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这番话由1937年3月的报刊发表之际，斯大林的恐怖时代已开始笼罩全国。最初的清洗是在1935年进行的。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进行了一场扫除“不良分子”的运动，成千上万的贵族和富农家庭、工厂主以及其他被视为“不良分子”的人都被流放到外地，赫鲁晓夫却对此视为理所当然。次年又放逐了那些反对斯大林政策的人，其中大都是党政机关的中层干部。但是，就在1937年2-3月那次中央全会之后，镇压的浪潮甚嚣尘上，牵连到成千上万的人，而这些人历史上却从未支持过任何反对派。恶浪很快就波及到莫斯科州委党组织身上。州苏维埃主席菲拉托夫和市委书记科里尼都遭逮捕，首都地区数十名其他党的负责干部和企业领导，其中还包括不少当年地铁工程的组织者亦同遭厄运。各区委书记也都荡然无踪了。1937年6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会上的发言里激动地指出：“这些可耻的叛徒还打入了党的内部，甚至混进机关，有些人还当上了莫斯科党委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
在1937年的野蛮暴行中，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安得列耶夫这些人都是积极的推动者，他们不但心照不宣地大力赞同逮捕无辜人民的行动，而且甚至亲手编纂本部门工作人员的黑名单，把他们打成“人民的敌人”，并奔波于全国各地，襄助内务部完成其任务。显然，赫鲁晓夫并没有这样心狠手辣，置人死地。但另一方面又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力阻过斯大林的措施，或是尽力保护莫斯科地区党政干部免遭毒手。他相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他谈到了从大恐怖牺牲者身上逼供出来的所谓“证词”，而且还信以为真；他在多次讲话中曾呼吁要警惕和揭露“敌人”；他还根据内务部的要求批准过实施逮捕的命令。甚至在许多时候，他还盲从地听命上级的一切，认为对于扣在他们身上的种种罪名，被控者本人都是难逃其咎的。或许他会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能够彻底查清每桩案件，并开脱无辜者，而且斯大林和那些负责执行暴虐措施的人要比自己更熟悉情况，这也许是他的一种自我安慰吧。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赫鲁晓夫对此却什么也没讲，不过他确实也承认，自己曾默许过按斯大林的旨意镇压某些党内优秀干部的行动：
一项调查结束后，而且斯大林认为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必须在报告上签名，这时在会议上，他常常当场迅即签字，然后再传到我们每个人手中，而我们便一眼不看立即签名……我们是把报告当成罪证材料在上面签字的，换言之，斯大林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我们。于是这就成了一种集体的意见。
这仅仅是赫鲁晓夫放弃道义责任的多种方式之一。当时他必须从事的一件任务就是视察监狱，监狱里关押的都是一些本人活动尚在调查之中的犯人。赫鲁晓夫讲述过这么一件事：
〔特列瓦斯〕是个聪明、能干而正派的人，我是通过莫斯科党组织认识他的，那时他和我在鲍曼区一同工作过半年……他遭到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当斯大林指示各地区党委书记出去巡视各自地区内“契卡”的监狱时，我在一次巡视中发现特列瓦斯正身陷囹圄。1937年大屠杀开始后，他未能逃脱被杀的恶运。
特列瓦斯曾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同事；但赫鲁晓夫并未出面干预他的案子，特列瓦斯后来就被害死了。应当承认，这时赫鲁晓夫的手脚已经被斯·列坚斯捆住了，后者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属机构的负责人，又是斯大林的连襟。他曾陪同赫鲁晓夫一齐巡视监狱。但是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当时真正制约赫鲁晓夫行动的却是内心恐惧与盲目屈从；因为他看到许多比他位高权重的要人，被斯大林送上西天，一去不回。即使对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赫鲁晓夫也不得不敬而远之，列宁夫人对于他是这样的：
我始终把列宁尊崇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因此对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具有极高的敬意。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可分离的伴侣。当所有人都开始向他发起攻击时，使我真感到痛苦……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她上了年纪，心情沮丧不快。人们象躲瘟疫一样避着她。由于她背离了党的路线，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她受到严密监控。当我现在分析那段时期发生的事件时，我认为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她知道我是支持党的“总路线”的，而且是斯大林这代人的产物。因此，她也就以相应的态度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