲上村打了两家土豪，挑了两担米，抬了一口肥猪回到村里，在杨家祠堂里煮饭烧肉，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就把红旗梭镖秘密收藏起来了。这次行动我也参加了。
农军退走后，吉水城内的敌人唐云山旅，反扑进到南水、值夏、施家边一带（离我们村子十五到二十华里），被朱、毛指挥的红军主力，将其全部歼灭。
1930年4月，农军第三次进攻吉安时，我们村里的苏维埃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也组织起来了。
1930年5月，农军第四次、第五次围攻吉安时，我们村里已经分配了土地。
1930年6月，农军第六次围攻吉安，乡苏维埃指定我们四个比较小的，比较贫穷的村庄组成模范少先队，并指定由我担任队长。我们出发进到赣江东岸水映庵附近。两天后，吉安敌人大约一个连，乘两艘洋船（小火轮）渡河向东岸出击。城内敌人在大码头一带开枪掩护小火轮前进。同时，小火轮的敌人也向东岸农军开枪射击，打得农军仓促向后撤退。我们模范少先队因无还击能力，也跟着向后撤，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结果跑散了，各自先后跑回家去了。
这样惹了大祸。乡政府知道后，首先把我扣留在乡政府，限制自由，指责我没有负起责任，没有起到模范少先队的模范作用，要打屁股二十大板，并罚十五块大洋，给模范少先队每人作一套队服。大屁股我可接受，罚十五块大洋我没有办法。最后还是我父亲送来了十五块大洋才算了事。事后仍要我担任模范少先队的队长，以观后效。
不久我们模范少先队奉上级命令调到陂头革命老区进行会操，训练两周。由会操指挥部派来军事教官，主要教队列动作及班排战斗队形和战斗动作。要求很严格，操练不好，教官可以打骂。每天操练八小时，天气又热，搞得我们汗流浃背。伙食由会操指挥部供给。
当时的政治口号是：“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打到南昌、九江去，会师武汉”。由陂头会操回家中后，我内心萌发了参加红军的思想，我不满意乡政府处罚，想远走高飞离开家乡。那时我周岁十六。
有一天晚上我向父母说了我的想法，父亲半天不说话，最后无可奈何地、生气似地说：“你愿意死在外头你就走”。母亲心里是万分舍不得，认为我年纪尚小，不能远离家门。第二天，她去找了一个阴阳先生给我算命。阴阳先生说：“一个包袱一把伞，出外可以当老板”。母亲相信迷信，只能眼里流泪，嘴上不怎么阻拦了。
比较让我心里不安的是我的未婚对象，她叫张顺英，比我小两岁，虚岁十五，是我表妹。原来我二舅舅家里共四口人（舅父、舅妈、表哥、表妹），种田为生，自给自足，日子过得不错。可好景不长，舅父因病先死，接着表哥也病死了，舅妈改嫁，短短几年内，就门厅败落。丢下一个十四五岁的表妹，无法独立生活。
舅妈改嫁前，委托我母亲抚养表妹，成人后与我结婚。其实舅妈和母亲早就有这个意思，由于当时情况，我母亲就更是义不容辞了，把表妹接到我们家里，预定我到十八岁就完婚。我对表妹张顺英没有什么想法，主要觉得她的命运不幸，家破人亡，无依无靠，处境悲惨，现在我再一走，其前途如何更难预料，因此心里自觉得有些对不起她。
自我们成为模范少先队之后，各次农军围攻吉安时，我们更加自觉地起模范先锋作用，进攻时走在前头，撤退时走在后头，哪里危险就到哪里去。农军每次围攻吉安时，城里敌人照例要派兵渡河，进行侦察搜索，我们都是有秩序地撤退，再不敢乱跑了。
1930年10月初，第九次围攻吉安。农军配合朱毛红军主力进攻，红军打的很英勇，枪声炮声隆隆，打了一天，敌人抵抗不住，乘夜弃城向北逃窜，红军占领吉安城。此时水东区苏维埃政府决定我们模范少先队集体参加红军，准备打南昌、九江。
当时我们少先队渡河开进吉安城，住在北大街靠近红军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附近，与其他参军的新兵一起组成新兵连。新兵要在新兵连操练三个月，然后分配到连队。新兵分配时，红军总司令部一名叫杨立三的副官长来到我们驻地逐个地看了看我们，并询问了一些情况，结果把我及另两个人选中了，分配到总司令部传令排当传令兵。其余的人有的分配到战斗连队当兵，有的不愿离开家乡，害怕打仗，返回老家了。
我到传令排后，当天就发给我一支七九汉阳造步枪，三十发子弹，并发给一顶带五星的军帽，一套打土豪没收的对襟灰布夹衣，还发了三块现洋作零用钱。我用发的现洋买了米和盐，给吉安城里的姑姑家送去，感谢他们对我的照顾和启迪。
从此我就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革命的浪潮把我卷进了革命的队伍，踏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
三、转入中国共产党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再兼党、转党的过程。
1931年秋天，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后，方面军指挥机关回到瑞金的叶坪、祥溪一带休整。
此时总司令部已决定调我到朱德总司令警卫班当卫士。按规定，警卫班的战士都要选择优秀战士或班长担任，必须是党员或团员，政治上必须可靠。这样就由总司令部传令排战友廖炳先和朱德总司令身边的勤务兵康东生两人介绍我参加了共青团。
为什么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是需要，二是条件具备。当时介绍人和团支部指出我有四个优点：第一，我是带领少先队集体参加红军的，对红军有比较好的认识；第二，在肃清AB团的肃反运动中，我是清白无嫌的；第三，在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表现勇敢坚定，并能吃苦耐劳地完成上面交给的工作任务；第四，能积极参加列宁室的活动及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我虽然文化不高，但在当时的红军战士中，能上几年学的人，也是不多的。因为有点文化，参加列宁室活动比较方便。当时，我能代笔帮别人写墙报、写家信，也能帮别人修改错别字。在肯定优点的同时，团支部指出我最主要的缺点是存在小资产阶级虚荣思想，不敢大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怕得罪别人，又怕自己丢面子，有患得患失的毛病。
1932年春天，在“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是口号下，红军分东路军、西路军进行主动出击。朱德总司令准备随西路军去打江西赣州，毛泽东准备随东路军去打福建漳州。
在出发前总司令部政治协理员康克清（朱总司令的夫人），找我谈话，通知说：由团支部提出，党支部讨论同意，从现在其你是兼党团员过兼党的生活，既接受团的教育，又接受党的教育。也就是说，既过团的政治生活，也过党的政治生活；既参加团的会议，也参加党的会议；既执行团规定的工作任务，也执行党规定的工作任务。但参加党的会议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即类似现在的预备党员。
担任朱德卫士工作一年之后，1932年秋天，在广东水口战役之后，红军会师北上，进行乐安、宜黄战役。红军总司令部指挥机关进到乐安以南的招携附近进行指挥。
此时组织已决定派我到中革军委谍报科任见习科员。到谍报科不久，党支部派人与我谈话，谈话人指出我自入团和兼党后，经过团和党两方面的教育，不论在工作上和思想方面均有进步，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差错，已具备转入正式党员的条件。
不久，支部大会讨论我的转正问题时，全体通过，并很快转为正式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