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对我方来说极为不利，我军处于困境……在战争爆发后的五六天，方面军司令员同我一起，派遣军事委员会一名委员瓦舒金将军前往某坦克军指导该军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燃料的工作。瓦舒金从前线一回来就来找我，他整个儿都变了，胡言乱语，行为怪诞，精神错乱，他嚷道：“一切都失掉了，和法国大败时的局面一个样。一切全完了，我得开枪自杀！”我努力制止他：“你疯了吗？！快点儿重新振作起来！”但还没等我再做什么，他就当着我的面儿拔出手枪自尽了。
赫鲁晓夫和基尔波诺斯两人担负着保卫基辅的重任。整个乌克兰上下都在赶制武器弹药，其中主要是反坦克手榴弹和燃烧瓶。对基辅防区严重失修的状况以前是听之任之，现在则重新把防区迅速变成了战争堡垒，大小碉堡无一不漏武装起来。全城居民动手，在城区四周挖筑了一条反坦克深壕。民防卫队也组建起来了。这些措施足以挡住德寇原计划轻易拿下基辅的行动。7月下半月加上8月一整月，基辅城外发生一场大的激战，德军主力受到阻滞。可是在城南城北两个方向上，敌寇还是死死地压住了红军，而且进一步向东推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辅防区大突出部的军事态势；由于德军握有战场主动权，这种态势对于处于被动的红军来说，实在极其危险。如果德军一部从中间位置移兵南下，红军主力就会被一刀两断，其后果不仅是基辅失守，而且整个南部防线都会遭到严重打击。对红军部队来说，撤出基辅而后在通往哈尔科夫与顿巴斯的公路沿线另组新的防线，尚为时不晚。这一权宜之计得到基尔波诺斯和赫鲁晓夫以及时任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布琼尼一致赞同。然而斯大林却下令严禁红军放弃基辅。
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月时间里，斯大林的状态极其摇摆不定。面对危局，他一开始也差不多陷于绝望，感到扭败无戏，无从下手。一个夏日，正值乌克兰地区鏖战甚急，斯大林把赫鲁晓夫召回了莫斯科。
（赫鲁晓夫回忆）我走进统帅部驻地时，见到了斯大林。当时统帅部设在基洛夫大街（那时叫米亚斯尼科夫大街）的地铁车站里。他已经一蹶不振，躺靠在一把睡椅里，看上去心力交瘁。我进屋后，他对我的问候敷衍作答，握了握我的手，接着问起前线情况如何。我告知他情况很不好，我们正在败退。他马上暴躁地摔给我一句，“好嘛，他们以前老是奢谈什么俄国人的胆略。可现在它跑到哪儿去啦，这种俄国人的胆略？”我感到十分愤怒。斯大林怎么能……这样指责俄国人民呢？……对于我们军队遭受的失败，应当指责的正是他斯大林本人，因为他摧垮了我们的干部队伍，而且也没有充分利用我们苏维埃人民用劳动血汗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财富……
但到了秋天，形势的缓和使斯大林恢复了常态。基辅和斯摩棱斯克外围的战役已经基本抑制住德军的全面攻势；德军在列宁格勒城下业已裹步不前；在南方战场，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在奥德萨受到顽强的阻击，然而斯大林却缺少战略眼光，经常发出一些相互矛盾的命令，也没有认识到灵活机动的必要性，而且不相信自己的军事指挥员。朱可夫曾试图让斯大林相信，放弃基辅实属明智之举，后来他对当时的情况做过下列一番描述：
……接着我又说下去：“西南方面军必须马上全部撤过第聂伯河。我们必须集中不下5个加强师的预备兵力，在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接合部的后方集结。”
“但是基辅怎么办？”斯大林问道。
我清楚，“放弃基辅”这几个字对全体苏联人民以及斯大林本人都意味着什么。但我不能感情用事，而且作为一名军人，我也有责任提出当时情形下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
“我们不得不放弃基辅。”我回答道。“我们必须在西部战区马上组织一次反攻以便夺回叶利尼亚突出部。不然敌人以后可以利用这个桥头堡进攻莫斯科。”
斯大林反驳我道：“你说的反攻在哪儿呢？把基辅丢弃，让给敌人，这样的馊主意你也能讲出口？！
我也忍耐不住了，回答说：“如果你认为你的总参谋长只会胡言乱语，那么他在这儿还有什么可干的。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
“不要激动，”斯大林说，“再说了，如果你决心采取这种态度，那么没有你我们也能行。”