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赫鲁晓夫在工学院的经历也富有成果。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也在学院第一批学生当中，并且是学院党的领导人之一。她来学院只坐电车，而她的名字也无法使人联想到她就是国家领袖的妻子，因此学生们对这位少妇几乎毫不知晓。赫鲁晓夫却是她的好友，而且这个年轻人还笃信，正是娜杰日达的功劳，自己才受到斯大林的青睐。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我担任莫斯科州委兼市委书记的时候，经常在斯大林的家宴上见到她本人……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在工学院的生活，在维护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等情况，准是她经常告知斯大林的。在谈话过程中，斯大林时常提示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我一开始都想不起来他说的那些事，我早就忘了……看来这准是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告知他的。我想正是这一点才确保了我的地位，而且最重要的莫过于决定了斯大林对我个人的态度。我把这称之为自己摸到的彩票——这可真是一张幸运的彩票啊！后来，那些与我同辈的人，学院里的同班同学还有在党组织里一同工作过的朋友，大都被当作人民的敌人而丢了性命，而那时我却活下来了，我想原因就在此吧。
也许在赫鲁晓夫身兼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书记之际，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已经不在人间了，所以他的回忆很可能是在自欺欺人。当然，阿利卢耶娃同丈夫讨论过工学院情况这一点还是可信的，但是斯大林极少重视妻子的意见，故而也不会对她说的那些轶闻趣事留意在心。对赫鲁晓夫的宦途来说，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引起了拉·莫·卡冈诺维奇的注意，后者以前担任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时下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而且还身兼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的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助手，于是便把赫鲁晓夫调出了工学院，并委派他在首都从事党务。
赫鲁晓夫吉星高照。1931年，经卡冈诺维奇一手举荐，他当选为鲍曼区委第一书记。几个月后，又调到莫斯科另一个区，红色普列斯尼区取代米·尼·柳亭担任区委第一书记；而柳亭则由于反对党的政策被中央政治局流放到边远地区，他的许多同事也同样命运多舛。毫无疑问，赫鲁晓夫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区党组织内“柳亭主义”的余毒全部清除。
1932年，赫鲁晓夫入选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34年，他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一年他才39岁。之后不久又被晋升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州委第二书记，这意味着他已经是卡冈诺维奇在首都的二把手了，不过这时间也不长。在党内，卡冈诺维奇被普遍认为是最杰出的组织家之一，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很明显取决于铁路交通的迅速重组，而他正是此任最明确的人选。经他推举，又经斯大林同意，赫鲁晓夫入选为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此项任命引出了《工人莫斯科报》编辑如下的一番评论：
赫鲁晓夫同志，这位历经战斗洗礼并从最基层参加党的工作而起步的工人，是斯大林教导下的十月革命之后那一代党的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在著名的斯大林工作方法运用大师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指点下，近些年来尼·谢·赫鲁晓夫同我们党一起逐步成长起来，他是我们光荣的莫斯科党组织当之无愧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本人也写下了自己获得跃升时的反应：
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我被提升去接替他的职务……就在中央委员会下一次全会上，我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得知这个消息，我真是欢喜异常，不胜荣幸，然而我也对即将就任的岗位能否胜任，心里没底，惶恐不安。这时我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了，可我还是保留着自己本行的那些工具——卡钳、千分尺、直角尺、直尺和量筒什么的。我不愿意割断自己和老行当的联系。在我看来，党内职务是选举产生的，如果将来我没有重新当选，那么可能有一天我还会去重干我的老本行——做一名钳工。
身居高位肩负重任，这或许确实会令人望而却步；但是实际上，赫鲁晓夫作为首都所在州州委第一书记比起外埠那些州委书记，工作活动却大受限制。州内各地单方面决定的事情都必须在莫斯科上交全苏联一级权力机关，有时要上报斯大林本人。甚至在审批首都的地区建设和公用设施的供应工作上，莫斯科州党委或苏维埃机关也要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例如有一次，在许多外国来宾参加了五一节游行之后，斯大林召见了赫鲁晓夫，指示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在首都修盖40处厕所，由于缺乏这些设施曾给游行者造成了诸多不便。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也还是做出了不少成绩，引人注目。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干将：遍访州和市辖区内的工厂农村，为集体农庄主席、教师、科学家和甜菜农组织会议等等，他还积极参予了执行首都重建计划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